寒火
那年冬天特别冷。
李建国记得很清楚，一九七六年的腊月，北风像刀子一样刮过县城。他推着那辆吱呀作响的板车，从城东的煤厂往城西的家属院走。板车上堆着蜂窝煤，用麻绳捆得结实，但还是有几块碎煤渣掉下来，在雪地上留下黑色的痕迹。
他的棉袄是父亲留下的，补丁摞补丁，袖口磨得发亮。风从领口灌进去，他打了个哆嗦，把脖子往衣领里缩了缩。手已经冻得没知觉了，只有推车时还能感觉到麻绳勒进掌心的疼。
“建国！煤来了！”
家属院门口，王婶裹着厚厚的围巾，只露出两只眼睛。她身后跟着个小男孩，五六岁模样，鼻涕冻成冰溜子挂在嘴唇上。
“王婶，这是您家的，三百块。”李建国停下车，开始卸煤。
“这天儿真够呛。”王婶搓着手，“你爹那腿好些没？”
“老样子，天冷就疼。”李建国搬起一摞煤，稳稳地放在墙角。煤灰扬起来，落在他的眉毛上，像突然老了二十岁。
王婶叹了口气，从兜里掏出皱巴巴的票子：“给，三块六。对了，我家还有点白菜，一会儿给你拿两颗。”
“不用了王婶。”
“拿着吧，你爹需要营养。”
李建国没再推辞。他知道推辞也没用，这院子里的人都这样，你帮我一把，我拉你一下。他把煤码整齐，数了数，正好三百块。
小男孩突然说：“妈，我冷。”
“冷就进屋去。”王婶说，但手却伸出来，把孩子的帽子往下拉了拉。
李建国看着那孩子，想起自己小时候。也是这样的冬天，也是这样的冷。父亲那时候还在铁路上班，每次回家都带一包烤红薯，热乎乎的，能捂手。后来父亲从火车上摔下来，腿断了，工作没了，家就垮了。
“建国，想啥呢？”王婶问。
“没啥。”李建国摇摇头，继续搬煤。
最后一摞煤放下时，他直起腰，感觉脊椎像生锈的铰链，嘎吱作响。王婶从屋里出来，手里真的拿着两颗白菜，外面叶子冻得发黑，但里面还是好的。
“谢谢王婶。”
“谢啥，快回去吧，天要黑了。”
李建国推着空板车往回走。风更大了，吹得路边的枯树枝呜呜作响。街道上空荡荡的，只有几个行人缩着脖子匆匆走过。路灯还没亮，天是铅灰色的，压得很低。
他想起早上出门时，父亲躺在床上说：“今天少拉一趟吧，太冷了。”
他说：“没事，多拉一趟多挣八毛。”
其实他撒谎了。今天他拉了三趟，这是第四趟。明天是腊月二十三，小年，他想给父亲买点肉，包顿饺子。父亲已经三个月没沾荤腥了。
路过国营商店时，他停下来看了看橱窗。里面摆着几块布料，红的，蓝的，还有一块藏青色的毛呢。他记得母亲有一件藏青色外套，是结婚时做的，穿了十几年，袖口磨破了还舍不得扔。母亲走的那年冬天，父亲把那件外套改小了给他穿，说：“你娘的东西，不能糟蹋。”
他在橱窗前站了一会儿，直到售货员用奇怪的眼神看他，才推着车离开。
到家时天已经完全黑了。
他们住在铁路边的棚户区，两间低矮的平房，墙是土坯的，冬天漏风，夏天漏雨。李建国把板车停在门口，抱起白菜进了屋。
屋里比外面暖和不了多少。煤炉子烧着，但火很小，父亲说要省着用煤。父亲坐在床边，腿上盖着旧棉被，手里在编竹筐。那是街道办给找的活，编一个筐两分钱，父亲一天能编二十个。
“回来了？”父亲头也没抬。
“嗯。”李建国把白菜放下，从水缸里舀水洗手。水冰凉刺骨，手上的煤灰洗掉了，露出冻得通红的皮肤，有几处裂了口子，渗着血丝。
“今天拉了几趟？”
“两趟。”李建国说。
父亲抬起头看他：“撒谎。你鞋上的煤灰，至少四趟。”
李建国不说话了。他蹲在炉子边，把火拨旺一些。火光映着他的脸，年轻，但已经有了风霜的痕迹。他才十九岁，但看上去像二十五六。
“不要命了？”父亲说，声音很轻。
“明天小年。”李建国说。
父亲沉默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说：“柜子里还有点白面，你王叔上次给的。白菜馅饺子也行。”
“我想买点肉。”
“钱呢？”
