抬脚生
一九七二年春天的一个早晨，李广田从床上坐起来，穿上鞋，走到院子里，开始刷牙。
他刷了足足有三分钟，牙龈出了血，他把血水吐在墙根底下，用袖子擦了一下嘴。那时候他还不到二十五岁，背是直的，牙是好的，头发是黑的。他老婆王秀兰在灶房里烧火，烟从门框上头冒出来，散在院子里，像罩了一层灰布。
李广田刷完牙，把牙刷搁在窗台上，走进灶房。
“吃了。”王秀兰说。
李广田在桌边坐下来，面前是一碗棒子面粥，一碟腌萝卜。他拿起筷子，开始吃。粥很稀，喝进嘴里几乎像喝水，萝卜切得厚一片薄一片，嚼起来咸得发齁。他吃了三碗，每碗都喝到碗底朝天，然后站起来，把碗撂在灶台上。
“走了。”他说。
王秀兰没应声，她在翻锅里的猪食。李广田走出灶房，推上靠在院墙边的自行车，出了门。自行车是凤凰牌的，买了四年，链子松了，骑起来嘎吱嘎吱响。他骑了四十分钟，到了镇上的供销社。
李广田在供销社当会计，这活儿他干了六年。有人说在供销社当会计是好差事，他不这么觉得。他每天做的事情就是算账，进货多少，出货多少，盘点，填表格，盖章，把一摞一摞的单据钉在一起。这些事情做了一天上，他回家的时候手指头上全是印泥的红色，指甲缝里嵌着复写纸的蓝。
那年春上，供销社新分来一个年轻人，姓周，叫周建国，二十岁，初中毕业，分在仓库管发货。周建国上班第一天，李广田领他去仓库，告诉他货架的位置，货物的分类，出库入库单怎么填。周建国点头，掏出一个小本子，记了满满三页。李广田看了他一眼，没说话。
过了半个月，周建国找到李广田，递给他一沓子票据。
“李哥，这几张单子对不上。”周建国说。
李广田接过来看，是上个月的一批棉布，出库数比入库数少了两匹。他翻了翻底单，又翻了翻出库记录，指头在算盘上拨了一阵。
“少就少了。”李广田说。
“不用查查？”周建国问。
“货都搬走了，查什么。”李广田把票据还给周建国，转过身去继续拨算盘。
周建国站了一会儿，走了。后来那两匹布的账，李广田做成了损耗，报上去，上头批了，这事就算过去了。
这事后来只有周建国记得。李广田忘了，或者说他根本没往心里搁。他在供销社干了六年，这种事情他经手过太多。东西少了就是少了，你查也查不回来，犯不上费那个劲。他的活就是把账做平，让上头的数字和下头的数字对上，至于东西去了哪里，那不是他该管的事。
王秀兰怀第二胎的时候，李广田的母亲从老家过来伺候。老太太六十三，走路有点跛，但手脚还利索，来了以后就把灶房接过去了，说王秀兰做的饭不好吃，李广田瘦了。王秀兰嘴上没说什么，脸上紧了一下，后来就不怎么进灶房了，只在院子里洗衣服。
李广田的儿子四岁了，叫李国强，长得像王秀兰，瘦脸，眼睛小，不怎么爱说话。老太太来了以后，李国强整天跟着奶奶，奶奶炒菜他蹲在灶台边看，奶奶喂鸡他跟在后面撒谷糠。王秀兰洗衣服的时候偶尔抬头看一眼，又低下头去搓领子。
李广田对这些事情不怎么上心。他每天还是早上起来刷牙，吃粥，骑自行车去供销社，算账，盖章，钉单据，下班回来吃晚饭，洗脚，上床睡觉。老太太来了以后，饭桌上的菜多了两个，粥也稠了些，他照例吃三碗，吃完把碗一撂。
七月里，王秀兰生了。是个女孩，生下来六斤三两，哭起来声音尖，像猫叫。老太太抱着孙女看了看，说嘴长得像李广田。李广田接过来看了一眼，又递回去，去灶房吃饭。
女儿取名李国红。
