墙上的光
1987年秋天，李建国的修理铺搬到了城东那排临街的平房里。
铺子不大，十五个平方，朝北，一天到晚见不着太阳。墙上刷的白灰，年头久了，泛出一层黄，像旧报纸放久了那种颜色。靠墙是一张铁架子床，床板上铺着硬纸板，纸板上是一床薄被。床对面是工作台，台上堆着电视机零件、电烙铁、松香、一捆捆颜色不同的导线。台子下面搁着两个纸箱子，一个装工具，一个装替换下来的旧零件。
搬进来的第一天，李建国把铺盖往床上一扔，站在门口抽了根烟。街对面是家粮油店，门口排着七八个人，手里攥着粮本。有人推着自行车从铺子门口过，车后座架着一袋米。李建国把烟屁股踩灭，转身进了屋。
他开始归置东西。工作台靠墙摆好，电烙铁插上试了试，亮红灯，能用。零件按粗细长短分好，放进纸箱。工具挂在墙上的钉子上，螺丝刀、钳子、万用表，挂了一排。弄完这些，他在工作台前坐下，看了看四面墙。
墙上什么都没有。
他从抽屉里翻出一本旧挂历，1986年的，翻了翻，挑了一页印着黄山的，拿图钉摁在床头那面墙上。挂历纸皱巴巴的，黄山松树那块有一块水渍，是去年夏天屋顶漏雨泡的。李建国退后两步看了看，又上前把图钉按了按紧。
然后他坐下来，开始等活儿。
第一天没人来。
第二天也没人来。
第三天下午，来了个老太太，抱着台收音机，说收不到台了，光滋滋响。李建国接过来，拆开壳子，拿万用表量了量，是天线接头松了。他用电烙铁点了点锡，拧上壳子，收了五毛钱。老太太掂了掂收音机，搁在耳朵边听了听，声音出来了，唱的是豫剧。她说了句“中”，走了。
李建国把五毛钱放进抽屉，又从抽屉里拿出那包烟，抽出一根点上。他坐在工作台前，透过铺子门看着街上的人走过去走过来。天快黑了，他站起身，拉着门上面的卷帘往下拽，卷帘哗啦哗啦响了一路，到底的时候闷闷地磕在水泥地上。
他开了灯。一根四十瓦的日光灯管，亮起来的时候先闪几下，然后才稳住，发出一种细细的嗡嗡声。灯光照在四面黄墙上，照在挂历上那棵松树上，照在工作台上那些零件上。
李建国在床上躺下来，眼睛看着天花板。天花板上也有水渍，比挂历上那块大，形状像一只趴着的猫。他看了一会儿，把胳膊枕在脑袋底下，闭上了眼。
这一住就是三年。
三年里，李建国修了上千台收音机，几百台黑白电视机，几十台电风扇。铺子里堆的东西越来越多，靠墙码起来的旧电视一直摞到了天花板，纸箱子多出来五个，工具挂了两排。墙上那张黄山挂历一直没换，松树那块水渍边上又多了一块，是有一回他焊零件的时候焊锡溅上去烫的。
日子就这么过。早上六点起来，拉开卷帘门，去街角的公厕拎一桶水回来，烧开了灌进暖壶，就着热水啃两个馒头。然后坐在工作台前，等着有人抱着坏了的电器进来。中午去对面粮油店旁边那个卖面条的摊子上吃一碗面，吃完回来继续坐着。晚上天黑以后拉下卷帘门，开灯，在床上躺到睡着。
他很少说话。修东西的时候说几句，“这个电容坏了”，“得换根线”，有时候说给自己听，有时候说给送东西来的人听。人家问多少钱，他就说个数，人家给了钱，他说句“走了啊”，人家就走了。
隔壁是个裁缝铺，裁缝姓王，五十来岁，带着个十七八岁的学徒。学徒是个姑娘，叫小琴，圆脸，胳膊上总戴着副套袖。她有时候过来借螺丝刀，有时候什么也不借，就站在门口看李建国修东西。李建国说，你回去吧，你师傅该找你了。小琴说，师傅出去送衣服了。李建国就不说话了，继续低着头焊他的线。
有一回小琴说，李师傅你那墙上就一张画啊。
李建国抬头看了看那张挂历，说，嗯。
小琴说，也不换个新的。
李建国说，还能看。
小琴就走了。
