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万种行不通的方法
一九七三年的夏天，马建国开始做实验的时候，他女人王秀英正在院子里洗衣裳。
她听见屋里头响了一声，像是玻璃碎了。她没抬头，手里的棒槌继续往衣裳上砸，一下，又一下。砸到第七下的时候，马建国从屋里走出来了，右手背在身后。
“缸子掉了。”他说。
王秀英看了他一眼，又低下头去。衣裳在石板上摊开，她抓了一把洗衣粉往上撒。洗衣粉是五一肥皂厂出的，袋子上的字已经模糊了，她用手把结块的粉末捏碎。
马建国站了半分钟，转身回了屋。他的右手始终背在身后，王秀英后来想起来，那缸子应该是被他碰掉的，缸子掉地上碎了，他的手应该是划破了。但他没说，她也没问。
第二天早上，马建国吃了一碗稀饭，又从锅里舀了半碗。王秀英坐在桌子对面，拿筷子把咸菜往嘴里扒。咸菜是去年冬天腌的，缸底剩的几根，已经有点发苦了。
“今天还弄？”王秀英问。
“弄。”马建国说。
他放下碗，碗底在桌子上磕了一下。王秀英看见他右手食指上缠了一截布条，是旧衣裳上撕下来的，灰色的布边已经起了毛。
马建国站起来，椅子腿在地上划出一道声音。他走进西边那间屋，把门关上了。王秀英听见里头有金属碰撞的声响，然后是一阵安静，然后又响了。
她刷了碗。碗是三个，筷子两双，锅是那一口，锅底有一层糊了的稀饭，她拿铁丝球蹭了半天。
马建国原先在农机厂上班。一九六九年的时候，厂里进了一台新机器，说是能做精加工。机器从上海运来，拆了箱子，装好，转了一天，第二天就不转了。厂里找人来修，修了三天，还是不行。马建国站在旁边看了三天，第四天他说，我试试。
他试了七天。第八天上午，机器转了。突突突的声音从车间里传出来，厂长老周站在门口，看了有二十分钟。然后他说，老马，你行。
马建国擦了手上的油，说，那根轴偏了半毫米。
老周说，你咋知道的。
马建国没回答。他蹲下去，把地上散落的零件一个一个捡起来，放回工具箱里。工具是他从厂里借的，用了七年，有两把扳手已经磨得发亮了。
从那时候起，厂里的机器坏了都找马建国。他不看说明书，说明书上的字他认不全。他就是看，看半天，然后伸手去摸，摸了再听，听了再拆。拆完装回去，有时候能转，有时候不能。能转的时候他就站起来去洗手，不能转的时候他坐在原地，坐一炷香的工夫，然后再伸手去摸。
一九七一年，他跟老周说，他想做点别的事情。
老周问什么事。
他说，他想做个东西，能让水往上走。
老周看了他半天。水往上走，那就是水泵。水泵厂里有，上海产的，一台六百块。马建国说不是那个，他想自己做一个，不一样的。
老周问他做这个干什么。
马建国想了想，说，就是想做。
老周给了他一间废仓库，就在厂区最西头。仓库原来放杂物的，里头有一张铁桌子，两把坏了的椅子，墙上有一扇窗户，玻璃缺了一角。马建国把铁桌子擦干净，工具摆上去，从家里拿了一个搪瓷缸子放在桌上。缸子是用来喝水的，他喝水的时候要从仓库走回车间，来回六分钟。后来他女人又给他找了一个缸子，一个喝水，一个养螺丝。
他开始做那东西之后，每天在仓库里待八个小时。早晨七点到厂，先到车间转一圈，看机器有没有毛病。看完就去仓库，把门关上。中午出来吃饭，食堂里打一份菜，三个馒头。下午一点又进去，五点出来。
老周有时候路过，听见里头有敲打的声音。敲一阵，停一阵，停的时候很安静，安静得让人觉得里头没有人。
一九七一年底，马建国做出来第一个东西。铁壳的，四四方方，边上伸出来三根管子。他把它搬到院子里，接上水，水没往上走，从底下的缝里漏出来，漏了一地。
