铁轨上的琴声
李建国第一次看见那架钢琴，是在1978年秋天的铁路道口。
那天下午三点，他像往常一样提着信号灯从扳道房走出来。秋风把铁轨两旁的杨树叶吹得哗哗响，远处传来火车汽笛的呜咽。他眯起眼睛，看见道口对面的空地上，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架黑色的东西。
走近了才看清，那是一架钢琴。
钢琴的漆面已经斑驳，琴盖缺了一角，露出里面发黄的琴键。三条腿稳稳地立在泥地上，第四条腿用几块红砖垫着。琴身上有雨水流过的痕迹，像眼泪淌过的脸。
“谁把这玩意儿扔这儿了？”李建国嘟囔着。
他是这条支线上的扳道工，四十七岁，右腿在十年前的一次事故中瘸了。每天的工作就是把信号灯擦亮，按时扳动道岔，确保运煤的列车安全通过。他的世界只有两百米长——从扳道房到道口，再从道口回来。
钢琴出现在道口的第三天，李建国终于忍不住走过去摸了摸琴键。
手指按下去，没有声音。
他又用力按了几下，琴键僵硬得像冻住的铁块。他摇摇头，准备离开时，突然看见琴盖内侧贴着一张泛黄的纸片，上面用钢笔写着：“给能听见声音的人。”
那天晚上，李建国梦见自己坐在钢琴前，手指在琴键上飞舞。醒来时，枕头上湿了一片。他已经二十年没碰过钢琴了。
1960年，李建国还是音乐学院钢琴系的学生。他的老师姓周，总说他有双“能听见寂静的手”。后来运动来了，周老师跳了楼，钢琴被砸了，李建国被分配到铁路局。他的手指从此只接触扳道杆和信号灯。
钢琴在道口待了一个星期。工友们开始拿它开玩笑。
“老李，弹一个呗！”调度员小王每次经过都喊。
“弹《东方红》！弹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！”装卸工们起哄。
李建国只是摇头，一瘸一拐地走回扳道房。但他的眼睛总是不由自主地瞟向那架钢琴。第十天，他趁着午休没人，从工具箱里拿出扳手和机油。
他花了三个下午，把钢琴的琴盖卸下来，一个个琴键拆开。他发现击弦机的毛毡已经硬化，琴弦锈得厉害。没有专业工具，他就用铁路上的办法：用细砂纸打磨琴弦，用机油浸泡毛毡，用自制的木槌调整击弦机的位置。
“老李，修这破玩意儿干啥？”工段长看见了，皱着眉头。
“闲着也是闲着。”李建国头也不抬。
“别耽误正事。下个月局里检查，道岔要保养。”
“知道。”
李建国确实没耽误工作。他每天提前半小时到岗，把信号灯擦得锃亮，把道岔维护得灵活顺滑。然后利用休息时间修钢琴。工友们渐渐不再嘲笑他，只是偶尔摇摇头，觉得这个瘸子大概是疯了。
一个月后，钢琴能发出声音了。
第一个音符响起时，李建国愣住了。那是中央C，音不准，带着嘶哑的杂音，但确实是声音。他的手指颤抖着，又按下一个键，再一个。不成调的琴声在空旷的道口飘荡，被风吹散在铁轨之间。
那天晚上，李建国没有梦见钢琴。他睡得很沉。
第二天，他开始调音。
没有音叉，他就用口哨。他记得每个音的高度，这是周老师逼他练出来的本事——“真正的音乐家，音准长在身体里”。他一边吹口哨，一边调整琴弦的松紧。调完一组音阶，他的嘴唇已经干裂出血。
调音花了两个星期。当最后一个音校准完毕时，一列运煤车正从远处驶来。李建国匆忙盖好琴盖，跑回道口举起信号灯。火车呼啸而过，煤灰扑了他一脸。他眯着眼睛，看见钢琴在震动中微微摇晃，像在发抖。
火车过去后，道口安静下来。李建国走到钢琴前，掀开琴盖。
他坐了下来。
这是二十年来他第一次坐在钢琴前。板凳太矮，他的腰有些酸。右腿的旧伤隐隐作痛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把双手放在琴键上。
手指先动了动，像在试探水温。然后，他弹了第一个和弦。