1990年春天，王裁缝搬走了。铺子空了两个月，夏天的时候搬进来一家卖副食品的，老板姓刘，女人，四十出头，圆脸，短发，胳膊上戴着副套袖。李建国看见那副套袖的时候，愣了愣。
刘桂芳搬进来的头一天，在门口支了个炉子，烧了一锅水，把铺子里里外外擦了一遍。擦到墙的时候，她往李建国铺子里探了探头，说，师傅，你这刷墙的石灰还有没有。
李建国说，没石灰。
刘桂芳说，那你这墙咋不刷刷，都黄了。
李建国说，不刷。
刘桂芳看了看他铺子里那些堆到天花板的旧电视，又看了看墙上那张1986年的挂历，没再说什么，回自己铺子里去了。
她开始往铺子里搬东西。一箱一箱的酱油醋，一袋一袋的盐和味精，铁桶装的白酒，玻璃罐子里的糖果。她搬东西的时候不叫人帮忙，自己一趟一趟地搬，搬完拿围裙擦擦手，又去归置。铺子收拾出来比李建国的修理铺亮堂，朝南，太阳从早照到晚，她又把柜台擦得干干净净，玻璃瓶在太阳底下反光。
第一天开业，她站在门口，看见有人过来就招呼一声。来了，要点什么。人家进去了，她就跟在后面，说这个酱油好，那个醋也不错。人家买了东西走了，她说慢走啊，再来啊。
李建国那边没活儿的时候，坐在工作台前，能听见她跟人说话的声音，一句接一句的，热热闹闹的。他的铺子这边安安静静的，只有日光灯嗡嗡响。
就这样过了大半年。
有天下午，刘桂芳端了个搪瓷缸子过来，搁在李建国工作台上。刚泡的茶，喝吧。
李建国看了看那缸子，白底红花，上头印着“劳动光荣”四个字。
他说，不渴。
刘桂芳说，不渴也喝，天冷。
李建国把手里的电烙铁放下，端起缸子喝了一口。烫，他吹了吹，又喝了一口。
刘桂芳站在工作台边上，胳膊抱在胸前，眼睛扫了扫铺子里。她说，你这屋里太暗了。
李建国说，有灯。
刘桂芳说，不是灯的事。你这墙颜色太深了，光都被墙吃了。
李建国看了看墙，没说话。
刘桂芳说，改天我那儿有剩下的白灰，给你刷一遍。
李建国说，不用。
刘桂芳站了会儿，走了。搪瓷缸子留在了工作台上。
李建国把缸子端起来看了看，又喝了一口。茶水里有股陈皮味，大概是她在里头搁了点陈皮。他把茶喝完，把缸子拿到门口的水桶里涮了涮，甩干了水，放在工作台上。
下午五点多，他又把缸子拿起来看了看，然后穿过两个铺子之间那道窄窄的过道，走到副食品店门口。刘桂芳正在往货架上摆东西。
他把缸子搁在柜台上。刘桂芳回过头，接过来看了看，说，涮得还挺干净。
李建国说，嗯。
他站了会儿，看了看她货架上那些瓶瓶罐罐，说，酱油多少钱。
刘桂芳说，你要酱油干啥。
李建国说，炒菜。
刘桂芳愣了愣，说，你自己做饭？
李建国说，有时候。
刘桂芳拿了一瓶酱油，搁在柜台上。五毛。李建国从兜里摸出五毛钱，搁在柜台上，拿起酱油瓶走了。
刘桂芳看着他的背影，又看了看自己手里的搪瓷缸子，把它搁回了柜台上。
第二天下午，刘桂芳又来了。这回没端茶，手里拎了个小塑料袋。她站在门口，往里头看了看，看见李建国正趴在桌上焊东西。她说，忙着呢。
李建国抬起头，电烙铁的烟飘上去了一缕。他说，快了。
刘桂芳进来，把塑料袋搁在床上。她说，你那被子我看也薄了，这是旧的，我儿子以前盖的，现在大了用不着了，你要是不嫌弃就拿去盖。
李建国看了看那个塑料袋，又看了看自己床上那床薄被。他说，不用。
刘桂芳说，放着也是放着。
她走了。
李建国把电烙铁放下，走到床边，把塑料袋打开。里头是一床薄棉被，蓝底白格子的被面，洗得有些发白了，叠得整整齐齐。他拿起来闻了闻，有股樟脑丸的味道。他把被子叠回去，放进塑料袋里，把塑料袋放在床角。