马建国蹲在边上看了很久。水在地上淌开，流到他的鞋边，绕过去了。天已经黑了，院子里亮着一盏灯，灯泡外面罩着铁丝网。飞虫在灯下面转，影子落到地上的水里。
王秀英来叫他吃饭。她站在院子门口，看见马建国蹲在地上，面前那个铁东西不转了。
“回去不？”她问。
马建国站起来，拍拍膝盖上的土。
“明天再弄。”他说。
这是第一个行不通的方法。马建国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。笔记本是厂里发的，封面上印着“抓革命促生产”。他把日期写在上面，又写了一个“漏”字。他不会写“漏”字，画了一个圈。后来他翻了儿子的课本，把这个字补上了。
一九七二年，他又做了四个。四个都漏。
第一个装上去的时候，管子就裂了。裂口在焊接的地方，他用手摸了摸，焊得不够厚。他把管子拆下来，重新焊。焊完了装上去，还是裂。这次裂的是另一根管子。他买了新的管材，换了铁的，铁的也不行，铁的太重，底座承不住。
第二个底座改了，改成水泥的。水泥是从基建队借了一袋，他跟人家说还，后来忘了还。水泥底座干了三天，他把铁壳装上去，管子接好，水还是漏。这次是从密封圈那里漏的。密封圈是橡胶的，他从农机厂废料堆里翻出来的，已经老化了，一压上去就碎了。他又去翻，翻了四个，全部是老化了的。
他跟老周说，想买点新橡胶。
老周说，橡胶是统购统销的物资，不好批。
马建国说，那就算了。
他用破布垫了。破布垫了两层，还是漏。后来他女人拿来一件旧衣裳，他把衣裳撕成条，缠在接口上，缠了五圈，水不往外漏了，往里头漏。
第三个他改了结构。原来是方形的，改成圆的。圆的不好做，他用铁皮卷，卷了半天，直径差了半公分，装不上。他又卷了一个，这回直径对了，高度又不够。他买了把卷尺，两块钱。以前他不用量，都是目测。有了卷尺之后，他量的次数多了，做的次数也多了，一个月做出来三个。
第四个是圆的那个。圆的装好之后，转了一会儿，声音不对。他把耳朵贴上去听，听了半分钟，拆开看。里头有一个叶片，叶片是铝的，三片。有一片歪了，歪了大概一根头发丝的距离。他把叶片掰正，装回去，再转，还是响。他又拆开，发现叶片不是歪了，是本身不平。他花了三天磨那片叶片，磨到第四天，叶片薄了零点三毫米，重量不对了，转起来晃。
第五个不做了。他把第四个拆了，零件归置好，铝片放回箱子里。那一箱零件是从第一个时候攒下来的，螺丝、垫片、弹簧、轴承，有四百多件。四百多件里头，三分之一是坏了的，他没扔。
一九七三年秋天，马建国的儿子马小峰回了一趟家。
马小峰在县里读初中，住校，半个月回来一次。他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，推开门，屋里亮着灯。王秀英在灶台前烧水，马建国坐在桌子边，手里拿着一个零件，翻来覆去地看。
马小峰把书包放下，坐在马建国对面。
“爸，吃饭没。”
“吃了。”
王秀英端过来一碗面，放在马小峰面前。面是挂面，汤是白水，上头撒了一点葱。马小峰把筷子在碗里搅了搅，热气冒上来。
马建国把手里的零件放下了。那零件是铜的，一个小齿轮，齿上磨出了一个槽。他从兜里掏出一截铁丝，铁丝很细，他在齿轮上比划。
马小峰吃了一口面。
“爸，你做那个，有用没。”
马建国没抬头。
“啥有用没。”
“就是那个，”马小峰用筷子朝西屋的方向指了指，“水泵。”
马建国把铁丝穿进齿轮的孔里，转了转。转不动，孔小了。
“还在弄。”他说。
“弄好了没。”
“没。”
马小峰又吃了几口面。
“我们老师说，要科学实验。”
马建国把铁丝抽出来，换了一根更细的。
“老师说啥。”
“说做事要有方法，不能瞎弄。”
