签约

一九七六年的冬天，李建国第一次听见那个声音。

那时他十六岁，在县城中学念高二。那天下午政治课，老师在讲台上念报纸，窗外的梧桐叶子一片片往下掉。李建国盯着窗外看，忽然就听见了。

那声音说：“快跑。”

李建国愣了一下，左右看看。同桌王建军正趴在桌上打瞌睡，口水流到了课本上。前排的女生在偷偷传纸条。没有人说话。

“快跑，”那声音又响起来，“现在就跑。”

李建国站起来的时候，椅子腿刮过水泥地，发出刺耳的响声。全班同学都转过头来看他，政治老师放下报纸：“李建国，你干什么？”

“我……”李建国张了张嘴，“我要上厕所。”

他跑出教室，跑过长长的走廊，跑下楼梯。那声音一直在耳边催促：“快点，再快点。”他跑到操场中央，停下来大口喘气。就在这时，教学楼里传来一声巨响。

三楼的窗户炸开了，玻璃碎片像雨一样落下来。后来才知道，是教室里的煤炉子炸了。政治老师被炸伤了脸，前排两个女生被玻璃划破了手。如果李建国还坐在靠窗的位置上，那些玻璃会直接扎进他的脖子。

这是第一个声音。

第二个声音出现在三年后。一九七九年，李建国在纺织厂当学徒工。车间里机器轰鸣，棉絮在空中飞舞，像冬天的第一场雪。那声音说：“别碰那台机器。”

李建国正在给三号织布机换梭子。他停下来，看了看那台机器。它和其他机器没什么两样，齿轮转动，梭子穿梭，发出有节奏的咔嗒声。

“绕过去，”那声音说，“从旁边走。”

李建国犹豫了一下，绕过了三号机。他刚走过去，就听见身后一声闷响。三号机的传动轴断了，飞出来的齿轮砸在墙上，又弹回来，在地上滚了好几圈。如果李建国还站在那个位置，齿轮会砸碎他的膝盖骨。

车间主任跑过来，看了看机器，又看了看李建国：“你小子命大。”

李建国没说话。他摸了摸耳朵，好像那声音还在里面。

第三个声音来的时候，李建国已经习惯了。那是一九八三年，他经人介绍认识了刘秀英。第一次见面是在人民公园，两个人沿着湖边走了三圈，说了不到十句话。临走时，刘秀英说：“下星期天，我爸妈想见见你。”

李建国点点头。他转身要走，那声音说：“别去。”

他停下脚步。刘秀英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没什么，”李建国说，“下星期天……我可能有事。”

后来听说，刘秀英家那天来了另一个相亲对象，是副厂长的儿子。再后来，刘秀英嫁给了那个人。又过了两年，那副厂长因为贪污被抓了，家里东西都被抄了。刘秀英抱着孩子回了娘家，整天以泪洗面。

李建国听到这些消息时，正在自己的修车铺里给自行车补胎。他放下锉刀，点了一支烟。烟雾缭绕中，他对着空气说：“谢谢。”

没有回应。那声音从来不会回应感谢。

第四个声音是关于父亲的。一九八七年春天，父亲咳嗽越来越厉害，痰里带着血丝。李建国要带他去医院，父亲不肯：“老毛病了，去什么医院，浪费钱。”

那天晚上，李建国给父亲倒洗脚水，那声音说：“明天必须去。”

第二天，李建国硬是把父亲拖去了医院。检查结果是肺癌，早期。手术切掉了半个肺，父亲又多活了十一年。父亲走的那天，拉着李建国的手说：“那年要不是你硬拉我去医院，我早就没了。”

李建国摇摇头，没说话。他知道不是自己。

声音并不总是出现。有时候几个月听不见一次，有时候一天能听见两三回。李建国渐渐学会了分辨——那声音和其他声音不一样。它不响在耳朵里，而是直接响在脑子里。它没有语调，没有情绪，就是简简单单几个字，像电报。

李建国试过和别人说这件事。第一次是和母亲，母亲摸了摸他的额头：“是不是发烧了？”第二次是和最好的朋友张国庆，张国庆大笑：“你小子是不是想媳妇想疯了？”第三次是和老婆——一九九零年，李建国娶了纺织厂的女工赵小梅。新婚夜里，他犹豫再三，还是说了。

赵小梅听完，认真地看着他：“那你得好好谢谢它。”

李建国愣了：“你不觉得我疯了？”

“疯什么，”赵小梅说，“我奶奶也能听见别人听不见的声音。她说那是过世的人有话要传。你听见的，说不定是守护神呢。”

李建国抱紧了妻子。那一夜，他睡得特别踏实。

声音继续出现。一九九四年，它说“别买那支股票”，李建国就没买，结果那支股票跌得一文不值。一九九八年，它说“绕道走”，李建国就绕了远路，后来听说那条路上出了车祸，死了三个人。二零零三年，它说“去城南看看”，李建国去了，在旧货市场花五十块钱买了个瓷碗，后来鉴定是清代的，卖了三万块。

李建国用这三万块扩大了修车铺，又兼卖电动车。生意越来越好，日子也越过越红火。二零零八年，儿子考上大学，李建国送他去火车站。火车开动时，那声音说：“他会回来的。”

果然，四年后儿子大学毕业，回了县城，考上了公务员。

李建国成了别人眼里的能人——眼光准，运气好，做什么成什么。只有他自己知道，不是他厉害，是那个声音厉害。他越来越依赖那个声音，大事小事都要等它指示。等不到的时候，他就心慌，就睡不着觉。

