秤砣
李建国死的那天，镇上的老秤匠王师傅正在给新打的秤杆上刻度。
消息是刘瘸子带来的，他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冲进铺子，气还没喘匀就说：“建国没了，昨夜里走的。”
王师傅手里的刻刀顿了顿，在黄杨木上留下一个比原定稍深的点。他抬头看了看墙上的老式挂钟，上午九点十七分。窗外的梧桐叶子黄了一半，风一吹，哗啦啦响。
“怎么没的？”王师傅问，声音平静得像在问今天猪肉什么价。
“说是心梗，睡下去就没醒。”刘瘸子抹了把额头的汗，“他老婆早上喊他起来喝粥，人已经硬了。”
王师傅点点头，继续刻他的刻度。刻刀在木头上划出细小的木屑，像时间剥落的碎屑。他刻的是十六两一斤的老秤，现在没人用了，但镇东头的张屠户非要订一把，说是用惯了老秤，新秤总觉得缺斤短两。
“你不去看看？”刘瘸子问。
“等我把这杆秤做完。”王师傅说，“建国喜欢准秤。”
刘瘸子站了一会儿，走了。铺子里又只剩下刻刀划过木头的声音，沙沙的，像蚕吃桑叶。
一
李建国和王师傅是发小，光屁股玩到大的那种。
一九六八年，他们十二岁。镇上的学校停课了，孩子们像脱了缰的野马满街跑。李建国和王师傅不去跑，他们蹲在王师傅家后院，看王师傅的爷爷做秤。
王师傅的爷爷是镇上最后一位会做十六两秤的老匠人。他说，十六两秤有讲究，北斗七星加南斗六星，再加福禄寿三星，一共十六星。做买卖的人要是缺斤短两，少一两损福，少二两伤禄，少三两折寿。
李建国听得入神，问：“爷爷，那要是多给了呢？”
老爷子笑了，露出仅剩的三颗牙：“多给？那叫积德。”
王师傅学得认真，李建国就在旁边看。看木头怎么选，铜怎么炼，秤星怎么定。有时候一看就是一整天，太阳从东墙移到西墙，影子拉长又缩短。
一九七五年，王师傅的爷爷走了。临走前，他把那套做秤的工具传给孙子，说：“做人如做秤，心要正，星要准。”
同年，李建国被分配到镇上的粮站工作。粮站里用的都是新式十两秤，简单，好算。李建国却总惦记着十六两的老秤，他说新秤轻飘飘的，没分量。
二
一九八三年，粮站改制，李建国下岗了。
他蹲在王师傅的铺子门口，一根接一根抽烟。王师傅在里面做秤，刻刀沙沙响。
“以后怎么办？”王师傅问。
“不知道。”李建国吐出一口烟，“三十七了，除了看秤，什么都不会。”
烟抽到第五根的时候，李建国突然站起来，踩灭烟头：“我要开个杂货铺。”
杂货铺开在镇西头，不大，十平米。李建国从王师傅那儿订了杆十六两的老秤，摆在柜台上。镇上人都笑他傻，现在谁还用老秤？算账多麻烦。
李建国不管，他说老秤准。
杂货铺生意不好不坏，够糊口。李建国每天早早开门，把秤擦得锃亮。有人来买东西，他总要多给一点。一勺盐，他抖三下；一斤米，他秤杆翘得老高。
“多了多了。”顾客说。
“不多，正好。”李建国笑。
时间久了，镇上人都爱来他这儿买东西。不是说他的东西便宜，是觉得踏实。那杆老秤像定心丸，看着就让人放心。
三
一九九八年发大水，镇子淹了一半。
水退后，政府发救济粮。粮站在镇中心搭了棚子，排队的队伍从街头排到街尾。李建国也去了，排了三个小时，领到十斤米。
回家一秤，只有八斤七两。
他拎着米袋子去找粮站的人。粮站的人正在打牌，头也不抬：“就这么多，爱要不要。”
李建国站在那儿，站了很久。最后他什么也没说，拎着米袋子走了。
第二天，他把杂货铺里的存货全搬出来，在店门口支了口大锅，熬粥。米是他自己的，盐是他自己的，柴火也是他自己的。粥熬好了，免费给受灾的人喝。
镇上人都来喝粥。队伍排得老长，从李建国的杂货铺门口，一直排到街转角。
王师傅也来了，带着他新打的一杆秤。他把秤支在粥锅旁边，说：“建国，我给你看着秤。”
李建国笑了，舀起一勺粥，倒进碗里。粥很稠，米粒几乎看不见水。
那天他们从早上忙到天黑，粥锅见了底。最后一位来喝粥的是个老太太，拄着拐杖，颤巍巍的。李建国把锅底刮了又刮，刮出小半碗粥。
老太太喝完粥，拉着李建国的手，说：“好人啊，好人会有好报的。”
李建国只是笑，笑着笑着，眼泪就下来了。
四
二零零八年，李建国的儿子考上了大学，北京的大学。
学费很贵，一年要八千。李建国把存折翻来覆去地看，上面有六千三百块。还差一千七。
他去找王师傅，没开口，王师傅就知道他要说什么。
