认字
张德贵站在粮站的水泥台阶上，数着地上的麻袋。
麻袋一共四十七条。他数了两遍。第一遍数到四十七，第二遍数到四十多的时候，街对面的李会计从门市部里探出头来喊他，说老张，邮差搁了一封信在柜台上，是省城来的。
张德贵没有应。他把第二遍数完，才转过身，拍了拍手上的灰，朝门市部走过去。他从来不会因为别人喊他就停下来。麻袋要一五一十数清楚，这是他对自己的规矩。他这辈子没什么大事，但小事情都要弄个明白。
信是省城的一个什么单位寄来的。信封上印着一行红字，字他认不全。他能认的字不算多，小时候读过两年私塾，先生的戒尺打断过三根，他的记性也跟着断了大半截。但有一个字他认得，那是一个“张”字。他的姓。
他把信翻过来翻过去看了两遍，没有拆。李会计问他，省城来的信，什么事？张德贵说，不晓得。他把信揣进怀里，又回到台阶上，把四十七条麻袋数了第三遍。
这一年是一九九三年。
张德贵五十一岁。在粮站干了二十一年，搬麻袋，过秤，记账。记账用的是蓝墨水钢笔，他写字慢，一笔一画地描，但描得很认真。他记得每一个数字。库房里有多少大豆，多少玉米，多少小麦，他心里都有数。站长换过四任，每一任走的时候都要拍着他的肩膀说，老张，账上有数，我心里有数。他不知道站长心里是不是真有数，但他自己的数从来不差。
那天夜里他回到家里的土坯房，从怀里掏出那封信。他没有拆。他先把信放在桌上，去灶上烧了一壶水，泡了一碗茶，然后坐下来，用指甲沿信封的口子慢慢划开。
里面是一张纸。纸上印着几行字，还有一块油墨印的表格。字他都认得差不多，大致是说什么补发什么工龄工资，需要本人到省城去一趟，带着证明材料和身份证。落款处盖着一个圆圆的红章。
张德贵把那张纸看了很久。窗外的风把门吹得吱呀响。他站起来，把门闩上，又坐下，又把那张纸看了一遍。他认得每一个字，但这些字连在一起，他就有些吃不准。
他想起很多年前，他父亲还在的时候，说过一句话：字是有脾气的，你一个一个认，它服你；你要是嫌麻烦绕过它，它就给你使绊子。
他父亲是个木匠，一天学也没上过，但能看报纸。他父亲说，那是他跟一个识字的师傅学的，学了三年，每天认三个，认完就不会忘。
张德贵把纸折好，重新塞进信封，然后从炕柜里找出一个铁盒子。铁盒子是装饼干的，里面放着他的一些要紧东西：一个红本子，一卷粮票，一张黑白照片，照片上是他和他媳妇年轻时候的合影。他媳妇已经不在了。七年前死的。癌症。走的时候瘦得只剩一把骨头，握着他的手说，德贵，往后你把日子过仔细些。
他把信放进铁盒子，盖好盖子，又用一块布包上，塞回炕柜的最里面。
第二天早上去粮站上班，他跟李会计说，省城寄来的，说让我去办个什么手续。
李会计说，那你去呗。
张德贵说，我没去过省城。再说粮站这一摊子事，我不能把它撂下——四十斤的麻袋一天要搬两百来条，换了别人，数字容易乱。
李会计说，你可真是死心眼。你干了一辈子，还没干够？省城那么远的事，说去一趟就要去一趟，你就不会写个信问问？
张德贵没说话。他低头把桌上的算盘珠子拨了一下，又拨了一下，说，我怕丢。
李会计问，丢啥？
张德贵说，我要是去了省城，路上把那张纸丢了，上面盖着人家的红章子，补办又要花时间。再说，我不识那些路牌。出了县城，我怕找不到去省城的方向。
李会计嗤地笑了一声。他站起来，端着自己搪瓷缸子去倒水，走到门口又回头，说：你连路牌都不认识，还想着补什么工龄工资。老张，你就是吃了不识字的亏。
张德贵没有接话。他把账本打开，找到昨天没记完的那一页，从蓝墨水瓶里拔出钢笔，在砚台上刮了刮笔尖，接着写。他的字很慢，笔画却是直的。一行数字写下来，像田里翻过的土，齐整。
那封省城的信，他后来再也没有提过，也没有去过省城。铁盒子依然放在炕柜的最里面，没有人再打开过。
日子照旧。
