旗绳
老陈第一次摸到那根旗绳的时候，绳子上有毛刺。
麻绳，三股的，在他掌心里像一把粗沙。他把绳头从旗杆顶上的铁环里穿过去，铁环生了锈，绳子穿过的时候发出“吱”的一声，像什么东西在喉咙里卡住了。旗子是新的，叠好了放在他桌上。红布，黄的星，布面有浆，硬挺挺的。他展开的时候“哗啦”一下，棱角分明，像一块没有裁开的纸。他把旗子系在绳子上，系了两道死扣。然后他开始拉。
旗子升到一半就卡住了。铁环锈死了。老陈两只手拽住绳子，身体往后仰，用上了全身的重量。绳子在手里一寸一寸地过，掌心里火烧火燎的。旗子终于到了顶。他把绳头绕在杆子下面的铁钩上，缠了三圈，打了个活结。手伸开，掌心里一道深红的印子，麻絮刺进皮里，星星点点的黑。
那一年他二十七岁。之前的旗手姓王，是教导主任，教了二十多年的算术，右手食指上有一层常年捏粉笔磨出来的黄茧。王主任升了八年的旗。秋天的时候得了急病，从发病到死，半个月。死在县医院的走廊里，走廊的灯坏了一盏，忽明忽暗的。学校让老陈接了这活。老陈不太会说话，赵校长跟他说的时候，他点了点头，没问为什么。
旗杆是铁的，三节，接缝的地方焊得不平，有道疤。杆子有十米出头。老陈每天早上升旗，傍晚降旗。早上升的时候，学生站在操场上，按班排好队。音乐老师用一台旧录音机放国歌。磁带用了很久，唱到“起来”的时候声音往下一沉，抖一下。老陈站在旗杆下面，不唱，也不看学生。他抬头看着旗子。绳子在手里一寸一寸地往上走。碰到布的时候，有轻微的扯动感从绳子上传过来，隔着麻绳的纤维，传到他的手心里。
旗子到顶，国歌刚好放完。他把绳头勾好，退到一边。学生解散，回教室。老陈走到录音机跟前，把盖子按开，取出磁带，装进盒子里。然后去食堂吃早饭。稀饭，馒头，一碟萝卜条。
学校小。最多的时候有三百来个学生。操场是泥地。下雨之后一片黄泥浆，踩上去脚陷进去，拔出来的时候鞋上沾一层泥，重，走路“啪嗒啪嗒”响。旗杆下面也是泥，老陈从厨房提了一桶碎砖头垫了一条路。砖头是红的，碎的，用脚踩平。那条路从走廊通到旗杆下面，两米多长，半米宽。后来天长日久，砖头被踩碎了，和泥混在一起，下雨的时候照样一脚泥。
日子就是升旗，降旗。一年又一年。绳子换了，麻绳换成尼龙的。尼龙的光，滑，拉起来声音小。老陈握绳的时候手要握得更紧，不然旗子上去得快了，布面吃不住风，容易撕。旗杆上的铁环锈断了两次。第一次锈断是在夜里，旗子和绳子一起掉在泥地上。早上老陈来的时候，旗子在泥里裹着。他把旗子捡起来，用手拍，拍不掉，用湿毛巾擦，有一块黄印子，渗进布纹里了，洗不掉。后来他去镇上买了一个新铁环，又买了一个滑轮。装在杆顶。滑轮比铁环好用，绳子在里面走的时候几乎没有声音，像水从管子中间穿过。老陈拉了拉，觉得顺。又过了几年，新铁环也锈了，滑轮也不转了，绳子过去的时候要费些力气。老陈找了一小罐机油，是秀兰以前给缝纫机用的，爬到梯子上，给滑轮滴了几滴。油渗进去，滑轮又能转了。转的时候发出“咕噜咕噜”的响。
赵校长调走了。新来的校长姓李，戴眼镜，说话声音不大。李校长来了以后，操场翻修了水泥地。旗杆重新刷了漆。还在旗杆下面砌了一个台子，红砖的，外面贴白瓷砖，有三级台阶。老陈要上台阶才能拉到绳头。他第一次站在台子上的时候，觉得脚底下硬，跟泥地的软不一样，站久了脚腕子酸。后来也就习惯了。再后来白瓷砖裂了几块，冬天冻的，春天化冻的时候“啪”一声，裂了。老陈用水泥糊了糊，颜色对不上，一块深一块浅。糊上去的水泥干了之后是灰的，跟白瓷砖混在一起，像一块补丁。
