收月
陈秀兰三十一岁那年，在红旗手套厂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是六月三十号。那天下午三点，车间里的机器停了，空气里还飘着棉絮，落在头发上像一层薄霜。她把手套上最后一根线头剪掉，把剪下来的碎线拢进手心，走到车间门口的废料筐前松开手。碎线落进去，没有声音。她回到工位上，从裤兜里掏出一把零钱摊在操作台上。纸币皱巴巴的，硬币滚了两个圈才停住。她数一遍，又数一遍，确定是四块七毛三分钱，这是这个月除去饭钱剩下的。她从更衣柜里取出一张旧报纸，对折，再对折，把零钱码成一小摞包进去，四个边角往里收，包成一个四四方方的小包。然后她把小包放进更衣柜最上层，锁上门，下班。
下个月的最后一天，她又包了一个。再下个月，又包了一个。这些报纸包在她家的柜子顶上排成一排，谁也没有动过。
陈秀兰二十三岁嫁到陈家的时候，柜子顶上还是空的。她的陪嫁是一对木箱，一口铁锅，十二尺布票。丈夫陈德明在建筑队干活，每天回来身上都是水泥味。她闻到这个味道就知道他进门了，不用回头。那几年他们住在城南一间平房里，外面下雨屋里会漏，她拿三个搪瓷盆接水，盆里的水满了就倒掉，再放回去。陈德明把瓦片换了两次，第三次换的时候从房顶滑下来，胳膊上划了一道口子。她见了没有说什么，从抽屉里翻出一卷纱布给他包上。纱布缠了两圈，陈德明说太紧，她又拆开重新缠，这次不紧不松。
月底那天她开始包零钱。第一回包的时候被陈德明看见了，问她包这个做什么。她说放着。陈德明没有再问。后来每个月最后一天她都要包。有时候包的是纸币，有时候只有硬币。她把包好的小包放在柜子顶上的一个铁皮盒子里，盒子是装饼干用的，饼干早就吃完了。
第二年的七月，她的手在厂里被机器轧了一下。三个指头压扁了，指甲下面淤了血。厂里给了她七天假，工友们凑了八块钱买了两斤鸡蛋送到家里。她躺在床上看着鸡蛋，突然坐起来，用那只没有伤的手把枕头底下的零钱摸出来数。数到一半她躺回去，把手放在胸口上。陈德明下班回来，看到鸡蛋，问谁送来的。她说了三个工友的名字。陈德明说要去谢谢人家。她说不用。第二天她还是去了，拎着两斤鸡蛋到厂门口等她们下班，挨个塞回去。工友们不要，她放下就走。回到家她把那八块钱用一张新的报纸包好，放进铁皮盒子里。
后来手套厂换了厂长。新厂长要把厂子卖给私人，工人们开始闹。闹了三个月，最后每个人发了八百块钱遣散费。陈秀兰拿到钱那天是月底。她把这八百块和当月的零钱一起用报纸包好，放进铁皮盒子。铁皮盒子快要装满了。
那天晚上陈德明说他要跟建筑队去南方。南方的工地工资高，干一年顶这里三年。她听了没说话，连夜给他缝了一个布袋子，让他把钱装在布袋子里贴身带着。第二天一早陈德明走了。她送到巷子口，陈德明说回去吧。她转身往回走，走了七步回头看，陈德明已经拐过弯不见了。
陈德明走后第三个月，寄回来第一笔钱，三百块。她把三百块和当月的零钱包在一起，发现铁皮盒子装不下了。她想了想，把盒子里的报纸包一个一个拿出来，十年积攒的零钱，打开数了一遍。一共是两千三百四十七块六毛。她把大票子挑出来，零钱还是包回去。铁皮盒子放回柜子顶上，多出来的钱塞在一只旧袜子里。
那年冬天女儿出生。陈德明没有回来。除夕夜她抱着女儿坐在床上，外面有人在放爆竹。她把女儿放在膝盖上，从柜子顶取下铁皮盒子，拿出一包零钱当着女儿的面数。女儿的眼睛跟着她的手指动，数到十的时候女儿笑了。她也笑了一下，继续数。数完四十七块，重新包好放回去。女儿在她怀里睡着了。她抱着女儿坐了一夜。
