登高
九月九这天跟别的日子没有两样。
天还没亮透，塔吊的灯就先亮了，黄黄的一团挂在半空里。周德贵从板床上坐起来，床板嘎吱叫了一声，他伸手摸床头的烟，烟盒瘪了，里头还剩三根。他抽出一根，把另外两根捏了捏，没扔。火柴在枕头边，划着了，一股硫磺味儿，他就着吸了一口。板房里有六张床，老宋在右铺打呼噜，呼噜声一阵一阵的，有时候忽然停了，停两三秒，又响起来。周德贵穿鞋，左脚蹬进去，右脚用脚趾头勾了两下才勾上。他站起来，膝盖响了一下，不疼了。他把被子叠了。被子是蓝格格的，被头黑了一层，是头油和汗蹭的。叠好被子，他从床底下拉出塑料盆，盆里搁着毛巾、肥皂盒、一把牙刷。他端着盆往门口走，路过老宋的床，踢了一下床脚。
“起。”
老宋翻了个身，嘟囔了一句什么。
“六点了。”周德贵说。
老宋坐起来，头发压得一边倒，像个歪着的帽檐。他打了个哈欠，手在脸上搓了两把，说：“今天几号？”
“初九。”
“初九干什么来着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
周德贵端着盆出去了。
水池在板房西头，一个铁皮焊的方槽子，上头装了四个水龙头，两个能拧出水。水是凉的，打上来带着铁锈的甜味。他刷牙刷了三分钟，把水泼在脚边的泥地上，泥地已经吸饱了水，泼上去就汪着不渗。他把毛巾拧干，搭在池沿上，又接了半盆水，端回屋。
老宋已经穿好衣服，坐在床沿上抽烟。两人不说话，各自把安全帽拿起来，往工地走。安全帽是黄的，用了两年，帽檐上糊着水泥点子，磕一磕就掉白渣。走的时候安全帽的扣带不扣，就那么扣在脑袋上，走一步晃一下。
路过食堂，馒头出笼了。食堂是彩钢瓦搭的，低矮，屋里热气往外滚，跟掀开锅盖似的。大师傅老赵拿铁锨从蒸笼里往外铲馒头，一铲三个，咣当扔在案板上。周德贵拿了两个，老宋拿了三个。馒头还烫手。周德贵一边走一边吃，馒头底下粘着一小块蒸笼布，他揪下来弹掉了。馒头是昨天剩的面，有点酸。他吃完了，拍手上的渣。
工地在七号楼，跟东边那栋楼隔一道围挡。周德贵干的是砌墙的活。砖是加气块，轻，一块砖两手一夹就起来了。他砌的是阳台隔墙，一面墙砌到顶，一天能砌两面粉。灰浆是搅拌机打上来的，吊斗提上去，一斗灰能砌两百块砖。他把灰倒在铁皮槽里，灰稠了就加点水，稀了就加水泥。瓦刀敲三下，一块砖就稳了。三十多年了，手比脑子快。
今天干到十一点半的时候，吊斗上来了，但没人送灰。周德贵朝下面喊了一嗓子。底下有人回话，说搅拌机坏了，电工在修。他把瓦刀插在灰槽里，从兜里摸出烟来。烟盒里那两根剩的，他抽了一根。抽完了还是没来灰，他就蹲在阳台上看东边。
东边是路，路那头是城。城不大，楼高得参差不齐，新盖的，密密的，顶上还留着塔吊。太阳照在玻璃上，亮得扎眼。有一条河从城中间穿过去，河上架了两座桥。周德贵看着河，看着桥，不知道哪座桥往南走。他在这工地上干了七个月，没去过那边。工友有时候去城里逛，他跟着去过一回，买了一双解放鞋，吃了碗拉面，后来没再去过。不知道买什么。
灰到十二点才来。等到的时候，工头老李也上来了，说下午停半天，材料车堵在高速上了。老李五十出头，肚子大，说话的时候手在肚子上摸着。他说：“回去歇着吧，明天干两排。”
