走一走
早上六点,陈德顺醒了。醒了以后没有马上坐起来,先躺在床上听隔壁的动静。隔壁是老周家。老周五点半出门,门关得重,整栋楼能听见。那一声响过去以后,陈德顺才掀开被子坐起来。
秀兰比他醒得早,已经坐在床沿上,手里捏着一卷纱布。她把纱布一层层展开,又一层层卷回去。
“你今天休息。”秀兰说。
“嗯。”
“出去走走。”
陈德顺低头穿鞋。鞋是前年买的,鞋底磨得一边高一边低,走路往右边歪。他把鞋带系紧,站起来,又坐下。
“我去买早饭。”
“锅里有挂面。”
“买两块钱油条。”
秀兰没接话,低头开始拆脚上的纱布。陈德顺看了一眼她的脚背。那里有一块颜色发暗,比昨天大了一圈。他把目光移到窗台上。窗台上放着三个药瓶,两个白的,一个褐色的。褐色那瓶快见底了。
他站起来,拿了钥匙,出了门。
楼梯间的灯坏了一个多月,从四楼到二楼这一段是黑的。陈德顺扶着栏杆往下走,右手攥得紧,左手空着。走到二楼拐角,墙上贴着一张通知,是社区贴的,说要装电梯,每户先交三千块。通知贴了快两个月,纸角卷起来了,上面的字被窗户缝里漏进来的雨水泡得模糊。陈德顺凑近看了看,把三千块这个数字念了一遍,声音很小,像在问自己。他接着往下走。一楼过道里堆着老周家的旧沙发和两个纸箱子,他侧身过去,推开门。
外面的天刚亮透。院里的老槐树叶子黄了大半,落了一地,扫起来刷刷响。扫地的老赵正弯着腰往簸箕里扫,看见陈德顺,直起腰来。
“今天歇着?”
“歇着。”
“秀兰的脚好些了?”
“好些了。”
老赵点点头,又弯下腰去扫。陈德顺从他身边走过去,踩在槐树落叶上,脚底下发软,叶子一层压一层,踩不透,走起来像踩在棉被上。
出了院门往右走,第一个路口有家早点摊。摊主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,围着一条蓝色围裙,围裙上沾了面粉,白一块黄一块。她男人在后面炸油条,油锅里的声音很响,隔一条街就能听见。
“两根油条。”陈德顺说。
“两块。”
陈德顺从裤兜里摸出一把零钱,数了四张五毛的递过去。女人接过去,用夹子夹了两根油条,装进一个纸袋里,又套了一层塑料袋,递过来。
“今天不买豆浆?”
“不买。”
“秀兰不爱喝豆浆?”
“她脚肿,不能多喝水。”
女人哦了一声。陈德顺接过油条,纸袋很烫,他换了一只手拿。
从早点摊往前走,经过一排临街的铺面。修鞋的、配钥匙的、卖五金的,都还没有开门。只有一个卖菜的门帘撩起来了,一个老头正往架子上摆菜。菠菜三块五,黄瓜两块八,西红柿四块。陈德顺站住看了一会儿。
“要点什么?”老头问。
“看看。”
“看什么看,买菜就买菜。”
陈德顺没说话,往前走了。
走到街口,碰见刘建国。刘建国是他的老同事,一个车间干了十几年。后来厂子倒了,刘建国去开了出租车。今天没出车,穿了一件灰夹克,头发白了一大半,指甲缝里还有黑泥。
“老陈!”
“建国。”
“今天歇着?”
“歇着。”
刘建国从兜里摸出烟盒,抽出一根递过来。陈德顺接了,刘建国给他点上,自己也点了一根。两个人站在街口的电线杆子底下抽烟。
“我家那小子要结婚。”刘建国说。
“好事。”
“好什么事。女方要十八万彩礼,还要在城里买房。我开出租车一个月挣四千,不吃不喝得攒四年。”
陈德顺抽了一口烟,没说话。
“你儿子呢?”刘建国问。
“在南方。”
“干什么?”
“在工地上。”
“挣多少?”
“不知道,他没说过。”
“连挣多少都不跟你说?”