是肖邦的《前奏曲》第十五首，降D大调。周老师教他的第一首肖邦。琴声响起时，李建国闭上了眼睛。他听见雨水滴落的声音——这是周老师说的，“这首曲子叫‘雨滴’，要弹出雨滴落在屋顶的感觉”。
他的手指生疏了，错了好几个音。但旋律还在，像一条被埋了很久的河，终于找到了出口。
一曲弹完，他睁开眼睛。
道口不知什么时候围了几个人。装卸工老张蹲在铁轨旁，烟头快烧到手指了也没察觉。信号员小赵靠着杨树，眼睛红红的。最远处，工段长站在扳道房门口，手里拿着搪瓷缸子，一动不动。
没有人说话。
李建国站起来，一瘸一拐地走回扳道房。那天下午，他扳道岔时格外用力，信号灯举得格外高。
从那天起，每天午休时间，李建国都会弹一会儿钢琴。他弹《黄河大合唱》，弹《红色娘子军》，也弹周老师偷偷教他的德彪西、拉赫玛尼诺夫。工友们渐渐习惯了这琴声。有时候煤车司机经过，会特意放慢速度，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听一会儿。
道口变了。
以前工友们休息时，就是蹲在铁轨旁抽烟、打牌、说粗话。现在，他们会坐在钢琴周围，听李建国弹琴。老张说，听着琴声，腰不那么疼了。小赵说，晚上睡得踏实了。
变化是慢慢发生的，像铁轨上的锈，一点点剥落，露出下面崭新的金属。
1979年春天，局里来人检查。检查组组长是个严肃的中年人，背着手在道口转了一圈，突然听见琴声。他顺着声音走到钢琴前，看见李建国正在弹一首不知名的曲子。
“谁让你在这儿弹钢琴的？”组长问。
李建国停下来，站起来，一瘸一拐地立正：“报告领导，午休时间，不影响工作。”
组长看了看钢琴，又看了看李建国：“你会弹《国际歌》吗？”
李建国点点头，坐下，开始弹奏。他的手指在琴键上跳跃，琴声庄严而激昂。组长听着，背在身后的手放了下来。
检查结束后，道口得了个“优秀”。工段长把奖状贴在扳道房里，对李建国说：“老李，你那钢琴……挺好。”
夏天来了，道口周围的野花开了一片。附近村庄的孩子开始跑到道口听琴。李建国教他们认琴键，教他们最简单的旋律。孩子们叫他“钢琴爷爷”，虽然他才四十八岁。
有一天，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来到道口。他说他是省报的记者，听说了“铁路钢琴”的故事。
“您为什么要在道口修一架钢琴？”记者问。
李建国想了想，说：“它在那儿，我就修了。”
“修好了为什么天天弹？”
“修好了，就得弹。”
记者在道口待了三天，写了一篇报道，登在省报第二版。标题是《铁轨旁的琴声：一个扳道工的音乐坚持》。报道登出后，铁路局宣传科来了人，拍了照片，说要树立“精神文明典型”。
李建国还是每天扳道岔，弹钢琴。不同的是，现在偶尔有陌生人专程来道口听他弹琴。他们站在铁轨旁，听完一曲，放下一些粮票或几毛钱。李建国不收，他们就放在琴盖上。
1980年秋天，钢琴的毛病又多了。李建国修了又修，有些零件实在找不到替换的。工友们凑钱，想给他买架新钢琴，被他拒绝了。
“这架就好。”他说。
十一月的一天，李建国正在弹琴，看见一个老人站在道口对面。老人穿着中山装，头发全白，手里拄着拐杖。李建国弹完一曲，老人慢慢走过来。
“你是周老师的学生？”老人问。
李建国愣住了。他仔细看老人的脸，终于认出来——这是周老师的弟弟，当年音乐学院的教务主任。
“您怎么……”
“报纸上看到了。”老人说，“你的手，还认得。”
老人告诉李建国，周老师的遗物他一直保存着，其中有一本乐谱，是周老师专门为李建国整理的。“他说你有天赋，但太固执，只会弹不会听。”老人从包里拿出乐谱，“现在你大概会听了。”
乐谱的扉页上，周老师写着一行字：“音乐不在琴键上，在弹琴人的心里。”
那天晚上，李建国翻开乐谱。第一首是巴赫的《哥德堡变奏曲》，周老师生前最爱的曲子。他试着弹了开头几个小节，手指突然灵活起来，像沉睡的河流在春天解冻。