粮食渐渐多了，又渐渐少了。粮站改了制，先是叫粮油公司，后来又叫粮食储备库。以前是交公粮的人排长队，后来是来买粮的人排长队，再后来，排队的人也没了。街上的店铺一家一家开出来，卖衣服的，卖电器的，卖吃食的。人们说起话来，嘴里的词也换了，什么上网，什么手机，什么农民工，什么下岗。张德贵不懂那些新词，他只听懂了“下岗”两个字——站长找他说，老张，粮食系统精简，你的名字在名单上。
张德贵问，精简是什么意思？
站长说，就是让你回去。你五十八了，按政策可以办内退，不丢人。
张德贵噢了一声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，抽出一根，点上，吸了两口，把烟掐灭。他说，我干了二十六年。账上没差过一分。那四十七条麻袋，我数过一万多遍。还有乡里那些粮农的名字，从王家沟到赵家坳，没有哪一户我记不住。
站长说，我知道，你是个仔细人。可这是政策，我也没法子。
张德贵说，我晓得。政策就是这样子，它来了你就照着办。他站起来，把桌上的算盘往中间挪了挪，又把钢笔帽旋紧。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又停下来，回头看了一眼那间库房，说：库里还有三千二百斤黄豆，一千四百斤玉米，五百斤绿豆。明天来接班的人，你让他先点个数。
第二天他拉着板车在街上走的时候，路过县图书馆。门口挂着一个牌子，上面写着什么活动。张德贵不认得“图”和“书”中间那个字，但他知道这两个字大概跟书有关。他在板车旁站了一会儿，看着那两个字的黑体刷得端端正正的，像他当年记账的那些笔画。
他动了动嘴唇，又闭上。拉上板车，继续往前走。
张德贵在家待了一个月，浑身不得劲。他不看电视，因为电视上的字幕闪得太快，他认不过来。他也不去打麻将，嫌那东西闹。他每天早晨起来，把院子里扫一遍，把灶上的锅刷一遍，然后就没有什么事了。他坐在门槛上，看太阳从东边房顶升起来，又从西边院墙落下去，中间隔了长长一道光。他有时候在光线里看到灰尘。灰尘一粒一粒地浮着，没有声音。他把手指伸进光里，灰尘就绕着手指散开去。
有个以前的同事来他家串门，见他坐在那里发呆，就说，老张，你是不是闲出病来了？不如去街道上找个看大门的活儿干干。
张德贵说，看大门要看进出的人，记他们的脸。我怕记不住。
同事说，看大门有什么好记的，你坐着就行。
张德贵说，坐着也得知道谁进来了，谁出去了。
同事摇摇头，说，你就是这么多年记数字记傻了，这世上哪里有什么事都要弄明白的？糊涂点好啊，糊涂人活得长。
张德贵没有反驳。他想说他不是要弄明白这个世界。他只是怕自己哪天什么也认不出了，就真的老了。但他没有说出来。
那年冬天，他翻出铁盒子里的那张黑白照片看。他媳妇在照片上笑。他媳妇没上过学，但认识不少字。他媳妇年轻的时候在村小代过课，教一年级的小孩念书。她教小孩念“日”字，说，你看这太阳，圆圆的，中间一道横杠，那就是光。她又教小孩念“月”字，说，月亮的边上还缺着一小块，天狗咬的。
张德贵那时候觉得，字原来是可以看的，像画一样。他媳妇说你这不是不识字的笨，你是没开窍。这世上的字都有来路的，你只要看见它的来路，就不怕忘了它。
后来村小撤了，他媳妇也就不代课了。她的那些课本堆在墙角，落了很多灰。张德贵有一次一本一本把灰擦掉，翻了翻。字还是那些字。有些他已经认得了，比如“人”字，两条腿撑着；比如“田”字，四四方方的，中间是田埂。
媳妇走的那年，他收拾她的遗物，把她那摞课本用旧报纸包好，塞在了房梁上。他一直没取下来。他想让那些课本待在原来的地方。它们只要还在那儿，就好像她还会回来，还会坐在炕头上，用那根红圆珠笔在课本上划圈儿。
他把照片重新放回铁盒子，又把铁盒子放回炕柜。一个人坐在黑下来的屋子里，没有开灯。
过完年，张德贵的孙女张小燕来了。
小燕在县城一中读高三，住校，一个月回来一次。她肩膀上挂着一个帆布书包，书包的拉链开着一半，里面露出一本厚厚的书。
张德贵问小燕，你暑假想干什么？
