搬运夏天
一九四九年的夏天，刘根生蹲在树荫底下，看蚂蚁搬家。
蚂蚁排着队，从树根下头的洞口钻出来，沿着土路往东边去。它们的背上驮着白的虫卵，一粒一粒的，比米粒还小。刘根生把烟袋锅子在布鞋底上磕了磕，又重新装满烟丝，没点火。他在看一只蚂蚁，那只蚂蚁拖着一只死蜘蛛。蜘蛛比它大了五六倍，蚂蚁拖着拖着就停下来，用前头的脚擦了擦头上头的触角，又继续拖。太阳从树叶子的缝隙里漏下来，落到蚂蚁身上，它们的身体黑亮黑亮的，像是抹了一层油。
刘根生的婆娘宋桂兰在院子里喊他。
“吃饭。”
刘根生没应声。他又看了一会儿蚂蚁，才站起来。腿蹲麻了，他扶了一下树，树皮糙拉拉地硌着手心。他走进院子的时候，宋桂兰已经把三碗稀粥端到了院子里的石桌上。桌子旁边摆着三把马扎，刘根生坐了一把，宋桂兰坐了一把，空了一把。
刘根生端起碗。
“满仓呢。”
“去河滩了。”宋桂兰说。
刘根生喝了一口粥，粥稀得能看见碗底。米粒沉在碗底，他用筷子搅了搅，又喝了一口。宋桂兰也端着碗喝粥，喝了两口，她说，河滩那边有人在挖沙。刘根生嗯了一声，没再问。
吃完粥，宋桂兰把碗收进灶房。刘根生又走到树荫下头，蹲下来看蚂蚁。蚂蚁还在搬。蜘蛛已经拖到洞口了，进不去，几只蚂蚁围着蜘蛛转，用头顶，用腿推。太阳又挪了一点，树荫也跟着挪了一点，刘根生就跟着挪了挪，还是蹲在树荫里。他从耳朵上头拿下那截铅笔头，又把口袋里那沓裁好的纸片摸出来，一张一张地翻。
纸片上写的都是数字。有的写着“三月十二，进沙子三车，工资两元五角”，有的写着“五月三，进砖头四车，工资三元整”。刘根生翻到最上头一张空白的，把铅笔头放到嘴唇上沾了沾，写下一行字：
七月十五，未出工，无收入。
他把纸片小心地放回口袋，又摸出烟袋锅子，点上。烟雾升起来，被树叶子的缝隙切碎了，散成一小缕一小缕的，往上飘。蚂蚁还在忙，洞口终于被弄大了一点，蜘蛛被拖进去了一半。刘根生看着那剩下的半只蜘蛛一点一点地变小，最后全进去了。
一九五三年夏天，刘根生在河滩挖沙。河滩上挖沙的人有十几个，每人占着一块地方，用铁锹把沙挖起来，甩到身边的架子车上。刘根生的铁锹把子磨得光溜溜的，手握的地方凹下去两道印子。他挖满一车，就拉着车往镇上的砖瓦窑走。路是土路，坑坑洼洼的，拉一趟要半个时辰。路两边是玉米地，玉米长得比人还高，叶子宽宽大大的，风吹起来哗啦啦地响。
到了砖瓦窑，管事的姓周，四十来岁，戴着一副眼镜，手里拿着一个本子。刘根生把车拉到地磅上，周管事看了一眼数字，在本子上写了几个字，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两角钱，递给刘根生。刘根生接过钱，把铁锹扛在肩上，拉着空车往回走。回到河滩，再把车装满，再拉去。
一天拉八趟。中午的时候，刘根生坐在河滩边上吃干粮。干粮是宋桂兰早上烙的杂粮饼，两块，用一块蓝布包着。饼已经凉了，硬硬的，咬一口要嚼很久。刘根生嚼完一块饼，喝了几口水，水是河里的水，用一只搪瓷缸子舀起来喝的。喝完水，他又开始装车。
旁边挖沙的姓吴，叫吴德厚，四十大几了，跟刘根生差不多年纪。吴德厚停下来，拄着铁锹把子，说，老刘，听说了吗，镇上要修路了。刘根生说，哦。吴德厚说，修水泥路，以后车子好走。刘根生又哦了一声，手里的活没停，铁锹一下一下地插进沙堆里，沙子从铁锹上滑下去，发出沙沙的声音。
太阳偏西的时候，刘根生拉完第八趟，拿到最后一笔两角钱，一共一块六。他把钱揣进裤子口袋里，扣上扣子，拉着空车往家走。路过镇上的供销社，他停了一下，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然后推门进去。供销社里有一股煤油和酱油混在一起的味道。柜台后头坐着一个女人，正在打毛衣，看见刘根生进来，把手里毛线放下。
“要点啥。”
刘根生指了指柜台里的糖块。那种糖块是用油纸包着的，一个个排在那里。
“来半斤。”
女人把糖块称好，用一张黄纸包起来，用麻绳扎好，递给刘根生。刘根生付了钱，把纸包放进口袋，走了。
回到家，宋桂兰正在灶房里烧火。满仓趴在院子里的石桌上写字，本子翻到最后一页了，他用铅笔头在上面一笔一划地写。刘根生走过去，把纸包放到满仓面前。满仓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又低下头继续写。刘根生没说话，走到树荫下头，蹲下来。
蚂蚁又在搬东西。这回搬的是一只死蚂蚱，绿的，腿还在，但是不动了。蚂蚁们围着蚂蚱，有的拖腿，有的顶身子，蚂蚱慢慢地往洞口挪。刘根生把烟袋锅子点上，抽了两口，烟雾在树荫里缠成一团，又被风吹散了。
