留柿
霜降前三天，周德顺把那根竹竿从灶房后头抽出来。竿头缠的铁丝松了，布兜子磨出一个窟窿，窟窿边上的线头一根一根翘着。他蹲在院子里，把铁丝拆下来，用老虎钳拧紧，重新绑回竿头。蹲下去的时候左膝盖响了一声，站起来的时候得拿手按着大腿，一点一点地起。
秀英在灶房里烧水，隔着门帘问他：“干啥呢？”
他说：“竿子坏了。”
“要摘了？”
“嗯。”
水开了，秀英灌了一壶，拎到堂屋里。路过院子，看了看那几棵柿树，说：“今年结得稠。”
周德顺没抬头，还在弄铁丝。布兜子换了块旧床单撕下来的布，用纳鞋底的粗线缝上去。针脚歪歪扭扭，但结实。他干活从来不管好看，只管结实。
刘庄这一片种柿子的人家不多了。村东头老李家的两棵前年刨了，种杨树，说杨树长得快，五年就能卖板子。村西头王家把柿树嫁接了，换成大果的品种，一斤多卖两毛钱。周德顺没动他的树。六棵，四棵大的两棵小的。最大那棵是他爹手上种的，他爹死了快三十年，树还活着，每年还结几百斤果子。
第二天一早，天刚亮，他推着架子车下地。架子车是铁皮的，红漆掉得差不多了，轮子前年换过，轴承的，推起来比木轮子省劲。他把竹竿搁车上，又带两个柳条筐。秀英跟在后面，拎一个暖水瓶，一个布包，布包里是早饭——馒头和咸菜。
柿树地在村后头，走五分钟。到了地头，周德顺把车停稳，筐卸下来搁树底下。他抬头看，树叶子落了大半，剩下些黄叶子在枝梢上抖。柿子红得发亮，一个一个挂在光秃秃的枝上，有的单挂着，有的挤成一串。早上的光是斜的，打在柿子上，皮上那层白霜看得清清楚楚。
他开始摘。竹竿举起来，布兜子对准一个柿子，轻轻一拧，果子落进兜里，顺着竿子滑下来。他把兜子往筐上一翻，柿子滚进筐里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。高处的枝子得踮脚，竿子举到头顶上去。熟透的一碰就软，得用手接着，不然掉地上就烂。
秀英蹲在旁边，把柿子一个个拿起来看，软的挑出来搁一边。她说：“这几个回去漤了，给小军家送几个。”
小军是隔壁刘二柱的儿子，在镇上念初中。刘二柱媳妇前年去深圳打工，没回来过。周德顺没吭声，继续摘。
摘了大半个钟头，低处的摘得差不多了。树顶那几个，竿子够不着。周德顺把竿子竖起来比了比，还差两三尺。他把竿子靠在树上，往手心里吐了口唾沫，搓了搓，抱着树干就要爬。左膝盖一吃力，疼得他“嘶”了一声。
秀英说：“别爬了。几个柿子值当的。”
他说：“不摘白瞎了。”
“瞎就瞎了。年年都瞎几个。”
他看她一眼，没说话。把竿子又拿起来，够了两下，够不着。放下了。
他们接着摘第二棵。这棵矮些，站地上能够着大半。周德顺摘着摘着，忽然说：“去年张庄那个收柿子的，今年还来不来？”
秀英说：“不知道。没见人来。”
“去年多少钱？”
“八毛。”
“今年呢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
“你听谁说没来？”
“没听谁说。就是没见人来。”
摘完两筐，太阳升到树梢上面。周德顺把筐搬到车上，拿绳子刹紧。两筐，一百来斤。秀英坐到车沿上，他推着往回走。路过村口小卖部，老赵头坐门口晒太阳，问：“摘柿子呢？”
“嗯。”
“今年啥价？”
“不知道。收的人没来。”
“去年八毛。今年怕还得低。”
