雪地上的脚印

雪是从半夜开始下的。

李建国醒来时，天还没亮透，窗外白茫茫一片。他躺在床上，听着雪落的声音，那声音很轻，轻得像时间在呼吸。他想起父亲说过的话：“雪是老天爷给大地盖的被子，让一切都能睡个好觉。”

可是李建国睡不着。他今年六十八岁，退休八年，老伴三年前走了，儿子在南方工作，一年回来一次。他每天的生活很简单：起床，吃饭，散步，看电视，睡觉。像钟表一样准时，也像钟表一样无声。

他穿上厚厚的棉袄，戴上老伴织的毛线帽，推开房门。

雪还在下，不大，细细密密的。院子里的老槐树披上了白衣，枝桠低垂，像是累了。李建国拿起扫帚，开始扫雪。扫帚划过雪地，发出“沙沙”的声音，这声音让他安心。扫出一条小路，从门口到院门，二十三步，他数过很多次。

扫完雪，他站在院门口，看着外面的世界。街道很安静，雪把一切都简化了：黑色的屋顶变白了，灰色的路面变白了，绿色的垃圾桶也变白了。世界只剩下两种颜色：白，和不是白。

他决定出去走走。

脚印在雪地上留下，一个接一个，深深浅浅。李建国走得很慢，他有关节炎，膝盖疼，像里面住了个小人，时不时敲打他的骨头。但他还是每天走，从家到公园，再从公园回来，来回四十分钟。医生说多走走好，他没告诉医生，他走不是因为医生的话，是因为不走的话，一天太长。

公园里没有人，只有雪和树。长椅被雪覆盖，像一个个白色的墓碑。李建国在一张长椅前停下，用手拂去上面的雪，坐下。他记得这张椅子，三年前，老伴最后能出门的那天，他们就坐在这里。那天也有雪，不大，老伴说：“你看这雪，多干净。”

老伴叫王秀英，他们结婚四十二年。她是纺织厂女工，他是机械厂技工。他们经人介绍认识，第一次见面在人民公园，也是冬天，也有雪。她穿一件红色棉袄，像雪地里的一朵梅花。他说：“你真好看。”她低头笑，脸比棉袄还红。

后来他们结婚，住在单位分的筒子楼里，十八平米，厕所公用。儿子出生在那间小屋里，秀英难产，流了很多血，医生说可能保不住大人，他跪在产房外，对着墙壁磕头，额头磕破了，血顺着脸流下来。后来母子平安，护士出来说：“你爱人真坚强。”

儿子长大了，去南方读大学，留在那里工作，结婚，生子。秀英退休后身体一直不好，先是高血压，后来是糖尿病，最后是肾衰竭。她走的那天很平静，握着他的手说：“你别难过，我先去那边看看，等你来了，我给你带路。”

李建国坐在长椅上，雪落在他的帽子上，肩膀上。他想起秀英最后的日子，她瘦得只剩一把骨头，但眼睛还是亮的。她说她想吃冰糖葫芦，他跑遍半个城市买回来，她只吃了一颗，说：“真甜。”

公园的湖面结了冰，雪落在冰上，分不清哪里是冰，哪里是雪。李建国站起来，继续走。他的脚印在雪地上延伸，像一条虚线，连接着过去和现在。

走到公园另一头，他看见一个小男孩在堆雪人。男孩七八岁的样子，穿一件蓝色羽绒服，戴一顶有耳朵的帽子，手套是黄色的，像两只小鸡。他堆得很认真，雪人已经有个雏形，圆圆的身体，圆圆的头。

李建国走过去，站在旁边看。

男孩抬头看他：“爷爷，我的雪人好看吗？”

“好看。”李建国说。

“我给它取名叫小白。”男孩说，“因为它很白。”

李建国点点头。他想起儿子小时候，也喜欢堆雪人，堆好了非要拉他和秀英一起拍照。那些照片还在相册里，秀英把它们按时间顺序排好，每张下面都写着字：“明明五岁，第一场雪。”“明明七岁，雪人比他还高。”“明明十岁，最后一次和我们堆雪人。”

“爷爷，你能帮我找两根树枝吗？”男孩问，“雪人需要手。”

李建国在附近的树下找了两根合适的树枝，递给男孩。男孩小心地插在雪人身体两侧，然后退后几步，歪着头看。

“好像不太对称。”男孩说。

“这样更好看。”李建国说，“人也不完全对称。”

男孩想了想，笑了：“对哦，我的左眼比右眼大一点，妈妈说的。”

雪小了一些，天空露出淡淡的灰色。男孩的妈妈来了，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，围着红围巾。她向李建国点点头，对男孩说：“该回家吃饭了。”

“可是雪人……”男孩不舍。

“太阳出来它就化了。”妈妈说，“明天我们再堆一个新的。”

男孩被妈妈拉着走了，回头看了雪人好几次。李建国站在原地，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公园门口。雪地上留下三行脚印：男孩的小脚印，妈妈的中等脚印，和他自己的大脚印。三行脚印交错，重叠，然后分开。

