橡皮擦
张福顺第一次注意到那块橡皮擦，是在1958年秋天的一个下午。
他在镇上的供销社里，站在柜台前，手插在裤兜里，裤兜里有两毛钱。柜台上摆着一排橡皮擦，白色的，长方条，每一块都用透明纸裹着，整齐地码在一个纸盒里。张福顺盯着那些橡皮擦看了一阵，售货员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，正在织毛衣，竹针碰在一起发出很轻的声音。张福顺把右裤兜里的两毛钱翻了出来，放在柜台上。售货员抬起眼看了看钱，又看了看他，放下毛衣，从纸盒里取出一块橡皮擦递过来。张福顺接过去，捏在手里，橡皮擦很软，手指稍微用力就能按出一个凹印。
他走出供销社的时候，天已经暗下来了。街上的石板路被踩得发亮，两旁的屋檐滴着下午积的雨水。张福顺把橡皮擦放进左边的衣兜里，走了几步，又拿出来看了看。橡皮擦是白色的，从头到脚都是白的，没有一丝杂色。他用拇指在橡皮擦的一个角上蹭了蹭，手指上沾了一层很薄的白色粉末。
那年张福顺十九岁，在镇上的木器厂做学徒。他的手很粗，手指头的皮肤裂了几道口子，有些地方结着黑色的老茧。他学的是木模工，每天用铅笔在木板上画线，画错了就用手指头抹，抹不干净就用袖子擦，袖子擦黑了，师傅老孙头就骂他。老孙头说，你连块橡皮都买不起吗。张福顺没说话，第二天就去供销社买了这块橡皮擦。
橡皮擦放在工作台上，张福顺每次画错了线就拿起来擦。橡皮擦在木板上来回摩擦，发出很闷的声音，白色的碎屑卷成一条一条的细条，落在台面上。张福顺擦完线，用嘴吹走碎屑，碎屑飘起来，有的落在他的裤子上，有的落在鞋面上。他用手拍掉，继续干活。
老孙头有时候站在他后面看，说，你擦得太多了。张福顺说，线画歪了。老孙头说，画歪了留着也行，擦那么多橡皮就没了。张福顺嗯了一声，但下次画歪了还是擦。
橡皮擦消耗得很快。
一个月后，它已经短了一截。原来有张福顺的中指那么长，现在只剩下食指的长度。橡皮擦的四个角都磨圆了，原本方正的长条变成了一个圆鼓鼓的形状。张福顺捏着它擦线的时候，手指要更用力才能捏住。
1959年春天，张福顺的橡皮擦只剩下半截拇指那么长了。他把它放在工作服的上衣口袋里，口袋的布很薄，橡皮擦鼓起来一个小包。走路的时候，小包在他的胸口上晃来晃去。
老孙头问他，你剩这点橡皮还在用。张福顺说，还能用。老孙头从自己的工具箱里拿出一块新橡皮擦，递给他，说，拿去用。张福顺接过来看了看，是一块蓝色的橡皮擦，上面印着几个字，字迹模糊了，只能看见“高”字和下面一个偏旁。张福顺把蓝色橡皮擦还给老孙头，说，我这块还能用。老孙头没再说什么，把蓝色橡皮擦丢回了工具箱。
张福顺的白色橡皮擦继续消耗着。它的形状越来越不规则，一端厚一端薄，薄的那一端在擦线的时候会弯折，像一片煮软了的萝卜片。张福顺用手指头把它按平，继续擦。碎屑落在台面上，他用嘴吹走，有时候碎屑吹进了鼻子，他打一个喷嚏，用袖子擦擦鼻子，接着干活。
1960年冬天，张福顺的橡皮擦只剩下黄豆粒那么大一块了。他把它放在上衣口袋里，走路的时候已经感觉不到它的重量。有一次他伸手进去摸，摸了半天才摸到。它躲在口袋的缝线角落里，和他的大拇指指甲盖差不多大。
那天他画错了一条线，从口袋里摸出那块橡皮擦，用拇指和食指捏着，在木板上擦。橡皮擦太小了，手指头总是碰到木板，指甲在木板上刮出很细的声音。他擦了几下，橡皮擦从指缝里滑了出去，掉在地上。