“嗯。”
“你听说没有，县里要修路，从咱村东头过。”
“修呗。”
“占了地给补偿。”
“嗯。”
周德顺没停，推着车过去了。老赵头在后面喊：“等会儿，我这儿有袋化肥，你捎回去。”他停了车，老赵头把化肥袋子搭在车把上。他继续走。
到家把柿子卸在屋檐底下。秀英和面擀面条。周德顺坐门槛上，把解放鞋脱下来，倒了倒里头的土。右脚小趾头外侧磨了一个泡，没破，拿手按了按，没管。
吃饭的时候，秀英说：“下午我去趟镇上，把软的卖了。”
“能卖几个钱？”
“卖多少算多少。搁家也是烂。”
“嗯。”
“你下午干啥？”
“把西头那两棵小的摘了。”
“那两棵才结几个。”
“结几个摘几个。”
秀英吃了半碗就放下筷子，去里屋躺了一会儿。周德顺把自己那碗吃完了，锅里剩的也盛上，就着蒜吃了。刷了碗，喂了鸡，坐院子里抽烟。烟是一块五一包的，抽一半掐了，烟头装铁盒子里，下回接着抽。
下午他一个人推车去西头。两棵小柿树五年前栽的，一人多高，今年头回挂果，结了三四十个，个头小。他一个一个摘下来，直接装布袋子，连筐都没用。摘完了蹲地头，看着东边四棵大树的方向。树顶的柿子红成一片，隔老远都看得见。
刘二柱扛着锄头从地里回来，看见他蹲那儿，也蹲下来，从兜里摸出烟递一根。周德顺接过来，没点，夹耳朵上。
刘二柱说：“叔，你那竿子使完了没？我想借来使使。”
“使完了。在家。”
“我的竿子断了。今年没新绑。”
“去拿吧。屋檐底下靠着。”
“你今年摘得咋样？”
“不咋样。天旱，果子比去年小一圈。”
“我家那两棵更不行。春天开花下了场雨，没坐住几个果。”
“嗯。”
“小军他娘前几天打电话了。”
“嗯。”
“说今年过年不回来。厂里加班。”
“嗯。”
“给了两千块钱。”
“嗯。”
两人蹲着，又抽了一会儿烟。刘二柱站起来，拍拍裤子上的土，说：“那我去了。”
“去吧。跟你婶说一声，我拿了竿子。”
“知道了。”
刘二柱走了。周德顺又蹲了一会儿才起来。布袋子搁车沿上，推回家。
第四天，秀英去镇上卖柿子。推着架子车，上面搁三个塑料桶，桶里是软柿子。镇上逢集，她把车停供销社门口，蹲旁边。问的人不少，买的人不多。有人问多少钱一斤，她说一块。那人说超市里八毛。她说我这是自家树上结的，没打药。那人还是走了。到晌午，卖了十几块钱。她花五块买两袋盐，三块买瓶酱油，又给小军买了一包火腿肠。回来路过村口，老赵头问卖得咋样，她说：“够买盐的。”
晚上吃饭，周德顺说：“明天把剩下的摘了。天气预报说后天有霜冻。”
秀英说：“霜冻就霜冻。摘不完烂地里。”
“烂地里可惜。”
“哪年不可惜。哪年不烂几十斤。”
他没再说话。
第二天一早他又去摘。这回把梯子搬去了。竹梯子，六尺高，靠树上。他爬上去站第三档，够树顶的柿子。秀英在底下扶梯子。每摘一个往底下扔，秀英拿围裙兜着接。接不着的掉地上，摔成一摊。
爬到第四档，梯子晃了一下。秀英说：“你下来。别摘了。”
“够着了。再摘几个。”
“你下来。”
他又摘了两个，下来了。膝盖疼得站不稳，扶着树站了一会儿。秀英把兜着的柿子倒筐里，说：“树顶那些别要了。年年都有几个挂树上过冬的。”
他抬头看。树顶还有二三十个柿子，红得发黑，一个一个挂那儿，太阳一照，透亮。他说：“不摘了。”
“不摘了。”
