木梳
老周蹲在院子里，面前摊着一块油布，油布上摆着斧子、刨子、凿子、墨斗。这些东西跟了他大半辈子，油布是早年买来的，边角磨得发白，上面还印着几个模模糊糊的红字。他伸手把墨斗拿起来，在手里翻来覆去看了两遍。墨线还在轮上缠着，他拉出一截，绷直了，在一块废木料上弹了一下。没有印子。墨槽里早就干了，里面的棉花硬成一块，指头摁下去，凹进去一个浅浅的窝，没有弹回来。
村东头的墙上用红漆写着“库区搬迁”，字是老周的本家侄子周红兵写的。红兵上过初中，写一手好字。那些字在墙上晒了一整个夏天，红漆起了皮，像人身上长的癣。路上被拖拉机压出两道深辙，辙里积着雨水，水面上浮着几片杨树叶。这几天村里走了十几户人家，有的是投奔儿女，有的是去镇上的安置点。路边的旧门板卸下来靠在墙上，窗框也拆了，留下一个个黑黢黢的方洞，从外面看进去，能望见屋后的天。
电话是星期三傍晚打来的。老周去陈会计家接的电话，儿子在电话那头说：“东西你收拾收拾，礼拜天的车。”老周说：“哦。”儿子又说：“少带点，住的地方不大，租的一室一厅，那些木匠家什放不下。”老周说：“知道。”停了停，又说：“手头还好？”儿子说：“还行。你到了这边再说。”老周没再问，把电话交还给陈会计。
陈会计递给他一支烟，他摆摆手。陈会计自己点上，吸了两口，蹲在门槛上说：“该搬了。人走屋空，明年水就到了。”老周没接话，眼睛看着院墙根下的一棵老槐树，叶子已经黄了大半，风一过就往下落。陈会计又说：“你那口寿木，怎么办？”老周说：“留着。你们几个人拆了，看哪块板子能用，做点桌椅板凳。”陈会计吸了一口烟，烟头在黑暗中红了一下，他说：“那是柏木的。”老周说：“是柏木的。”陈会计就不再说话了。
傍晚的风凉了，月亮爬到屋顶上的时候，老周还在院子里坐着。油布上的工具在月光下泛着暗沉沉的光，像水底的石头。他伸手去碰那把斧子，斧刃的钢口已经磨得只剩窄窄一条，他伸出拇指，在刃口上试了试，指尖一沉，出了一道细口子，血珠慢慢渗出来。他在裤腿上把那颗血珠擦掉了。这把斧头是他十六岁那年拜师的时候师傅给的，那一年秋天，他跟了王师傅去山里砍木头。王师傅走在前面，身上背着一把锯，他走在后面，怀里抱着这把斧头，斧头比他的手臂还长，走一步，斧刃的光在太阳底下闪一下。
斧头把儿换过三次。最早是柳木的，后来换成枣木的，现在是槐木的。上个月他还用沙纸把槐木把手磨过一遍，磨过之后木头上露出一条纹路，弯弯的，像河里的鱼。他掂了掂斧子的分量，又把它放回油布上。
刨子也是老货。铁的部分生了锈，他用油布擦了，露出乌青的颜色。木壳的底面磨得发亮，像一面镜子，能照出人的影子。他把刨子反过来，底面朝上，眯起一只眼睛顺着那道平面瞅过去，有一条微微的白光在木壳的沿子上跳。他看了一会儿，把它放下了。他在脑子里刨了一块木头，他的手指记得刨刃推过松木时那种脆生生的响，还能记得刨花卷起来的样子，刨花是透明的，有木头的香味，卷成一个个小筒，从刨膛里钻出来，像春天的嫩芽。他闭上眼睛闻了一下，空气里没有木屑的味道。
凿子包在一方蓝布里，油亮亮的。他没解开那块布。他把布包拿在手里，摸了摸蓝布的纹路，又把它放回了工具箱里。这套凿子十二把，从宽到窄，他闭着眼睛伸出筷子，也能夹出哪把是哪把。他记得每一把凿子的刃口，宽的用来开榫，窄的用来剔花，那些凿子在木头上走，像锄头在地里走，不需要看，手指头就知道该使多大的劲儿。到了城里，用不上了。他没有解开那块布。