秀兰是老陈三十一岁那年娶的。隔壁村的，不识字，介绍人带来见了一面。秀兰穿着碎花的褂子，头发扎起来，坐在堂屋里低着头，两只手绞着衣角。介绍人说，这姑娘能干，会过日子。老陈说，嗯。介绍人又问秀兰，你看呢？秀兰不抬头，过了一会儿才说，我听家里的。家里的说行就行。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。
结婚以后秀兰搬到老陈的瓦房里。三间房，一间是堂屋，一间是卧室，一间是灶房。秀兰把每一间都收拾得利利索索。灶房的灶灰每天清，碗筷每天洗，桌子擦得发亮。院子里辟了一小块地，种了白菜和辣椒。夏天有黄瓜，搭了架子，藤顺着竹竿往上爬，叶子绿得发黑。
老陈每天早起升旗，秀兰在家生火做饭。饭做好了摆在桌上，碗筷筷头对齐了放在碗边上。老陈回来洗了手坐下吃。秀兰说，今天的黄瓜摘了三根。老陈说，嗯。秀兰说，辣椒红了两个。老陈说，嗯。秀兰说，你那个旗今天让风吹歪了，我在地里都看到了。老陈说，风大。秀兰说，那你把它弄正。老陈说，弄不了，等风停。秀兰说，哦。然后两个人都不说话了。筷子碰碗，声音很轻。
秀兰给他生了个儿子，叫陈军。陈军会走路了就在操场上跑。三岁的时候，跟着学生后面排队。学生站好了，他也站好了，站在最后一排的旁边，个子矮，只到别人的腰。国歌一响，他学着行队礼。手太小，举不到额头上，只到耳朵那里。老陈在旗杆下面拉绳，低头看了一眼，又抬起来继续拉。陈军站得笔直，脸朝着旗杆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一动不动。旗子升到顶上被风吹开，红彤彤的一片，映在他的眼睛里。
陈军五岁。有一天问老陈，爸，为啥每天都要升旗？
老陈说，上面定的。
陈军说，为啥上面要定？
老陈说，你站好。
陈军就不说话了，站直了，跟他前面那些学生一样，脸朝着旗杆。旗子升到顶上，被风吹开，红彤彤的一片。
陈军八岁那年，秀兰开始咳嗽。一开始不重，早上咳几声。后来说话声音哑了，去卫生所看了，给了几盒止咳糖浆。喝了半个月没好。又去镇上的诊所，打了几针，还是没好。秀兰说没事，可能是受了凉。到了秋天，咳得厉害了，夜里睡觉的时候一阵一阵的，整个人缩着，肩膀一耸一耸的。老陈半夜醒了，伸手拍拍她的背。秀兰说，你睡你的，我过一会儿就好。老陈就躺回去，睁着眼听。等秀兰咳完，安静了，天也快亮了。
去县医院那天是个星期一。老陈想着要升旗，五点就起来了。秀兰也早早起了，穿了那件蓝花棉袄，头发梳了梳，说，走吧。他们走之前，老陈先去了学校。天还没亮透，操场上灰蒙蒙的。他把旗子升上去。那天早晨有雾，旗子升到半空中就模糊了。他把绳头系好，从台子上下来，小跑着去村口坐班车。秀兰在村口等着他，手里拎着一个布包，里面装了水壶和两个馒头。
到了医院，挂号，排队。走廊里坐满了人，长椅上挤不开，有人蹲在地上。秀兰坐在靠墙的椅子上，老陈站着。排到的时候，医生让拍片子。片子拍了，让他们等结果。他们坐在走廊里等。走廊窄，墙壁是白灰刷的，有几处皮掉了，露出里面发黄的墙坯。秀兰咳了一阵，用袖子捂住嘴。老陈看了她一眼，没说话。他把布包打开，把水壶拿出来，递给秀兰。秀兰接过去，喝了一口，又咳，水从嘴角漏出来，滴在衣襟上。秀兰用手擦了擦，说，这水凉。老陈把水壶接过来，拧上盖子，揣在怀里捂着。过了一会儿，医生让老陈进去。