张福顺蹲下来找。地上有很多木屑和刨花，他的那块橡皮擦不知道滚到哪里去了。他用手指头拨开木屑，翻开刨花，找了很久。老孙头走过来，问他在干什么。张福顺说，橡皮掉了。老孙头说，掉就掉了，那么小一块找什么。张福顺没站起来，继续找。他把工作台下面都找遍了，手在地上摸来摸去，摸了一手灰。最后他在墙角的一个裂缝边上找到了那块橡皮擦。它卡在裂缝边缘，沾着灰，颜色已经发黄了，和地上的土差不多。
张福顺把它捡起来，吹了吹上面的灰，放回口袋里。
1961年春天，那块橡皮擦消失了。
张福顺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用完的。可能是在某一次擦线的时候，最后一点碎屑掉了下来，他没有注意到。也可能是从口袋的破洞里漏出去了。他发现自己口袋底下有个小洞的时候，手指头伸进去摸，什么都摸不到了。
他在工作台周围找了找，没找到。他蹲在地上看，木屑里有一些白色的碎末，分不清是不是橡皮擦的。张福顺站起来，拍拍膝盖上的土，从工作台上拿起铅笔，继续画线。
老孙头又给了他一回橡皮擦。这回是绿色的，方的，很硬。用老孙头的话说，这种便宜，供销社论斤称的。张福顺接过来，放在工作台上。他用绿色橡皮擦擦了一次线，橡皮擦太硬了，擦过去发出吱吱的声音，纸上留下一道灰印。他又擦了一遍，灰印还在。张福顺把绿色橡皮擦放下来，用手摸了摸自己上衣口袋的那个破洞。
1962年，张福顺结了婚。女人是在火柴厂做工的，姓刘，比他大三岁。新婚的被子是红布的，枕头上绣着鸳鸯，都是刘桂兰自己缝的。张福顺搬出了集体宿舍，住进了火柴厂的家属院。两间平房，一间睡觉，一间做饭。院子里有个水泥垒的水池，隔壁住的是火柴厂的出纳，姓周。
刘桂兰每天五点钟起来，先去火柴厂上早班，下午三点回来，在家做饭。张福顺在木器厂干到六点，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。饭摆在桌上，用一个竹罩子扣着。张福顺揭开罩子，一碗白菜，一碗萝卜，一个馒头。他坐下吃，刘桂兰坐在对面纳鞋底，针穿过布层发出呲呲的声音。
一天晚上，张福顺吃完饭，刘桂兰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东西放在桌上。张福顺看过去，是一块橡皮擦。粉红色的，闻起来有股香味，一头宽一头窄，窄的那头刻着花的形状。刘桂兰说，厂里发的，画画用的。张福顺拿起来看了看，又放回桌上。他说，不用这个。刘桂兰说，你不用就放着吧。她把橡皮擦收回抽屉里。
那块粉红色的橡皮擦一直放在抽屉里。张福顺有时候拉开抽屉找东西，会看见它。它的颜色慢慢变深了，香味也没有了，表面开始发粘。有一次夏天热，橡皮擦粘在了一张纸上，刘桂兰撕开的时候，纸上留下了一块粉红色的印子。她把橡皮擦放回去，关上抽屉。
1965年，张福顺有了第一个孩子。是个儿子，生下来六斤三两，哭声很大。张福顺在医院的走廊里站了一宿，第二天早晨进去看，刘桂兰靠在床上，脸上全是汗，头发粘在额头上。她怀里抱着孩子，孩子脸上红扑扑的，眼睛还没睁开。
张福顺站了一会儿，说，起个名吧。刘桂兰说，你起。张福顺想了想，想不出来。他说，叫建军吧。刘桂兰说，行。
张建军满月的时候，张福顺的师傅老孙头来家里看。老孙头带了一块布，说是他老伴扯的，给孩子做件衣裳。张福顺接了布，放在桌上。老孙头坐在板凳上抽烟，张福顺给他倒了杯水。老孙头说，厂里现在招新学徒，来了三个，都是十八九岁的，手比木头还硬。张福顺没接话。老孙头抽完一根烟，站起来要走，走到门口又回头，说，你现在不用橡皮擦了吧。张福顺说，早不用了。老孙头点点头，走了。