“他忙。”
刘建国把烟屁股扔在地上,用鞋底碾了碾。“我家那个至少还跟我说。你家小军一年回来一趟,跟没这个儿子一样。”
“都忙。”
“忙个屁。”刘建国又摸出一根烟点上,“我跟你说老陈,这年头,儿子就是讨债的。小时候讨学费,长大了讨彩礼。你算算,从生下来到结婚,得花多少钱?”
陈德顺抽完最后一口,把烟头扔在同一个地方。“我得走了。”
“干什么去?”
“走走。”
“走走?”刘建国看了他一眼,“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?”
“没有。”
“那你走什么走?回家歇着多好。”
陈德顺没回答,抬脚走了。刘建国在后面喊了一声:“改天喝酒!”他没有回头。
菜市场在街的尽头。陈德顺走进去,里面很吵。卖鱼的正往案板上摔一条草鱼,鱼尾巴甩出一串水珠,溅到旁边卖豆腐的女人身上。女人骂了一句,卖鱼的笑了一声,接着摔,又是一串水珠。陈德顺从人缝里穿过去,走到最里面的早点摊位前。他本来想再买两个包子,看了看价格,又把手缩回来了。肉包子一块五一个,菜包子一块。他买了两个菜包子,用另一个纸袋装着。
从菜市场出来,太阳已经升高了。陈德顺把装油条的纸袋换了只手,两个纸袋,一个烫一个温。他往河边的方向走。
路过社区卫生服务站的时候,他停下来,推门进去。里面只有一个护士,二十来岁的小姑娘,正低头看手机。听见门响,抬起头。
“降糖药多少钱?”陈德顺问。
“哪种?”
“二甲双胍。”
小姑娘从抽屉里拿出一盒,看了看背面。“二十六块八。”
“上个月不是十八块九?”
“涨价了。进价涨了。”
陈德顺从裤兜里摸出钱包,打开看了看,又合上。“先不买。”
“要买趁早,下个月可能还涨。”
陈德顺点点头,推门出来。外面的阳光照在玻璃门上,晃了一下眼睛。他站在门口用手背揉了揉,揉了揉就好了。
他继续走,过了红绿灯,到了河堤上。河堤的栏杆是新换的,原来的是铁的,锈得不成样子,前年有人靠在上面掉下去了,后来就换了水泥的。陈德顺记得十年前这条河里的水是黑的,隔着老远就能闻到味,现在清了,能看见底下的石头。有个老头坐在河堤的石墩上钓鱼,身边放着一个塑料桶,桶里有几条小鲫鱼,都不长,手指那么长。
陈德顺在旁边另一个石墩上坐下来。油条和菜包子放在膝盖上,纸袋已经凉了,贴在手心里不烫了。
老头钓了十几分钟,提起鱼竿,鱼线上空空荡荡。他把蚯蚓重新穿到钩上,甩出去,又坐下来。
“没鱼?”陈德顺问。
“有。不吃。”
“为什么不吃?”
“天凉了,鱼不爱动。”
陈德顺坐了一会儿,从纸袋里拿出一个菜包子,咬了一口。包子是凉的,皮有点硬,嚼了半天才咽下去。老头侧过头看了他一眼。
“你没吃早饭?”
“这是早饭。”
“就两个包子?”
“还有油条。”
老头没再问,盯着水面。过了一会儿,鱼漂动了一下,老头一提竿,钓上来一条手指长的小鲫鱼。他把鱼从钩上摘下来,扔进桶里,鱼在桶里扑腾了两下,不动了。
“这么小也钓?”陈德顺问。
“小的也是肉。”
陈德顺把剩下的一个包子吃完,站起来。老头问:“这就走?”
“嗯。”
“你是干什么的?”
“在厂里看大门。”
“哪个厂?”
“机械厂。”
“机械厂不是倒了吗?”
“倒了。换了老板,还有几个车间在干。”
老头哦了一声,又把目光收回到水面上。陈德顺沿着河堤往回走。走到桥头的时候,看见一只死猫。猫是黄色的,蜷在栏杆底下,身上爬满了蚂蚁,黑黑的一层,会动。路过的人绕开走,没有人停下来看。陈德顺也绕开了。走出十几步,他又停下来,回头看了一眼。死猫的位置没有变,蚂蚁还在爬。
他继续走。
从桥上下来,经过一家手机店。门口挂着一个音箱,正反复播放“全场清仓,最后三天”,声音很大,震得人耳朵疼。陈德顺想起儿子小军上次打电话是一个月前,说手机坏了,换了一个,问家里要不要旧的。陈德顺说不用。其实秀兰的手机早就开不了机了,一直放在抽屉里,电池鼓了包,后盖合不上。
他在手机店门口站了一会儿,看着玻璃柜里摆的那些手机。最便宜的一款标价三百九十九。
“看手机?”店员从里面走出来。
“不买,看看。”
“看看也行,进来看看。”
陈德顺没有进去,往前走了。
走到小区门口,看见老赵还在扫地,换了一棵树底下。老赵直起腰来。
“回来了?”