吃饭的时候，满仓坐在马扎上，面前的粥碗旁边放着那块糖，他没剥开。宋桂兰说，吃吧，你爹给你买的。满仓剥开糖纸，把糖放进嘴里，脸颊鼓出来一小块。他嚼糖的时候嘴巴闭得很紧，嚼一会儿就停下来，用舌头把糖顶到左边的腮帮子里，再嚼一会儿又顶到右边。
刘根生喝完粥，坐在马扎上没有动。夏天的天黑得慢，都七点多了，天还亮着。院子里的枣树投下一大片影子，影子压在石桌上，把碗碟都罩住了。宋桂兰收了碗去洗，灶房里传出水声，哗哗的，一会儿就停了。
满仓把作业本收起来，走到刘根生跟前，站着。刘根生看见他的鞋破了个洞，大脚趾露在外头。满仓说，老师说明天要交学费。刘根生嗯了一声，从口袋里摸出那沓纸片和铅笔头，又摸出几张票子，数了两张一元的，递给满仓。满仓接过钱，叠了叠，放进作业本最前头那一页的夹层里。
满仓进了屋，刘根生又在院子里坐了一会儿。蚊子多起来了，嗡嗡嗡地在耳边绕。他抬手赶了赶，站起来，走到灶房门口。宋桂兰正蹲在地上刷锅，铁锅底黑黑的，她用一把竹刷子一下一下地刷，刷锅的声音钝钝地响着。刘根生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，说，睡了。宋桂兰说，你先睡。刘根生就进了屋。
一九六零年夏天，满仓从镇上中学回来，背着一只布袋子，里面装着书和两件换洗的衣服。他是走回来的，走了二十里路，到家的时候太阳还没下山。宋桂兰正在院子里剥毛豆，看见满仓推门进来，手里的动作停了停，又继续剥。
满仓把布袋子放在地上，坐在石桌旁边的马扎上。他瘦了很多，脖子上的筋一根一根地看得出来。脸晒得黑黑的，嘴唇干裂着，有几道血口子。宋桂兰站起来，去灶房端出一碗水，满仓接过来咕咚咕咚喝了，喝完了用手背擦了一下嘴。
刘根生从屋里出来，看见满仓，站在门口没动。满仓叫了一声爹。刘根生嗯了一声，走过来，在马扎上坐下。他把烟袋锅子点着，抽了两口，烟雾飘起来。满仓的喉结滚了滚，想说什么，又没说。宋桂兰问，学校里怎么样。满仓说，学校放假了。
晚上吃饭，桌上比平时多了一碟咸菜。三碗粥，三双筷子。宋桂兰把粥碗放在满仓面前的时候，手在他肩膀上按了一下，很快就收回去了。满仓端起碗，喝了一口，又放下。他抬头看了刘根生一眼，说，学校里的食堂关了。刘根生夹了一筷子咸菜，放进嘴里嚼，嚼完了，又喝了一口粥。宋桂兰说，回来就好。
满仓没再说下去。
吃完饭，满仓走到院子里，在枣树底下的石墩子上坐下来。夏天的夜黑得晚，天边有一片红红的，太阳已经落下去了，还剩一点余光。枣树上的果子还是青的，小小的，硬硬的。满仓伸手摸了一个，捏了捏，又松开了。
刘根生走到满仓旁边，站了一会儿，然后蹲下来。他蹲在树荫底下，树荫已经快没有了，天快要全黑了。蚂蚁洞还在，洞口比几年前大了一圈。有一队蚂蚁正从洞里往外爬，黑黑的一条线，沿着树干往上走。满仓也盯着蚂蚁看，父子俩谁也没说话，就那样看着蚂蚁顺着树干往上爬，爬到树冠里，看不见了。
第二天早上，刘根生起来的时候，宋桂兰已经熬好粥了。满仓在院子里劈柴，光着膀子，斧头一下一下地落。他劈得很用力，每一斧子下去都闷闷地响，木柴裂开的声音很脆。他身边已经堆了一小堆劈好的柴火，整整齐齐地码着。
刘根生在门口看了一会儿满仓劈柴。满仓的脊背上流满了汗，汗珠子顺着脊梁沟往下淌，把裤腰浸湿了一圈。刘根生走过去，没有说话，拿起靠在墙边的另一把斧头，也劈了起来。父子俩一左一右，斧子轮流地落，邦邦邦的声音很有节奏。劈好的柴越来越多，从一小堆变成了一大堆。
宋桂兰把粥端出来，喊道，吃饭了。刘根生停下来，把斧头靠墙放下。他看见满仓还在劈，一斧子下去，木柴裂成两半，再一斧子，又裂成两半。宋桂兰又喊了一声，满仓才停下。
吃饭的时候，三个人围坐在石桌边。刘根生喝完粥，把手伸进口袋里，摸出那沓纸片，翻到一张空白的，写上：
七月二十，满仓归家，未出工，无收入。
他把纸片放回去，又摸出烟袋锅子，点上。烟雾升起来，被风吹散了，一丝一丝地飘过枣树，飘过石桌，飘到院子外头去了。
满仓在家待了半个月，每天劈柴，挑水，给菜地浇水。院子角落有一小片菜地，种着白菜和萝卜，宋桂兰早上浇一遍水，满仓傍晚再浇一遍。他用扁担去河边挑水，来回两趟，把水缸挑满。第三趟的时候，他把水桶放在菜地边上，用葫芦瓢一瓢一瓢地舀水，浇到菜根上。水渗进土里，发出嗞嗞的声音，土的颜色就深了一块。
刘根生还是去河滩挖沙。河滩上的人少了好几个，吴德厚也不来了。听说吴德厚死了，饿死的。刘根生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装车，他手里的铁锹停了大概有喘一口气的工夫，又继续挖沙。沙子从铁锹上滑下去，还是那种沙沙的声音。
晚上回来，满仓已经把水浇完了，坐在枣树下头的石墩子上。刘根生走过来，在旁边的马扎上坐下。他从口袋里摸出那沓纸片，用铅笔头写：