女儿五岁那年陈德明从南方回来了。他瘦了，黑得像一块炭。回来的时候是月底，她从铁皮盒子里拿出当月包的零钱，想了想又从旧袜子里抽出两张十块的，一共是五十二块三毛，塞到陈德明手里。陈德明说干什么。她说你去买件衣服。陈德明把钱放在桌上没有动。第二天陈德明去买了一件夹克，花了三十块。剩下的钱放在桌上，她没有收，陈德明也没有拿。那些钱就一直在桌上放着，放了一个月，最后被她收进了铁皮盒子。
陈德明不再去南方了。他在镇上摆了一个修鞋摊，每天能挣几块钱。她也在镇上帮人剥莲子，剥一斤八毛钱。两个人一个月能攒下百十来块。柜子顶上的铁皮盒子换成了一个小木箱，是从废品站捡来的。
女儿上小学那年，陈德明查出肝上有毛病。医生说是喝酒喝的，陈德明说我没有喝酒。医生说那就是以前喝酒喝的。陈德明十八岁的时候确实喝过酒，喝了几年。医生开了药，药很贵，一盒要六十块。陈德明吃了三盒就不吃了，说没有用。她把药买了藏在米缸里，陈德明每次盛米的时候会看到，他不吃，她也不说。
月底那天陈德明对她说，你把药退了吧。她说不能退。陈德明说是你买的，没拆封，怎么不能退。她说人家不给退。陈德明不说话，拿起修鞋箱子出门了。她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走到巷子口。那天晚上她包零钱的时候多包了一份，放进木箱子里。包完她发现报纸用完了，就撕了女儿的一本旧作业本，用作业本的纸包。纸上有女儿写的字，“妈妈”，“爸爸”，“大”和“小”。她把有字的一面朝里，包好。
陈德明走的那天是三月十七号，不是月底。她正在剥莲子，邻居跑来叫她，说修鞋摊上出事了。她放下手里的莲子站起来，手指上还沾着莲子的汁，走到半路才在围裙上擦了擦。陈德明倒在修鞋摊旁边，靠着一棵梧桐树，手里还攥着一只没有补完的鞋。嘴角有血，不多，一道细细的痕迹。她走过去蹲下来，用手背碰了碰他的脸。旁边有人说叫了救护车，还没有到。她点点头，把陈德明手里的鞋拿下来放在箱子上。陈德明的眼睛还睁着，看天上。她顺着他的目光看，天上有一朵云，灰白的，慢慢往东走。她又看陈德明的时候，陈德明不喘气了。
当天晚上她把陈德明身上的衣服换下来，用温水擦了一遍身子。擦到那只攥过鞋的手时，她把自己的手覆上去，停了一会儿。然后她把陈德明的手放平，给他穿上干净衣服。第二天火化。骨灰盒她选了一个最便宜的木头的，红色的。抱着骨灰盒回家那天也是月底。她把木箱子从柜子顶上取下来，把当月的零钱包好放进去。然后她想了想，又把陈德明最后修的那只鞋用报纸包好，放在木箱子旁边。
那只鞋一直在那里放着。后来女儿长大了，问过她一次为什么不扔掉。她说没有地方放。女儿说那也不用放在这里。她没有说话，继续剥莲子。
女儿上初中住校后，她一个人住。白天剥莲子，晚上包零钱。月底那天她会多买两毛钱的豆腐，放在碗里蒸，蒸的时候滴两滴酱油。这碗豆腐她吃一半，剩一半放在陈德明的照片前。照片是陈德明三十岁时照的，头发很长，眼睛看着别处。照片前的豆腐第二天早上她热一热吃掉。
有一天女儿回来了，翻柜子找东西，翻出了木箱子。打开来看到一箱子报纸包，问这是什么。她说零钱。女儿打开一个，又打开一个，一直打开到最底下那个。最底下的报纸已经发黄，字迹还看得清，“抓革命，”后面的字被折进去了。女儿把纸展开，上面写着“促生产”。女儿问是谁包的。她说是你爸。女儿说不对，这字不是爸的。她想了想说，是我包的，但我忘了哪年开始的了。
女儿把报纸包一个一个放回去，手上有一种干燥的触感。她数了数，一共是一百七十二包。最大的包用牛皮纸包着，是八五年那八百块遣散费，一直没拆。最小的包只有火柴盒大，里面是一枚五分硬币，是女儿出生那天她从医院出来买红糖找的零钱。