李建国从兜里掏出今天的收入：三块六，两块四，三块六，三块六。一共十三块二。他数出八毛，剩下的递给父亲。
父亲没接：“你留着吧。”
“您收着。”
“让你留着就留着。”父亲的声音硬起来。
李建国只好把钱放回兜里。他知道父亲的心思——这些钱要攒着，给他娶媳妇用。可是父亲不知道，或者假装不知道，没有姑娘愿意嫁到这样的人家来。上一个媒人来，看了看他们家，连口水都没喝就走了。
晚饭是窝头和白菜汤。李建国吃得很香，他饿坏了。父亲吃得很慢，每咽一口都要停一下。他的牙不好，去年掉了两颗，没钱补。
“爸，我想去南方。”李建国突然说。
父亲的手停住了：“去哪？”
“广东。听说那边工厂多，挣钱。”
“你听谁说的？”
“二狗他表哥去了，一个月挣六十块。”
父亲放下窝头，看着他：“那么远，人生地不熟的。”
“总比在这里强。”
“在这里至少饿不死。”
“但也活不好。”
父子俩对视着。炉火噼啪作响，墙上他们的影子晃动着，像两个在对话的鬼魂。父亲先移开目光，他拿起竹条，继续编筐。竹条在他手里翻飞，灵活得不像一双老人的手。
“你想去就去吧。”父亲说，声音很平静，“我还能动，饿不死。”
李建国没想到父亲会答应。他准备好的话都堵在喉咙里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他看着父亲，父亲低着头，专注地编着筐，好像刚才说的只是明天吃什么这样平常的话。
“我……”李建国想说我不去了，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他确实想去，想去挣大钱，想让父亲过上好日子，想离开这个永远寒冷的地方。
“过了年再说吧。”父亲说。
“嗯。”
那天晚上，李建国躺在床上睡不着。风从墙缝钻进来，吹得糊墙的报纸哗啦作响。他听着父亲在隔壁的咳嗽声，一声接一声，像破风箱。他想起小时候，父亲把他扛在肩上，去看火车。父亲说：“你看那火车，能去很远很远的地方。”
“有多远？”
“比天边还远。”
“天边在哪？”
父亲笑了，胡子扎得他的脸痒痒的：“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。”
现在他长大了，还是不知道天边在哪。但他知道，天边一定比这里暖和。
腊月二十三，小年。
李建国起了个大早，去肉铺排队。肉铺前已经排了十几个人，每个人都缩着脖子跺着脚。天还没亮透，星星还在天上，冷冷的，像冻住的玻璃碴。
排到他时，肉已经不多了。他要了半斤五花肉，肥多瘦少，但毕竟是肉。卖肉的师傅切肉时，刀在案板上发出沉闷的响声。肉是粉红色的，带着白色的脂肪，在晨光中泛着油润的光泽。
“一块二。”师傅说。
李建国付了钱，把肉小心地包在油纸里，揣进怀里。肉还是温的，贴着胸口，像一团小火苗。
回到家，父亲已经起来了，正在和面。面是昨晚发好的，鼓鼓的，像个小枕头。李建国洗了手，开始剁白菜。刀在案板上发出有节奏的声响，白菜的汁水溅出来，清新的气味弥漫在屋里。
“多放点姜。”父亲说。
“知道。”
父子俩很少这样一起做饭。大多数时候，李建国回来时父亲已经做好了简单的饭菜，或者父亲回来时他已经煮好了粥。他们像两个轮流值班的哨兵，守卫着这个破败的家。
肉馅拌好了，李建国尝了尝咸淡，又加了一点盐。父亲开始擀皮，面团在他手里转着圈，变成一张张圆圆的皮子，厚薄均匀，边缘薄中间厚。
“爸，您这手艺可以开饺子馆了。”李建国说。
父亲笑了：“就会贫嘴。”
他们包了六十个饺子，整整齐齐地摆在盖帘上，像一群白胖的元宝。水烧开了，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。李建国下饺子，父亲拿碗倒醋。醋是自家酿的，有点浑浊，但酸得正宗。
饺子在锅里翻滚，慢慢浮起来，变得透明，能看到里面粉红色的馅。李建国捞出一个，吹了吹，递给父亲：“您尝尝熟了没。”