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他把那床新被子从塑料袋里拿出来，铺在自己那床薄被上面。盖上去比原来暖和了不少。他躺在被窝里，听见隔壁刘桂芳洗东西的水声，哗啦哗啦的，水声停下来以后，她喊了一声什么，大概是喊她儿子。安静了一会儿，然后是什么东西搁在柜台上的声音。
李建国翻了个身，脸冲着墙。墙上那张1986年的挂历，黄山松树在那块水渍边上，拿图钉钉着，边角都卷起来了。
春天过去以后，雨季来了。
连着下了五六天雨，街上全是泥，人来人往的，把泥带得到处都是。李建国的铺子地势低，门口积了一小片水。他找了块砖垫在门口，人踩上去再进屋。刘桂芳那边地势高一点，门口拿水泥抹了个台子，水进不去。
雨停的那天傍晚，李建国正蹲在门口抽烟，看见一个男人骑着自行车过来，在副食品店门口停下来。男人三十来岁，穿着件灰夹克，脚上是双胶鞋。他停了车，站在门口喊了一声，桂芳。
刘桂芳从铺子里出来，拿围裙擦了擦手。她说，来了。
男人说，货明天到，你准备一下。
刘桂芳说，知道了。
男人没多待，骑上车走了。刘桂芳站在门口，一直看着那辆自行车骑远了，才转过身进了铺子。
李建国把烟屁股扔在水坑里，回了屋。
第二天，货到了。是批酱油和醋，比往常的量多了一倍，装了好几箱，全堆在门口。刘桂芳自己一趟一趟往里搬，搬了两趟，第三趟的时候，李建国从自己铺子里走出来，弯下腰抱起一个箱子，跟在她后面进了她的铺子，把箱子搁在墙角。
刘桂芳转过头看见他，说，放那儿就行。
李建国又出去搬了一箱。
搬完了，刘桂芳说，喝点水不。
李建国说，不喝。
他回了自己铺子。
这一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。
十一月中旬就下了头场雪。雪下了一夜，第二天早上李建国起来拉卷帘门的时候，门底下冻住了，拽不动。他使劲拽了几下，才把门拽开一条缝，冷风从缝里灌进来，刀子似的。他又拽了几下，门终于上去了，哗啦一声，外面白茫茫一片。
街上的雪还没人扫，对面的粮油店还没开门，门口那排梧桐树一夜之间掉光了叶子，树杈子上挂着雪。
李建国在门口站了会儿，哈出来的气是一团白雾。他回屋拿了扫帚，把门口的雪扫到两边去。扫完抬起头，看见刘桂芳也拿着扫帚在扫她门口的雪。
她说，这雪下得真早。
李建国说，嗯。
扫完雪，各自回了屋。
上午十点多，来了个男的，二十出头，穿了件军大衣，抱着台电视。说看的时候老跳，一跳就什么也看不见了。李建国拆开壳子，拿万用表量了量，是高压包坏了。他说，得换件，没有现成的，得去配件店买。
男的说，那等多久。
李建国说，我下午去拿件，你后天来拿。
男的走了。
李建国把电视机壳子装上，搁在工作台底下，洗了洗手，穿上棉袄，骑车去配件店。配件店在城西，骑过去要半个小时。路上雪化了又被车碾实，结了冰，他骑得慢，有时候得下来推着走。到了配件店，店没开门，门上的锁上挂着冰霜。李建国在门口站了会儿，看见门上贴了张小纸条，上头写着：因事停业一天。
他又骑回来。手冻得通红，进了屋对着手哈了几口气，搓了搓。然后坐在工作台前，看着墙上的挂历。
1986年那张黄山还在那儿，松树旁那块水渍的颜色比别处都深，边上的图钉已经有点松了，挂历纸垂下来一角。
他站起身，走过去把图钉重新摁了摁。指头摁上去的时候，墙上那层白灰簌簌地往下掉了一点粉末，落在床单上。他用手拍了拍床单，把那点粉末拍掉。
这时候刘桂芳的声音从门口传过来，李师傅，你中午吃饭了没。
李建国转过头，看见她站在门口，手里端着个碗。