马建国把铁丝拧了一下。拧完了，齿轮在铁丝上能转了。他拿起来放在眼前看了看，放下。然后他站起来，走进西屋，把门关上了。
马小峰看着那扇门。门板是松木的，有三条缝，缝里透出光来。他听见里头有翻东西的声音，然后是金属落地的声响，然后是安静。
面吃完了，王秀英收了碗。
“妈，我爸天天弄这个。”
王秀英把碗放进水盆里。
“他就是闲不住。”
水龙头拧开，水流出来，冲到碗壁上，溅起来。王秀英用手抹掉溅到灶台上的水，拿抹布擦了手。
马小峰坐在桌子边，看着那个小齿轮。齿轮放在桌角，铜的颜色在灯光下暗暗的。他拿起来，在手里转了转。齿上磨出的那道槽，摸上去很光滑。
马建国从屋里出来了。他手里拿了一个壳子，铁壳，旧的，上头有一道裂纹。他把壳子放在桌子上，裂纹的位置对着马小峰。
“这个裂了。”
马小峰看了看。裂纹从边上开始，往下延伸了大概两厘米。
“咋裂的。”
“不知道。”
马建国坐下来，把壳子翻过来，露出里头的面。那面上有磨过的痕迹，一层一层的，像年轮。他用手指顺着磨痕摸了一遍，摸到裂纹的地方停住了。
“这不行了。”他说。
他把壳子放到一边，又从兜里摸出一个东西。那是一个垫片，钢的，很薄，边缘有毛刺。他用大拇指把毛刺蹭掉了，蹭下来的铁屑粘在指头上，他在裤子上擦了擦。
第二天一早，马建国去了县里的废品站。
废品站在城南，从厂里走过去四十分钟。他去的时候是上午，太阳已经很大了。废品站里有两个人，一个老头坐在门口，一个小孩在废铁堆里翻东西。
老头认得他。
“老马，又来啦。”
“嗯。”
马建国蹲在废铁堆边上，开始翻。翻到一块铁板，拿起来看看，放下。又翻到一根管子，管子上有锈，他用指甲刮了刮锈，锈掉了，露出里头的铁。他把管子放在一边。
他翻了有半个钟头。翻出来三根管子，两块铁板，四个螺丝，一个轴承。轴承锈了，转不动，他拿在手里搓了半天，搓下来一层铁锈，里头还是锈的。
老头在旁边看着。
“你这回要做啥。”
马建国把轴承也放在那堆东西里。
“试试看。”
“试试看”是马建国说得最多的话。他从不说“一定能行”，也不说“可能不行”。他就说“试试看”。他说这三个字的时候，眼睛看着手里的东西，声音不高不低，像是在跟自己说话。
把东西搬回家是下午了。王秀英在扫院子，扫帚划过地面，沙沙的声音。马建国把铁板和管子靠墙放好，拿了水桶，打了半桶水，坐在院子里开始洗零件。
水是凉的，他的手浸在水里，把零件一件一件洗出来。铁板上的泥洗掉了，露出原来的颜色。管子里头有积垢，他用铁丝捅，捅出来一团黑东西，沾着水甩到地上。
洗完已经是傍晚。他把零件摆开晾着，铁板三块，管子五根，螺丝十几个，轴承两个，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小东西。院子里的地面被水洇湿了一片，印子慢慢变干。
王秀英做好了饭。饭是米饭，菜是白菜炖粉条。马建国吃了两碗，吃完把碗放在灶台上，又去了西屋。
西屋的灯亮了一夜。王秀英在床上翻了个身，知道马建国还没睡。她没起来，也没叫他。眼睛睁着看了一会儿房顶，房顶上有一块水渍，是前年下雨渗的。她看了那块水渍很久，然后翻了个身，睡了。
一九七四年春天，马建国做出来了第七个。
第七个和前面几个都不一样。他把结构改了，原来是一个腔体的，改成两个。两个腔体中间用一根轴连着，上头一个小的，下头一个大的。这个结构是他做梦想到的。他对王秀英说，他做了个梦，梦里头看见水在管子里走，走着走着断了一下，然后又走了。
王秀英问，断了咋还能走。
他说，断了以后水自己接上了。
这个梦他后来在笔记本上画了图。图是铅笔画的，线条很粗。大腔体是一个圈，小腔体也是一个圈，中间一条线代表轴。他照着图做了七天，第八天装好了。