小燕说，考完想去打工。我几个同学去饭馆当服务员，能挣一千多块。
张德贵说，你还小，不容易。要好好读书。书里面字多，多认得一些，脑子就清醒了。
小燕笑了，说：爷，你讲得跟课文里写的一样。她说着，从书包里掏出那本书，封面上印着几个字。她翻开一页，指着上面的一行字，说，爷爷，这个字是“想”。你看这个“相”字，是“目”字旁——眼睛看着一棵树，心里想着什么，就叫“想”。
张德贵凑过去看了看那个“想”字。他看了很久。他看字很慢，左看右看，好像要把笔画拆开再装回去。然后他抬起头，指了指书的另一处，说，那个字呢？那个在中间的，是“问”不？
小燕顺着他指的地方看过去了，点点头，说，是“问”。门口那道缝里透出个口，嘴凑上去问。
张德贵“咦”了一声，说，原来“问”是这个来路？他伸出手，粗粝的食指在那个字上轻轻摸了一下，又说：我天天问别人，问这个问那个，问了一辈子，今天才明白我每次开口“问”的时候，门里都有一张口等着，它也想问问我。
小燕没说话。她看了一会儿爷爷的侧脸、他的眉毛灰白、他的耳朵上有一颗黑痣。她合上书，放到他手里。
她说，爷爷，这本书给你看。
张德贵说，我不认得几个大字。
小燕说，不用全认得。你想知道哪个字是什么意思，你就问我；我不在的时候，你就把它记下来，等你弄明白它了，它就不会跑了。心要是一直好奇，这本书就一直打开着。老搁在炕头，纸页会潮的。看完一页，翻过去，它不就又开了一页嘛。
那本书是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，封面上印着一本红色的小字典图案。是她在县城旧书摊上花三块钱买的。
张德贵把那本书放在自己枕头边。他没有翻开。他先把手洗了，又用一块干布擦了擦炕席，然后才把书拿起来。他翻得很轻，怕把纸撕了。他第一个找的字是“日”。他找到了。字典上的“日”比他媳妇当年教的那个“日”规矩得多，方正得多。他念了一遍：日。太阳的意思。又念一遍：日。白天，日子。
他发现，这个字不光是一个字。它站着的时候是一种意思，和别的字排在一起就又变了一些。他翻到一个“日”开头的词：日历。下面写着：标明年月日的本子。他想起媳妇还在那些年，家里墙上永远挂着一本日历，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撕一张。撕掉的日子堆在灶台边，他娘就拿去引火。如今那种老日历已经没人用了。
他翻完了“日”，又翻到“岁”。他认得这个字，但他想知道来路。字典上只写着：年。年龄。没有来路。他有些失望。他合上书，又在炕头坐了一会儿，然后起身，走到那摞课本前。他踩着凳子把房梁上的旧报纸包取下来。报纸已经泛黄，边角有些霉斑。他解开绳子，抽出一本课本——灰绿色的封面，上面印着“语文”两个字。他翻开第一页，里面是一张黑白插图，一个梳着羊角辫的小女孩坐在树下看书。下面有一行字和拼音。
他认得。那行字是：“日月明，鱼羊鲜，小土尘，小大尖。”
他的手指停在那行字上。他媳妇教过他这首识字歌。媳妇说，你看“明”字，日的光和月的光合到一起，就是“明”。世界要是把你照得亮亮的，你的心就不会瞎。
张德贵把课本合上，抱在怀里，在炕头坐着，一直坐到天色暗下来。他没有开灯。他的手指在课本的封面上摩挲着。封面有一道折痕，折痕上有一个字：语。他想，这个字也挺有意思。言字旁，是说话；吾，是我。说话的事。他默念：语。
然后他又念了一遍：“语。”
他觉得屋子里有点亮。
张德贵开始每天认字。他不贪多，一天一个字。他是用把每粒粮食过秤的心来认字的。
他没有纸笔，就用手指头蘸着水在灶台上写。写完一个字，水干了，字没了。他就再蘸水写一遍。有时候一个字要写十来遍才能记住。他记字的方式不是背，而是看。看它结构，看它左右，看它头上的那一撇是往左偏还是往右斜。他像老丈人相女婿一样相每个字，看顺了，他就暗暗点个头，“噢”一声，把它放在心里。