他继续走，沿着每天走的路线。经过菜市场，已经收摊了，只剩下几个卖早点的摊子还开着。卖煎饼的大妈认得他，招呼道：“李师傅，今天这么早？”

“睡不着。”李建国说。

“来个煎饼？热乎的。”

李建国摇摇头：“吃过了。”

其实他没吃，只是不想吃。秀英走后，他常常忘记吃饭，或者记得也不想吃。一个人吃饭没意思，做什么都没意思。儿子说接他去南方，他不去。他说：“我走了，你妈回来找不到我。”

儿子在电话里叹气：“爸，妈已经不在了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李建国说，“但我还是得等她。”

他走过邮局，走过小学，走过已经关门的供销社——现在叫超市了，但他还是习惯叫它供销社。这些地方都有他和秀英的记忆：他们在邮局寄过给儿子的信，在小学门口接过放学的孙子，在供销社买过凭票供应的白糖和肥皂。

记忆像雪，一层层覆盖，新的盖住旧的，但旧的还在下面，没有消失。

回到家时，已经是上午十点。雪停了，太阳出来了，薄薄的，没有什么温度。李建国站在院门口，回头看自己留下的脚印。从公园到家，一条弯弯曲曲的线，在雪地上格外清晰。

他忽然想起父亲说过另一句话：“人活一辈子，就像在雪地上走路，留下脚印，深一阵浅一阵，但太阳一出来，就什么都没了。”

当时他不明白，现在他明白了。

但他不觉得悲伤。他推开门，走进院子，老槐树上的雪开始融化，一滴水落在他的额头上，凉凉的。他抬头看，树枝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

下午，他又出门了。雪化了一些，他早上的脚印已经变浅，边缘模糊，像褪色的记忆。他沿着同样的路线走，走到公园时，男孩堆的雪人还在，但已经有些歪斜，树枝手掉了一根。

他在长椅上坐下，这次没有拂去上面的雪。雪湿了他的裤子，但他不在乎。他看着湖面，看着树，看着天空。天空很干净，蓝白色，像秀英最喜欢的那条围巾。

一个老太太走过来，在他旁边坐下。她也很老了，头发全白，脸上有很多皱纹，但眼睛很亮。她看了李建国一眼，说：“今天天气真好。”

“是啊。”李建国说。

“雪开始化了。”老太太说。

“嗯。”

“化雪的时候最冷。”老太太说，“但春天就要来了。”

李建国转头看她，她对他笑了笑。她的笑容让李建国想起秀英，不是长得像，是那种温暖的感觉像。秀英也总是这样笑，即使生病最重的时候，她也努力对他笑。

“你一个人？”老太太问。

“一个人。”李建国说。

“我也一个人。”老太太说，“老伴去年走的。”

他们沉默了一会儿，看着湖面上的冰。冰开始融化，边缘处露出深色的水。

“我每天来这里坐坐。”老太太说，“看看水，看看树，时间过得快一些。”

“我也是。”李建国说。

“你住在附近？”

“嗯，红旗街。”

“我住建设路，不远。”

又一阵沉默。一只麻雀落在不远处的雪地上，跳了几下，飞走了。

“明天还下雪吗？”老太太问。

“天气预报说还有。”李建国说。

“那明天还能看到这么白的雪。”老太太说。

李建国点点头。他忽然想说什么，但不知道说什么。老太太站起来，说：“我该回去了，孙子放学要吃饭。”

“慢走。”李建国说。

老太太走了几步，回头说：“明天要是还下雪，我大概还会来。”

“我也是。”李建国说。

老太太走了，雪地上留下新的脚印，覆盖在旧的脚印上。李建国坐了很久，直到太阳开始西斜。他站起来，往家走。

回家的路上，他走得很慢。雪化得更多了，他的脚印变得很浅，几乎看不见。但他知道它们在那里，就像他知道记忆在那里，即使看不见，也在。

到家时，天快黑了。他打开灯，暖黄色的光充满房间。他做饭，简单的面条，加了一个鸡蛋。吃饭时，他打开电视，新闻在播天气预报，说明天还有雪。

吃完饭，他洗碗，擦桌子，然后坐在沙发上，看秀英的照片。照片里的秀英年轻，笑着，眼睛弯弯的。他也年轻，头发乌黑，站在她旁边，手搭在她肩上。

“今天遇到一个老太太，”他对照片说，“有点像你。”

照片里的秀英笑着，不说话。

“雪开始化了，”他说，“但明天还会下。”

他看了会儿电视，然后洗漱，上床。窗外又飘起了雪花，细细的，在路灯的光里旋转。李建国躺在床上，听着雪落的声音，那声音很轻，轻得像时间在呼吸。

他想起白天的脚印，在雪地上，深一阵浅一阵。想起男孩堆的雪人，想起老太太的笑容，想起秀英的手，温暖而干燥。

足迹印雪，留下短暂却深的路。

雪会化，脚印会消失，但路还在。人走了，记忆还在。生命短暂，但爱很深。深到能穿透时间，穿透死亡，在雪化之后，在太阳升起之后，还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