“回来了。”
“买了什么?”
“油条。”
“秀兰的脚好些了?”
“好些了。”
老赵点点头,接着扫。
陈德顺上了楼。四层楼,他歇了两次。第一次是在二楼拐角,站在那张装电梯的通知前面,喘了几口气。第二次是在三楼半的拐弯处,扶着栏杆,右膝盖里面像有什么东西别着,每上一层都得绷一下。到了家门口,钥匙插进去,门开了。
秀兰坐在床边,脚上的纱布已经拆了,脚背上的暗块露在外面,比早上看的时候更清楚了。
“买回来了。”陈德顺把纸袋放在桌上。
“去了这么久?”
“走了走。”
“走到哪去了?”
“河边。”
秀兰看了他一眼。“你走那么远干什么?”
“不是你说让我出去走走?”
秀兰没说话,开始吃油条。油条凉了,她嚼得很慢。陈德顺坐在椅子上,看着她吃。窗外有人在喊孩子回家写作业,喊了三遍,孩子的答应声从楼底下传上来。
“小军打电话来了。”秀兰说。
“什么时候?”
“你出门以后。我在屋里听见手机响,跑过去接,没接着。”
“他什么时候再打?”
“不知道。上回是隔了十一天。”
陈德顺站起来,把桌上的药瓶拿起来摇了摇。白色的两瓶还有,褐色的那瓶倒过来磕了两下,磕出最后一片,落在手心里。
“药快完了。”
“知道。”
“下午我去买。”
“多少钱?”
“二十六块八。”
秀兰嚼油条的嘴停了一下,又接着嚼。“上个月不是十八块九?”
“涨了。”
“那就先买一瓶。”
陈德顺把空药瓶放回窗台,坐下来。秀兰吃完油条,把纸袋叠起来,放进桌子底下的垃圾袋里。然后她弯下腰去够脚边的纱布,腰弯到一半停住了,一只手撑着床沿。
陈德顺走过去,蹲下来,帮她把纱布拿起来。
“我自己能行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他把纱布递给她。她慢慢把脚包好,包完以后扶着床沿站起来,一瘸一拐地走到灶台边上,拧开水龙头洗手。水声很小,水流也很小,是老管子,锈得堵了,拿针捅过两回,捅一回好几天,过几天又堵。
“中午吃什么?”秀兰问。
“挂面。”
“就挂面?”
“买了两块钱油条,还剩三块。我去买点青菜。”
“别买贵的。”
“知道。”
陈德顺又出了门。这回他走得快,没在二楼停。到了楼下,老赵已经扫完了,正蹲在门口择韭菜。陈德顺从他身边走过去,到了街口的菜摊上,挑了一把最便宜的菠菜。
“三块。”
“两块的有没有?”
“两块的剩的少。”卖菜的老头从底下翻出一小把,“就这些了。”
陈德顺看了看,叶子有点蔫,但没烂。“要了。”
回到家,秀兰正坐在椅子上择豆角。豆角是昨天买的,放在塑料袋里捂了一天,有几根已经起了黑点。陈德顺把菠菜放在桌上,坐下来一起择。两个人择了十几分钟,把豆角择完,又择菠菜。没有人说话。窗外有小孩在跳皮筋,念口诀的声音一阵一阵传上来。
“马兰开花二十一,二五六,二五七,二八二九三十一。”
秀兰择完最后一根豆角,把掐下来的头尾拢到一起,用报纸包了,扔进垃圾袋里。
中午下了挂面,卧了一个鸡蛋。鸡蛋是秀兰从碗柜最里面拿出来的,只剩三个了。她把鸡蛋打在面里,用筷子搅了一下。
“你吃鸡蛋。”秀兰说。
“一人一半。”
“我不爱吃鸡蛋。”
“一半。”
秀兰没再说话。面盛出来,两碗,一碗里有一个荷包蛋,另一碗里也有一个。陈德顺看了她一眼。她低头吃面,吃得很快,嘴里的面还没咽完就往嘴里送下一筷。
吃完面,陈德顺坐在阳台上。阳台很小,只能放下一把椅子和一个旧柜子。柜子上放着一盆仙人掌,已经养了七年,从来没开过花。楼下有人在收废品,骑着三轮车,喇叭里喊着“收旧电视旧冰箱旧洗衣机”,声音由远到近,又由近到远。
陈德顺从口袋里摸出半包烟,抽出一根点上。烟是刘建国给的那根,一直没舍得抽。抽到一半,手机响了。他看了一眼屏幕,上面显示“小军”。
“喂。”
“爸。”
“嗯。”
“我妈呢?”