他们把筐搬上车，推回家。那天夜里起了风，刮得院子里槐树呜呜响。周德顺醒了一回，听见秀英在咳嗽。他翻了个身，又睡了。
第二天早上起来，地上白了一层霜。他走到柿树地，远远就看见树顶那二三十个柿子还挂着，皮上结着白霜。有几个软透了的，裂开一道口子，露出发亮的果肉。一只灰喜鹊落枝头，歪头看了看，啄了一口。又一只飞过来，两只鸟在枝子上跳来跳去，啄两口就飞走了。他在树底下站着，看了一会儿。
回家吃早饭，秀英说：“树顶那些也不摘了？”
“不摘了。”
“留着干啥？”
“不干啥。够不着。”
秀英没再问。她把昨天摘的柿子挑硬的削了皮，用线串起来挂屋檐底下晒柿饼。又挑熟的放米缸里捂。剩半筐青的拿温水泡上，做漤柿。
周德顺坐门槛上，看屋檐下那一串串柿子在风里晃。串柿子的白棉线，柿子皮削得一圏一圈的，露出橙红色果肉。晒十天半个月，成柿饼了，上头结一层白霜。
过了几天，儿子从省城打电话。秀英接的。儿子问家里冷不冷，她说冷了，生炉子了。儿子问柿子摘了没，她说摘了。儿子问今年卖了多少钱，她说没卖多少，收的人没来。儿子说要不我寄点钱回去。她说不用，家里有。儿子说那你们注意身体，别爬高上低的。她说知道了。挂了电话，秀英跟他说：“建民说过年回来。”
“嗯。”
“他说带对象回来。”
“嗯。”
“你听见没有？”
“听见了。”
秀英没再说话，去灶房做饭。周德顺坐堂屋里，把电视打开。电视里播新闻，说今年粮食又丰收了。他看几分钟，换台，在放电视剧，一个女的在哭。又换，戏曲频道，唱的是《朝阳沟》。他看完了才去吃饭。
霜降过了，天一天冷过一天。树顶那些柿子没人摘，也没人管，一天一天软下去，皮皱了，颜色从红变成暗红。有时刮风，掉下来一个两个，砸地上“啪”一声。麻雀和喜鹊常来，啄几口，飞走。有天下午周德顺去地头看，发现最高枝上那个最大的柿子被鸟啄空了，剩个空壳挂枝上，风一吹，晃来晃去。
他站那儿看了一会儿。旁边刘二柱地里，他媳妇在挖红薯。刘二柱媳妇看见他，直起腰喊：“叔，你家树上的柿子咋不摘？都软了。”
他说：“够不着。”
“拿竿子够呗。”
“竿子也不够。”
“那可惜了。”
“不可惜。”
他转身往回走。走了几步又回头看。那几棵柿子树站在地头上，叶子落得干干净净，枝丫黑黢黢的，上面挂着几十个暗红的果子，在灰蒙蒙的天底下，一个是一个。
他想起小时候他爹说的一句话。那时候他十来岁，他爹在树上摘柿子，他在底下捡。他问他爹，为啥不把树顶的都摘干净。他爹说，留几个给雀儿吃。他说，雀儿吃了明年还来。他爹说，来就来呗。
他没跟秀英说过这事。秀英也没问过。
后来下雪了。雪不大，薄薄一层，盖在柿子上面。柿子更红了，红得显眼。秀英有天从地里摘菜回来，路过柿树，摘了一个冻硬的柿子，拿回家放凉水里化开，扒了皮，递给他半个。他咬一口，冰凉，甜得嗓子眼发紧。
秀英说：“比搁缸里捂的甜。”
“嗯。”
“明年还留不？”
“留。”
“留几个？”
“还那么些个。”
秀英把剩下半个吃了。窗外又开始下雪。屋檐底下的柿饼也晒成了，收了半袋子。她拿一个掰开，里头糖心亮晶晶的。递给他一半，他吃了，没说甜也没说不甜。
院子外面，那几棵柿子树站在雪地里。树顶的柿子还挂着，红红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