女儿上了高中以后，她搬到镇上住。老房子漏雨太厉害，修了三次修不好。搬家那天她最先把木箱子搬出来，放在三轮车上，用手扶着一直到新住处。新房子是租的，在镇东头，一室一厅。房东说柜子可以随便用。她看了看柜子，比老家的矮，但柜顶还是有的。她把木箱子放在柜顶上，试了试高度，要垫着凳子才够得着。
那天晚上她包了搬家后的第一份零钱。这个月花销大，只剩下七块三毛钱。她用一张超市的广告纸包，把有商品价格的一面朝里，包好放进木箱子里。手在木箱边上停了一下，摸到木头的毛刺。她用手掌把毛刺按了按，按不平，就算了。
女儿考上大学那年，她包了一份大一点的。把零钱里一张五十的抽出来，压在包底下，用胶水粘住。包好后她想了想，又拆开，把五十的拿出来，换成二十的。然后她走到邮局，把二十块寄给女儿。剩下的三十她放回木箱子，没有包。
女儿在电话里说学校伙食不好，菜里油太少。她说你多吃点。挂了电话她去菜市场买了两斤肥肉，熬了一罐猪油，装在玻璃瓶里寄过去。玻璃瓶的盖子上她贴了胶布，怕洒出来。那之后每个月她都用同样的办法寄一瓶。女儿后来说不用寄了，学校食堂好了。她嗯了一声，继续寄了三个月，第四个月没有寄。
五十七岁那年她在一个超市做保洁。超市月底盘点，要加班到很晚。她下班已经十一点了，回到家发现忘记包零钱了。打开灯，从口袋里掏出零钱，摊在地上开始数。数到一半眼皮往下沉，她站起来走到水龙头前洗了一把脸，回来继续数。包好的时候已经快十二点。她看看钟，看看手里的报纸包，想这个月终于没有耽误。
就是那一年她开始听不太清声音。左耳比右耳差，别人在左边说话她要转过头去。有次超市主管在左边喊她，喊了三声她没有听见，主管绕到她右边来，她还是没听见。主管拍拍她肩膀，她才反应过来。后来主管让她去仓库理货，不用跟顾客打交道。她在仓库里清点数目，一箱一箱数，和数零钱一个道理。
退休那年她六十岁。退休金每个月都能按时拿到，不用再数零钱了。月底那天她还是从退休金里抽出几张零的，包成一个小包放进木箱子。这个习惯她改不掉。木箱子里一百九十三个报纸包。最上面的已经用了超市的广告纸，彩色的，印着洗发水和洗衣液。
女儿结婚了，在外地。婚礼她去了，坐火车去的，十六个小时。在火车上她看着窗外的田地从绿变黄，又从黄变绿。女儿婚礼那天她穿了一件新衣服，是女儿给她买的，扣子在后面，她扣了半天。宴席上有人问她有几个孩子，她说一个。人说一个女儿好啊，贴心。她说是。
回来的火车上她拿出一个红纸包，是女儿婚宴上的喜糖盒子里的包装纸，她折好了带回来的。她从钱包里摸出零钱，在火车的小桌板上数。对面坐着一个年轻女人，看着她数。她数完包好，放进贴身的口袋里。年轻女人问她，阿姨你数钱干什么。她说没有干什么。年轻女人说你是怕钱丢了吗。她说不是。年轻女人不再问。她也就不说了。
回到家她把那个红纸包放进木箱子。箱子里已经快满了。她把箱子里的包拿出来，数了一遍。一百九十七个。她又放了回去。
七十岁那年她摔了一跤。在浴室里，地砖太滑。摔下去的时候她脑子里什么都没有想，就是身体往下一沉。醒来的时候在医院，腿打了石膏，女儿坐在旁边。女儿说你吓死我了。她说没有事。住了七天院，回家后她发现木箱子被女儿放到了床底下。她说放回柜子上去。女儿说那么高你够不着了。她说你放上去。女儿看她一眼，把箱子搬到凳子上，再搬回柜顶。
那天是月底。她从医院带回来的零钱——女儿给她买水果剩下的——摊在床上数。手抖了，数了三遍才确定是六块二。她从床头柜抽屉里找出一张旧报纸，是女儿带来的，上面有本地新闻。她包好，站起来，腿还使不上力，扶着床走到柜子前。女儿说你要干什么。她说放上去。女儿说你说一声我帮你放。她说我自己来。她搬了一把椅子，再搬了一把凳子叠上去。女儿站在旁边看着。她一只手扶着柜子，一只手把报纸包举过头顶，放进木箱子。手放下来的时候碰到了箱子边缘，箱子晃了一下，里面的包发出干燥的纸张摩擦声。她等箱子稳了才从凳子上下来。