李国红满月那天，李广田的丈母娘来了，带了两斤红糖，一篮子鸡蛋。两个老太太坐在屋里说话，声音忽高忽低，李广田在院子里修自行车链子，听不真切。他蹲在地上，手上全是机油，链子拆下来一节一节地擦，擦完了又装回去，装完了蹬了几圈后轱辘，不嘎吱了。
“行了。”他说。
没人听见他说的。
一九七八年，供销社改革，开始实行承包责任制。李广田还是做他的会计，但手里的活多了一倍。原来只管进出货，现在还要核算每组的盈亏，计算奖金分配。他每天要在算盘上拨更多的珠子，单据也钉得越来越厚。他有时候眼睛花了，看不清数字，就把单据凑到离眼睛很近的地方，鼻尖几乎贴上纸面。
那年李国强上了小学三年级，李国红进了托儿所。王秀兰在镇上的被服厂找了一份临时工，锁扣眼，一个月十八块钱。她把李国红托给邻居大妈照看，早上送去，晚上接回来。李国红哭了两天，第三天不哭了，每天安安静静地坐在邻居大妈家的门槛上，等王秀兰来接。
李广田在一个秋天的下午收到了父亲病重的电报。
他请了假，坐上长途汽车，颠了六个小时回到老家。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，屋里点着一盏煤油灯，父亲躺在床上，脸瘦得凹下去，眼睛闭着，呼吸的声音像破了洞的风箱。李广田在床边坐了一夜，给父亲翻了两次身，喂了三次水。天快亮的时候，父亲睁了一下眼，看见李广田，嘴唇动了动，没说出话。李广田起身去灶房熬粥，粥还没熬好，屋里传来老太太的哭声。
李广田端着粥碗站在灶房里，站了大约两分钟。然后把粥撂在灶台上，走进屋里。
办完丧事回来，李广田瘦了一圈。他照常上班，算账，盖章，钉单据。那天他喝水的时候，手抖了一下，搪瓷缸子掉在地上，水洒了一地。他弯腰把缸子捡起来，去水龙头底下冲了冲，又倒了水，继续喝。
周建国在旁边看见了，问了一句：“李哥，你的手在抖。”
李广田看了看自己的右手，放下缸子，甩了两下。
“不要紧。”他说。
一九八三年，供销社全面改制，要裁人。李广田在供销社干了十七年，四十三岁，被列入了待岗名单。周建国留下来了，当了副经理。周建国找李广田谈了一次话，说可以帮他争取一个返聘的名额，但工资要降三成。
李广田等了一会儿，站起来，把自己的搪瓷缸子洗干净，搁在窗台上。
返聘以后，李广田的工作从会计变成了仓库保管员，工资四十块两毛。他每天的任务是守在仓库门口，有人来提货他开门，提完货他关门，在出库单上盖一个章。仓库里冬冷夏热，冬天他穿一件军大衣坐在门口，夏天他搬一把竹椅子坐在门口，手里拿一把蒲扇。
儿子李国强那一年考上了县里的高中，住校，一个月回来一次。每次回来，李国强坐在桌边吃饭，王秀兰问一句“学了什么”，李国强说“学了物理化学英语”，王秀兰点点头，又问“食堂饭好不好”，李国强说“不好吃”，王秀兰说“那下回带些咸菜去”。李广田从头到尾不说话，吃完饭站起来，去院子里劈柴。
李国强走的时候，李广田从口袋里掏出二十块钱，搁在桌上。李国强看了看钱，又看了看李广田。李广田已经走到院子里去了，后背对着门口。
女儿李国红念完了初中，没考上高中，回了家。王秀兰托人在镇上的服装店给她找了一个活儿，学着踩缝纫机。李国红第一天去，回来的时候十个手指头上全是针眼，贴满了胶布。李广田看见了，什么也没说，去灶房吃饭。
后来李国红的手指头磨出了茧子，不再扎针眼了，一个月能挣三十五块钱。
