夜从此渐短
李光明第一次听见这句话，是在一九七六年的冬天。
那年他十二岁，父亲刚被带走三个月。母亲在纺织厂上夜班，家里只剩他和六岁的妹妹。屋子冷得像冰窖，煤球要省着用，兄妹俩挤在一张床上，盖着两床薄被，还是冻得牙齿打颤。
“哥，天什么时候亮？”妹妹在黑暗里问。
李光明看着窗外，月亮被云遮住了，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只剩下黑黢黢的影子。他想起父亲被带走前说的最后一句话：“夜再长，天总会亮的。”
“快了。”他说，把妹妹往怀里搂了搂。
第二天清晨，他去街道办领粮票。排队的人很多，队伍从屋里排到院子里。李光明缩着脖子，脚冻得发麻。前面两个老太太在说话，声音压得很低。
“听说了吗？昨晚……”
“嘘——”
李光明竖起耳朵，只听见断断续续的几个词：“走了……凌晨……广播……”
队伍缓缓移动。轮到他的时候，办事员是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，接过粮本时看了他一眼：“李建国的儿子？”
李光明点点头。
办事员在粮本上盖章，多撕了一张油票递过来：“拿着吧。”
李光明愣住了。油票是稀罕物，他家已经三个月没见油星了。
“为什么……”
“拿着就是。”办事员摆摆手，示意下一个。
回家的路上，李光明看见街上的人有些不一样。人们走路的速度似乎快了些，说话的声音似乎大了些。有人在墙角低声交谈，看见他过来，立刻停住了。
那天晚上，母亲下夜班回来，脸上带着一种奇怪的表情。她没像往常那样倒头就睡，而是坐在床边，看着熟睡的妹妹，看了很久。
“妈？”李光明小声问。
母亲转过头，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：“光明，你记住今天这个日子。”
“怎么了？”
母亲张了张嘴，最终只是摇摇头：“睡吧。”
夜里，李光明做了个梦。梦见父亲回来了，站在门口笑。他跑过去，父亲却越来越远，最后消失在白光里。
醒来时天还没亮，但他觉得，黑暗似乎薄了一些。
一九七八年，父亲回来了。
人瘦得脱了形，背也驼了，但眼睛还是亮的。回来的那天晚上，一家人围坐在桌边，谁也没说话。母亲做了白菜炖粉条，里面居然有几片肉。父亲夹起一片肉，放进妹妹碗里，又夹一片给李光明。
“吃。”父亲说。
李光明低头扒饭，眼泪掉进碗里。
父亲在家待了三天，第四天就出门了。他去找工作，但处处碰壁。街道办说再等等，厂里说没指标。父亲每天早出晚归，回来时总带着一身烟味。
有一天晚上，李光明起夜，听见父母在说话。
“……平反了，但工作……”
“不急，慢慢来。”
“孩子们在长身体，得吃好的。”
“有你在，比什么都好。”
李光明站在黑暗里，听见母亲低声抽泣。他退回房间，躺在床上看天花板。月光从窗户照进来，在地上投出一块白斑。他忽然想起两年前那个冬天，想起办事员多给的那张油票。
夜在变短，他想。虽然很慢，但确实在变短。
一九八零年，李光明十六岁，初中毕业。父亲终于有了工作，在一家新开的机械厂当技术员。家里日子好过些了，饭桌上偶尔能见到鸡蛋。
夏天，巷子口来了个摆书摊的老头。书摊上什么书都有，《红岩》《青春之歌》，也有《基督山伯爵》《茶花女》。李光明每天放学都去，站在那里看，一看就是半天。
老头也不赶他，有时还递个小板凳：“坐着看，别累着。”
有一天，李光明看到一本破旧的《唐诗三百首》。他翻开，第一页就是王湾的《次北固山下》。读到“海日生残夜，江春入旧年”时，他愣住了。
“夜从此渐短，光从此渐长。”老头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他身后，指着那句诗说，“就是这个意思。”
李光明抬头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老头笑了，脸上的皱纹像菊花一样绽开：“冬天最长的夜过去了，白天就一天比一天长。日子啊，也是这样。”
李光明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。
一九八五年，李光明考上了大学。走的那天，全家去火车站送他。父亲拍他的肩膀：“好好学。”母亲抹眼泪：“常写信。”妹妹已经长成大姑娘，塞给他一包煮鸡蛋：“路上吃。”