八月五日，出工，拉沙八车，收入一元六角。
又翻了一张，写：
八月六日，出工，拉沙八车，收入一元六角。
满仓看着刘根生写字，看了一会儿，说，爹，我想出去。刘根生手里的铅笔头停下来，顿在那里。他把铅笔头放在嘴唇上沾了沾，继续写：
八月七日，出工，拉沙八车，收入一元六角。
满仓又说了一遍，我想出去，去北边。刘根生把纸片放回口袋，把烟袋锅子点着，抽了两口。火光在他的脸上闪了一下，又暗下去了。
“去北边干啥。”
“煤矿招人。”
刘根生嗯了一声。烟袋锅子里的火星一明一灭地闪，烟雾从他的鼻孔里冒出来。宋桂兰在灶房里洗碗，碗碰着锅沿的声音传出来，叮叮当当的。满仓等着刘根生说话，但刘根生没有再说话。他只是在那里抽烟，一下一下地抽。
满仓低下头。他看见脚底下的地上爬着一只蚂蚁。蚂蚁在搬一粒米，米粒比它的身子还大。蚂蚁走走停停，到了洞口，先把米粒放下，自己钻进去，又钻出来，再把米粒往洞里拖。满仓说，蚂蚁知道冬天要来了。刘根生说，蚂蚁知道，年年都知道。
满仓走的那天，宋桂兰给他烙了五张杂粮饼，用蓝布包好，塞进布袋子里。刘根生从口袋里摸出五元钱，放在石桌上。满仓看了那张钱，没拿。宋桂兰拿起钱，塞进满仓的口袋里，然后转过身去，抓了一把毛豆，又开始剥。
刘根生送满仓到村口。他们走的路正是刘根生每天拉沙走的那条土路，路两边是玉米地，玉米正在拔节，秆子粗壮壮的，叶子绿得发黑。走了快一里地，刘根生停住了脚。满仓也停住。刘根生从肩上拿下满仓的布袋子，递给满仓。满仓接过去，背在肩上。
满仓说，爹，我走了。
刘根生说，嗯。
满仓沿着土路往前走，走了二十几步，回头看了一眼。刘根生还站在那个地方，身子往右斜着，右腿比左腿短了一点——那是拉车拉出来的毛病，右腿承重的年头长了，膝盖就弯了。刘根生看见满仓回头，抬起右手摆了摆，意思是走你的。满仓就转过身去，继续往前走。
刘根生站在那里看着满仓的背影，看他一点点变小，最后拐过玉米地尽头的那道弯，看不见了。刘根生还站着。太阳从东边升起来，把他的影子拉得长长的，铺在土路上，像一条窄窄的黑布。路上有蚂蚁在爬，刘根生低头看了一会儿，然后转身往回走。
回到家，宋桂兰还在剥毛豆。她面前剥了一大碗，豆壳堆了一小堆。刘根生在石桌另一边坐下。他看着宋桂兰的手指，她的大拇指剥毛豆剥出了厚厚的茧子，指甲缝嵌着绿的汁液。宋桂兰把剥好的豆子放进碗里，又从地上的口袋里抓了一把没剥的，继续剥。
刘根生把烟袋锅子点上。抽了两口，说，走了。宋桂兰说，哦。她把手里的一颗毛豆剥开，豆子圆圆的，青绿色的，蹦进碗里，咚的一声。豆壳扔到豆壳堆上，又拿起一颗。
过了好大一会儿，宋桂兰站起来，把一地的豆壳用扫帚扫起来，倒进灶房灶台底下的柴火堆里。然后她出来，把剥好的毛豆端进灶房。灶房里响起锅铲的声音，油在锅里嗞嗞地响。刘根生坐在院子里，天气热起来了，枣树的影子慢慢缩小，缩到树根那一块，树根旁边蚂蚁洞露出来了，晒在太阳底下。蚂蚁们躲在洞里，外头一只也看不见。
刘根生又蹲到树荫底下去。树荫只有窄窄的一小条了，刚好罩住蚂蚁洞。他看着蚂蚁洞，洞里安安静静的，没有蚂蚁进出。他蹲了一会儿，伸手捏起洞口一粒土，土是干的，在他手指间碎成粉末，细细地往下飘。他把手在裤子上蹭了蹭，站起来，往河滩走去。
一九七零年夏天，刘根生的膝盖彻底坏了。右腿弯不下去，走路的时候要拖着走，身子一高一低的。他已经不在河滩挖沙了，那个活太吃力了。他现在在镇上的废品收购站分拣废品，每天坐在一张三条腿的木板凳上，把收来的废纸和废塑料分门别类。旁边地上蹲着一个哑巴女人，她负责压扁废铁皮，用一把铁锤把铁皮敲成平板，再摞成一摞。
收购站里堆满了东西，旧报纸，破布头，空瓶子，烂塑料鞋，什么都有。气味也很杂，发霉的，发臭的，还有铁锈味。苍蝇嗡嗡嗡地在头顶上飞，赶也赶不尽。刘根生坐在板凳上低着头分废纸，把带字的和没字的分开，把厚的和薄的分开。分好了再用麻绳扎成一捆一捆的，堆在墙角。
管事的姓马，一个月发刘根生十五元钱。十五元，比以前挖沙少了。但刘根生还是做，不做就没饭吃。宋桂兰在镇上的被服厂缝被子，一个月挣十二元。两个人加起来二十七元，买米，买盐，买油，偶尔买点肉。
满仓来信是在七月份。信是从东北来的，信封上贴着邮票，上面盖着一个黑色的邮戳。刘根生拿着信翻来覆去看了好一会儿，不认识上面的字。他把信拿给隔壁的孙老师看。孙老师是个退休的小学教员，戴着老花镜，把信拆开，看了两眼，说，满仓在矿上，说一切都好，让你们放心，每个月都有工资，吃住不愁。
孙老师把信读完，折好了还给刘根生。刘根生拿在手里，又看了两遍那些不认识的字。然后他把信装回信封，塞进衣服里层的口袋里。回到家里，把信交给宋桂兰。宋桂兰不识字，也拿着看了好一会儿，然后叠好，塞进枕头底下。