医生把片子夹在灯箱上，看了一会儿。白亮亮的灯照着片子上那团灰白的影子。医生回过头来，问老陈，这是你什么人？老陈说，我老婆。医生说，你进来把门关上。
老陈进去了。医生说了几句话。老陈听着，没说话。医生又说了一遍。老陈说，好。然后他打开门，走出去。秀兰坐在椅子上，手里还握着那个水壶。她问，咋说的？老陈说，没事，开了点药，回去吃。秀兰站起来，拍了拍裤子上的灰，说，那走吧。
他们坐班车回去。班车在土路上颠，车窗玻璃哐当哐当地响。秀兰靠在后座上，闭着眼。过了一会儿又开始咳。老陈把她的围巾整了整，搭在她肩头。秀兰说，你别弄，我不冷。老陈把手收回来。窗外的地是黄的，田埂上的树都掉光了叶子，天是灰的，很低。
秀兰又咳了两年。头一年还能下地干活，第二年只能坐在床上。老陈每天早上出门升旗，回来给秀兰熬药。药是中药，一大包，里面有干的草根和树皮。熬的时候满屋子都是苦味。秀兰说，你先吃早饭。老陈说，你先喝药。秀兰说，我等会儿。老陈说，凉了。秀兰就不说话了，接过碗。碗里的药是黑褐色的，冒着热气。秀兰皱着脸，一口一口地喝，喝完把碗递给老陈，伸手要一颗糖。糖是老陈从镇上买的，水果糖，用油纸包着，一次买半斤，搁在床头柜的抽屉里。秀兰说，今天药比昨天苦。老陈说，一样的药。秀兰说，今天更苦。老陈说，你嘴的问题。秀兰说，可能。然后把糖含进嘴里，腮帮子鼓起一个包。
秀兰是冬天没的。那年的雪来得早，十一月的天就下了第一场。雪花不大，细细碎碎的，下了两天，地上铺了薄薄一层白。秀兰那天夜里咳了一整宿，快到天亮的时候停了。老陈躺了一会儿，听着身旁安静了。他起来，穿衣服。走到床边看了一眼。秀兰的嘴张着，眼睛闭着，胸口不动了。老陈伸手摸了摸她的脸，凉的。他把被角拉过来，盖住了秀兰的脸。
他走出屋子。天还没亮透，东边的天有一层白。雪已经停了，地上是白的。他走到学校。操场上没有人。雪落在旗杆的台子上，薄薄一层。他上了台子，踩着雪，解开绳头，开始拉。旗子往上走，红布在灰白的天空里慢慢地升。升到顶，他把绳头系好。旗子吃住了风，微微地展开，红色的布面在白色的天和白色的地之间，像一块烧着的炭。老陈站在台子上看着。然后他走下台子，回了家。
秀兰的丧事办了三天。棺材是松木的，刷了黑漆。抬棺的那天早上，老陈照旧先去了学校，把旗子升上去。然后小跑到村口，跟在送葬的队伍后面。队伍走得慢，老陈跟在最后面，脚踩在雪地上，“咯吱咯吱”的。到了坟地，下葬，填土。铁锹铲在冻土上，“当当”响。回来的时候，老陈走在最前面。到了家，他把秀兰的衣服叠好，一件一件，放进柜子的底层。碗筷留了一副，还放在原来的位置。床上的被子叠起来，搁在床头。枕头没有收，还放在那里，夜里老陈睡觉的时候，枕头在他旁边，空着。
陈军后来考上了中专，去了省城。走的那天，老陈送到村口的公路边。班车来了，陈军上了车。车门关上，车开走了。老陈站在路边看着车屁股后面扬起来的灰，灰落下去，路就空了。陈军从车窗里伸出手来挥了挥，老陈没看见。
陈军一年回来一次。后来两年回来一次。再后来在省城结了婚，有了孩子，三四年回来一次。每次回来待两天就走。老陈和他话不多。陈军问，爸你身体咋样？老陈说，行。陈军说，要不你去城里住？老陈说，不去。陈军说，你一个人，我不放心。老陈说，你忙你的。陈军说，那个学校都没了，你还升什么旗？老陈没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老陈说，你吃饭。桌上摆了一盘炒鸡蛋，一盘白菜，一碗咸菜。陈军夹了一筷子鸡蛋，低头吃了。屋里有个旧钟，挂在墙上，钟摆一下一下地左右晃。秀兰以前坐的那把椅子空着，对面是老陈坐的。筷子碰碗的声音，翻来覆去。