他弹了一整夜。
第二天工友们来上班时，看见李建国趴在钢琴上睡着了。琴盖上放着一本翻开的乐谱，秋风吹过，纸页哗哗作响。
1981年，铁路支线要电气化改造，道口要拆除。工段长通知李建国，钢琴必须搬走。
“搬哪儿去？”李建国问。
“随便，废品站也行。”
李建国没说话。那天下午，他最后一次扳动道岔，最后一次举起信号灯。最后一列煤车通过后，他锁上扳道房的门，把钥匙交给工段长。
工友们帮他把钢琴搬到板车上。李建国推着板车，一瘸一拐地离开道口。走了很远，他回头看了一眼。夕阳下的铁轨闪闪发光，像两根巨大的琴弦。
钢琴最终放在李建国的家里——铁路局分的一间平房。房子很小，钢琴占了一半空间。邻居们有意见，说琴声吵人。李建国就在琴弦上铺一层绒布，声音小了，闷闷的，像被捂住嘴的歌唱。
他不再每天弹琴。手指的关节炎越来越严重，右腿的旧伤也时常发作。大多数时候，他只是坐在钢琴前，看着琴键。
1983年春天，李建国收到一封信。是当年道口听琴的孩子之一写的，现在他考上了音乐学院。信里说：“李爷爷，您让我听见了音乐。我现在才知道，音乐不是声音，是听见声音的能力。”
李建国把信折好，放在乐谱里。
那天晚上，他做了一个梦。梦见自己又年轻了，腿不瘸了，坐在音乐学院的琴房里。周老师站在他身后，说：“弹吧，建国。弹给那些听不见的人听。”
醒来时，天还没亮。李建国坐到钢琴前，掀开琴盖。他的手指放在琴键上，没有弹奏，只是轻轻抚摸着。
窗外的天空渐渐亮起来。第一缕阳光照进房间，落在琴键上，黑白分明。
李建国忽然明白了周老师的话。音乐不在琴键上，在弹琴人的心里。就像那架被遗弃在道口的钢琴，它一直在那里，等待有人能听见它的声音——不是用耳朵，是用心。
他修好了钢琴，但真正被修复的，是他自己。他让钢琴发出声音，但真正响起的，是那些年被沉默埋葬的一切。道口变了，工友们变了，听琴的孩子们变了——因为他的内心先变了。
“我们内在的成就会改变外在的现实。”李建国喃喃自语。这句话他不懂，但他用一生实践了它。
阳光完全照亮房间时，李建国的手指终于动了。他弹起巴赫的《哥德堡变奏曲》，琴声很轻，但每个音符都清晰而坚定。
邻居们没有抱怨今天的琴声。他们静静地听着，有人推开窗户，有人站在门口。琴声飘出房间，飘过铁路宿舍区，飘向远方的铁轨。
在那里，新的电气化列车正呼啸而过。但在某些人的记忆里，那个道口永远有一架钢琴，一个瘸腿的扳道工，和回荡在铁轨间的琴声。
琴声不会消失。它只是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存在——在听过它的人的心里，生根，发芽，开花。
李建国弹完最后一个音符，双手停在琴键上。阳光温暖地照着他的手，那些因为常年劳作而变形的手指，此刻显得平静而庄严。
他笑了。这是二十多年来，他第一次真正地笑。
窗外，一列火车驶过，汽笛长鸣。那声音和琴声完全不同，但它们此刻和谐地交融在一起，像一首从未被谱写、却一直存在的交响曲。
李建国知道，他再也无法在道口扳道岔了。但他也明白，有些轨道不需要铁轨，有些旅程不需要火车。音乐是一条更长的轨道，从内心出发，通往所有能听见的远方。
他盖上琴盖，动作轻柔，像在给熟睡的孩子掖好被角。
钢琴静静地立在房间中央，黑色的漆面反射着晨光。它不再是一架被遗弃的乐器，而是一个见证——见证一个人如何用内心的声音，改变了外在世界的沉默。
李建国站起身，走到窗前。远处的铁轨上，新的列车正在行驶。但他不再觉得失落。因为他知道，真正的列车早已出发，载着所有被琴声触动的心灵，驶向各自的远方。
而这一切，始于一个简单的决定：修好那架钢琴，然后弹奏它。
如此简单，如此困难，如此必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