那天是个阴天。他把东西搬到院子里，水桶提过来，管子接好。他拧开水龙头，水流进去，他蹲在旁边看着。
水流进大腔体，从轴的那里冒出来一点，然后又缩回去了。马建国看见轴在转，很慢，一圈一圈的。他用手按住壳子，感觉到里头有震动。震动是新的，前面几个都没有震动。震动从手心传上来，传到胳膊上。
轴转了大概有两分钟。两分钟之后，轴停了。马建国看见接口那里又渗出水来，一滴，停下来，又一滴。
他把壳子拆开。轴弯了，弯得不厉害，一毫米多一点。他把轴抽出来，拿在手里看。轴是钢的，他特意去县农机公司买的。售货员问他要多大规格，他说不上来，用手比划了一下。售货员给他拿了一根八毫米的，他回去试了，细了。又去换，换了十毫米的，还是细。最后买了一根十二毫米的，自己拿回去磨了半天，磨到大概十一毫米三。
这根轴弯了。他把轴放在桌上，用手掰了掰，掰不动。他拿锤子敲了两下，那两下极轻，但在夜色里每一记都像在敲骨头，敲完了，轴还是弯的。
他把轴放到一边，在笔记本上写：轴弯了。时间长了轴会弯。
这是第七个失败的方法。
一九七四年夏天，农机厂来了一个姓刘的技术员。
刘技术员是省城下来的，戴眼镜，说话带外地口音。他在车间里转了一圈，看了机器，又看了马建国负责的那两台。他站在旁边看马建国操作，看了半小时，说，老师傅手法很稳。
马建国没说话。他把机器停了，打开侧面的盖子，伸手进去摸了摸。摸出来一点油，在手指上捻开，闻了闻。
刘技术员说，这个型号的机器，按照规定是半年换一次油。
马建国说，这个油三个月就得换。
刘技术员问为什么。
马建国说，夏天温度高，油稀得快。
刘技术员翻开手里的本子，写了一行字。
后来老周把刘技术员领到西头的仓库。仓库门开着，马建国在里头。刘技术员看见铁桌子上摆了一排零件，大大小小，有新的有旧的。墙上钉了一块板，板上挂着工具，钳子、扳手、螺丝刀，按大小排着。
刘技术员走过去，拿起一个壳子看。壳子是铁皮的，手工卷的，边缘的焊缝粗粗细细，像一条虫爬过去。
“这是自己做的东西？”
马建国说，嗯。
刘技术员又看了看壳子里的结构。里头叶片的排列不均匀，有一片跟其他的间距差了大概两毫米。叶片的边缘也不整齐，有锉刀锉过的痕迹。
“这个效率应该不高。”刘技术员说。
马建国问，啥效率。
刘技术员说，按照流体力学原理，叶片的间距如果不均匀，会损失能量。
马建国看着他。流体力学这四个字是头一回有人跟他说。他在脑子里过了一遍，没说什么，把壳子接过来，拿抹布擦了擦里头的油。
刘技术员又看了一会儿，走了。
过了三天，刘技术员又来了。这回他带了一本书，书皮是蓝的，上面写着《机械设计基础》。他把书放在铁桌子上，说，这书你用得着。
马建国翻了翻书。书上的字他认不全，有好多字不认识。里面的图他能看懂，图上有数字标着尺寸，有箭头指示方向。他把书合上，放在桌子角上。
刘技术员说，你设计的那个东西，原理上其实是对的，就是用离心力把水甩上去。但是离心力的计算要准，叶片的角度、转速、直径，这些都要算好。算不好，出来的力不够，水就上不去。
马建国听了，没说话。他从兜里掏出卷尺，又把壳子拿过来，对着刘技术员说的地方量了量。量完了，他把数据记在本子上。
刘技术员走的那天，马建国对他说了一句话。
他说，我做的这个，不是靠甩。
刘技术员问，那是靠什么。
马建国想了想，说，水自己会找路。
刘技术员皱了皱眉。水自己找路，这不是工程学的表述。他想再问，马建国已经转身走回仓库里去了。他看见马建国的背影进了门，门没关严，留了一条缝。缝里传出翻找东西的声响。