周德贵把瓦刀从灰槽里拔出来，在砖上蹭了两下，别回腰后。顺着楼梯往下走的时候，碰见老宋正从另一栋楼下来。老宋袖子撸到肘弯，胳膊上沾着白灰，跟打了石膏似的。
“停了？”老宋问。
“停了。”
“那回去洗洗。”
两人往回走。路过食堂门口，大师傅老赵坐在门槛上择芹菜。老宋蹲下来拿了一根芹菜梗嚼，说：“老赵，今天加菜不？”
老赵说：“加啥？”
“今儿不是初九吗？”
“初九咋了？”
老宋想了想，说：“重阳节啊。”
老赵把一根黄叶芹菜扔到地上，说：“你们这些出苦力的，还知道重阳节。”
“我娘说的。”老宋站起来，芹菜梗还嚼着，“我娘说，重阳节要登高。”
“登啥高？你爬塔吊去。”
“爬塔吊也行啊。”老宋回头看周德贵，“老周，上去不？站那上头视野好。”
周德贵把安全帽摘下来，挠了挠头皮，头发里头有水泥灰，挠出来是白的。他说：“那上头不让上。”
“逗你玩呢。”老宋说，“回去睡吧。”
周德贵回了板房。他的床靠窗，窗玻璃上糊了报纸，报纸是去年的，上面印着手写的电话号码和“招瓦工”三个字。他坐在床上，把鞋子脱了，鞋里倒出两粒沙子。他躺下来，胳膊垫在脑袋下头。板房顶上的篷布被风吹得扑扑响，有人在外头的水池上洗衣服，水声哗哗的。
他摸出手机。手机是红色的，老人机，屏幕小，按键上的数字磨得看不见了。他翻开盖子，屏幕上显示十二点四十。他按了“家里”那个号码，按下通话键。
响了五六声，那边接了。
“喂。”是他女人。
“嗯。”
“咋这时候打？”
“下午不上工。”
“咋不上？”
“没材料。”
“哦。”
那边传来鸡叫，又传来什么东西摔到地上的声音，他女人喊了一声“去”，大概是在赶鸡。
“吃饭了没？”他女人问。
“吃了。”
“吃的啥？”
“馒头。还有点菜。”
“啥菜？”
他想了一下，说：“土豆。”
“就土豆？”
“还有点白菜。”
“没肉啊？”
“有时候有。”
停了一会儿。他女人说：“这两天你娘咳得厉害，夜里睡不着。”
周德贵没说话。他翻了个身，手机贴在耳朵上。他听见那边有风刮过院墙的声音，呼——呼——的。
“看医生了没？”
“去了。前儿个让村上卫生室老刘看了，说是气管炎，开了药。吃了两天，轻些了。”
“轻些就好。”
“你那边冷不冷？”
“还行。”
“穿厚点。你那件毛衣呢？”
“在箱子底下。还没穿。”
“拿出来穿。不穿白不穿。”
“嗯。”
又停了一会儿。他女人说：“没事挂了吧。电话费贵。”
“嗯。”
先挂了。
周德贵把手机合上，放在枕头边。他躺了一会儿，没睡着。板房外头有推斗车的声音，铁轮子碾在水泥地上，哐当，哐当。
下午两点多，老宋回来了，拎了半塑料袋橘子。橘子不大，皮青着。他把袋子往周德贵床上一扔。
“买了点橘子。十块钱四斤。”
“哪来的钱？”
“预支的。”
周德贵拿了一个，剥开一瓣吃。酸，牙跟倒了似的。
小孟回来了。小孟是水电工，二十出头，去年刚来的。他满手机油，洗了手，凑过来拿了一个橘子。
“别吃，酸。”周德贵说。
小孟已经掰开了，咬了一口，五官挤在一起。“我操，真酸。”
老宋说：“酸的提神。”
小孟又咬了一口，嚼着，忽然说：“哎，今天初九啊。”
老宋说：“你也知道？”
“我看了手机，九月初九，重阳。”
“那咋了？”
小孟说：“我刷快手，说是登高节。今天得登高，还得念家里人。”