父亲咬了一小口，点点头：“熟了。”
饺子端上桌，热气腾腾。父子俩面对面坐着，谁也没说话，只是埋头吃。猪肉白菜馅，简单的味道，但对他们来说，已经是难得的美味。李建国吃了二十五个，父亲吃了十五个，剩下的二十个留到明天。
吃完饺子，父亲点了根烟。烟是最便宜的那种，呛人。他抽得很慢，每一口都深深地吸进去，好久才吐出来。烟雾在屋里缭绕，和饺子的热气混在一起。
“建国。”父亲突然说。
“嗯？”
“你娘走的时候，也是小年。”
李建国愣住了。母亲走了八年了，肺癌。从发现到走，只有三个月。那三个月，父亲借遍了所有能借的钱，最后还是没留住她。母亲走的那天，下了很大的雪，父亲在雪地里站了一夜，第二天就病倒了。
“你娘说，她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。”父亲弹了弹烟灰，“她说，咱们建国是个好孩子，就是命苦。”
“爸……”
“我不让你去南方，不是怕你走了没人管我。”父亲看着他，眼睛在烟雾中有些模糊，“我是怕你去了，受欺负。人生地不熟的，受了欺负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”
李建国的喉咙发紧。他低下头，看着碗里剩下的饺子汤，汤面上浮着一点油花，晃晃悠悠的。
“但我想了想，你不能像我一样。”父亲把烟掐灭，“我一辈子没离开过这个县城，最远就去过省城。你娘生病时，我想带她去北京看看，没钱。后来有钱了，人没了。”
父亲站起来，走到柜子前，打开最下面的抽屉，拿出一个布包。布包是藏青色的，是母亲那件外套改的。他一层层打开，里面是一沓钱，有零有整，用橡皮筋捆着。
“这是这些年攒的，一百八十七块六。”父亲把钱推过来，“你拿着，当路费。”
李建国看着那沓钱，觉得眼睛发烫。他知道这些钱是怎么来的——是父亲编了九千三百八十个竹筐，是他拉了不知道多少趟煤，是他们吃了无数顿白菜汤窝头，一分一分攒下来的。
“爸，我不能要。”
“让你拿着就拿着。”父亲的声音又硬起来，“去了南方，找个正经工作，好好干。别学坏，别赌钱，别打架。挣了钱，先顾好自己，别惦记我。”
“那您怎么办？”
“我能怎么办？”父亲笑了，笑容里有种李建国从未见过的洒脱，“我还能动，还能编筐。街道办说了，明年可能要给我办低保。饿不死。”
李建国接过钱。钱很重，压得他的手往下沉。布包上还有母亲衣服的味道，淡淡的，几乎闻不到了，但确实还在。
那天晚上，风更大了，吹得屋顶的油毡哗啦作响，好像随时会被掀翻。李建国躺在床上，听着风声，听着父亲在隔壁的咳嗽声，手里紧紧攥着那个藏青色的布包。
他突然明白了父亲那句话的意思。
父亲说，你娘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。
父亲没说，但李建国知道，父亲最放心不下的也是他。
而他现在最放心不下的，是父亲。
这个冬天真冷啊。但怀里那沓钱，那个藏青色的布包，还有今天那顿猪肉白菜馅的饺子，都像一团小小的火，在他心里烧着。也许这团火很小，也许它不能照亮很远的路，但至少，它能让他在这寒风中，继续往前走。
过了年他就走。去南方，去挣钱，然后回来，把父亲接走，去一个暖和的地方。
这个念头像一颗种子，在他心里生根发芽。他知道前路艰难，知道会有很多苦要吃，但他不怕。因为心里有那团火，那团从父亲那里传下来的火，那团在寒风中行走的人必须有的火。
窗外的风还在吼，但李建国渐渐睡着了。他梦见自己坐在火车上，火车穿过黑夜，驶向远方。天边有光，暖暖的，像母亲的手，像父亲的笑容。
那团火，不会灭。
永远都不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