“在屋里。”
“她脚怎么样?”
“肿。”
电话那头停了一下。“我往家里卡上打了两千块钱。”
“你哪来的钱?”
“上个月加班多。你带我妈去医院看看。”
“知道了。”
“我这边挺好的,不用惦记。”
“嗯。”
“过年我回去。”
“嗯。”
“那我挂了。”
“挂吧。”
电话断了。陈德顺把手机装回兜里,把烟抽完,烟头扔进阳台角落的一个空罐头瓶里。瓶子里已经攒了七八个烟头,长短不一。
他坐了一会儿,站起来,进了屋。
秀兰正靠着床头打盹。脚上的纱布包得好好的,脚背上的暗块从纱布边缘露出来一点,颜色发亮。陈德顺把被角往上拉了拉,然后走到厨房,烧了一壶水。水开以后,他把热水倒进一个塑料盆里,兑了凉水,用手背试了试温度。
“秀兰。”
秀兰睁开眼。
“泡泡脚。”
“医生说不让泡。”
“温的可以。”
秀兰没说话。陈德顺把盆端到床边,蹲下来,帮她把纱布拆了。脚背上的皮肤发亮,暗块一直没有退。秀兰把脚伸进盆里,水一点一点漫过脚踝。她的眉头皱了一下,又松开了。
“烫不烫?”
“刚好。”
陈德顺蹲在旁边,看着水面上飘着一层薄薄的热气。热气慢慢散了,水面上什么也没有。
“小军打了两千块钱。”他说。
秀兰看着自己的脚。
“他说让我带你去医院。”
“去什么医院。去了也是这一套。”
“他说带你去。”
“两百块挂个号,三百块做个检查,最后开的还是二甲双胍。”秀兰把脚从盆里抬起来,水顺着脚背往下滴,“两千块钱,留着。”
陈德顺没说话。他站起来,把毛巾递给她。秀兰把脚擦干,自己把纱布缠上,缠得比刚才紧了一些。
陈德顺把水端到卫生间倒了。倒完水回来,把空盆放回原处,靠着墙。原来放盆的地方有一圈水印,是常年滴水洇出来的,颜色比旁边的瓷砖深。
他在椅子上坐下来,把手机摸出来看了一眼。屏幕上有两个未接来电,一个是小军早上打的,一个是陌生号码。他把陌生号码按掉,把小军的号码存回通讯录里。存的名字是“儿子”,他打的是“小军”,一个字一个字拼的,拼了三四遍才拼对。
傍晚,秀兰说想下楼坐坐。陈德顺说行。他先下去,把楼下老赵家不用的一个旧马扎搬出来,用袖子擦了擦灰,又上来扶秀兰。两个人下楼用了差不多十分钟。秀兰一手扶着栏杆,一手扶着陈德顺的胳膊。走到二楼拐角,她在装电梯的通知前面停下来看了看。
“三千块。”她说。
“嗯。”
“咱家拿不出。”
“拿不出就不拿。”
“不拿不给装。”
“不装就不装。”
秀兰没再说话,接着往下走。
楼下花坛边上坐着几个老太太,在说话。看见秀兰下来,都招手。秀兰在她们旁边坐下来,陈德顺把马扎放在她屁股底下,自己退到一边,站在楼洞口。
“秀兰,你脚好些没?”
“好些了。”
“我那个侄女在医院,要不要帮你问问?”