有一天他在院子里的空地上捡到半张旧报纸，上面写着一条新闻。大部分字他不认识。但他认出了“张”字。他又仔细看了看，那行字的前面有两个字，他在字典上查过，还问过路过门口的小学生。
那几个字是：“教育。”
他沿着那行字一个字一个字地往下认。像走过一块一块田埂，他步子走得慢，但踩得稳。
认到第三个字时，他愣住了。那个字是“死”。他心里有一点酸。他想起媳妇，她的名字中间有一个“兰”字，在课本上写过一百遍。媳妇没认出那个冬天。她又想到了一个旧事：那年媳妇病重，她握着她的手说，德贵，你以后要是一个人，就去找一本字典来——它不像人，它不会走。你问它什么，它都答你。
张德贵对着那半张旧报纸站了半晌，把报纸折好，揣进怀里。
他进了屋，把字典翻开，翻到“死”字。他不认识拼音，但他知道这个字——里面有一个“歹”，和一个“匕”。他盯了片刻，又掉头查“活”。字典上的“活”字，三点水加一个舌头的舌。水从舌头上流过，还是有知觉的。
张德贵用指头在自己手背上划了两遍：活。
他舒了一口粗气。
小燕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学校。走之前，她回了一趟爷爷家。她看到那本词典已经旧了，书脊裂了一道口子，用白线缝着。封面上起了毛，边角卷了起来。翻开来，页面空白处有些地方有灰色指纹，有些地方有水渍，有些地方被铅笔——不是墨水——在页码顶上画了一横。
小燕问：爷爷，你认了多少个了？
张德贵略显腼腆，像一个交考卷的小孩：大概两千个。不太敢确定。字典里有些字的解释我还是看不太懂，要用两个字去认第三个字，有时候会堵住。他说从这里开始，用指头敲了敲一个词条，说：像这个“陌”字，它说，田间东西方向的小路。但我见到的田，都是南北向的，这“东西方向的路”我怎么也想不出样子来。
后来他又想通了。他坐直身子，眼神里有一种光：不管路朝哪里开，只要是路，就一定通到另一块地方去。
小燕说，爷爷你真厉害，比我班里好些同学认字都多。你都可以去报个什么班，或者写个东西了——
张德贵说：我不写什么。我就是想知道它们都长什么样、从哪儿来。知道了，它们就不是生人了。好像街坊邻里，你认得了人家的脸，叫得出人家的名字，你走在这世上就不用时时提心吊胆。
小燕走的那天落着小雨。她走到院门口，回头看见爷爷站在屋檐底下，手里还拿着那本词典。他正低头翻着，雨丝洇到页沿上，他也浑然不觉。
小燕喊了一声：爷爷，书页会湿的！
张德贵抬起头，像是刚刚从很远的一片字林里清醒过来。他把书合拢，用袖子擦了一下封面，然后朝小燕摆了摆手。
小燕后来在省城读书，有时候会打电话到村口小卖部。村长家的媳妇喊一声“张德贵——你孙女电话——”，他就撂下碗，快步跑过去。他从怀里的布兜里掏出一本巴掌大的小本子和一支短铅笔。那是他用自己攒的卖废纸的钱买的，本子是从旧作业本上拆下来的，他让裁缝铺的孙媳妇帮他钉了一道线。
他在电话里问小燕的功课、伙食和天气。小燕问他还翻不翻那本词典。他说：翻。我昨天刚刚弄明白“桥”字的来路——以前建桥不用石头也不全用木头，有种桥是用水里的大树倒下来搭成的，所以有个“木”字。
小燕说：爷爷，你进步了。你都可以弄明白一个字为什么长得这样了。我以前没想过，字典是要拿来用的，不是拿来从头背到尾的。
张德贵说：我不背它。我就是和它做邻居。邻居是一辈子的事。不用抢着把一条巷子都走完，但总得知道隔壁住着谁。遇到了就打个招呼，点点头，日子久了，就都熟了。
他说的这番话，他自己也不觉得有什么高明。他只是把这些话当成庄稼话一样说出来。
挂掉电话后，他沿着村子里的土路往回走。天已经黑了，远处的镇子上有灯亮起来。他一边走一边低头看手里的小本子。他在页缘上写了一个“桥”字。光线太暗，看不清，但他的手指记得笔画。他用指头在小本子上描了两描。
老日子，新走法。