日子就这样往下过。早上刘根生去收购站，宋桂兰去被服厂。中午刘根生回家，自己热早上的剩粥。宋桂兰不回来，她在厂里吃，自己带的干粮。刘根生热了粥，端到院子里吃。他坐在石桌旁边，枣树比以前粗了，树荫也就比以前大了。蚂蚁洞旁边又多了几个小洞，又有蚂蚁在搬家。有一条黑线，从枣树根下头一直延伸到墙根那边。墙根下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两个新洞。
晚上宋桂兰回来，吃完饭，两个人也不怎么说话。以前的日子，说话就少。满仓在家的时候，说话也不多。吃饭就是吃饭，一个人喝粥的声音，另一个也是喝粥的声音。筷子碰碗沿的声音。板凳腿蹭地的声音。灶房里火苗舔锅底的声音。都有了。
有一天夜里，刘根生醒了。他听见宋桂兰在翻身，翻过来翻过去。过了好一阵子，她坐起来，在黑暗里说，满仓该娶媳妇了。刘根生在黑暗里睁着眼睛，天花板看不见，一片黑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说，嗯。
又过了一阵子，宋桂兰躺下去了。刘根生还是睁着眼睛。
第二天，刘根生在收购站继续分废纸。他把一摞发黄的旧报纸一张一张捋平，叠整齐，摞好。报纸上头的日期是很久以前的，字迹都模糊了。有一张报纸上头登了一张照片，一群人排着队，扛着红旗，脸上都笑着。刘根生看了两眼，把报纸放到“带字的”那一堆，用麻绳捆好。
那个哑巴女人在敲铁皮。当当当，当当当。铁锤落在铁皮上，一下一下很有节律。刘根生听久了，觉得那个声音跟自己的心跳差不多。哑巴女人停下来歇手的时候，声音就断了，收购站一下子就特别安静。
下午下工的时候，马管事把刘根生叫住，递给他一张纸，说下个月开始工钱涨了，涨到十八元。刘根生把那张纸接过去看了，不认识上面的字，但马管事说的话他听懂了。他把纸对折，放进口袋里。回家的路上，他走得很慢，右腿拖着，左腿迈一步，右腿拖一步，左腿迈一步，右腿拖一步。
到了家，他把涨工资的事告诉宋桂兰。宋桂兰正在补衣服，膝盖上摊着一条裤子，裤腿磨破了一个洞。她抬起头，看了刘根生一眼，说，哦。然后低下头继续补。针从布上穿过去，拉线，再扎进去，再拉线。针脚很密，一行一行很整齐，那一块补丁有巴掌大。
又过了一年，满仓又来信了。这次孙老师不在家，刘根生把信拿到街上，找到一个摆代写书信摊子的人，给了他一角钱，让他念。那人看完信，说，你儿子在矿上做得不错，当了组长了，工资也涨了。还有，他问安。刘根生拿着信回到家，告诉宋桂兰，满仓当了组长了。宋桂兰正在案板上切菜，刀一下一下落，菜切成一段一段的。她说，哦。
晚上吃完饭，刘根生又坐到树荫底下。天已经黑了，树荫看不见了，但他还是坐在那里。蚂蚁大概也睡了，洞口黑乎乎的。他从口袋里摸出那沓纸片和铅笔头，在纸片上写：
七月十八，出工，收入六角。
他把纸片放回去，摸出烟袋锅子。没点。就那样叼在嘴里，望着黑乎乎的枣树。枣树的枝丫伸在夜空里，衬着那边天上的几颗星星，枝丫是黑的，星星是白的。
一九七八年夏天，镇上的变化大了起来。街上多开了两家商店，卖一些刘根生没见过的东西。有一种电池手电筒，一个镀着银光的壳子，安上电池就能亮，不用煤油，也不用点着。刘根生在商店门口站了站，隔着玻璃柜子看着那些新东西，又走开了。
收购站还是老样子，旧报纸，破布头，空瓶子，烂塑料鞋。哑巴女人还在敲铁皮，当当当，当当当。她的背驼了，以前是直直的，现在像背了一个什么东西。刘根生的右腿更不行了，现在不但膝盖弯不下去，还开始疼。疼起来像有一根烧红的铁签子插在骨头缝里，走一步就是一签子。
宋桂兰的眼睛也不好了。被服厂里点的是日光灯，白惨惨的光，她缝被子的针脚不如以前密了，有时候还歪。工长说了她一回，回来没跟刘根生提，但第二天她收工回来，在枣树底下坐了很久。刘根生回来的时候，看见她坐在那里，手里拿着针线在纳鞋底，但天都快黑了，光已经不好了，她的针半天扎不进去。
刘根生说，进屋里纳。
宋桂兰说，就这一针了。
她把那一针扎进去，收了线，咬断了线头，站起来，身子晃了一下。刘根生看见她扶着枣树站了一会儿，才走进屋里。
满仓回来是在这年八月份。他坐火车回来的，倒了两趟车，在县里又坐了一趟汽车，回到镇上。他带了一只黑色的人造革皮包，穿着一件白衬衫，领子笔挺的。他的脸圆了，身子也厚实了，站在村口的土路上，刘根生差点没认出来。
满仓叫了一声爹。
刘根生正在枣树底下坐着，听见声音转过头去。他看了好一会儿，才从马扎上站起来，右腿拖了一下，身子晃了晃。满仓走过来，步子很大，几步就跨到跟前。他的影子罩住了刘根生。刘根生看着他，嘴唇翕了开又合上，最后说，回来了。
满仓说，回来了。