“不用。老毛病。”
“我家老头也是糖尿病,天天打针,打了好几年了。”
“打针贵。”
“贵的。一个月好几百。”
“嗯。”
几个老太太说了一会儿,话题转到了别处,说起谁家的儿子结婚了,谁家的闺女考上大学了。陈德顺站在楼洞口听着,太阳快要落到楼后面去了,天边的颜色一层一层变,先是白的,再是黄的,最后变成灰的。
忽然一个小孩子跑过来,手里拿着一根冰棍,跑到秀兰面前站住。
“奶奶。”
秀兰看了他半天。“你是谁家的?”
“我是六楼的。”
“六楼哪个?”
“姓周的。”
“哦,老周家的孙子。”
小孩子把冰棍递过去。“给你吃。”
秀兰摆摆手。“奶奶不吃,你吃。”
小孩子不肯走,冰棍开始化了,滴在地上,一滴一滴的。他妈妈从远处喊了一声,小孩子跑回去了。秀兰看着他的背影,看了一会儿,低下头去。陈德顺看见她用手背在眼睛那里擦了一下。擦完以后,她把手放回膝盖上,什么话也没说。
天黑了以后,老太太们各自回家。陈德顺把秀兰扶上楼。这回歇了三次,比下来的时候多歇了一次。秀兰在中间没有说话,陈德顺也没有。
到了家,秀兰说累了,先躺下了。陈德顺坐在阳台上,没有开灯。楼下还有人在走,脚步声一下一下的,从东边响到西边。
他把手放在膝盖上。右膝盖还是别着劲,弯一下疼,伸开了也疼。
他从罐头瓶里拣出一根最长的烟头,点上,抽了两口,又掐灭了。罐子里的烟头又多了半个。
屋里秀兰翻了个身,床板响了一下。
陈德顺站起来,把阳台的窗户关上,只留了一条缝。他走进屋里,把秀兰脚上搭着的被角重新掖了一遍。窗台上的三个药瓶,一个空的,两个各剩几片。
他坐在床边脱鞋。鞋带解开以后,他忽然想起今天出门的时候没有买降糖药。
明天吧。
他把鞋摆好,躺下来。秀兰的呼吸声很轻,像什么东西在慢慢地漏气。他把手伸到枕头底下,摸到钱包,捏了捏。里面那两张一百的,是上个月发工资时留下的。他攥了一会儿,又松开了。
外面有人还在走。脚步声远了,又近了,最后听不见了。
陈德顺闭上眼睛。明天六点醒,醒了听老周家的关门声,然后起来,去上班。大门那里有一把椅子,他坐在上面,看人进出,看车进出,看太阳从东边升起来,从西边落下去。
秀兰的脚还是肿的。药还是得买。电梯还是装不起。小军还是过年才回来。
但今天他出去走了一圈。油条买回来了,菠菜也买回来了。中午的面里卧了两个鸡蛋,一人一个。楼下的老太太跟秀兰说了话,老周家的孙子给了她一根冰棍,虽然化了,滴了一地,但冰棍是甜的,那孩子的手举了半天,举得胳膊都酸了。
秀兰擦眼睛的时候,他看见了。
他没问。
她把脚泡进温水里的时候,眉头皱了一下,又松开了。她说“刚好”。
陈德顺翻了个身,把被子往上拉了拉。床头柜上的闹钟还有六个小时才响。外面的脚步声彻底没了。整栋楼安静下来,只有下水管里偶尔咕噜一声,是楼上谁家在用水。
他忽然想起早上出门的时候,秀兰让他出去走走。他走了。走的时候心里堵着的东西——药价、电梯钱、小军的电话、刘建国的十八万彩礼、那只爬满蚂蚁的死猫——这些东西还在,一样也没少。
但他走回来了。
走回来的时候手里拎着油条,口袋里装着找零的三块钱,膝盖疼,肚子饿,太阳晒得后脖颈发烫。秀兰在屋里坐着等他,等他回来吃面。
面里有两个鸡蛋。
明天上班的时候,他还是坐在那把椅子上,看人进出,看车进出。有人问他秀兰的脚好些没有,他说好些了。
好些了。
陈德顺闭上眼睛。窗台上那三个药瓶,在黑暗里什么也看不见,但摆在那里,一个空的,两个各剩几片。
明天买一瓶。
另一瓶,下个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