到了一九九一年，李广田彻底退休了。退休那天，他去供销社领了最后一次工资，三十八块七毛。周建国已经调到县里去了，供销社也改成了批发市场，仓库的老房子拆了一半，墙皮掉了一地。李广田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，转身走了。
他骑了那辆凤凰牌自行车回家，路上链子又嘎吱起来了，他没有下来修，就那么嘎吱着骑到家。把自行车靠墙搁好，走进灶房。
王秀兰在擀面条，案板上的面团被她推过来推过去，推成一个薄薄的圆片。李广田坐下来，拿起筷子。
“吃了。”王秀兰说。
李广田吃面。面是手擀的，比挂面厚，嚼起来有劲道。他吃了三碗，每碗都浇了蒜汁，吃得嘴上亮晶晶的。吃完站起来，把碗撂在灶台上。
“回老家。”他说。
王秀兰停下手里的动作，看了他一眼。李广田已经走到院子里去了。
老家是偏远的白柳村，离镇上坐汽车要两个多小时。李广田父母都过世了，老房子空了好些年，屋顶塌了一角，院子里长满了草。李广田说要回去的时候，王秀兰问了一句“回去做什么”，李广田没吭声。王秀兰没再问。
李广田开始收拾东西。他把自己的衣服装进一个蛇皮袋里，又把搪瓷缸子、牙刷、一块肥皂、一条毛巾也塞进去，扎上口，搁在自行车后座上。王秀兰站在门口看他做这些事情，脸上的皮肤紧了紧。
“国强明年毕业了。”王秀兰说。
李广田没应声，在解自行车后座的绳子。
“国红说她要结婚了。”王秀兰又说。
李广田把绳子系紧，拽了两下，确认不会松开。然后直起腰来，朝屋里看了一眼。
“你看着办。”他说。
那年李国红二十二岁，谈了一个对象，是服装店对面的修车铺的徒弟，姓马，叫马文军。马文军二十六岁，个子不高，手上有洗不掉的机油印，来提过一次亲，拿了两瓶酒一条烟。李广田坐在堂屋里，听马文军说了半天话，一句话没接。马文军走后，王秀兰问李广田怎么样，李广田说“随她”。
第二天早上，李广田推着自行车出了门。王秀兰站在门口，没有再说话。李广田骑上车，链子嘎吱嘎吱响，他一直没回头。
从镇上到白柳村，先要出镇走十二里，上一条土路，再顺着河走八里，拐进山里。路不好走，中间有一段是碎石铺的，颠得厉害。李广田骑了两个半小时，中间下车推了两回。
白柳村还是那个样子，土房，土路，路边堆着柴火垛，狗趴在墙根底下打盹。村里的人李广田大部分都认识，但叫不全名字了。他骑着车从村口经过，有个老头蹲在墙根底下晒太阳，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又低下头去。
老房子在村东头，院墙塌了一半，院子里长的草有齐腰高。李广田把自行车停在外面，推开院门，草划在他的裤腿上，发出沙沙的声音。房子是三间土坯房，窗户的玻璃碎了两块，门框上结了蜘蛛网。他站在院子里看了一圈，然后走进灶房。
灶房的地上有一层干透了的泥，灶台塌了一个角，铁锅还在，但锅底锈穿了。李广田把蛇皮袋搁在灶台上，走出来，开始拔院子里的草。
他拔了很久，手上磨出了水泡。他把水泡掐破，挤出水来，甩了甩手，继续拔。
后来他花了三天把房子收拾出来。屋顶用油毛毡补了，窗户用塑料布蒙上，灶台重新抹了一层泥，买了一口新锅。村里人看见他一个人忙进忙出，偶尔搭把手，搬一块石头，递一根木头。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回来，李广田说“老家嘛”。问的人点点头，走了。