那天晚上她睡得很沉，一夜没有醒。
最后那几年她包零钱的次数少了。不是忘记，是花销少了，月底常常没有零钱剩下。有时候一个月只花了一百多块，都是整钱，从银行取的，找回来的零钱当天就花掉了。到了月底口袋里空空的。她就去翻抽屉，总能找到几毛钱，用报纸包上。有一回实在是找不到零钱，她从整钱里抽出一张十块的，包进去。下个月又把十块拆出来花掉，换成两张五块的包进去。
她死的那天是七月二十九号，离月底还差两天。那天下午她坐在椅子上，电视开着，她看着屏幕上的雪花点。天热，电扇在转，发出嗡嗡的声音。她的手放在膝盖上，手指头不自觉地动了动，像在数什么东西。数着数着不动了。电视里的雪花点继续闪。
女儿是第二天到的。邻居打的电话。女儿进屋的时候电扇还开着，电视也开着，屏幕上全是雪花。她关掉电视，又关掉电扇。屋子里安静下来，只有外面的蝉在叫。她看到母亲的柜子顶上有一个木箱子，把它搬下来。箱子比想象中的沉。打开盖子，里面塞满了报纸包、广告纸包、旧作业本纸包。每个包都不一样大，但都包得很紧，四个角都折得齐齐整整。
她一个一个拿出来，放在床上。一共两百六十四包。最开始的是用《人民日报》包的，报纸已经发脆了，她的手一碰就裂开一道口子，露出里面的硬币。一九八三年的硬币，一分的、两分的、五分的。最后一包是用一张电费通知单包的，里面的零钱是皱巴巴的一张一块和几个五毛。通知单上的日期是今年六月。
她把包一个一个码在床上，床铺满了，就码在桌上。桌上也满了，她打开母亲的一只旧皮箱，把包码进去。皮箱也满了。她坐在椅子上，看着满屋子的报纸包。电视还开着，屏幕上是一片雪花。窗外有人在收废品，吆喝声从巷子口传过来，渐渐走近，又渐渐走远。
她从每个包里抽出一张零钱，硬币和纸币分开，一共是三百七十八块六毛。她把零钱装进一个塑料袋，放进自己的包里。然后把报纸包一个一个放回木箱子。报纸已经松了，许多包都散开来，硬币滚到箱子底部。她把散开的纸叠好，压在箱子最上面。
最后她拿起最底下那个用作业本纸包的包，纸上有铅笔写的字，笔画很粗，是小孩写的。她把纸翻过来，看到一行字：
妈妈谢谢你。
字是铅笔写的，有些模糊了。她看了很久。把这张纸折好，放进口袋。剩下的纸包全部放回木箱子，盖上盖子，搬回柜子顶上。
她把母亲的照片摆在箱子上。照片上的母亲三十多岁，手里拿着一只手套，眼睛看着镜头外面。
第二天是月底。她从口袋里掏出母亲留下的那张作业纸，又从自己包里找出那三百七十八块六毛零钱，数出五十二块三毛，用手帕包好，放进母亲的木箱子。然后她把作业纸重新折好，塞进手帕包的夹层。
她搬了一把椅子，又搬了一个凳子叠上去。一只手扶着柜子，一只手举着手帕包，放进木箱子。箱子晃了一下，里面的纸包发出干燥的摩擦声。她等箱子稳了才从凳子上下来。
然后她收拾屋子，把电扇擦干净，把地扫了一遍，从冰箱里拿出昨天剩下的半碗豆腐，热了热，吃了一半，另一半放在母亲的照片前。
傍晚的时候她坐在椅子上，电视开着，屏幕上又出了雪花。她没有去动它。外面的蝉还在叫。她看着雪花点一明一暗，手放在膝盖上，手指头动了动，像在数什么东西。
数到一半停下来。
她把电视关掉。屋里暗下来。她坐在黑暗里，听到冰箱发出启动的声音，嗡嗡地响了一阵，又静下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