晚上吃饭，宋桂兰比平时多做了两个菜。一碟炒鸡蛋，一碟土豆丝。三碗白米饭，不再是粥了。满仓坐在马扎上，吃了一口饭，嚼完了，说，矿上的饭比不上家里的。宋桂兰往他碗里夹了一筷子鸡蛋，满仓低头扒饭，嘴里塞得鼓鼓囊囊的。
吃完饭后，满仓从人造革皮包里往外掏东西。一件羊皮袄，说是给刘根生的。刘根生接过去，袄子沉甸甸的，毛很厚，摸上去软软乎乎的。他抬头看了满仓一眼，满仓正从包里往外掏另一件东西，是一件毛衣，说是给宋桂兰的。宋桂兰拿起来看了，手在毛衣上面来回摸了好几下，然后叠好，放在膝盖上。
天黑了，满仓和刘根生坐在院子里。夏天的夜晚，头顶的树叶沙沙地响。满仓掏出烟来，是带过滤嘴的那种，递给刘根生一根。刘根生接过去，满仓给他点上。刘根生抽了一口，烟的劲儿比他那个烟袋锅子小多了，抽进嘴里轻轻柔柔的，像是什么都没抽。
满仓也点上一根。父子俩坐在那里抽烟，两个小小的红点子在黑暗中一明一灭。满仓说，他要带一个姑娘回来。刘根生抽了一口烟，没说话。满仓又说，矿上认识的，是矿上食堂里的，人很老实。刘根生把烟灰弹在地上，说，哦。过了很大一会儿，他问，哪里人。
“山东的。”
刘根生又哦了一声。他把烟抽到过滤嘴的地方，手指感觉到了热度，才把烟蒂扔在地上，用鞋底踩灭了。满仓也抽完了，把烟蒂扔在地上。两只蚂蚁从枣树根下头爬出来，绕过烟蒂，往远处爬去。它们排着队，一个跟着一个，在月光底下爬，身体黑黑的，地上投下更黑的影子。
满仓看着他爹。他想听他爹再说点什么。但刘根生没有再开口。他从口袋里摸出那沓纸片和铅笔头，借着从窗户里透出来的昏黄的灯光，在纸片上写：
八月十五，满仓归家，未出工，无收入。
写完了，把纸片放回去，站起来，身子往右歪了一下，又站稳了。
“睡了。”
说了这一句，他就回了屋。
满仓一个人坐在院子里。他听见屋里宋桂兰在铺床，被子抖开的声音，枕头拍打的声音。然后又听见刘根生的咳嗽声，闷闷的，咳了两声就停了。他又点了一根烟，抽着。烟雾升起来，被月光照得像一层薄薄的白纱。
蚂蚁还在爬。它们在夜里也不休息，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一粒白色的东西，搁在洞口，一只蚂蚁在往洞里拖，另一只从后面推，那粒粮食很慢很慢地往洞里挪。
满仓看了很久。
满仓带那姑娘回来是在第二年的春天。春天不是蚂蚁最忙的时候，但枣树底下也有蚂蚁在爬。姑娘名叫邱桂芳，长得结结实实的，脸圆圆的，手很大，跟满仓差不多高。她跟着满仓走进院子的时候，宋桂兰正在院子里晾衣服，手里抓着一条湿裤子，水珠子啪嗒啪嗒往下掉。她看见两个人进来，把裤子往晾衣绳上一搭，在围裙上擦了擦手，站在那里。
满仓叫了一声娘。然后他往旁边侧了侧身，说，这是桂芳。
宋桂兰看了一眼那姑娘。姑娘叫了一声姨。
宋桂兰说，进屋吧。
进屋后，邱桂芳从随身带的布兜子里拿出一样东西，是一只搪瓷盆，上面印着两条红鲤鱼。宋桂兰接过去，翻过来看了看盆底，又翻过来看着那两条鲤鱼。她把盆放在桌子上，盆底碰到桌面发出咣当一声。
刘根生回来的时候，天已经快黑了。他推开院门，看见院子里坐着三个人。满仓和那个姑娘坐在石桌一边，宋桂兰坐在另一边。刘根生站在门口，右腿拖在后面，把沾了泥的胶鞋脱下，换了一双布鞋，才走进来。
满仓站起来，叫了一声爹。姑娘也跟着站起来。
刘根生看了她一眼。满仓说，这是桂芳。
姑娘叫了一声叔。
刘根生说，嗯。然后走过去，在马扎上坐下。
晚饭吃得很安静。宋桂兰做了四个菜，比平时多了一倍。吃饭的时候，邱桂芳不怎么夹菜，低着头吃。满仓给她碗里夹了两筷子菜，她抬头看了满仓一眼，又低下头继续吃。
刘根生没说话，宋桂兰也没说话。只有碗筷的声音。
吃完了，邱桂芳站起来要帮着收碗，宋桂兰拦住她，说，不用。她自己把碗筷摞起来，端进灶房。灶房里响起水声。满仓带着邱桂芳在院子里走了一圈，枣树，石桌，那口已经不用了的水缸，墙角码着的柴火堆。最后走到树底下。满仓指着蚂蚁洞说，这洞打我有记忆就在了。邱桂芳蹲下去看那个洞，洞口的土很细，蚂蚁们正在排队往洞里钻，背上驮着不知道什么东西。
邱桂芳蹲在那儿看了好一会儿，说，真多。
满仓说，年年都这样。
他们在家里住了三天。第三天早上走的时候，宋桂兰又给烙了饼，五张杂粮饼，用蓝布包着。满仓把饼塞进人造革皮包，拉上拉链。
刘根生送他们到村口。还是那条土路，路两边的玉米地已经变成了一片新盖的平房，墙上写着“大力发展乡镇企业”的标语，字很大，蓝色的漆，已经褪了一点色。满仓和邱桂芳并排走着，刘根生跟在后面，拖着右腿，走得很慢。
到了村口，满仓转过身。刘根生也站住了。他说，走吧。满仓点了点头。邱桂芳回头看了刘根生一眼，嘴唇动了动，没发出声音。然后她转过身，跟满仓一起往前走。