油布上还放着一把小锯，崩了两颗齿，齿是三棱的，咬进木头的时候，黑褐色的木粉从锯缝里飞出来，落在手背上，痒痒的。他没有动那把小锯。他已经很久不做活计了，最后一次做手艺是妻子死后第三年，邻村一个老会计走了，家人送来一段柳木，请他做一口薄皮棺材。他做了，做得很慢，三天才收工。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接过活计，那把小锯也就一直搁着，齿锈了，锯背上落了一层灰。
他把油布四角合拢，打成一个结，放在门槛边的墙角下。他朝里屋走，经过东屋的时候，脚步慢了一下。东屋的门虚掩着，门缝里透出一点亮光。他伸出手，推开了那扇门。屋里靠北墙搁着一口棺材，柏木的，没有上漆，木头原色在灯下泛着淡淡的黄的那种光，像麦收以后的场院。棺材是他花了三年打成的，料是攒了多年的柏木，从一棵老树上一块块解下来的，板子厚实，推上去，像一堵墙。
他亲手打的这口棺材，每一年秋天都要打开盖子，把里面的木屑扫干净，再用桐油把内壁擦一遍。桐油渗进木头里，木头变成深赭色，摸上去滑滑的，像被水磨过的石头。他伸出手，手掌按在棺材的内壁上，掌心贴着木头，那种温度不冷不热，像井水在夏天里的温度。他按了很久，然后把手收回来。棺材盖放在一边，他蹲下去，用手摸着盖子的边角，手指一根一根地摸过去，摸到接榫的地方，停了一下。那榫头是他自己凿的，严丝合缝，像指甲缝里嵌的泥那么平。他站起来，没有盖盖子，就让棺材敞着口。他转身出了东屋，把门带上了。
他在堂屋里站了一会儿，灯没有拉亮。堂屋的桌子靠着后墙，桌上有一只白瓷碗，碗底印着一朵蓝花。他走过去，把碗翻过来看了看，又放回去。碗是妻子秀芬娘家陪嫁过来的，一个碗，两个小碟，用了几十年。秀芬死后，那只碗就一直放在桌上，他没有动过。每年腊月祭灶的时候，他把碗洗干净，盛上一碗白饭，在灶台上供一夜，第二天早上再把饭倒回锅里。他今年不知道还能不能回这个家里来供那碗饭。他拿起那只碗，在手里转了转，又放下了。
他进了睡屋。屋里的炕还铺着旧席子，席子破了几处，露出底下的麦草。他的枕头是一块长方形的木头，外面裹着一块旧蓝布，里头填着碎棉花。他坐到炕沿上，掀开枕头，那把木梳就躺在那儿。
梳子是枣木的，颜色暗红，像干透的血。齿子已经磨圆了，梳背也磨得很薄，中间微微凹下去一点，那是手指头常年捏出来的。梳子本来是秀芬的，秀芬还在的时候，每天早晨起来，她坐在炕沿上梳头，头发又黑又长，她一边梳一边跟他说今天地里要干什么。他躺在被窝里听，听着听着又睡着了。秀芬梳完头，把梳子在炕沿上磕一磕，磕掉黏在齿上的头发，再把它放到枕头底下。
秀芬死的前两年，病重，头发剪短了，就不怎么梳头了。那把梳子就一直放在枕头底下，她没有动过，他也没有动过。秀芬走的那天，他给她穿寿衣，穿完衣服，把她的头发理了理，理完头发，他忽然想起枕头底下那把木梳。他把它拿出来，在秀芬已经凉了的头发上，轻轻梳了三下。然后他把梳子放回自己的枕头底下。
秀芬走后第三天，他早晨醒过来，发现枕头下面有东西硌着。他把手伸进去，摸到了那把梳子，拿出来，在手里握了一会儿，握得手心发热。他坐起来，用那把梳子梳了梳自己的头发。那时候他头发还厚，梳子齿太密，拉得头皮生疼，他龇了一下牙，还是又梳了几下。然后他照旧把梳子放回枕头底下。