他孙子辈没有一个知道他每天跟着太阳的光柱移动着看书桌、看字典的位置；他只把每天“翻一页”当成和当年每天清点麻袋一样的事。
那本词典被他放在窗台的一角，用一块蓝布垫着。每天清晨他擦一遍窗台，然后把词典摊开，风从纱窗缝钻进来，掀动纸页，哗啦声响，像人清了清嗓子。
他并不总从第一页开始。他随手翻开，翻到哪一页算哪一页。他看看今天这一页有什么字跟他打照面。他像一个不着急赶路的人，在街角站定，等一个熟人过来，说两句闲话。
他认的字越多，他注意到自己不认得的话也越多。这句话他没有说出来。他觉得这个感觉有点像当年站在粮站的高台上往远处看：能看到的地方越来越远，天地也越来越大，而他自己反而小了。小归小，他不再害怕那个大到没有边的什么。他只是往前走，走一步，算一步，像翻书一样，翻一页，再一页。
二〇〇四年。张德贵六十二岁。
他已经不种地了。他的地包给了村里的一个种粮大户。他每个月领一百多块的老头钱。钱不多，但他花得很慢。他每天的开销就是两块钱——菜从门前自留地拔一撮，米是一个月买一袋二十斤的，能吃四十天。剩下的钱他托小燕买书。那本词典他已经翻烂了，有些页面掉了角，有些字迹被水渍洇模糊了。每一页都好像被他的岁月撵了一遍。但那不是那种厚得死沉的书。小燕后来又给他买了一本新的词典，还买了一本《新华字典》。
他把旧词典和新字典并排摆在窗台上。旧的他偶尔翻，是去怀旧的。新的他天天翻，是去认路的。
邻居老周头在村口开了一个杂货铺，进了些新货，什么方便面、电池、指甲刀，包装上都是白花花的字。老周头不识字，他跟张德贵说：老张，你说说这牌子上写的什么？这有火（火机）字怕是危险的东西。
张德贵就凑上去，一个字一个字看他认。他把“没有”当成“没”认了，又认“火”和“危”……他像一条老牛，慢腾腾在泥水里走着，忽然挺起头，仿佛看见一处鲜草。
他说：“安全”，是说不会出事。后面那两个字是“注意”。他指着一个红通通的“禁止”说：这底下写得清楚，小孩不能碰。这是危险品。
他念的时候，老周头自己也俯身看。反正也看不懂，但他听到张德贵的声调——平稳、笃定、不慌不忙，像把一杯水从桌上端起来，水面一点也没有晃。
老周头说，老张，你真有本事。你算是半个识字先生了。
张德贵摇摇头说：我连小学文凭都没拿到。我不是先生。我只是个认得一些字的闲人。
从杂货铺回去，他走到河沿上，蹲下身，拨了拨水。水里映着他的脸。他的头发又白了多少根？他没有数。他如今已经不怎么数数了。他更多的时候是沉默地看东西，看一棵树抽芽，看一片云移过，看到那些不用说话的画。
但他每天雷打不动的事，还是翻开书。有时是那本新字典，有时是那本旧词典。他翻的时候不像以前那么企盼去查什么，他只是像打开一扇门一样把它打开。他觉得，门开着，风就能进来，光就能进来，字与字之间飘着的那股纸浆味就还在。
他老伴以前在村小教书的时候，跟他说过一句话。她是在他耳畔念叨的一句：
“识字不是要紧事。最要紧的，是你老想知道外面还有些什么。”
他按她教他的那样，用一个又一个的字来丈量这个他出生、长大、在一条土路上走了一辈子的小村子。
他认出了“桥”、“树”、“谷”、“田”、“远”、“近”。他又认出了“病”、“死”、“疼”——但认了它们，他不怕。因为它们也像字一样，在书页间夹着；不翻那页，它们就安静地躺着；翻到了，看清楚，合上，它们也不会追出来。
有一次他病了一场，烧到三十九度。他自己蒸了一碗姜汤，灌下去，蒙头睡了两天。第三天早晨他爬起来，走到窗台边，手指头有点抖，但他还是把那本书翻开了。他像找熟人一样，慢慢翻着，找到一个“春”字。他摩挲着那个字，把它的笔画在心里描了一遍。太阳一日比一日长。积雪一日比一日薄。地皮上渗出潮气，那潮气里有草芽子、粪沫子和土腥气——那气味让他觉得他还没有死透，还和这块地连着。
他把“春”字看了好一会儿，才合上书。他觉得自己身上那点烧退了，人也清爽了。