李广田在白柳村住下来。他每天早上六点起来，刷牙，洗脸，生火做饭。粥是棒子面粥，咸菜是自己腌的萝卜，和三十年前一样。吃完饭他去地里干活，种了三分地的菜，白菜、萝卜、豆角，该浇水浇水，该施肥施肥。干到中午回来，做饭，吃了饭睡半个钟头，下午继续去地里。天黑了回来，做饭，吃了饭洗脚，睡觉。
他的背开始佝偻了。起初不明显，后来他弯腰拔草的时候，再站起来需要扶着腰缓一会儿。他的手也开始抖了，端碗的时候碗里的粥会漾出来一两滴。他把碗端低一点，凑近了喝，就不漾了。
儿子李国强大学毕业后分到省城一个机械厂，当了技术员。他来过一次白柳村，坐了三个小时的汽车。李国强到的时候，李广田正在院子里劈柴。他抡一把斧子，劈下去，木柴裂成两半，崩到地上弹了一下。
“爸。”李国强叫了一声。
李广田停下斧子，直起腰来，看了一眼门口。
“嗯。”他说。
他把斧子搁在木桩上，走进灶房，拿出两个碗。他给李国强盛了一碗粥，搁在桌上。粥已经凉了，面上凝了一层膜。李国强坐下来，拿起筷子，低头喝粥。
李国强在白柳村住了一晚上。晚上父子两个坐在院子里，李广田拿一把蒲扇慢慢地摇，李国强坐在一个小马扎上，手里夹着一根烟。蚊子嗡嗡地在耳边飞，李广田拿扇子扇一下，又扇一下。
“厂里怎么样。”李广田问。
“还行。”李国强说。
“钱够不够。”
“够。”
李广田不说话了，继续摇扇子。过了一阵，他站起来，走进屋里，出来的时候手里拿了一个手绢包的卷儿。他放在李国强手里。
“拿着。”
李国强打开手绢，是钱，十块五块的，卷得紧紧的。他数了一下，三百二十块。
“你留着自己花。”李国强说。
“我不用。”李广田说，已经走进屋里去了。
李国强结婚的时候，李广田没有去。王秀兰去了一趟省城，回来以后到白柳村看了一趟李广田。她到的时候是下午，李广田正在给豆角架子浇水。他肩膀上面一个扁担，扁担两头的铁桶晃荡晃荡的，水洒了一路。
王秀兰站在地头看他浇完一垄，才叫了一声：“广田。”
李广田直起腰，拿袖子擦了一下脸上的汗。
“国强结了。”王秀兰说。
“结了就好。”
“媳妇是城里人，在银行上班。”
“嗯。”
“给你带了一张照片。”
王秀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彩色照片递过去。李广田接过来看了看，照片上李国强和一个穿红衣服的姑娘站在一起，背后是一块红布。李广田看了一会儿，把照片揣进怀里。
“吃了没。”李广田问。
“吃了。”
“再吃点。”
李广田把桶拎回院子，走进灶房，下了一锅挂面。他给王秀兰盛了一碗，面里卧了一个鸡蛋。王秀兰坐在灶台边的小凳子上吃面，李广田蹲在门槛上，拿一根草棍划地上的土。
“回去么？”王秀兰问。
“不回去。”李广田说。
王秀兰吃完了面，把碗搁在灶台上。她站起来拍了拍衣服上的土，朝门外走。走了几步，回过头来看了一眼。李广田还蹲在门槛上，草棍在地上划着圈。
又过了两年，王秀兰搬到省城去带孙子了。走之前她回了一趟白柳村，给李广田带了一床新被子，二十斤米，两斤肉。她把东西搁在灶房里，李广田正在劈柴。她的嘴动了动，想说些什么，最后什么也没说，坐上过路的拖拉机走了。