刘根生看着他们走远。他的身子往右斜着，右腿弯在那里，身体的重量全压在左腿上。他看着满仓和邱桂芳的背影，一个穿白衬衫，一个穿粉色短袖，肩并肩地走着。路上的车多了，不时有拖拉机开过去，突突突地响，扬起一大片灰尘，扑在刘根生的脸上。
他站了很久，久到那两个背影已经看不见了，久到又一个拖拉机过去，扬起的灰尘落了他一头一脸。他用袖子抹了一把脸，转身往回走。
回到家，宋桂兰坐在院子里，腿上放着那件满仓从东北带回来的毛衣。她在补毛衣上的一个小洞，针线细细地缝着，手指头有点抖。刘根生在石桌边坐下，把烟袋锅子点着。
宋桂兰说，姑娘人不错。
刘根生嗯了一声。
过了一会儿，宋桂兰又说，山东的。
刘根生说，嗯。
他抽完了烟，把烟袋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，烟灰和烟油子掉在地上。有一只蚂蚁正好爬过去，绕开了那一小块黑烟灰，绕过烟灰之后，它停了一下，用前脚擦擦触角，然后又往前走。
一九八二年夏天，刘根生六十岁了。他的右腿彻底不行了，走路要拄一根竹竿。竹竿是宋桂兰给他做的，把一根竹竿锯到齐腰的高度，用布条在顶上绑了两层，做成一个手握的地方。刘根生每天拄着竹竿去收购站，走得不快，但比没有竹竿的时候稳一些。
收购站的哑巴女人不来了。几个月前她没来，马管事打听了一下，说是死了。死了就死了。又换了一个年轻人来敲铁皮。是个哑巴小伙子，看年纪也就二十出头，手指粗粗的，拿着铁锤一下一下地敲，当当当。刘根生坐在三条腿的木板凳上分废纸。他的手也老了，手指头的关节鼓了出来，像老树的树节。捡起一张废纸要费一点力气了，捋平的功夫也慢了，但还是每天都分。
这年夏天，满仓来信说他有了一个儿子。信上写着，儿子的名字叫念根，念着老家的根。刘根生让街上的代写书信先生念给他听，念到这句的时候，刘根生把手里的烟袋锅子捏紧了，手指头在锅子上掐出一个白印子来。先生念完了，刘根生付了钱，把信重新叠好，放进口袋里。回到家里，他把信念给宋桂兰听。宋桂兰听完，在灶台边上站了很久，锅里的水烧开了，咕嘟咕嘟地响，白色的水汽往上冒。她站了一会儿才转身去揭锅盖。
那天晚上，刘根生在院子里坐到很晚。月亮很亮，照得地上的蚂蚁洞都清清楚楚。他又拿出那沓纸片，翻到一张空白的，用铅笔头在上面写：
六月初三，出工，收入六角。
停了停，又翻了一张，写：
满仓有子，名念根。
他把这两张纸片并排放在膝盖上，看了好一会儿。然后收起来，起身回去，右手扶了一下枣树的树干。树皮粗粗的，他的手也是粗粗的，手掌上的茧子跟树皮一样硬。
一九八六年夏天，宋桂兰死了。
她是在被服厂里突然倒下去的。手里还攥着一根针，正在缝一床被子的边。旁边的人说，她就那么往前一栽，头撞在缝纫机板上，咚的一声，人就躺在地上了。送到卫生院的时候，大夫说人已经过去了。是心脏的问题。
刘根生赶到卫生院的时候，宋桂兰已经被移到走廊里的一张木板床上了。她身上盖着一张白布单子，脸露在外头，脸上的皮肤松松的，颧骨高高地凸出来。她的眼睛合着，嘴巴也合着，看上去像是在睡觉。刘根生站在木板床边，低头看了一会儿。他没有掀开白布，也没有摸她，就站在那里，拄着竹竿，竹竿的底端磕着水泥地，发出轻微的响声。
在卫生院里办了一些手续。管事的问他，火葬还是土葬。刘根生愣了愣。管事的又说了一遍，火葬还是土葬。刘根生说，土葬。管事的给了他一堆表格，告诉他要去哪里盖章。刘根生拿着那些纸，走出卫生院。天很热，街上没什么人。他拄着竹竿走，走得比平时更慢。纸在他手里被汗浸湿了，软塌塌的。
回到家里，院子里空空的。石桌上放着宋桂兰早上摘的几根黄瓜，还没洗，瓜皮上带着刺和一点泥。灶房里锅还是热的，灶膛里还有火星。刘根生在石桌边坐下。他把那沓纸片摸出来，铅笔头拿在手里，半天没写字。后来他写：
七月初十，桂兰走了。
写完了就把纸片放回去。
棺材是满仓从东北赶回来的时候才买好的。满仓是一个人回来的，坐了两天火车，眼窝深深地凹着。他看着院子里的枣树，又看看枣树下头的蚂蚁洞，叫了一声爹。刘根生坐在石桌边，说，嗯。
父子俩去了镇上的棺材铺。铺子里摆着大大小小的棺材，柏木的，松木的，椴木的。满仓挑了一口柏木的，棺材板子很厚，漆得亮亮的。刘根生站在棺材旁边，伸手在板子上摸了一下，漆面滑滑的，凉凉的。他的手指在板子上停了一小会儿，收回去了。
宋桂兰穿上那件满仓带回来的毛衣，被放进棺材里。棺材盖合上的时候，刘根生站在一边，看着。他看见那件毛衣的领口有一点磨损的地方，宋桂兰补过，补得很密。棺材板合上了，那个领口就再也看不见了。刘根生站在那里，忽然把右手从竹竿上拿下来，在脸上抹了一把。不是流泪，是眼眶那个位置总觉得是有些水。