老宋把橘子皮往地上一扔，说：“念啥念，天天念。能念出钱来？”
周德贵在旁边剥橘子，没吭声。橘子上的白丝他一根一根揪下来，搁在床沿上，摆了一排。
小孟说：“不是，我看人家都发朋友圈，说重阳节登高望远，思念家人。”
老宋说：“你发一个，我看看有没有人给你点赞。”
小孟嘿嘿笑了一下，真掏出手机拍了橘子，又拍了两只脚搁在床上的样子。周德贵站起来，把橘子丝拢到手里，扔到门口。他看了一眼外头。
西边那堆土还在。前年挖地基，挖出来的土堆在那里，一直没拉走。土堆有三层楼高，顶上踩平了一块地，长了几根狗尾巴草。土堆脚下堆着碎砖头和水泥纸袋，还有一截一圈一圈的皮水管。经常有人上去。有时候是解手，有时候是抽烟，有时候打电话。周德贵上去过一回，去年秋上，打电话。信号确实比底下好。
小孟也看了一眼西边。“周叔，咱上去呗？”
“上哪？”
“那个土堆。好歹算是高了。”
周德贵看了看老宋。老宋把橘子瓣往嘴里一扔，说：“行啊，反正闲着。”
三人就从板房往西走。走到土堆底下，老宋抬头看了看，说：“这坡还挺陡。”
小孟说：“爬个坡你就怕了？”
老宋说：“我怕个蛋。”
土堆上的土松，踩一脚滑一脚，滑下来的土灌进鞋里，硌脚。小孟走得快，噌噌噌就到半坡上了。老宋走几步就得歇一下，弯着腰喘。周德贵走在最后头，不急。他踩的地方，都是前面两个人踩过的，土实一点。走到半坡上有一棵歪脖子的榆树，从土里长出来，树干被土埋了一半，枝子上挂着几片黄叶。周德贵在树底下站了一会儿。他从兜里摸出烟盒，里头还剩一根。他把烟盒捏了捏，没舍得抽，又塞回去了。
到了顶上，风大了。土堆顶上是平的，被人踩得光溜溜的，就剩边上一圈草。站在上头能看见老远。东边是城，城里的楼一栋挨一栋。西边是村子，灰屋顶红屋顶，一片一片的，有几家在冒烟，大概是烧炕。村边的地里，玉米秆子还立着，黄的，干透了。有一条柏油路从村边过去，路上跑着一辆长途车，白底红条的，往南边去了。
小孟举着手机，转圈拍。拍完了又把手机举过头顶，说：“这儿信号满格。”
老宋也掏手机。他手机也是老人机，跟周德贵的差不多。他翻了翻，按了几下，放在耳朵上。那边通了。
“喂，娘。我，二小。”
“哦。”能听见他娘的声音吗？周德贵没凑近听，只听见老宋自己说话。
“今儿不是初九吗。给您打个电话。”
“……挺好。”
“嗯。吃了。”
“上的啥？上的白面。”
“……你孙子啥时候回来？……哦，哦。”
“那挂了。您保重身体。”
老宋把手机装兜里，摸了摸鼻子，说：“我娘耳背，听不见。就我说。”
小孟在旁边打电话。他说的是普通话，细细的，带笑。“妈，过节好。嗯，在工地上。不累……今天还休息半天呢……吃了，吃了排骨……真的，不骗你。你看我给你发个照片……”他把手机拿下来，对着镜头比了个“耶”，又照了照周围。“你看，这是工地旁边的小山。我今儿登高了。”他自己先笑了。
周德贵站在土堆边上，面朝着西边，也就是村子的方向。他没把手机掏出来。他就那么站着。风从背后推他，他把脚分开一点，站稳了。他看着那条柏油路，路上那辆长途车已经看不见了。路的尽头是村子，村子再过去，还有村子，再过去就是他的村子了。他想了想，那边大概六七十里地，坐车得两个钟头，到了镇上还得走半个钟头。