张福顺站在门口，看着老孙头走远。老孙头的背有些驼了，走路的时候左腿往外撇，是在木器厂干活落下的毛病。张福顺回到屋里，刘桂兰在屋里喂奶，孩子含着奶头发出啧啧的声音。张福顺在板凳上坐下，把老孙头带来的布打开看了看。布是蓝底白花的，棉布的，摸着很软。他把布重新叠好，放在柜子上。
张建军一岁的时候，张福顺用一块木头给他做了一个小凳子。凳子的四条腿不一样长，张福顺拿锯子锯了三次才把椅子腿弄平。他用铅笔在木头上画线，画了擦，擦了画，最后凳子的面上还留着几道铅笔印。刘桂兰说，孩子会不会蹭到铅。张福顺说，蹭不到，在上面刷了一层桐油。刘桂兰用手指头摸了摸凳面，桐油已经干了，滑滑的。
1968年，张福顺的木器厂和镇上的农具厂合并了。厂里的生产线改了，以前做木模，现在做锄头杆和镰刀把。张福顺的活也变了，以前是画线、锯木头、刨光，现在用车床车木头。车床是老式的，皮带传动，开起来皮带啪啪响，整个车间都是这个声音。
张福顺不再画线了。车床上有个刻度盘，要车多粗多看刻度就行。张福顺站在车床前，把手轮摇过来，木头转起来，刀刃刮下一层一层的刨花。刨花的味道很浓，是湿木头的气味，有一点发酸。
张建军三岁的时候，张福顺又有了一个女儿。女儿生下来五斤八两，哭声没有哥哥大，像猫叫一样。刘桂兰给女儿起名叫小英。张福顺说行。他在产房里站了一会儿，看着女儿的脸，很小，小到让人觉得用一只手就能整个包住。张福顺把手插在裤兜里，没敢伸出来。
接生的护士说，你抱抱孩子。张福顺把手从裤兜里拿出来，在衣服上蹭了蹭，接过孩子。孩子轻得让他不知道该用多少力气，他把胳膊端平了，像端一碗汤。刘桂兰看着他，说你小心点。
1971年，张建军上了小学。刘桂兰从供销社买回来铅笔和本子，还有一块橡皮擦。橡皮擦是白色的，长方条，和张福顺当年买的一样，只是包装纸上的字变了，以前是红色的，现在是黑色的。
张建军写作业的时候，张福顺有时候站在后面看。张建军用铅笔写“毛主席万岁”，写到第四个字的时候笔画歪了，他拿起橡皮擦擦掉，本子上留下一层白色的碎屑。张建军用嘴吹，碎屑飞到了桌子底下。张福顺说，你把橡皮捏紧了擦。张建军没听明白，抬头看他。张福顺说，手指头捏紧点，擦得干净。张建军试了试，说，还是那样。张福顺没再说什么。
张建军用橡皮擦用得很快。一块新橡皮，一个月就擦掉一半。刘桂兰说，你怎么用那么多橡皮。张建军说，写错了就擦。刘桂兰说，写错那么多吗。张建军低下头不说话。张福顺在门口抽烟，烟头的红点亮了一下又暗下去。他吐出一口烟，说，橡皮擦不贵。
1975年，张建军的橡皮擦换了第三块。这一年张福顺的木器厂改名叫镇农具修造厂，增加了翻砂车间，开始生产铁犁头。木器车间缩编了，从四十多人减到十几个人。张福顺被调到翻砂车间，负责清理铸件上的毛刺。他每天戴着一副帆布手套，用钢锉磨铁件的边角。铁屑溅出来，打在手背上，留下一个个小红点。晚上回去，刘桂兰用针帮他把嵌在肉里的铁屑挑出来。针刺进皮肤的时候，张福顺的眼角跳了跳。刘桂兰说，疼不疼。张福顺说，不疼。
张建军小学毕业那年，给张福顺看一样东西。那是一个文具盒，铁皮的，面上印着孙悟空打妖怪的图。张建军打开文具盒，里面整整齐齐地摆着铅笔、圆规、三角板，还有一块橡皮擦。这块橡皮擦是香蕉形状的，黄颜色的，两头尖中间弯，闻起来真的有股香蕉味。张建军说，同学送的。张福顺拿起那块香蕉橡皮擦看了看，手指捏了捏，橡皮擦很软，比普通的要软得多。他放回文具盒里，说，这么软不经用。张建军说，好看就行。张福顺没再说话。