一九七五年，马建国的女人病了。
王秀英先是说肚子疼。一开始没当回事，疼了去卫生所开点药，吃两天不疼了，过一阵子又疼。后来疼得密了，一个礼拜疼两三回，夜里疼醒了，她就坐起来，后背靠着墙，手捂着肚子，等疼过去。
马建国问，要不我陪你去县医院看看。
王秀英说，不用，你去弄你的。
后来有一天，王秀英在院子里晾衣裳，晾到一半，手一松，衣裳掉地上了。马建国看见她蹲下去捡，捡了两次没捡起来。手在抖。
他走过去，把她扶起来。王秀英的脸是白的，嘴唇上发干的皮翘起来。她的手指抠进他手臂的肉里，力道不大，但她抠进去了。
县医院的大夫说是胃病。开了药，吃了一个月，还是疼。又去，做了检查，说是胆结石。大夫说要做手术，王秀英问多少钱。大夫说了一个数。王秀英没说话，把检查单子叠好，放进兜里。
回来的路上，马建国骑着自行车，王秀英坐在后座。走到半路，王秀英说，不做了，吃药就行。
马建国没说话。自行车继续往前蹬，蹬到一段上坡路，他站起来蹬。站起来的时候，他感觉后座上的重量往旁边歪了一下，王秀英靠在他后背上。
从那天起，王秀英每天吃药。药是中药，自己煎的。院子里多了一个药罐子，搁在煤炉上，咕嘟咕嘟地响。药味从院子里飘出去，飘到隔壁。隔壁的女人问，谁病了。王秀英说，感冒。
马建国每天照样去仓库，待的时间短了。中午回来一次，给炉子换煤。下午出去一趟，去药店抓药。晚上回来煎第二煎，王秀英躺在床上，他把药端进去，放在床头柜上。
药碗旁边搁着一盏灯。灯泡是十五瓦的，照着王秀英的脸。她端起碗喝药，喝完把碗递给马建国，嘴巴抿一下，不说什么话。
马建国接过碗，碗底是热的，药渣子沉在碗底。他把碗拿到厨房，涮了，放回碗架上。碗架是竹子做的，用了十来年，竹条的颜色已经发黑了。
然后他走进西屋，把灯打开。
桌上的零件摊开着。壳子的内壁上有划痕，那是锉刀留下的。他用锉刀锉那片叶片的时候，手底下用力均匀，每一下锉出来的痕迹都差不多深浅。叶片原本厚三毫米，锉到两毫米五，他停下来，拿砂纸打磨。
砂纸的沙沙声很细。他打磨的时候，耳朵支着，听见另一间屋里王秀英翻身的声音。床板响了一下，然后安静了。砂纸继续沙沙地响。
这一年他又做了三个。三个里头，有一个转速上去了，水从管子口往上冒了一点，大概三公分。三公分的水柱维持了十二秒。十二秒之后，管子堵了。堵管子的是水垢，他用的水是井水，硬度高。
他把管子拆下来，拿铁丝捅开了。再装回去，水柱只有一公分半。流量不对了。流量不对的原因他没找到。他把整个东西拆了重装，装完还是不对。
这是第九个和第十个不行的方法。
一九七六年的春天，马小峰回来了。是退了学回来的，他坐的是公社里那辆运煤的车，颠了三十里山路，脸上全是黑灰，从眼眶到脖子根，只露出眼白和偶尔呲出来的一口牙。
马建国正在院子里蹲着洗零件。听见脚步声，抬头看见儿子站在门口，背上背着一个铺盖卷。
“咋回来了。”
“不想念了。”
“考上了吗。”
“没。”
马小峰说没的时候，眼睛看着地上。院子里的地是土的，扫得干净，有几道扫帚划过的印子。他脚边的地上有一摊水，是马建国洗零件溅出来的，水慢慢地往低处渗。
王秀英从屋里出来，看见儿子，站住了。她的手在围裙上擦了擦，围裙上有面粉。
“吃了没。”
“没。”
王秀英进了厨房，锅里倒上水，点火。火苗蹿起来，她又把锅盖掀开，往里头多下了小半碗米。米是碎米，碗底的米里有沙，她拿水一遍遍地淘。
马建国把零件放进水盆里，手在裤子上擦了擦。他站起来，走到马小峰面前，把铺盖卷接过来，搁在墙根下。铺盖卷上落了一层土，他用手掸了掸，掸不干净。
“回来干啥。”
“不知道。”