他看着看着，忽然把手机掏出来了。翻开盖子，按了“家里”，放在耳朵上。响了两声，那边接了。
“喂。”他女人。
“嗯。”
“咋又打？”
“没事。就打个电话。”
“你在哪呢？”
“在——在外头。”
“外头哪？”
“一个高地方。上来了。”
“哦。”
他女人好像没太明白，但也没追问。过了一会儿，她说：“你娘吃了药刚睡下。要叫她吗？”
“别叫。让她睡。”
“嗯。”
“药还有没有？”
“还有两天的。吃完了再去开。”
“嗯。”
“你那上头顶风，别冻着。”
“嗯。”
“那挂了吧？”
“嗯。”
停了两三秒。
“……过年回来不？”
“回来。”
“那挂了吧。”
“嗯。”
先挂了。
周德贵把手机合上，在手里攥了一会儿，然后装兜里。他蹲下来，从脚边拔了一根狗尾巴草。草茎是干的，一碰就断。他把断了的那截扔了，剩下那截在手指上绕了一圈。小孟走过来，说：“周叔，家里都好吧？”
“好。”
“那咱下去吧。老宋都下去了。”
周德贵站起来，往下面看了一眼。老宋已经走到半坡，蹲在榆树底下，不知道在看什么。太阳偏西了，照得土堆的影子老长老长的，一直伸到工地围墙根下。
三个人下来的时候，小孟说晚上去镇上吃麻辣烫，他请客。老宋说，你一个月挣几个钱，还你请客。小孟说，我上个月加班多，挣了六千多。老宋说，那行，你请。周德贵说，你们去吧，我不去。
小孟说，周叔一块去呗。
周德贵说，我鞋没干。
老宋看了看他的鞋，没再叫。三个人往回走。到了板房门口，小孟和老宋洗了把脸，换了身干净衣服，往镇上去了。周德贵一个人进了板房。
他把鞋脱了，看了看鞋底。鞋底磨得薄了，左脚那只后跟快透了，一踩脚就歪。他把鞋翻过来，拿了一块布头，又从床底下摸出胶皮，剪了一块圆的，垫在后跟里。剪的时候手有点抖，剪了两回才剪圆。他把胶皮塞进去，穿上试了试，行。他把鞋脱下来，搁在床头晾着。
然后他拿起茶缸，喝了口水。缸子是塘瓷的，磕了好几块漆，露出底下的铁，铁锈了。他又倒了点水，把毛巾蘸湿了，擦了擦脸和脖子。毛巾干了，硬邦邦的，蘸水以后才软和了。
他躺到床上。被子里有点潮，他翻了个身，把被子裹紧了。外面天还没全黑，板房顶上亮着一团白。他闭着眼，没睡着。他听见过道上有人走路，有人咳嗽，有人把铁锹摔在地上。后来听见小孟和老宋回来了，小孟在门口喊：“周叔，给你带了串。”
周德贵说：“不饿。”
小孟还是把门推开了，递进来一个塑料袋。里头一串麻辣烫，素丸子、土豆片、豆腐皮，用竹签串着，红油滴在袋子里。周德贵坐起来，接了。
“多少钱？”
“不要钱，说了我请。”
“不能白吃你的。”
“哎呀，一串麻辣烫，值几个钱。”
周德贵吃了一口，辣。咂了咂嘴，又吃了一口。小孟靠在门框上，说：“周叔，你家里都有谁啊？”
“老婆，老娘。”
“没孩子？”
“没。”
“哦。”小孟停了一下，“那跟我家差不多。我家就我爸，我奶奶。我妈也没了。”
周德贵吃着麻辣烫，没接话。
小孟说：“我年年重阳给我爸打电话。我爸在厂子里烧锅炉，不回来。奶奶一个人在家。”
“你奶奶多大年纪？”
“七十六了。”
“那比我娘小。我娘七十九。”
小孟说：“那你娘身体还行？”
“气管炎。咳嗽。”
“哦。哮喘吗？”
“不知道。就是咳。”
小孟没再问。他把空袋子团了团，扔在门口的垃圾桶里，说：“周叔，那我过去睡了。明天还要打眼。”