后来学校撤了。那是哪一年老陈记不太清了。镇上有干部来，开了会，说几个村的小学要合并到镇上。老师和学生都走。老陈那年已经五十三了。校长跟他说，老陈，你可以提前退休。老陈说，好。他把办公桌里的东西收拾了。一个搪瓷杯，上面印着红色的“奖”字，是某年优秀教师发的。一本翻旧了的字典，书脊用胶带纸粘过。一团棉线，一把剪子，是以前修旗子用的。他把这些东西装在一个纸箱里，抱回了家。
退休的第一天早上，他还是五点醒了。他躺在床上，看着窗外的天一点一点亮起来。他起来穿了衣服，走到操场上。操场上没有人。教室的门锁着，窗户上的玻璃有几块碎了，没补。风从碎玻璃的窟窿里灌进去，吹得里面的纸片飞起来。他走到旗杆下面，把旗子降下来。绳头缠好了，旗子夹在腋下。他站在台子上，又看了一眼旗杆顶上那个滑轮。滑轮不转了，上面生了锈。他从台子上下来，走了几步，又站住了。然后他回去，把旗子重新升上去。升到顶，系好，又降下来。重复了两遍。最后他把旗子拿回了家。
第二天早上，他带着旗子去了学校。升上去。站在台子上看了一会儿。风不大，旗子慢慢地鼓，慢慢地瘪。有一根线头从旗子的边角上翘出来，红的，在风里晃。老陈看着那根线头。他没有去剪它。
以后每天早上他都去。有时候有人路过，站得远远的看他。村里的老人说，老陈精神不太好了。也有人说，那个人就是那样，一辈子就干了这一件事。还有人说，那个学校都没有了，升什么旗？这些话老陈都听到过，也不回应。他把旗子升上去，在上面飘一会儿，再降下来，拿回家。第二天再来。
有一阵子镇上来了个老板，说要搞乡村游，把废学校改成农家乐。推土机都开来了。老陈去找了村主任。老陈说，那旗杆不要推。村主任说，老陈，这个事我也做不了主。老陈说，旗杆不占地方。村主任说，我给上面反映反映。后来没推成。老板换了人，地方一直荒着。操场上长了草，从水泥的缝里钻出来，一蓬一蓬的。夏天的时候草长得高，能淹到膝盖。老陈带了一把镰刀，把旗杆周围的草割了。割出一圈干净的地，两米见方。
再后来陈军从城里回来了一趟。他说爸你跟我走吧。老陈说，不走。陈军说，你一个人在这里我不放心。老陈说，我走了谁升旗？陈军说，那旗子有什么用？老陈没说话，低头把碗里的饭扒完了。陈军第二天走的。走的时候老陈站在院子里看着他的背影出了院门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也出了院门，往学校的方向走。
老陈的身子在慢慢地垮。先是腿，膝盖里像有什么东西在磨，走路的时候“咔咔”响。后来是腰，早上起床要侧着身子，用手撑着床沿，一点一点地挪。再后来眼睛也不行了，看东西要拿到跟前才能看清。但他每天早上还是去学校。走得越来越慢。以前十分钟的路，现在走二十分钟。手里的木棍是秀兰以前晾衣服用的那根竹竿，老陈把它截短了一截，底上钉了一块轮胎皮。竹竿握得久了，表面磨得光滑，泛着黄褐色，像一层包浆。
有一年秋天，风特别大。老陈晚上睡觉的时候听到风吹得窗户响，树叶子打在玻璃上，“啪嗒啪嗒”的。他有点不放心。天还没亮就起来了，拄着棍子往学校走。风迎面吹来，吹得他的衣服贴在身上。他走到操场上，抬头一看，旗子被风扯了一道口子，从边上裂到了中间，碎布在风里乱甩，像一只被伤了翅膀的鸟。老陈站在台子上仰头看，风灌进他的领子里。他看了一会儿，把旗子降下来。降下来的时候风还在扯那块布，“呼呼”地响。他把旗子拿在手里，回了家，从柜子里找出针和线。他坐在门槛上缝那面旗。针脚歪歪扭扭的，红色的线在红色的布上，看不太出来。缝完了，他把旗子展开看了看，那道口子合上了，但有一道浅浅的痕，像一条伤疤。