马小峰说着，看了西屋一眼。门开着一条缝，能看见里头桌上那一堆东西。桌上多了一个新东西，是一个架子，铁的，焊得歪歪扭扭。架子上挂着一排螺丝，大小分开，用铁丝穿着。
吃饭的时候谁也不说话。王秀英给马小峰盛了两碗饭，他两碗都吃了。吃第二碗的时候，他的筷子慢下来，夹菜的动作也慢了。桌子上有一盘咸菜，一盘炒白菜。
晚上马小峰睡在堂屋里搭的铺上。堂屋不大，铺板横在正中间，脚那头挨着门口堆的白菜。马建国半夜起来上茅房，看见堂屋的灯亮着。马小峰没睡，坐在铺上，手里拿着一个东西在转。是那个铜齿轮。
“咋不睡。”
“睡不着。”
马建国在门槛上坐下来。夜里有风，风吹进来，灯泡晃了一下。
马小峰转着齿轮。
“爸，你做了多少个了。”
“没数。”
“有几个行的。”
“没有行的。”
马小峰把齿轮放在铺板上。齿轮翻了个面，铜的颜色在灯光下泛着暗沉沉的光。
“那你咋还做。”
马建国没回答。他看着门外头。院子里晒着衣裳，是白天王秀英洗的。衣裳在风里晃，晃一下停一下，影子在地上也晃一下停一下。
过了很久，马建国站起来。
“困了就睡。”
他走进西屋，把门关上。门关上之后，里头有脚步声，然后是一声金属碰撞的脆响。那是他把桌上一个零件拿起来，又放下。
马小峰在铺上躺下来。眼睛睁着，看房顶。房顶上没有水渍，堂屋的房顶去年重新涂了。他听见西屋里头有砂纸摩擦的声音，沙沙沙沙，停下来，又沙沙沙沙。
他在那声音里慢慢闭上眼睛。砂纸的声音一直响，不紧不慢，像檐水落在天井石板上。
一九七七年冬天，王秀英又住院了。
这次疼得更凶，夜里疼得叫出声来。马建国把她送到医院，医生说要立刻动手术。交钱的时候马建国把钱掏出来，一张一张的，从兜里的布包里拿出来。有十块的，有五块的，有一块的。数完了，还差一百二。
老周送来了八十。
另外四十是马小峰拿出来的。他在镇上的砖瓦厂做了半年，一个月挣二十块，攒了八十块。他掏钱的时候，手指上有砖灰嵌在指纹缝里，伸进裤兜摸出几张叠得发毛的票子，放在柜台上。
手术做了四个小时。马建国坐在走廊的椅子上，马小峰坐在另一头。走廊很长，灯光发白，照在墙上像霜。墙下半截的绿漆起泡了，露出里头的墙灰。
马小峰看着对面那扇门。门上的玻璃窗里有影子在动，晃过一次，后来又晃了一次。
他转过头来看马建国。马建国坐在那里，手里没拿东西。他的手搁在膝盖上，手掌朝下，手背上的皮肤皱起来，指节的地方有几道口子。那口子是新的还是旧的，分不出来。
门开了，医生走出来。口罩摘了，挂在一边耳朵上。他说，手术成功，但是病人身体弱，要住几天院观察。
马建国站起来。
“住几天。”
“看恢复情况，先住一周。”
王秀英被推出来的时候，闭着眼睛。脸上的皱纹在灯光下显得很深，额头上粘着一绺头发，是汗湿了又干了的。马建国伸手把那一绺头发拨开，手指碰到她的额头的时候，停了一下。
住院的那几天，马建国白天去医院，晚上回家。回家了先做晚饭，做完了吃，吃完了洗碗，洗完了去西屋。西屋的灯亮起来，亮到半夜。
有一天晚上，马小峰从砖瓦厂回来，看见西屋的灯亮得比平时晚。他走到门口，从门缝里看见马建国坐在桌前，没做零件，手里拿着那个铜齿轮。铜齿轮在灯光下亮晶晶的，他把它套在手指上，转了转，取下来，放回原处。
桌上还有一堆本子。厂里发的那些本子，封面上的字已经看不太清了。马建国翻了翻本子，翻到一页，停下，用手抚了抚纸面上的字迹——有画成圈的，有歪歪扭扭补上的，还有的地方画了交叉的线。他把本子合上。
第二天马建国又去了废品站。这次他翻出来一个旧电机，电机烧了，转子卡死，但外壳是好的。他把电机搬回家，拆开，把里头的铜线拆出来，绕在一根铁棍上。