那块香蕉橡皮擦张建军没舍得用。它一直放在文具盒里，和其他笔一起混着。到了夏天，香蕉橡皮擦开始化了，变得粘手，黄颜色染到了旁边的铅笔上。张建军把它拿出来，放在窗台上。太阳晒了几天，橡皮擦彻底软了，形状也看不出来了，像一块黄色的泥。张建军把它扔进了垃圾桶。张福顺去倒垃圾的时候，看见了垃圾桶里那团黄色的东西。他认出来了，站了一会儿，把垃圾倒了。
1979年，张福顺四十三岁。翻砂车间的活停了，厂里又改了，说要做家具。镇上的人日子比以前好了，结婚要打新家具，厂里就接这个活。张福顺又回到了木工台前，做衣柜、五斗橱、八仙桌。
他又开始画线了。铅笔在木板上画直线，画歪了就用手指头抹，抹不干净就找东西擦。他在工具箱里翻了翻，翻出一块绿色的橡皮擦，是老孙头当年给他的那块。橡皮擦已经硬得跟石头一样，在木板上擦过去，发出刮玻璃的声音，板上留不下任何痕迹，纸上也不掉屑。张福顺把绿色橡皮擦丢回工具箱，从旁边一个新学徒的桌上拿了一块白橡皮擦用了用。学徒叫小赵，十八岁，看张福顺用他的橡皮，说，张师傅你自己没有吗。张福顺擦完线，把橡皮放回去，说，以前有过。
1982年，老孙头死了。肺癌。从查出来到死，四个月。张福顺去吊丧，给老孙头烧了纸，磕了三个头。老孙头的遗像摆在灵堂上，是年轻时候照的，脸很瘦，眼睛很亮。张福顺跪在蒲团上，看着遗像，又磕了一个头。老孙头的老伴坐在旁边哭，声音沙哑得像风吹过纸板。张福顺站起来，把白包放在桌上，走出灵堂。
门口站着一排老孙头的徒弟，有些张福顺认识，有些是后来的。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走过来，喊了他一声福顺。张福顺认出是老周，以前和他一起学徒的。老周问他，你现在还做木工。张福顺说，做。老周说，做一辈子了。张福顺说，嗯。老周说，我记得你当学徒那会子，用一块橡皮擦能擦一年。张福顺说，不记得了。老周说，你咋能不记得，老孙头那时候老说你，说你是他见过最省橡皮的人。张福顺掏出烟来，递给老周一根，给他点着，自己也点了一根。抽完一根烟，张福顺说，我先走了。老周说，走好。
1984年，张建军高中毕业，没考上大学，进了镇上的五金厂。小英还在上初中，成绩一般，刘桂兰说让她念完初中就回来，找个活干。张福顺说，让她念。刘桂兰说，念书花钱。张福顺说，花钱就花钱。刘桂兰没再说话，拿起扫帚扫地去了。
张建军在五金厂干了半年，辞了。他说要去深圳。刘桂兰哭了一夜，第二天眼睛肿着起来做饭。张福顺坐在灶台前烧火，不吭声。张建军拎着一个编织袋走了，袋子里装着两件换洗衣服，一双新球鞋。张福顺站在门口看着儿子的背影，看了一会儿，回屋里去了。他从工作台上拿起铅笔，在木板上画线。铅笔画到中途断了，他用力按了按，手指头压在白纸上，什么都没画出来。他在工具箱里翻了翻，找出那支铅笔，用刀削了削笔尖，继续画。
1990年，张福顺五十四岁。镇农具修造厂破产了，厂房被一个温州人买下来，开了个鞋厂。张福顺下了岗。他在家待了一个月，每天早晨吃完早饭就在院子里坐着，坐到中午吃饭，下午继续坐。刘桂兰在火柴厂还有几年才退，每天照常上班。张福顺把院子里那棵柿子树修剪了两次，又把院墙的裂缝用水泥抹上了。做完这些，他又坐在院子里。
小赵来找过他一次。小赵说他在县城开了个家具店，请张福顺去帮忙打柜子。张福顺去了。家具店在县城一条巷子里，铺面不大，后面有个小作坊，能放一张木工台。张福顺在那里干了三年。