这以后，每天早晨他都用那把木梳梳头，梳三下。一开始疼，后来慢慢就不疼了。他的头发一年比一年稀，梳子齿每年都磨圆一点，头皮上滑过去的感觉就越来越顺。再后来，头发快掉光了，头皮露出来，梳子齿刮在头皮上，有点儿痒，有点儿麻。他每天早晨坐在炕沿上，左边一下，右边一下，中间一下，像一条船在河面上走了一个来回。
这天晚上，他把那把木梳握在手心里，他的手掌大，指根有厚厚的老茧，梳子躺在掌心里，像一片干枯的树叶。房间里暗下去，月亮刚好照到窗台，一点点白光照在梳背上，他看见枣木的纹理，一圈一圈，密密的，像一潭水被风吹出的涟漪。他伸手在梳背上摁了摁，木头已经凉了。他把梳子握在拳心里，没有放开。
后来他松开手，把梳子放在枕头底下，跟以前一样。他躺下来，闭着眼睛，一只手搭在枕头上，隔着布和棉花，那把小梳子安安静静地待在那里，像一个握着他的东西。炕头还有一点热气，是从灶间的烟道里穿过来的。他的手放在枕头边上，没有移开。
第二天早上，老周起来的动静和往常一样。他穿好衣服，先去灶间生火烧了一壶水。灶里烧的是碎木柴，木柴的烟从灶口扑出来，他就着火苗点了一根烟——他已经戒了几年，这天早晨又点上了。烟抽完之后，他到炕沿边坐下，从枕头底下摸出那把木梳，对着桌子上那块破了角的镜子，梳了三下。他对着镜子看自己的脸，颧骨高，眉毛淡了，眼窝陷下去，唇上的胡子茬是白的。他把木梳放下，又看了一会儿，把木梳放进棉袄内兜里，贴着胸口。
他把自己几件换洗衣裳装进一个编织袋里。衣裳叠得不规整，他是拿惯了刨子的手，叠出来的衣裳鼓鼓囊囊的。他往袋子里放了一双胶鞋、一条旧棉裤、一件灰布夹袄。他犹豫了一下，又往袋子里放了一条毛巾，那只白瓷碗他没有放。他看了看桌上那只碗，蓝花在碗底，像一朵沉在水底的花。他把视线移开了。
上午，陈会计又来了，身后跟着小赵。小赵今年三十出头，在镇上做过几年木匠活，后来不做了，在工地上扎架子。老周把墙角那卷油布包推出来，对小赵说：“家伙都归你，斧头刃老了，回头你自己去磨一磨。墨斗里头的棉花换了，还能用。”小赵蹲下来，解开油布包，把那把墨斗拿出来，拨了一下轮子，又放回去。他说：“叔，这墨斗是桃木的？”老周说：“桃木的。我师傅传下来的，到我手里也有五十多年了。”小赵说：“我带走。”老周说：“带走。好好用。”停了一下，他又说：“还有东屋那口货，你们拆了，板子厚，看看能做点什么就用上。”
陈会计没有吱声。小赵把那卷油布包抱起来，走到院门口又站住了，回过头来，说：“叔，木匠家伙我给你留着，等你在城里安顿好了，我给你捎过去。”老周说：“不用，我用不着了。”小赵还站着，怀里抱着那卷油布包，像抱着一个孩子。陈会计拉了拉他胳膊，他转过身，走了。
第三天早晨，儿子开着一辆灰色的面包车回来了。车停在院门口，儿子从驾驶座上下来，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衫，头发剪得短短的，比老周上次见他的时候又瘦了一些。儿子进了院，看了看老周，叫了一声“爸”。老周说：“吃了没有？”儿子说：“在路上吃了。”老周说：“屋里有热水。”儿子说：“我知道。”他走进堂屋，转了一圈，又走出来，站在屋檐下，看着院里堆的旧木头、破缸、锈铁锅，说：“东西就这些？”老周说：“就这些。”他指了指脚边的编织袋：“都装好了。”
儿子弯腰提起编织袋，掂了掂，有点意外地看了老周一眼：“挺轻的。”老周说：“没什么东西。”儿子走到车后面，打开后备箱，把编织袋塞进去。后备箱是空的，除了一箱矿泉水，还有一个纸盒子，纸盒子里放着一件军大衣，叠得整整齐齐的。儿子说：“爸，你这大衣还带不带？”老周摇了一下头。儿子把后备箱盖下来，发出了“嘭”的一声响。