一九九八年的冬天特别冷，白柳村下了两场雪。李广田的腿开始疼了，走路的时候右腿拖在后面，像绑了一块石头。他去乡卫生所看了看，医生说是关节炎，开了几贴膏药。他回来贴上，继续劈柴，浇水，翻地。
那年腊月，李国强打了一个电话到村委会，让村长转告李广田，说王秀兰在省城住院了，是脑溢血。李广田听了以后，坐在村委会的长条凳上，坐了有十几分钟。村长问他去不去省城，他说“不去了”。
他又坐了一会儿，站起来走回家。那天晚上他照样生火做饭，吃了粥，洗脚，睡觉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刷牙的时候发现牙龈又出血了，他把血水吐在墙根底下，拿袖子擦了一下嘴，扛着锄头去了地里。
王秀兰是腊月二十三走的。李国强又打了一个电话来，说母亲走了，问父亲去不去。李广田握着话筒，里头有沙沙的电流声。
“你看着办。”他说。
他把话筒放下，走出村委会。路上有冰，他走得慢，右腿更拖了。回到家，他在灶房里坐了一会儿，然后起来烧了一锅水。水开了，他舀了一碗，放在王秀兰以前坐过的那个位置上。碗里的热气慢慢地散了，水面上的蒸气越来越薄，最后什么也没有了。
李广田端起那碗水，喝了。
他看着碗底的一层水垢，站起来，去菜地里继续浇水。
二〇〇三年的春天，李国强开着一辆小汽车到了白柳村。他把车停在村口，走了一段土路，到了父亲的老房子前面。院墙又塌了一段，碎石堆在门口，上面长了青苔。李国强推开院门，看见父亲蹲在院子里，在修一把锄头。
李广田抬起头来，眼睛眯了一下，看了很久才认出是儿子。
“来了。”他说。
“爸。”李国强说。
李广田站起来，腿晃了一下，赶紧扶住锄头柄。他走到灶房里，舀水洗手。李国强跟进来，灶房里黑乎乎的，地上堆着柴火和土豆，灶台上搁着一碗没吃完的咸菜。
李国强在灶房里站了一会儿。阳光从塑料布蒙的窗户里透进来，照在灶台上，那碗咸菜被光打了一半，另一半黑着。李广田洗完了手，拿一条灰手巾擦干。
“城里怎么样。”李广田问。
“还那样。”李国强说。
“孩子多大了。”
“七岁了。”
“上学了。”
“一年级。”
李广田点点头，弯腰去拎水桶。李国强看见他弯腰的时候，背弓得像一张拉满的弓，脸几乎贴到膝盖。李广田把桶拎起来，水晃出来一些，溅在他的鞋面上。他拎着水桶走出灶房，继续蹲在院子里修锄头。
李国强跟着走出来，站在院子中间。太阳晒在他的头上，热烘烘的。他看见院子里的菜地有一半荒着，另一半种着萝卜，萝卜叶子被虫咬得全是窟窿。劈柴的木头桩子上扎着一把斧子，斧子柄磨得光滑发亮，上面是汗浸透了的黑色。
“爸，跟我去省城吧。”李国强说。
李广田拿锤子敲锄头上的钉子，当当当，敲了三下。钉子进去了，他把锄头翻过来，又敲了一下。
“不去。”他说。
李国强站了很久。风吹过来，院子里的槐树叶子沙沙地响，一片叶子落下来，掉在李广田的肩膀上。李广田伸手把它扫掉，连头都没抬。
“那东西要不要我帮你修？”李国强改口说。
“不要。”李广田说。
李国强走了。汽车发动的声音响起来，渐渐远了。李广田坐在那个木桩子上，拿起那把锄头看了看，钉子敲得不太正，有一点点歪。他把锄头杵在脚边，忽然抬起头看了一眼天。
天上什么都没有，是灰白色的。
李广田的右手抖得更厉害了。端碗的时候已经不是漾出一两滴，是整碗都在晃。他把碗搁在桌沿上，俯下身去，嘴唇贴着碗边嘬，嘬出呼噜噜的声音。
没人听见那些声音。