小赵给他买了一把新的铅笔，还有五块橡皮擦。橡皮擦是白色的，装在塑料袋里，五块钱一包。小赵说，张师傅，这些够你用一年了。张福顺把橡皮擦拿出来看了看，一块一块地放在木工台上。他拿起一块新的，撕开包装纸，把橡皮擦凑到鼻子前闻了闻。橡皮擦有股生胶味，和他记忆里的味道不一样。
他用这块橡皮擦擦线。擦第一次的时候，橡皮擦在纸上留下一道干净的空隙，碎屑掉下来，落在台面上。张福顺看着那些碎屑，拿起扫帚扫掉了。
1994年，张福顺不干了。他的手开始抖。不是那种老年人哆嗦，是拿笔的时候手会突然抖一下，画出来的线就歪了。歪了要擦，擦了重画，画了又歪，反复几次，他自己把铅笔放下，不画了。
小赵说，张师傅要不你歇几天。张福顺说，不歇了。他收拾工具的时候，把没用完的几块橡皮擦收好，放进一个布口袋里。小赵说橡皮你拿着吧。张福顺说，留给你用。小赵说，我有的是。张福顺还是把那几块橡皮擦带走了。
回到家里的那天晚上，张福顺把布口袋打开，把橡皮擦倒出来。一共是三块，两块用掉了一半，一块还没拆开包装纸。他把没拆开的那块放到抽屉里，拆了一半的两块重新放回口袋，塞进柜子角落里。
1996年，刘桂兰也退了。两个人在家，院子里种了些菜，养了三只鸡。张建军在深圳结了婚，寄回来一张结婚照。照片上张建军穿着西装，新娘子穿着白婚纱，两个人站在一个公园里，后面是假山和喷泉。张福顺看了一会儿照片，放在桌子上。刘桂兰拿起来看，说媳妇长得不错，就是牙有点往外咧。张福顺没说话，走出去喂鸡了。
1999年，小英也结了婚。她嫁到了县城，丈夫是开出租车的。结婚那天，张福顺穿了一件新做的中山装，站在酒席门口迎接客人。他的背已经驼了，人站在那里矮了一截。小赵来了，塞了一个红包，拉着张福顺的手说你老了不少。张福顺说，都老了。小赵说，我现在还用你那套工具呢。张福顺说，橡皮用完了没。小赵愣了一下，笑起来，说早用完了，后来又买了多少。
2002年夏天，张福顺整六十岁。他的头发全白了，走路的时候腿拖着地，发出沙沙的声音。他的手抖得更厉害了，吃饭的时候筷子戳不准菜，有时候夹起一块白菜，中途就掉下去了。刘桂兰给他换了个勺子。
张建军从深圳回来了一趟，带着老婆和儿子。孙子叫张浩然，五岁，说话带着广东口音。张建军看着张福顺的手，说爸你这得去医院看看。张福顺说，不用，就是老了。张建军说老了才要看。张福顺说，老了看也没有用。
张浩然在院子里跑来跑去，把鸡追得到处飞。刘桂兰喊他不要追，他听不进。张建军坐在堂屋里，掏出手机打电话，声音很大，说的是张福顺听不懂的事情。张福顺坐在门口的台阶上，看着孙子的后脑勺，后脑勺上有个旋，和他爸爸小时候一样。张浩然跑累了，走过来蹲在张福顺身边，看着他。爷爷，你在看什么。张福顺说，没看什么。
张浩然的书包里有很多文具。铅笔盒是塑料的，上面贴着卡通贴纸。张浩然打开铅笔盒给张福顺看，里面有自动铅笔、记号笔、尺子，还有一块橡皮擦。那块橡皮擦是彩色的，蓝绿黄三色，扭成麻花一样的纹路，看不出原来的形状。张福顺拿起那块橡皮擦，翻来覆去地看。张浩然说，这是我们学校发的，擦得可干净了。张福顺用大拇指在橡皮擦上蹭了蹭，蹭下来一层颜色，大拇指上沾了蓝绿黄的粉末。他把橡皮擦还给孙子，说，擦得干净就好。
张浩然从铅笔盒里拿出一支自动铅笔，在本子上写自己的名字。张字写得很大，浩然两个字挤在一起，笔画歪歪扭扭的。他写错了，拿起那块彩色橡皮擦使劲擦，纸都被他擦皱了，橡皮擦的碎屑卷成一条一条的，落在桌子缝里。张福顺看着他擦，看了很久。