老周站在院子里，看了看屋檐下的燕窝。燕子早就走了，南方去了，明年春天回来，找不到这个窝了。他想起那年在房梁上搭燕窝的时候，秀芬还活着，秀芬说，燕子来家里做窝是好事，不要去动它。他没有动，现在要搬走，就更动不了了。他把视线收回来，朝车边走过去。
儿子已经坐到驾驶座上了，发动了车。老周拉开副驾驶的门，坐上去，把门带上。隔着车窗，他看见陈会计站在路口，手里夹着一支烟。陈会计朝他扬了扬手，他没有做手势，只是点了点头。
车子动起来，颠了一下，碾过地上的车辙，上了村道。村道两边的杨树叶子落了一半，风把落叶吹到路上，车轮碾过去，发出咔嚓咔嚓的碎响。老周坐在座位上，两个膝盖朝着前面，双手搭在膝盖上。他的眼睛看着车窗外，村子在慢慢往后退。那面写着红字的墙，过去了。老槐树，过去了。河边那块磨刀石，过去了。他看见东屋的屋顶从树梢后面露出来，灰瓦已经缺了几片，露出底下的苇箔，像小孩子掉了一颗门牙。他看了一会儿，一直没有眨眼，直到屋顶在车窗外缩成一个小点。
车开上县道，路面好了一些，车速也快了。儿子没有说话，一手握着方向盘，一手搭在挡杆上。车里的暖气开着，风口在挡风玻璃下面，吹出一股温温的风，呼呼的，像秋虫振翅的声音。老周的棉袄扣子没有扣，暖气吹到他的胸口，吹到那片夹着木梳的内兜上，热烘烘的，烘得他胸口有些发痒。他把手伸进棉袄内兜，指尖碰到了木梳的背，枣木的背被他的体温焐得温温的。
他没有把梳子拿出来。他的手停在棉袄内兜里，手指头一根一根地搭在梳背和梳齿之间。梳齿太密，他的指头粗，插不进去，只有指腹贴着梳背滑动。他慢慢地，一根一根地顺着梳齿的方向捋过去，捋到末了，又从头开始捋。车开过一座桥，桥下的水在流，水面上有枯叶，车“轰”地碾过桥面，他的手指在梳背上停了一下。然后他又开始捋，从这一头到那一头。
儿子忽然开口，说：“爸，你饿不饿？后座口袋里有饼干。”老周说：“不饿。”儿子没有再说。车里又静下来，只有发动机的声音和暖风的声音。过了一会儿，儿子又说：“那边租的房子有个小阳台，能晒到太阳。”老周说：“那挺好。”儿子说：“一居室，厨房和厕所都小一点。”老周说：“够用就行。”
儿子没有再接话。车开上高速公路，速度更快了，窗外的树变成一道道虚影。老周把目光从车窗外收回来，落在自己膝盖上。他的手还放在棉袄内兜里，手指头停在一根梳齿上，那根梳齿比旁的稍微短一点，是有一年不小心磕断的，断口早就磨圆了，指腹按上去，有一种微微的凹进去的感觉。他按了按那根短齿，又按了按，像在数什么，又像在认什么。
太阳在车后面落下去，天边有一片云被烧成了橘红色，又慢慢暗下去。车里开了灯，灯光是淡黄的，照在仪表盘上。老周的身体随着车子的晃动轻轻摆动，他的眼睛眯起来，好像要睡着了。但他没有睡，他的手一直待在那个棉袄内兜里，一直搭在那把枣木梳子上。梳子的温度和他的温度混在一起，分不出是木头暖了手，还是手暖了木头。
夜色从车窗外涌进来，像水一样漫过田野。前方的车灯在路面上铺开两束光，光一直向前，没有尽头。老周没有往窗外看，他在座位上坐直了一些，把棉袄用另一只手拢了拢。那把木梳还在他的掌心里攥着，他握着它，像握着一根烧火的柴，他的手松松地合着，没有用力。路还长，他闭了一下眼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