他说，还没。
刘桂芳走进来，把碗搁在工作台上。热的，趁热吃。
碗里是面，上头卧着个荷包蛋，还有几片青菜叶子。李建国看了看碗，又看了看她。
她说，别看了，吃吧。
李建国坐下来，拿起筷子，夹了一筷子面，吹了吹，送进嘴里。面是手擀的，有嚼劲，汤里搁了虾皮，有股鲜味。他又夹了一口，嚼了嚼咽下去。
刘桂芳没走，站在那儿，眼睛看了一圈，看着墙上那张挂历。
她说，你这画还不换啊。
李建国嘴里嚼着面，含糊地说，还能看。
刘桂芳说，都旧成那样了。
李建国把面咽下去，没说话。
刘桂芳说，过年的时候我给你带张新的来。
她走了。
李建国把碗里的面吃了，连汤也喝了个干净。他把碗端到门口的水桶那儿洗了洗，拿刷子仔细刷了碗边，又用清水涮了两遍，拿抹布擦干了，搁在工作台上。他看着那个碗，是个白瓷碗，碗沿上有个小豁口，大概是用了不少年头了。
他站起来，端着碗走过那条窄过道，把碗搁在刘桂芳的柜台上。刘桂芳正在收钱，一个女的买了两袋盐，给了一块钱。女人走了以后，刘桂芳把柜台上的碗拿起来看了看，说，洗这么干净。
李建国说，嗯。
他从兜里摸出两毛钱，搁在柜台上。
刘桂芳说，干啥。
李建国说，面钱。
刘桂芳没看那两毛钱，看着他。说，不用。
李建国说，拿着。
他把钱往柜台里推了推，转身走了。
刘桂芳把钱拿起来，看了看，放进了抽屉里。
过年了。
街上噼里啪啦放炮仗，小孩穿着新衣服跑来跑去。李建国没回老家，修理铺照常开着。年三十那天下午，他把铺子里归置了一遍，旧电视重新码了码，工作台擦了一遍，纸箱子里的零件倒出来，把箱子底下的灰清了清。
弄完这些，他在工作台前坐下来，点了根烟。街上放炮仗的声音一阵一阵地响。
有人敲门。是刘桂芳，手里拿着一样东西，用报纸卷着。
她说，给你的。
李建国接过来，把报纸打开。
是一张年画。画上是个胖娃娃抱着条大鲤鱼，红底金字，上头写着“年年有馀”。纸是新的，还没贴过，上头有股印刷的油墨味。
李建国拿着画看了看。
刘桂芳说，把那张旧的换了，都多少年了。
李建国看了看墙上那张黄山，又看了看手里的胖娃娃。
他说，贴不上。
刘桂芳说，怎么贴不上。
李建国说，那是图钉钉的。这纸太薄，图钉挂不住。
刘桂芳说，有浆糊没。
李建国说，没有。
刘桂芳转身走了。过了一会儿又回来，手里端着个碗，碗底有一点白面熬的浆糊，正冒着热气。她拿了根筷子，把浆糊抹在年画背面四个角上，然后走到墙角，眼睛在墙上找位置。
她说，贴这儿行不行。
李建国说，行。
她把年画往墙上按了按，又用手掌抹平了四个角。那个胖娃娃和那条大鲤鱼出现在了墙上，印在那面灰扑扑的黄墙上面，亮堂堂，洋气气的。画是新的，红是正红，金是亮金，跟铺子里那些灰蒙蒙的东西摆在一块儿，扎眼。
刘桂芳退后几步，看了看，说，好看。
李建国站在她旁边，也看了看。
他说，嗯。
刘桂芳说，这屋里一下子就不一样了。
李建国又嗯了一声。
外面的炮仗又响了一通，噼里啪啦的，接着不知道谁家放了个二踢脚，砰砰两声，震得窗户嗡嗡响。
刘桂芳说，晚上去我那儿吃饺子，带上碗。
李建国张了张嘴，没说出话来。
刘桂芳已经走出去了。
李建国一个人站在铺子里，站在那面墙前面。他往后退了几步，坐在床沿上，看着那张年画。那个胖娃娃笑呵呵的，抱着那条大鲤鱼，好像这铺子里真的就有鱼了似的。他的视线从年画移到旁边那张挂了四年的黄山，那张1986年的挂历，纸都泛黄了，边角卷着，松树旁边那摊水渍像是给它印上去的年月。
他站起身，走过去，把那张旧挂历从墙上摘了下来。四个图钉拔下来，捏在手心里。他把挂历卷了卷，搁在了工作台底下那摞纸箱子中间。