张建军一家住了三天就走了。走之前张建军塞给张福顺一个信封，里面是两千块钱。张福顺没推让，把钱放在枕头底下。刘桂兰问他要不要存银行，张福顺说，放着吧，买药用得着。
那天晚上，张福顺做了一个梦。梦里面他回到了木器厂的车间，跟往常一样站在木工台前面。手里的铅笔很旧了，笔杆上的漆皮已经磨干净了，露出里面的木头。他画了一条线，发现画歪了，就伸手去拿橡皮擦。手伸进工作服的口袋里，摸了半天，什么都没有摸到。他把两个口袋都翻出来，里面是空的，还有一个小小的破洞。他就站在木工台前，手里捏着铅笔，看着那条画歪的线，不知道该做什么。
第二天早上，张福顺醒来的时候，觉得嘴里很苦。他起来漱了口，刘桂兰已经把稀饭煮好了，盛在碗里放在桌上。张福顺坐下喝稀饭，喝了两口，放下碗，起身走到柜子前。他打开柜门，从角落里摸出那个布口袋，把橡皮擦倒出来。两块用过的橡皮擦，已经变得很硬了，硬得捏不动。它们原来白色的表面现在变成了灰黄色，上面沾着木屑和灰尘。
张福顺把它们放在桌上，用指甲刮了刮一块橡皮擦的表面。指甲刮下来一层很薄的粉末，底下的材质还是硬的。他又使劲按了按，橡皮擦的棱角硌得手指疼。这两块橡皮擦已经不能用了，擦任何东西都只会留下一道灰印，什么也擦不掉。
刘桂兰过来收碗，看见桌上的橡皮擦，说这东西都硬透了你还留着。张福顺说，放久了就硬了。刘桂兰说，扔了吧。张福顺没说话。刘桂兰把碗收进厨房，在水池里哗哗地洗。张福顺站起来，走到院子里。那棵柿子树上的柿子红了，有几只鸟在树枝上跳来跳去，啄破了柿子皮，撕着吃里面的果肉。张福顺站在柿子树下面，盯着那些鸟看了一会儿，转身回到屋里。
他把那两块橡皮擦拿起来，在手心里搁了搁，然后拉开抽屉，放了进去。抽屉里的东西很杂，有螺丝刀、半卷胶布、几根生锈的钉子，还有一块用旧的磨刀石。张福顺把橡皮擦放在磨刀石旁边，关上抽屉。
2005年冬天，张福顺发烧，连着烧了三天。刘桂兰叫小英的丈夫开车来，把张福顺送到了县城的医院。医生说是肺炎，要住院。张福顺在医院住了十天，每天打针吃药，人瘦了十斤。刘桂兰白天守在医院，晚上小英来换她。张福顺躺在病床上，很少说话，眼睛盯着天花板，瞳孔里什么都没有。
出院那天，张建军从深圳坐飞机回来了。他站在医院走廊里，穿着一件皮夹克，手里拿着车钥匙。张建军去窗口办了出院手续，回来扶张福顺上车。张福顺脚步很慢，从病房走到医院门口走了一百多步。上车的时候，他的头碰到了车门框，身子缩了一下，然后坐进了副驾驶。
车开到镇上的时候，张福顺说，停一下。张建军停下车。张福顺没动，眼睛往车窗外望着。张建军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看见那家供销社已经不在了，原地盖起了一栋三层的小楼，一楼的铺面开着，卖化肥和种子。张福顺看了一会儿，说，走吧。
张建军发动了车。车速不快，路两边的房子往后退，有些房子张福顺认识，有些他不认识。他突然咳了一声，喉咙里带出一口痰，他想吐出去，车窗打不开。张建军帮他按了按钮，车窗降下来一条缝。张福顺把痰吐出去，痰液粘在车身上，拖出一条透明的丝。他重新靠在椅背上，闭着眼睛，呼吸很沉。
回到家里，刘桂兰给他煎了药，装在碗里端过来。张福顺靠在床头，端起碗喝了一口，放下碗。他抬头看了看天花板上的灯泡，灯泡上面落满了灰尘，光线从灰尘的缝隙里挤出来，照在屋里，昏沉沉的。
刘桂兰说，喝完。张福顺端起碗，把剩下的药喝完。