铜线拆了三天。他把铜线浸在汽油里泡，泡软了外层的绝缘漆，再用刀刮。刮的时候手很稳，刀刃贴着铜线表面走，刮下来的漆末落在报纸上。报纸是旧的，铺在桌上，接满了碎屑。
一九七八年开春，马建国做出来了第十一个。
第十一个用了那台旧电机的壳子。电机壳子是生铁浇铸的，厚实，拿在手里沉甸甸的。他在壳子上开了三个孔，两个进水一个出水，内部走了双层流道。流道是他用钢钎一锤一锤剔出来的，剔了一天，右手的虎口磨出了血泡。血泡破了，他在裤子上蹭了蹭，接着剔。
装好的那天是三月里。院子里的树刚发芽，嫩绿的芽点在枝条上冒出来，风一吹就抖。马建国把东西搬到院子里，接上水，接上电。
电闸推上去，电机壳子里头嗡嗡地响。声音很低，浑厚地闷在肚子里，像冬天的雷。马建国看见出水口的那根管子颤了一下。
水出来了。
水从管子里冒出来，先是断断续续的几股，滴滴答答落在管口，然后连成一条线，然后冲出来了。水流打在墙根下的破桶里，溅起一片水花。溅起来的水花在阳光下亮了一下，像碎玻璃。那烂铁桶往年只能从桶底接渗水，此时水线砸进去，把桶底的铁锈都打浮了起来。
马建国站在原地，眼睛看着那个管口。他的脸上皮肤动了动，眼眶旁边紧了一下，又松开了，像没发生过。
水流了大概两分钟。两分钟之后，声音变了。嗡嗡声里多了一种别的声音，像是砂粒在壳壁里头高速擦过的沙响。然后水慢了，然后滴滴答答，又是一滴一滴。
马建国把电闸拉下来。他拿扳手拆开壳子，往里头看。壳子内壁的铸铁面被水冲出一道道细沟，流道的拐角处磨出了一个不规则的口子，口子不算很大，边沿的铸铁爆裂处像啃过的饼，一块一块的。水的压力把最薄的地方冲穿了。
他把零件放下，拿了抹布擦手。抹布上有油，油沾在手上擦不干净，但他还是反复擦了三遍。后来他把抹布叠好，放在桌上的搪瓷缸子旁边。他始终没说话，没踢那个电机壳，也没有发出任何一声喉咙里的响动。
王秀英那天出院。马小峰把她接回家，进门的时候，她看见院子里的水渍。水渍很大一片，从墙根一直洇到院子中间。破桶里的水还冒着热气。
“弄好了？”她问。
马建国把零件一个个摆回箱子里。
“又坏了。”他说。
王秀英在门槛上坐下来。她刚出院，走路还慢，腰微微佝着。她坐下之后，把手放在膝盖上。手背上打点滴留的针眼还青着，像摁上去的黄豆。
“回头再弄。”她说。
马建国把箱子盖好，搬到西屋墙角下。墙角的灰没扫，箱子底蹭过去，土扬起来。
“嗯。”他说。
一九七九年的夏天，刘技术员又来了。
这回他不是一个人来的，带了一个人，说是县工业局的。工业局的人在仓库里转了转，看了那些零件和工具，又翻了翻桌上那个蓝皮本子。本子上的字已经写满了，本子的角翻卷起来，纸页的边缘起了毛。
“这些都是你做的实验？”
马建国说，嗯。
工业局的人拿起一个壳子看了看，又拿起一个叶片看了看。叶片上有一层薄锈，他用指甲刮了一下，锈没掉。
“搞了多少次了。”
“不记得了。”
“有成功的吗。”
“没有。”
工业局的人把叶片放下。叶片落到桌上的时候响了一声，声不大。他转头看刘技术员。
刘技术员说，老马这个人，执着。
工业局的人笑了。笑的声音很短，只哈了一声，脸上并没有更多的东西。他说，这份精神值得学习。
这两个人走了之后，马建国继续做他的事。他把工业局的人放下的那个叶片拿起来，用布擦了擦上面的锈。擦完了，放在架子上的第二格。那个格子上放的都是同一型号的叶片，有三片，一模宽窄。
一九八零年，农机厂要引进一条新生产线。老周转到了二线，新的厂长姓郭。郭厂长年轻，二十多岁，办事利索。他上任第一件事是清查厂里的资产，清到西头仓库的时候，看见了那一屋子的东西。
郭厂长站在门口，对身边的会计说，这屋里的东西登记一下。