后来他不再出门了。不是因为走不动，是因为不想。菜地荒了，劈柴也没人劈了，柴火堆在墙角淋了雨，长了一层黑毛。他每天做的事情就是起来刷牙，生火做饭，坐在门槛上，坐到中午，进去做饭，吃了饭继续坐到天黑，做饭，洗脚，睡觉。
他开始忘记一些事情。有时候端着碗站在灶房里，站很久，想不起来自己要做什么。低头看见手里的碗，才想起来要盛饭。他忘了儿子的长相，忘了女儿的声音，忘了王秀兰走路的样子。
他唯一没忘的动作，是每天走到院子里，用搪瓷缸子接水，挤一截牙膏，刷上三分钟的牙，然后把血水吐在墙根底下，再用袖子擦一下嘴。
二〇〇八年夏天，一个在外地打工的远房侄子来白柳村办事，顺便拐到老房子看了一眼。他推开那扇已经歪了的院门，看见一个老人坐在门槛上，脸晒得发黑，背佝偻得像一块叠起来的布，右手搭在膝盖上，不停地抖。远房侄子叫了两声，老人抬起头来，浑浊的眼珠转了转，又低下去了。
侄子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，走了。
那年秋天，李广田死在灶房里。他是在盛粥的时候倒下去的，脸磕在灶台上，磕出一道口子，血顺着灶台流到地上，和地上的泥混在一起。发现他的是一个来借锄头的邻居。邻居推门进来，看见人躺在地上，伸手摸了摸，已经凉了。
李国强从省城赶过来的时候，尸体已经拉到镇上的殡仪馆了。他办手续的时候，工作人员问老人叫什么名字。他说“李广田”。又问年龄。他愣了一下，算了一阵，说了个数字。
工作人员把那个数字填进表格里。登记完毕，李国强拿到一张纸，上面是父亲的全部信息：姓名，性别，年龄，死亡时间，死亡原因。这些字印在纸上，轻飘飘的。
他写了很多年单据，自己也变成了一张单据。
李国红也赶过来了，眼睛红着，但没有哭出声音。她从镇上那家服装店的缝纫机前面赶过来的，手指头上还贴着胶布。她站在殡仪馆的走廊里，看李国强签那些文件，忽然说了一句。
“爸以前每天刷牙要刷三分钟。”
李国强停下来，看了他妹一眼。李国红没有再说话，走廊那头有个风扇在转，嗡嗡响。
办完丧事，李国强和李国红去了一趟白柳村的老房子。屋子里落满了灰，灶台上还搁着那碗没吃完的咸菜，已经干成了一团黑色的东西。床上铺着王秀兰带来的那床新被子，被子还叠得整整齐齐的，上面落了一层土。
李国强在枕头底下找到了一本存折。他翻开看，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，每一笔都是存进去的，没有一笔取出来。最后一页的数字是两万三千六百七十五块四毛。
存折边上是那张他和穿红衣服姑娘的合影，照片已经发黄了，折痕很深，像是被反复展开又折起过很多次。
最后他在一个壁橱里找到了一把牙刷。那是一把磨秃了的牙刷，刷毛朝外翻着，根部有发黄的牙垢。他把牙刷拿出来，对着窗外的光看了一会儿。然后他把牙刷又放回去了。
李国强和李国红走出院子。李国红忽然转过脸来，嘴唇动了动，好像想说什么，但是她最终没说出口。只是朝那扇歪了的院门又看了一会儿，然后跟上李国强的步子。
两人走了，土路扬起一层灰。老院子空下来，房檐边又掉下一块泥来，砸在地上，碎成粉末。
风从破窗户吹进去，把墙角的灰卷起来，在空荡荡的屋子里转了一圈，又落下。
是另一场开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