墙上的四个小孔还在，细小的窟窿眼，露出里面土灰色的砖。他伸出手指头摸了摸那四个孔，墙灰凉凉的。
然后他出了门，回身把门带上。风把他的头发吹起来，街上爆竹的碎纸屑被风吹得在地上滚。他往刘桂芳副食品店那边走了几步，闻见了煮饺子的味道，还听见她跟她儿子说话的声音。
他站住，低头看了看手里那四个图钉，把它们塞进了棉袄口袋里，然后继续往前走。
那天晚上他吃了饺子。回去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。
他拉开卷帘门，开了灯，四十瓦的日光灯管闪了几下，亮了。灯光照在墙上，那张年画红艳艳的，胖娃娃的脸比白天看上去更大更光润，大鲤鱼的鳞片反着光。李建国站在门口换鞋的时候，无意中往墙上又看了一眼。
画的那个位置，正好是他每天一进门、一抬头就看得到的地方。
他换好鞋，坐在床沿上，脱了棉袄，叠叠好搁在枕头旁边。然后躺下来，把被子拉到胸口。蓝底白格子的棉被，那床刘桂芳给的旧被子，盖了这几个月，已经沾上了烟味和松香味。他闭上眼睛。
外面的炮仗还在响，一声接一声，闷闷地传来，像是很远的地方有人拿拳头在捶一堵墙。
过了正月十五，年就算过完了。
街上又恢复了平常的样子，推自行车的人，拎着菜篮子的人，排队买粮的人。李建国的修理铺也有了活儿，过年期间积攒下来的坏电器，一个接一个地送过来。他早上六点起来，晚上十点睡，中间的时间几乎全坐在工作台前面。
那张年画一直贴在那儿。李建国每天进出，都能看见它。起初还觉得扎眼，看久了就习惯了，就像它也成了这屋子里本来就有的东西。
有一天晚上，他修完最后一台收音机，已经是九点多了。他把桌上的松香屑和锡渣扫进垃圾桶，站起来伸了伸腰。然后他看见那面墙。
日光灯照着那面墙，照着那张年画，照着四下里那种灰扑扑的黄颜色。他忽然想，这墙是太旧了。
第二天，他去了趟建材店，买了一把刷子和一小袋白灰。回来以后，他把工作台挪开，把床挪开，把纸箱子挪开，用报纸把零件和工具盖上。然后他舀了两瓢水，把白灰搅匀了，拿起刷子，从墙角开始刷。
刷子蘸满灰浆，按在墙上，拉出一道白印。然后是第二道，第三道。他刷得很慢，一下是一下，刷子划过的声音沙沙的，像风吹过树叶子。白灰有股碱味，有点冲鼻子，他没戴口罩，就那么闻着。
刷了两面墙，刘桂芳出现在门口。
她说，干啥呢。
李建国说，刷刷墙。
刘桂芳看了看已经刷好的那两面墙，又看了看袋子里的白灰，说，早该刷了。
李建国嗯了一声，继续刷。
刘桂芳站了会儿，说，要不要帮忙。
李建国说，不用。
她说，刷完晾几天再住，别着急搬回来，潮气重。
李建国说，知道。
她走了。
李建国继续刷。刷完四面墙，又够着刷了天花板。一面墙一面墙地过去，原来那种发黄的颜色慢慢被盖住了，换成了一种干净的、带点潮气的白。刷到原来贴挂历那面墙的时候，他把年画小心地揭下来，搁在一旁的床上。墙上有四个图钉孔，他拿刷子多蘸了点灰浆，填进去，又刷了两下，填平了。
等他全刷完，站在屋子中间，四面墙都白了。日光灯的光打到白墙上，又反射回来，屋子里亮堂了不少。空气里有股湿灰的味道，地上溅了些灰浆，已经干了，变成白色的斑点。
他把刷子扔进水桶里涮了涮，涮出一桶浑浊的白水。然后他看了看那张搁在床上的年画，拿起来，走到刷好的那面墙前面。浆糊已经干了，他又去刘桂芳那儿要了一筷子浆糊，重新抹了四个角，按在原来的位置上。
年画贴回了墙上。现在它不再扎眼了，因为它周围全是新的白色，它成了白色中间的一点红。那个胖娃娃抱着大鲤鱼，还在笑呵呵地笑。