小燕大学毕业那年，在省城找了个工作，不常回来了。
她偶尔给爷爷寄快递，寄一些书。有几本医学常识，有一本《新华字典》修订版，还有一本民间故事集。她爷爷收到后，不会拆快递。他要拿着一个小刀慢慢划开封口，像剥苞谷皮一样一层一层掀开。他一边拆一边嘀咕：“这是从哪里寄来的呢？哦，小燕她……”他把地址读一遍——那些地名和编号，如今他能看个大概了。
他坐在门槛上，把快递里的书一本一本拿出来，翻一翻，凑近闻一闻。新书有油墨味。他喜欢那股味，觉得像新磨的面粉。
那年秋天，村里说要修路，要占他门前的一小块菜地。村委会的人上门来，拿着一份协议，递给他一支笔：老张，你在这儿签个名。
张德桂接过纸，没有急着写。他先把那张协议从头到尾念了一遍。念得慢，但都念下来了。他看到一个他不太明白的词：“土地使用权流转。”他问村委会的人。人解释了一遍。他又看了一遍，确认自己和对方说的是同一个意思，才在那一栏里，一笔一画，签下他这辈子写过的最正式的签名：张德贵。
写“贵”字的时候，他笔尾一顿——上面是个“中”字，下面是个“贝”——他的媳妇当初教过他，“贵”是“中”和“贝”，意思是把宝贝从当中穿起来，不丢。他写完，放下笔，盯着自己的名字看了一会儿。
他长出一口气，说：“我这辈子，总算是会写自己的名了。”
村委会的人没听懂，只当他说客气话，笑一笑走了。
那晚，张德贵给自己煎了一个鸡蛋。他老伴活着的时候最爱给他煎鸡蛋，说鸡蛋最补人。他坐在灶台边，小口小口地吃。鸡蛋的边缘煎得焦黄，微微卷起。他的牙口已经不太好了，用门齿慢慢碾着。
吃过饭，他刷了碗，擦干净灶台，又坐回窗边。天已经黑透了。他拉开灯——不是以前那种昏黄的白炽灯，是他侄子帮他换的一根节能灯管，亮堂堂的，照得屋子白惨惨的。
他把那本旧词典从窗台上拿下来，又把这几年小燕陆续寄来的书一本一本叠在膝头。他一本一本翻过去，翻到那本《现代汉语词典》扉页上，一行钢笔字：心保持好奇，书就会一直打开。
那行字是多年以前小燕在扉页上写的。她当时写的时候还小，字歪歪扭扭。他后来还描红过一遍，用蓝黑墨水，像描红课一样，照着描。他没有把那句话念出来。他只是看着。
过了一会儿，他关灯，躺下。枕边放着一本翻开的书——不是他的哪一本，而是今天正读着的一本，他随手扣在枕边的《新华字典》，翻在“好”字那页。
月光从窗纱里漏进来，照在那行字上：“好：优点多的，使人满意的——久。旧社会里没有志气的人，总想‘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’。新时代的青年，要有志气，要把自己锻炼成有用的人……”他没法读全，但那句话最末端的那几个字被月光照得很清：“要天天向上。”
他闭着眼睛，却没有睡去。他觉得，那本扣着的字典的页面，正在无边的黑里继续敞着——像一扇门没有关上，像一条路还没有走完。
他把手伸出被窝，伸出左手，放在那本翻开的书页上。纸的凉意妥帖地贴着他的掌心。他睡了。那本书就那样子在月光里敞了整整一夜，像一张止住了呼吸的嘴。
第二天早上他起来，阳光先于他的眼睛落在书页上。他看见昨天翻到的那一页上，有一个字被阳光照透了。他凑近，仔细辨认。那个字他不认得。但他的手指在上面停了一下——然后他知道，他今天又有事可做了。
他披上衣服，去灶房把昨天的剩粥热了，呼噜呼噜喝完，然后坐到窗边，翻开字典来认那个字。
门外有人骑自行车经过，链条的声音哗啦响。远处的田野上，有人喊着牛。他都没有抬头。
风从纱窗里挤进来，掀动纸页，沙沙响了一阵。他没有压住那页纸。他让风翻过去，让他再多面对一页从未见过的纸页。他不着急。他可以待会儿往回翻，也可以等风停了再翻回来。他知道，这本字典永远不会责备他迷路。它只是敞着，等他来看下一样东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