“嗯。去吧。”
小孟走了。周德贵把剩下的那口麻辣烫吃了，竹签子放在床头的烟灰缸里。他端起茶缸又喝了口水，水凉了。
他坐在床沿上，听着板房外头安静下来。月亮出来了，从窗玻璃的报纸缝里漏进来一条白的，照在地上。他从裤子兜里摸出手机，翻开盖子，看了看屏幕上的时间。八点十二分。他把手机合上，又翻开，找到“家里”的号码。想了想，没按。他合上盖子，把手机放在枕头边。
第二天早上，天没亮他就醒了。醒了之后先在床上躺了一会儿，听见外头的鸟叫了。他穿鞋，鞋后跟垫了胶皮，穿上不歪了。他端着盆去水池，路过老宋的铺，没踢。老宋已经醒了，坐在床上搓脸。
“今天干两排。”老宋说。
“两排。”
“昨儿晚上小孟给你送的啥？”
“麻辣烫。”
“这孩子实诚。我十八岁的时候可没这么实诚。”
周德贵没接话，把牙缸里接了水，牙刷进去搅了搅。
两人往七号楼走。路过食堂，馒头刚出笼。他拿了两个，边走边吃。天空是青的，东边有一抹黄。塔吊已经转起来了，吊钩从七号楼顶滑过去。他站在楼下往上看，七层阳台上，砖和灰已经备好了，用塑料布盖着。
他开始爬楼梯。
爬到七层的时候，喘得厉害，扶着墙歇了一会儿。他抬头看了看西边。那个土堆还在，上面的草已经让别人踩平了一些。他没多想，弯腰把安全帽带子扣上，开始搬砖。
十月初九，这天跟别的日子没有两样。
到了十一月，下了第一场雪。板房里装了炉子，烧的是工地上不要的废木料。火旺的时候，铁炉子烧红了半截。周德贵每天收工回来，先把手放在炉筒子旁边烤。手上裂了口子，烤了痒，不烤又疼。
他女人打过一回电话，说村里在修路，修到家门口了。以后公交车能开到村口。他说，那好。他女人说，你娘好多了，能下地走了。他说，那好。他女人说，村里有人说你在外面挣了大钱。他说，谁说的。他女人说，不知道谁说的。他笑了一声，不算笑，鼻子出了一下气。
他说，你跟他们说，挣个屁。
他女人在那边也笑了。
过了腊月十五，工地停了。老宋去了别的工地，小孟也撤了。周德贵最后一个走，把铺盖一卷，塞进蛇皮袋里。他在土堆旁边走了一圈，土堆上盖了一层雪，白白的，平平的，狗尾巴草从雪里支出来几根。他看了看手机，按了“家里”。
“我明天回。”
“明天几点到？”
“下午吧。”
“那我去镇上接你。”
“不用。我自己走。”
“东西多不？”
“不多。就一个包。”
“那你路上小心。”
“嗯。”
他把手机装兜里，扛起蛇皮袋，往公交站走。走出工地大门的时候，回头看了一眼。七号楼已经封顶了，脚手架上挂着红布条，被风刮得飘。西边的土堆上，不知道谁插了一根树枝，树枝上绑了个红色的塑料袋，也在风里抖。他看着那个红塑料袋，看了一会儿，转过身，走了。
公交车来了。他上去，找了个靠窗的座。车开了，工地在窗玻璃上越来越小，最后只剩下那根树枝上的红塑料袋，在黄秃秃的土堆上，一小朵，像花似的。再后来，连那个也看不见了。
车上了公路，往南跑。他靠着窗玻璃，眼睛半合着。车晃了一下，他睁开眼，窗外的雪地里有一辆长途车，白底红条的，往北边去。两辆车错过去，各走各的。
他把蛇皮袋往脚边拢了拢，又闭上了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