李建国往后退了两步。他忽然觉得喉咙里有什么东西噎了一下，说不上来是什么。他张了张嘴，那个东西就化开了，变成了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空白。
那天晚上，潮气还没散，他在工作台前坐到很晚。墙是白的，日光灯是亮的，零件和工具被报纸盖着，像一堆堆雪堆。他手里捏着一个换下来的破电容，两只指头反复地搓，搓一下，转一下，搓一下，转一下。
过了很多年，修理铺不在了，那排平房拆了，盖起了六层的楼房。李建国也老了，头发白了，背也弯了，搬到了城外的一个小区里，住一居室。客厅墙上干干净净的，什么都没挂。卧室墙上也干干净净的。只有厨房的墙上贴着张旧年画，胖娃娃抱着大鲤鱼，上头写着“年年有馀”。年画的纸已经旧了，红不是原来的正红，金也不是原来的亮金，可是它还贴在墙上，拿透明胶带粘着四个角，边角全是浆糊干了留下的黄印子。
有一回他下楼遛弯，碰见原来住隔壁那栋楼的老孙头。老孙头说，你屋里还是那么素净，就厨房那张年画，也不换个新的。
李建国说，还能看。
老孙头说，都旧成那样了。
李建国没说话。
老孙头又说，是谁送的？
李建国把手抄在袖子里，低着头走了一会儿。然后他站住，好像是想了想什么。风把地上的梧桐叶吹起来，从他脚边滚过去。他说，一个邻居。
老孙头说，关系不错啊。
李建国说，嗯。
他转过身，慢慢地往回走。走了几步，又回头对老孙头说了句什么，风大，老孙头没听清。大概是说，那女人做面好吃。
回了家以后，他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，然后站起来，走到厨房，站在那张年画前面。厨房的窗户朝北，光线不好，这时候正是傍晚，屋子里暗蒙蒙的。年画上那个胖娃娃的脸已经看不清了，模模糊糊的，只剩一个轮廓。大鲤鱼的金鳞也褪了色，变成了暗黄。
他伸出手，用指头肚轻轻摸了摸那画的底边，摸到了一层细细的灰。然后在衣服上蹭了蹭指头，转身出了厨房，坐回沙发上，拿起遥控器，开了电视。
电视里正播天气预报。播音员说，明天多云转阴，部分地区有小雨。他把音量调到最小，播音员的声音变成了嗡嗡的一阵响，像很久以前那间铺子里四十瓦日光灯的声音。
墙上没有别的了。只有那张褪了色的年画，在暗蒙蒙的光里，安安静静地贴着。
第二天早上，李建国醒来以后，像往常一样去厨房烧水。水壶搁在灶上，蓝色的火苗舔着壶底。他站在水池边，等着水开。等着等着，他的视线又落在墙上那张年画上。晨光从窗户里打进来，正照在上头。胖娃娃的脸这时候又看得清楚了，红的是红，金的是金，好像褪去的颜色一早又回来了似的。
水开了，壶嘴喷出一股白汽，呜呜地响。
他把火关了，倒了一杯，端着杯子站在年画前，就那么站了一会儿。然后他像是记起了什么，伸出手，把年画右边角上微微翘起来的透明胶带重新按了按，按实在了。
指头离开纸面的时候，墙上有一点凉意传到指头上，很快就消失了。
他端着水杯，走到客厅，在沙发上坐下来，吹了吹杯口的热气，喝了一口。外头有人按喇叭，有人在楼下喊孩子的小名，有电动自行车的嘀嘀声。这座城里所有早上的声音，从窗户缝里挤进来，和杯子里的热气搅在一起，照旧在这个房间里四处散开。
墙上的光慢慢移走了。厨房里重新暗下来。那张年画还在原来的位置上，红底金字的，在灰蒙蒙的墙壁中间，仍旧亮堂堂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