2008年，张福顺六十六岁。他几乎不出门了。院子里的鸡早就没了，菜地也荒了，长满了半人高的野草。刘桂兰走路也要扶着墙，弯腰捡东西的时候得先蹲下，慢慢来。
张浩然放了假会来住几天。他长大了，不再用自动铅笔，用的是圆珠笔。写作业的时候，用涂改液覆盖错字。白色的液体涂在纸上，很快干掉，变成一层白膜。张福顺在旁边看着，看了很久，问了一句，这个擦得掉吗。张浩然说，这个不用擦，涂上去就行了。张福顺哦了一声，继续看。
涂改液用得很快。一小瓶涂改液，张浩然用了一个星期就没了，涂改液的瓶口干了的白色残渣堆成一圈。张福顺看他拿涂改液的本事，捏着小瓶子晃一晃，往纸上点，像木匠往榫眼里打胶一样。张福顺问，这个多少钱一瓶。张浩然说，三块。张福顺在心里算了一下，没有说什么。
2011年秋天，张福顺走不动了。他的两条腿肿起来，一按一个坑，需要人扶着才能去卫生间。刘桂兰扶不动他，小英从县城辞了工，回来照顾他们。小英每天给张福顺擦身子，把他从床上扶起来，靠在床头，用热毛巾擦手擦脸。张福顺的皮肤很干，手背上都是老年斑，血管凸起来，像一条条青色的树根。
有一天下午，小英收拾屋子，从抽屉里翻出来那两块旧橡皮擦。她拿起来看了看，问张福顺，这橡皮还没扔，都硬成这样了。张福顺靠在床头，偏过头去看了一眼。小英说，扔了吧。张福顺说，放那。小英把橡皮擦又放进抽屉，去倒水了。
张福顺手撑着床沿，挪了挪身体，伸手去够那个抽屉。抽屉离他有两尺远，他用手指尖勾住拉手，试了两次没拉开。他停下来喘气，胸膛起伏了几下，又试，这回拉开了。抽屉里面还是那些东西。张福顺在抽屉里摸着，摸到了那两块橡皮擦。他用两根手指头夹起一块，举到眼前看。
橡皮擦已经完全不行了。它的表面龟裂出很多细纹，手一捏就往下掉渣。张福顺松开手，橡皮擦掉在被子上，在铺面上滚了滚，停下。张福顺重新把它捡起来，握在手心里。他什么都握不住。
张福顺在2012年春天的一个夜里死了。他死在床上，刘桂兰早晨醒来发现他身子已经凉了。小英哭着打电话给张建军，电话那头半天没人说话，后来张建军说，我马上回来。
丧事办得简单。棺材是松木的，张建军买的，在县城的寿材店里挑了最贵的那一口。入殓的时候，张建军准备往棺材里放些东西，问刘桂兰放什么。刘桂兰说放一件他常穿的衣服就行。张建军去父亲的遗物里翻，翻到柜子的时候，打开抽屉，看见了那两块旧橡皮擦。
他把橡皮擦拿出来，摊在手心里，弄不清这是什么东西，怎么这么硬，颜色这么怪。他想扔回去，但想了想，拿到刘桂兰面前，问这是什么。刘桂兰看了一眼，又看了一眼，眼泪掉下来。她说，是他以前用的橡皮，多少年了。张建军的手在橡皮擦上擦了擦，露出了底下一丁点白色。刘桂兰说，放里面吧。张建军把两块橡皮擦放进棺材里，搁在张福顺的手边。
封棺的时候，张建军看见他父亲的手，手指头已经僵硬了，保持着微微卷曲的姿势，像是捏着什么东西。橡皮擦安安静静地躺在那个不再会动的手掌旁边。棺材盖子合上，钉子钉进去，铁锤砸在钉帽上发出清脆的声音，四周的亲戚都站着看，没有人说话。
张建军把钉子钉到头，停下锤子，用手背擦了擦脸上的汗。他抬起头，天空是铅灰色的，要下雨的样子。河里的水在远处流着，声音不大。墓地旁边的杂草被踩平了一片，碎土散在草地上，沾在鞋底上。
棺材放下去之后，铲起来的土一锹一锹地砸在棺盖上。土落到木头上的声音，闷闷的，有节奏地响着。张福顺和那两块橡皮擦，一起沉到地底下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