送葬的人不多，邻居孙老师一家来了，被服厂的几个工友也来了，收购站的马管事也来了。马管事站在人群后面，穿着一件干净的中山装，袖口的扣子扣得好好的。他站到刘根生旁边，看了看刘根生，说，老刘，节哀。
刘根生没说话，也没看他。他看着那些人往坟坑里填土。土一锹一锹地落下去，落在棺材盖上，发出闷闷的声响。锹停下来的时候，他也继续站着。
回到家里，满仓在灶房里做饭。他把宋桂兰早上摘的那几根黄瓜洗了，切成片，拌了盐和醋。又煮了一锅面条。他把黄瓜和面条端到石桌上，放了两双筷子。刘根生坐下来，拿起筷子，吃了一口黄瓜。黄瓜很脆，咬下去嘎嘣一声。
满仓也吃起来，吃了两口停下来，说，爹，跟我去东北吧。
刘根生没答话。他把一口面条吸溜进嘴里，嚼了两下，咽下去。然后夹了一片黄瓜，又嚼了两下。
满仓又说了一遍，跟我去东北吧。
刘根生还是没说话。他的嘴动着，嚼着东西，一下一下的。满仓就也不再说了。父子俩把面条和黄瓜都吃完了，碗里剩了一点汤，刘根生端起碗喝了。他把碗放在石桌上，站起来，拄着竹竿，走到树荫底下。
蚂蚁又在那里搬家。这回搬的是一条小虫，灰白色的，身子卷成一个圈。蚂蚁们围着那个圈，往前拖。洞口刚刚够小虫过去，几只蚂蚁在洞里面往外拽，几只蚂蚁在洞外面往里推，小虫慢慢地滑了进去。
满仓洗了碗从灶房出来，看见他爹蹲在那里，就也走过来蹲下。父子俩一起看着蚂蚁。蚂蚁们又排队往外爬，去搬新的东西。排在最前头的那只走得特别快，触角动来动去，像在探路。
“它们知道冬天要来了。”刘根生说。
满仓看着那些蚂蚁。他的喉结滚了滚，想说什么，又没说。他转头看着他爹。刘根生把竹竿横放在腿上，手搭在竹竿上。他右腿直直地伸在那里，膝盖上头的裤腿空了一截，腿瘦了。
满仓低下了头。
第二天，满仓走了。
走之前他又说了一遍，爹，跟我去吧。
刘根生坐在马扎上，说，走你的。
满仓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。他看了枣树，看了石桌，看了那个蚂蚁洞。然后转过身，大步往村口走去。刘根生没有送。他就坐在院子里，听着满仓的脚步声越来越远，最后听不见了。院子里静下来。
他低头看了看脚边。那只蚂蚁还在那条小路上爬，背上什么也没驮，空着身子往前赶。刘根生看了好一会儿，才拄着竹竿站起来。他走到灶房门口，灶房里的灶台还是早上满仓烧过火的，灰堆里有一点余温。案板上放着一碗满仓给他留的面条，上面盖着一只盘子。刘根生把盘子揭开，面条已经坨住了，一根一根黏在一起。他把面条端到石桌上，坐下，吃了。
一九九零年夏天，刘根生不工作了。收购站不用他了，说他年纪太大。他就整日坐在院子里。右腿已经没有力气了，站起来要花很长的时间，先在马扎上坐直了，两只手撑住竹竿，身子往前倾，左腿使上劲，猛一下子站起来。站起来之后要稳住一会儿，等那股晕劲儿过去，再迈步。
他用一部分时间整理那沓纸片。纸片有一百多张了，大大小小的，有的是日历纸，有的是烟盒纸，有的是收购站那种发黄的废报纸裁下来的。纸片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铅笔字，字迹从工整到潦草，从深到浅。他把纸片一张一张排开，在石桌上摆成一行一行的，按照年份从早到晚。但他不认识年份，他就用纸的颜色和铅笔字的深浅来判断。浅的那些，铅笔印子都快要磨平了的，是早的；深的那些，铅笔印子还很清楚，写的时候力气很重，把纸都压出了凹槽的，是晚的。
他排了一个上午。排好了，又乱了。风从枣树叶子缝里吹过来，把几张纸片吹到地上。他用竹竿把纸片够回来，够的动作很慢，竹竿头在地上划拉着，把纸片一点一点往自己这边拨。够回来之后，重新放上去。风又吹，又乱。他就不排了，把纸片收起来，放进口袋。
满仓每年过年回来一趟。有时候是一个人来，有时候带着邱桂芳，后来就带着念根。念根一年比一年高。头一年回来的时候，念根才四岁，走路不太稳，扶着枣树往上看蚂蚁。满仓说，别踩蚂蚁。念根就蹲在那里，两只手撑住膝盖，一动不动地看着蚂蚁。
刘根生坐在马扎上，看着念根看蚂蚁。
念根看了一会儿，抬起头问他，爷爷，蚂蚁不累吗。
刘根生说，蚂蚁不累。
念根又低头看。
满仓在屋里管灶火。他把灶台升起来，烧水煮肉。肉是满仓从东北带回来的，冻得硬邦邦的，化开了切了半斤，加了粉条和白菜，炖了一大锅。满仓把铁锅端到石桌上，热气腾腾的。他喊念根来吃饭，念根站起来，腿蹲麻了，一瘸一拐地走过来。刘根生看着他走路的样子，跟满仓小时候是一样的。
晚上，念根睡了，满仓和刘根生在院子里坐着。满仓掏出烟，是过滤嘴的，刘根生接过去点上。满仓说，爹，你腿不行，去东北吧，那边有暖气。刘根生抽了一口烟，烟雾从他的鼻孔里出来，他说，这里住惯了。
满仓没有再说。