二零一五年，母亲去世了。葬礼上，李建国哭得站不起来。那声音说：“别哭了，她走得安详。”

李建国突然就生气了。他在心里吼：“你懂什么！你又不是人！你根本不懂什么是伤心！”

那声音沉默了。这是它第一次沉默。

从那天起，声音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。有时候李建国迫切地需要指引，它却迟迟不来。李建国开始失眠，整夜整夜地睁着眼，等着那个声音。他变得焦躁，易怒，修车时老是出错，差点把客人的电动车修坏了。

二零一八年春天，李建国六十八岁了。修车铺交给了徒弟，他每天就是遛遛弯，下下棋，接孙子放学。日子平静得像一潭死水。

三月的一个下午，李建国在公园看人下棋。两个老头为了一步棋吵起来，一个说该跳马，一个说该出车。吵着吵着就要动手。周围人都在劝，李建国突然听见了。

不是那个声音。是很多声音。

跳马的声音，出车的声音，劝架的声音，看热闹的笑声，远处孩子的哭声，树上的鸟叫声，风吹过树叶的声音，自己的呼吸声，心跳声。所有的声音混在一起，像一场盛大的交响乐。

李建国愣住了。他从来没有同时听过这么多声音。他习惯了只听那一个声音，以至于忘记了世界上还有这么多声音存在。

那天晚上，李建国做了一个梦。梦里他站在一个十字路口，四面八方都是路，每条路上都站着一个自己——十六岁的自己，二十岁的自己，三十岁的自己，四十岁的自己……他们都在说话，都在喊他，都在朝他招手。

李建国醒来时，天还没亮。他坐在床边，点了一支烟。烟雾在黑暗中缓缓上升，像时间的形状。

他想起了很多事情。想起第一次听见声音时的恐惧，想起那些被声音救下的时刻，想起自己对声音的依赖，想起没有声音时的恐慌。他意识到，自己这一生都在听从那个声音，却从来没有问过自己到底想要什么。

二零一九年元旦，儿子带着全家回来吃饭。饭桌上，孙子说想学钢琴，儿子不同意：“学那个有什么用？考试又不加分。”

李建国突然说：“让他学吧。”

儿子愣了一下：“爸，钢琴多贵啊，而且……”

“钱我出，”李建国说，“他想学就让他学。”

儿子还要说什么，被儿媳拉住了。饭后，孙子跑到李建国身边，小声说：“爷爷，你怎么知道我想学钢琴？”

李建国摸摸孙子的头：“爷爷听见了。”

“听见什么？”

“听见你的心在说话。”

孙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

那天夜里，李建国又听见了那个声音。它说：“你要死了。”

李建国平静地问：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明年今天。”

“怎么死？”

“睡梦中。”

李建国点点头：“谢谢。”

声音问：“你不怕？”

“怕，”李建国说，“但更怕白活一场。”

声音沉默了。过了很久，它说：“你变了。”

“是啊，”李建国说，“我用了六十年，终于学会和自己签约了。”

从那天起，李建国开始做所有他一直想做但没做的事。他报名参加了老年大学的书法班，虽然写得歪歪扭扭，但每次写完都很开心。他买了辆自行车，每天骑到城外看日出。他开始写日记，把这一生记得起来的事情都写下来。他去找了当年的初恋刘秀英——她现在一个人生活，儿子在国外。他们一起喝了茶，说了说过去的事，没有遗憾，只有感慨。

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，李建国知道自己时间到了。那天晚上，全家人都来了。儿子、儿媳、孙子，还有几个老朋友。大家吃了饭，看了电视，快到零点时，孙子说：“爷爷，新年愿望是什么？”

李建国想了想，说：“希望你们都能听见自己的声音。”

“什么声音？”孙子问。

“心里的声音。”

孙子还是不懂，但点了点头。

零点钟声敲响时，大家都跑到阳台上去看烟花。李建国坐在沙发上，闭上眼睛。他听见了烟花爆炸的声音，听见了家人的笑声，听见了自己的心跳。所有的声音交织在一起，热闹而温暖。

最后，他听见那个声音说：“再见。”

李建国在心里回答：“再见。谢谢你这辈子的陪伴。”

然后他听见了自己的声音，清晰而坚定：“这一生，我听过所有的声音，但最终，我只与自己的心签了约。”

他笑了，笑得很安心。

窗外的烟花还在绽放，一朵接一朵，把夜空照得透亮。新年的第一分钟，李建国在沙发上睡着了，再也没有醒来。

他的表情很平静，像终于完成了一件大事。

修车铺的徒弟整理遗物时，发现了李建国的日记。最后一页写着：

“和所有声音握手，但只与自己的心签约。我终于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。声音有很多——别人的声音，世界的声音，命运的声音，还有那个陪伴我一生的神秘声音。我都认真听了，都尊重了，都握了手。但最终的选择，是我自己做的。最后的签约，是我和自己的心签的。这一生，没有白活。”

徒弟看完，合上日记本。窗外传来各种声音——汽车声，叫卖声，孩子的嬉笑声，远处工地的施工声。所有的声音混在一起，是这个城市的心跳。

他忽然觉得，师父可能没有真正离开。

他只是在所有的声音中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个，然后跟着它，去了该去的地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