第二天他把缝好的旗子升上去。风还是大，旗子在风里猎猎地响，那道缝过的痕迹被风扯着鼓起来，一下一下的，像要重新裂开。
后来老陈托人到县里买了一面新旗。新旗拿回来的时候是叠好的，装在一个塑料袋里。老陈把袋子打开，把旗子抽出来，在屋里展开。红色很亮，黄星也很亮。布面光滑，没有一丝褶皱。老陈把它拿到灯下看了看。灯泡的光打在红布上，反出一层暖色，像是从布里面透出来的。他把旗子叠好，放在柜子里。然后他还升那面旧的。旧旗的颜色已经淡了很多，红色发白，黄色发灰，远看去是一团浅淡的颜色在高处飘。
旧旗又用了一段时间。直到有一天，风大，旧旗从补过的地方又裂开了，这回是从另一头裂的，两道口子交叉着，中间那块布耷拉下来，挂在杆子上。老陈把旧旗降下来。他拿着这面旗子，站在台子上，把它展开看。红布已经很薄了，透光，像一张浸过水的纸。他摸了摸上面的黄星，那层黄颜色在他手指上蹭下了一些粉末。他把旗子叠好，夹在腋下，回了家。他从柜子里把新旗取出来。
新旗升上去的那天早上，天蓝得透亮。老陈把旗子展开，系在绳子上，开始拉。新旗的布硬，和四十年前那面一样。拉到一半的时候，风来了，布面一下吃住了风，鼓起来，“呼”的一声。老陈手里的绳子被扯了一下。他站稳了，继续往上拉。旗子到了顶。红得发亮。整面旗子张开了，在风里“哗啦哗啦”地响。
老陈站在台子上看着。看着看着，他坐了下来，背靠着旗杆。旗杆被太阳晒得温的。头顶上的声音一声一声的，他听了一辈子的声音。他闭上眼睛。那声音还在，一下，又一下，像有人在头顶抖一张很大的报纸。
他在旗杆下面坐了很久。后来村里的一个人路过，看到老陈坐在旗杆下面，闭着眼。他以为老陈睡着了。他走过去，看到老陈的呼吸很轻，嘴唇上有一层白皮，脸上的皱纹像干了的河床。那个人喊了一声“老陈”。老陈没应。他又喊了一声。老陈睁开眼。他看了看那个人，又看了看旗杆上的旗子。然后他站起来。腿站得不稳，晃了一下。那个人扶了他一把。老陈说，没事。然后他一步一步走下台子，往回走。走了几步，回头看了一眼。旗子还在上面飘着。
他回到家里，把碗泡上，烧了一壶水。坐在门槛上。太阳从东边移到了西边。影子从墙根拉到了院子中央。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。手上有麻绳留下的旧疤，有滑轮夹过的印子，有旗绳勒出来的硬皮。手指头伸不直了，关节上鼓着小小的包。他用另一只手盖住，按了按。然后他抬起头，看着远处。从院墙上头能看到一点旗杆的尖顶，还有一小截红。风从那边吹过来，很轻。
那天晚上他睡得比平时早。他把闹钟上到了五点。闹钟的铃声是那种旧式的铁铃，打起来很响。他在被窝里躺了一会儿，听着窗外的风。风不大，能听到远处树枝晃动的声音。
第二天早上，天还没亮他就醒了。他穿好衣服，拄着那根木棍，走出门。空气是凉的，有露水的味道。他走到学校，上了台子，把旗绳解下来。他拉了一下，绳子很顺。他把新旗升上去。旗子在风里展开，红彤彤的。他看了很久。
然后他走下台子，把绳头系好。他转身走了。没有回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