一九九六年夏天，刘根生走不动了。他的左腿也使不上劲了，整天躺在屋里的床上。隔壁孙老师的老伴每天过来送两顿饭，一碗粥，一碟咸菜。刘根生在床上吃，靠在被子上，粥碗放在被子上，用勺子舀着吃。粥偶尔会滴下来，在被子上面留下一道白印子。
满仓寄了钱，每月多寄了一点。刘根生把钱交给孙老师的老伴，让她帮买米买面。剩下的钱他自己收好，放在枕头底下，跟那沓纸片放在一起。他的枕头底下鼓鼓的，伸手去摸，能摸到纸片的边缘，还有那几张票子的棱角。
那年的夏天特别长，都十月份了，天还热着。窗户开着，刘根生躺在床上能看见窗外那棵枣树。枣树的叶子还是绿的，密密地铺满了树冠。有时候有风，树叶就动一动，刷啦啦地响。枣树上结满了枣子，红的，青的，挂了一树。
他再也看不见蚂蚁了。蚂蚁洞在枣树根下面，从床上看过去，被院墙和石桌挡住了。他只能看见枣树的树干。树干上爬着几道裂口，树皮翕开来，裸露着里面灰白色的木质。在裂口的旁边，有时候会看到一两只蚂蚁在爬，往上爬，或者往下爬。他的眼睛不太好，远远看着，蚂蚁就只是一个小小的黑点，在树皮上移动。
有一天中午，孙老师的老伴端了粥来，发现刘根生已经死了。
他躺在床上的姿势像是睡着了一样，脸朝窗户，右手里攥着那沓纸片。纸片的一角被他的手汗浸湿了，软塌塌的，铅笔字的笔画洇开来，变成了模糊的灰色团块。他的左手放在枕头旁边，枕头底下露出一截信封的角。是满仓几个月前寄来的信。
满仓赶回来的时候，刘根生已经在卫生院里躺了一天了。他穿着那件宋桂兰补过的旧褂子，脸上的皱纹都很深，嘴巴微微张着。邱桂芳和念根一起来的。念根十五岁了，个子已经超过了满仓，站在卫生院走廊里，低着头不说话。
满仓进了屋子，站在木板床边，看着他爹。他看了很久，然后伸出手，把刘根生攥着纸片的那只手掰开来。纸片全散了，一百多张，铺了半张床。满仓一张一张地捡起来，看上面写的那些字。字有一些能看清，有一些已经模糊了。最早的那些，纸都快要碎了，拿在手里轻轻地颤。他看见有一张写着：
七月十五，未出工，无收入。
又捡起一张：
七月二十，满仓归家，未出工，无收入。
再一张：
十月十九，桂兰缝被，挣五角。
还有一张，纸是裁成小小的一块，上面写着：
满仓有子，名念根。
满仓把纸片捡完了，摞成一沓。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信封，把纸片放进信封里。信封不够大，纸片露出来一小截，他用手指按了按，按不下去，就那样放着了。
丧事办得很简单。棺材是松木的，板子没有宋桂兰那口厚。埋在宋桂兰旁边，两个坟并排着。新坟的土还是湿的，黄土里带着草根。满仓在新坟上撒了一把新土，又把旁边的旧坟也培了培土。做完了这些，他站在两个坟前，站了很久。
邱桂芳和念根站在他身后。念根眼睛红红的，鼻头也红红的。邱桂芳的手搭在念根的肩膀上。风从墓地的西边吹过来，把坟头的纸钱吹起来，白色的纸钱在空中翻了几下，落到墓边的草丛里。
满仓转身往回走。走了几步，他停下来，从口袋里摸出那个信封装着的纸片，抽出一张来看了一眼，又放回去。他把信封重新折好，揣进内衣口袋里，拍了拍，才继续走。
回到院子里，满仓一家收拾东西。家里东西不多。石桌，马扎，灶房里的锅碗瓢盆，那个旧水缸，墙角一堆早就不能劈了的柴火。他把刘根生的竹竿拿起来，立在墙角，跟原来放的地方一样。然后他走到枣树底下，蹲下来，看那个蚂蚁洞。
蚂蚁洞比满仓见过的任何一次都要大。洞口扩成了一个拇指粗的窟窿，窟窿周围堆着一圈细土。现在蚂蚁大概是出工的时间，黑黑的一条线从洞口往外延伸，绕过树根，穿过石板缝，一直通到院墙根。蚂蚁们排着队，来来回回地走着。去的背着空身子，回来的驼着东西。
念根也蹲下来，跟他一起看。那根竹竿的影子被太阳投在地上，正好横在蚂蚁队伍的前头。蚂蚁们犹豫了一下，绕过竹竿的影子，又继续走。
满仓站起来。他拍了拍手上的土，走到院子里。石桌上还放着孙老师的老伴昨天端来的碗，碗里剩着半碗粥，粥已经乾了，米粒都贴在碗壁上。他把碗拿起来，到灶房里洗了。灶房里还是老样子，铁锅，案板，竹刷子挂在墙上。他把洗好的碗放在案板上。
走的时候，满仓把院门关上。院门有些年头了，门板往下沉了，怎么也合不拢。他用肩膀顶了一下，咔哒一声，门才合上了。
阳光直直地照在院子里的枣树上。树荫正好罩着那个蚂蚁洞。洞口进进出出的蚂蚁，谁也数不清有多少。它们驮着米粒，驮着虫卵，驮着针尖那么大的一点面包屑。搬进洞里，又空着身子钻出来，再去找下一趟的营生。枣树上掉下来一片叶子，落在蚂蚁队伍中间。叶子是黄的，边缘已经卷曲了。几只蚂蚁爬上叶子，围着转了一圈，又从叶子边缘爬下来，绕过叶子，继续走它们的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