“我这儿有两千，你先拿着。”王师傅从柜台底下摸出个布包，里面是一沓旧钞票，用橡皮筋扎着。
“这怎么行......”李建国说。
“怎么不行？”王师傅把钱塞他手里，“当年发大水，你熬粥那会儿，我可没跟你客气。”
李建国接过钱，手有点抖。布包很旧了，蓝底白花，洗得发白。他认得这布，是王师傅他老伴生前最喜欢的一块桌布。
儿子去北京那天，李建国和王师傅一起去车站送。火车开动的时候，儿子从车窗探出头，喊：“爸，王叔，等我毕业了接你们去北京！”
火车越开越快，变成一个小黑点，最后看不见了。
李建国站在站台上，站了很久。王师傅拍拍他的肩：“回吧。”
回去的路上，两人都没说话。走到镇口的老槐树下，李建国突然说：“老王，我这辈子，值了。”
王师傅看看他，点点头：“值了。”
五
李建国的杂货铺一直开到二零一五年。
儿子在北京扎了根，娶了媳妇，生了孩子。好几次要接他过去，他不去。他说住不惯高楼，闻不惯汽车尾气味。
杂货铺的生意越来越差，镇上开了超市，东西又多又便宜。但李建国还是每天开门，擦他的秤，等他的老主顾。
老主顾越来越少了。张屠户前年走了，刘瘸子去年中风，躺在床上起不来。有时候一整天也没一个客人，李建国就坐在柜台后面，看街上来来往往的人。
王师傅常来陪他坐。两个老头，一壶茶，能坐一下午。话不多，有时候甚至一句话不说，就这么坐着。阳光从门口斜进来，照在秤杆上，铜星子一闪一闪的。
二零一八年秋天，李建国把杂货铺关了。关门前一天，他请王师傅来喝酒。酒是散装的高粱酒，菜是一碟花生米，一碟腌萝卜。
喝到第三杯，李建国说：“老王，我可能要走了。”
王师傅端着酒杯的手顿了顿：“去哪儿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李建国笑，“就是觉得，时候差不多了。”
那天他们喝到很晚，把一整瓶酒都喝完了。李建国醉了，趴在柜台上，嘴里嘟囔着什么。王师傅凑近了听，听见他说：“准星...要对准...心要正...”
六
李建国的葬礼很简单，按他生前的意思，一切从简。
来的人不多，都是镇上的老人。儿子从北京赶回来，哭成了泪人。他说爸，你怎么不等我，我说了今年接你去北京的。
王师傅没哭，他站在人群后面，看着李建国的照片。照片是很多年前拍的，黑白的，李建国笑着，露出一口不太整齐的牙。
葬礼结束后，王师傅回到铺子。那杆给张屠户做的老秤还差最后几个刻度。他拿起刻刀，继续工作。
刻刀在木头上移动，沙沙的，沙沙的。
刻到最后一个星时，王师傅突然停了。他想起很多年前，爷爷说过的话：“十六两秤，少一两损福，少二两伤禄，少三两折寿。”
他放下刻刀，拿起秤杆，对着光看。黄杨木的纹理很细，像时间的年轮。铜星一颗颗嵌在木头上，亮晶晶的。
王师傅看了很久，然后拿起刻刀，在最后一个刻度旁边，又刻了一个小小的点。这个点不在任何标准刻度上，它就在那儿，一个小小的，几乎看不见的点。
刻完这个点，王师傅把秤杆举起来，平放在眼前。秤杆很直，直得像一条路，从这头到那头，从过去到现在。
窗外的梧桐叶子又落了几片，风一吹，哗啦啦响。王师傅想起李建国常说的话：“真正的自由，是为灵魂选择它的重量。”
他以前不懂这句话，现在好像懂了一点。
秤杆要准，星要对。但有时候，最准的秤，不是那些分毫不差的秤，而是那些愿意为某个不在刻度上的点，留一个位置的秤。
就像人生，不是按标准刻度过的。那些多给的一勺盐，多添的一把米，不在任何标准里，但它们让一杆秤有了温度，让一个灵魂有了重量。
王师傅把做好的秤用红布包好，放在柜台上。明天张屠户会来取，他会喜欢这杆秤的。
太阳西斜了，影子拉得很长。王师傅锁上铺子门，拄着拐杖往家走。街灯一盏盏亮起来，昏黄的，暖暖的。
他走得很慢，一步一步，像在丈量什么。也许是在丈量从铺子到家的距离，也许是在丈量从今天到昨天的距离，也许是在丈量一杆秤能承载多少生命的重量。
走到街转角时，王师傅回头看了一眼。他的铺子隐在暮色里，只有一个模糊的轮廓。但他知道，铺子里有一杆刚刚做好的秤，秤杆很直，星很准。
在最后一个刻度旁边，有一个小小的点。
那个点不在任何标准里，但它在那儿。
它就在那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