火车开动时，李光明看见家人越来越小，最后变成三个黑点。他靠窗坐着，打开妹妹给的鸡蛋，还是温的。
大学里，世界突然变大了。图书馆有看不完的书，讲座有听不完的新思想。李光明如饥似渴地读着，从鲁迅读到沈从文，从托尔斯泰读到马尔克斯。他参加了文学社，开始写小说。
第一篇小说发表在校刊上，写的是一个少年在漫长冬夜等待天明的故事。编辑说：“写得真好，尤其是最后那句——夜再长，光总会来的。”
李光明笑了。他没告诉编辑，这句话是他父亲说的。
一九九二年，李光明毕业分配到报社当记者。父亲退休了，每天在院子里侍弄花草。母亲还是上夜班，说习惯了，睡不着早觉。妹妹嫁人了，嫁了个开出租的司机，日子过得不错。
李光明跑社会新闻，见了很多事。有下岗工人摆摊被城管追，有农民工讨薪被打，也有企业家一夜间暴富。他写报道，尽量客观，但笔尖总忍不住颤抖。
有一次，他采访一个上访的老人。老人七十多了，为儿子的工伤赔偿跑了八年。李光明写完稿子，主编说：“这个发不了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影响不好。”
稿子被压下了。李光明请老人吃饭，在街边小馆。老人喝了两杯酒，话多起来：“我知道你为难。没事，我再跑跑，总会有结果的。”
“您不觉得……夜太长了吗？”李光明问。
老人笑了，露出稀疏的牙齿：“我小时候，村里有个瞎子，会算命。他说，人的命就像一年的节气，有冬至就有夏至。冬至夜最长，但过了那天，夜就一天比一天短。”
李光明想起那个摆书摊的老头，想起那本《唐诗三百首》。
夜从此渐短，光从此渐长。
二零零八年，父亲走了。
胃癌，查出来就是晚期。最后的日子，父亲躺在医院里，瘦得只剩一把骨头。李光明每天下班都去，坐在床边，握着父亲的手。
有一天，父亲精神突然好了些，要坐起来。李光明扶他靠在床头。
“光明。”
“爸。”
“我这一辈子……”父亲喘了口气，“值了。”
李光明鼻子一酸。
“见过最黑的夜，”父亲继续说，“也等到了天亮。你记住，不管什么时候，天总会亮的。”
李光明点头，说不出话。
父亲看着窗外。正是黄昏，夕阳把云染成金色。
“多好的光。”父亲轻声说，然后闭上了眼睛。
二零二零年，李光明五十六岁，从报社退休了。女儿在国外定居，妻子前年病逝，现在家里就他一个人。
新冠疫情来了，城市静默。李光明住在老小区，邻居多是老人。社区组织志愿者，他报了名，负责给楼里几户独居老人送菜。
七楼的张奶奶九十多了，耳朵背，但精神还好。每次李光明送菜去，她都要拉着他说话。
“小李啊，你说这疫情什么时候能过去？”
“快了，张奶奶。”
“我活这么大岁数，什么没见过？”张奶奶眯着眼睛，“日本人打过来的时候，我十六岁，跟着家里人逃难。后来解放了，日子好过了。再后来闹饥荒，饿死了好多人。再后来……你看，不都过来了吗？”
李光明点头：“是啊，都过来了。”
“夜里再长，天总会亮的。”张奶奶说。
李光明一愣：“您也听过这句话？”
“老话嘛。”张奶奶笑了，“我奶奶说的。她说，冬至是一年里夜最长的一天。过了冬至，夜就一天比一天短，光就一天比一天长。”
送完菜，李光明回到自己家。他打开电脑，开始写东西。这些年他断断续续在写一部长篇小说，写一个家族三代人的故事，从抗战写到改革开放，写到今天。
写到最后一章时，他停住了。
窗外，夜色渐浓。但远处的楼宇亮着灯，一盏，两盏，无数盏，连成一片光的海洋。
他想起父亲被带走的那年冬天，想起粮票和油票，想起摆书摊的老头，想起上访的老人，想起张奶奶的话。
手指在键盘上敲下最后一段：
“夜从此渐短，光从此渐长。这不是预言，是规律。就像冬至之后，白昼必然渐长。黑暗会反复，寒冬会再来，但每一次轮回，都让我们更确信光的必然。父亲在漫长的夜里等待过，我在渐短的夜里行走过，而我的孩子，将在渐长的光中奔跑。这就是传承，不是血脉的，而是信念的——对光的信念，对黎明的信念，对无论多么漫长的夜终将过去的信念。”
写完，他保存文档，关掉电脑。
走到窗前，夜色正深。但东方天际，已经透出一丝微光。
很淡，很弱，但确实在那里。
天快亮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