会计走进去，开始数。零件不好数，大大小小，混在一起。她花了半个钟头，数出来能用的零件两百件，不能用的三百多件。还有那一堆本子，十七本。
郭厂长找到马建国。
“老马，你搞这个搞了几年了。”
马建国想了一下。从一九七一年到一九八零年，是九年。
“九年。”
“九年，市面上水泵多少钱一台，你晓得不。”
“不晓得。”
“你算算你这九年花了多少钱。时间不算，材料钱、电钱、厂里给你腾的这间仓库，算过没。”
马建国没回答。他手里正拧着一个螺丝，手指使着稳定长久的劲，螺丝慢慢进到螺孔里。他拧到底，又往回退了一点。
郭厂长说，厂里决定把仓库收回来，做材料库。你这些东西，有用的留着，没用的处理掉。
马建国把螺丝放在一边。
“什么时候要。”
“月底前。”
那天晚上吃过饭，马建国没去西屋。他坐在堂屋里，面前摆着一杯茶。茶是下午泡的，早凉了，叶子沉在杯底，水面上浮着一层细碎的光。他端着凉茶坐了一晚上，院门外的狗叫了三遍，他站起来，走进西屋，把本子打开，翻到最后一页。最后一页上写着一行字，日期是一九八零年三月十七日，下面画了几个尺寸的草图，旁边标注的数字歪歪扭扭的，像小学生练的铅笔字。他拿起笔，在日期上面写了一个数字。写完，把笔帽套上，放回搪瓷缸子里。
二零零三年的秋天，有一个年轻记者在镇上的敬老院里找到了马建国。
敬老院是新建的，二层小楼，院子里铺着水泥地。马建国坐在走廊下面一把旧藤椅上，身上披着一件灰布外套。外套大了些，领口搭下来，能看见脖子上的皮，一层一层地叠着。有人过来，他是听见了脚步声才把脸转过去的。眼球上像蒙了一层膜，视线慢慢聚拢。
记者问他以前做水泵的事。说县里在整理工业史资料，听人提过，说农机厂有个老马，自己做了十来年水泵，想了解了解。
马建国听着，脸上没有多少波动。
“是有这回事。”他说。
记者打开录音笔。
“您当年做了几百上千次的实验，这种精神实际上就是——就是爱迪生那句话，‘我没有失败，只是找到了一万种行不通的方法’——您知道爱迪生吗？”
马建国的手搁在腿上，手指慢慢地摩挲着藤椅的扶手。扶手用了很久，藤条磨得光滑，把手的弯头上有一处断了，用铁丝捆着。铁丝锈了，在藤条上留下一道红褐色的印子。
“我没找到一万种。”他说。
记者愣了一下。
“那您大概做了多少？”
“记不得了。”
“那些实验记录呢？”
“搬仓库的时候，都丢了。”他说，声音很平，像在说一件事不关己的寻常事。
记者有些惋惜。又问，那您觉得，这些年值得吗。
马建国的手停了。他抬起头，往院子里看了一眼。院子里有一个人在扫地，扫帚划过水泥地，一下一下的，沙沙的声音。声音传过来，风吹过来，马建国的眼睛眯了一下。
“搬走之后，”他说，“那间仓库的窗台底下掉了一个缸子。我后来去找，还在那里。里头装着一百四十三个螺丝。”
他把手从扶手上拿开。手有些抖，是老的，皮包骨，筋脉撑着。
“生锈了。”
这三个字说得很轻，像自语，院墙外有辆农用车正突突地过去，那声音一下子就把话尾吞掉了。记者凑近了些，把录音笔往前递了递。他等了一会儿，没有等到更长的回答。
马建国又把手放回扶手上。手指找到那个绑着铁丝的弯头，慢慢地摸过去，摸到铁丝断头的地方，停住。他的指腹在断头上按了按，然后放下来，搁回膝盖上。然后他微微侧过头，脸重新转向院子中那一块被扫得白花花的水泥地，不再动了。
走廊外的阳光从檐角斜切下来，把他半个身子留在影子里。采访大概又持续了两分钟，记者后来在笔记上补了一行字：“老人最后只是反复摩挲扶手断裂处的铁锈，没有再回答其他问题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