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见的牢笼
李建国第一次看见她，是在镇东头的照相馆橱窗里。
那是1978年的春天，照相馆刚重新开张，橱窗里挂着三张样板照。中间那张是个穿白衬衫的姑娘，梳着两条粗辫子，眼睛看着镜头外某个地方，嘴角有一丝来不及收起的笑意。李建国站在橱窗前看了十分钟，直到照相馆老板老陈走出来。
“看啥呢？”老陈问。
李建国指了指中间那张照片：“这姑娘是谁？”
“纺织厂的，叫周晓梅。”老陈说，“上个月来照的，非要挂中间位置，说是能带来好运。”
李建国点点头，又看了照片一眼，转身走了。他是镇中学的语文老师，三十岁了还没成家。媒人介绍过几个，他都说不合适。母亲急得直跺脚：“你到底要找个啥样的？”
李建国说不出来。直到看见那张照片，他忽然明白了。
一
三天后，李建国在纺织厂门口“偶遇”了周晓梅。
其实他在那儿等了四十分钟，看着女工们三三两两走出来。周晓梅是最后几个出来的，穿着蓝色工装，辫子盘在帽子里。李建国一眼就认出了她——不是靠长相，是靠那种神情，那种橱窗照片里才有的、看向远方的神情。
“周晓梅同志？”他走上前。
姑娘停下脚步，警惕地看着他：“你是？”
“我是镇中学的老师，李建国。”他从包里掏出一本书，“这是你落在照相馆的吗？老陈让我带给你。”
那是一本《普希金诗选》，书页泛黄，边角卷起。周晓梅的眼睛亮了一下，随即又暗下去：“这不是我的。”
“那可能我弄错了。”李建国说，却没有把书收回去，“你喜欢诗吗？”
周晓梅看了看四周，压低声音：“老师，这种书现在不能随便看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李建国说，“所以我才问。”
他们就这样认识了。后来周晓梅告诉李建国，那天她根本就没落什么书在照相馆，她知道他在撒谎，但她没拆穿。为什么？因为那天下午的阳光很好，因为李建国说话时手指在微微发抖，因为她已经二十五岁了，还没谈过对象。
“最重要的是，”周晓梅说，“你看我的眼神不一样。”
“怎么不一样？”
“别人看我是看一个纺织女工，你看我……”她想了想，“像是看照片里那个人。”
李建国没听懂这话的意思。当时不懂，后来也不懂，直到很多年后才明白。
二
1979年秋天，他们结婚了。
婚礼很简单，在李建国家的老房子里摆了三桌。周晓梅穿一件红格子外套，那是她最好的衣服。李建国穿着中山装，胸口别着朵纸花。两人对着毛主席像鞠躬，又对双方父母鞠躬，最后互相鞠躬。
晚上，客人都散了。周晓梅坐在新房的床沿上，李建国站在窗前。外面下着雨，雨点敲打着瓦片，滴滴答答。
“你在看什么？”周晓梅问。
“看雨。”李建国说，转过身来，“也看你。”
周晓梅笑了：“我有什么好看的？”
李建国没说话。他走到床边坐下，握住她的手。她的手很粗糙，指关节粗大，手心有茧子。这是一双纺织女工的手，每天要在机器前站八个小时的手。
“以后不用那么辛苦了。”李建国说。
“怎么不辛苦？”周晓梅抽回手，“明天还得上班呢。”
她躺下，面朝墙壁。李建国也躺下，面朝她的背影。他们中间隔着一个人的距离，不多不少，正好一个人。
这就是他们的新婚之夜。没有拥抱，没有亲吻，只有雨声和呼吸声。李建国睁着眼睛，看着妻子的背影。他想，这就是我的妻子了，我要和她过一辈子。
他忽然想起母亲的话：“结婚就是搭伙过日子，别想那些虚的。”
什么是虚的？李建国不知道。他只知道，此刻他看着周晓梅的背影，心里有一种踏实的感觉。就像漂泊的船终于靠了岸，虽然这岸有些陌生，但终究是岸。
三
日子一天天过，像流水线上的布匹，一匹接一匹，看不出区别。
李建国每天早上去学校，下午回来。周晓梅三班倒，有时白天在家，有时晚上在家。他们在时间上错开，在空间上也错开。李建国在书房批改作业，周晓梅在厨房做饭；李建国在院子里看书，周晓梅在屋里缝衣服。
他们说话，说的都是该说的话：
“米快没了。” “明天我去买。” “屋顶漏雨了。” “星期天我修。” “妈说想抱孙子。” “嗯。”
嗯。李建国总是这样回答。不是敷衍，是他真的不知道还能说什么。他试过说些别的，比如今天在书上看到什么，或者某个学生说了什么有趣的话。但周晓梅总是听着，然后说：“哦。”
哦。就像一扇门轻轻关上，不重，但确实关上了。
李建国开始怀疑，自己娶的到底是不是照片里那个姑娘。照片里的周晓梅眼睛里有光，嘴角有笑意，看向某个远方。现实中的周晓梅眼睛总是低垂着，嘴角抿着，看向手里的活计。
有一次，李建国忍不住问：“你在想什么？”
周晓梅正在纳鞋底，针在头发上擦了一下，又扎进鞋底：“没想什么。”
“你总得想点什么。”
“想今晚吃什么，想明天上什么班，想这个月的布票还够不够。”周晓梅抬起头，“还能想什么？”
李建国语塞了。是啊，还能想什么？在这个小镇上，在这个年代里，一个纺织女工还能想什么？
但他记得那本《普希金诗选》。记得周晓梅看到书时眼睛亮起的那一下。虽然只有一下，但确实亮过。
四
1982年，儿子出生了。
周晓梅难产，生了整整一天一夜。李建国在产房外走来走去，听着里面的喊叫声。那声音不像周晓梅的，像某种动物，原始的、痛苦的动物。
终于，孩子出来了，是个男孩。护士抱出来给李建国看，红通通、皱巴巴的一团。李建国看了一眼，问：“我妻子呢？”
“累晕过去了。”护士说，“没事，睡一觉就好。”
李建国走进病房。周晓梅躺在病床上，脸色苍白，头发湿漉漉地贴在额头上。她闭着眼睛，呼吸很轻。李建国在床边坐下，握住她的手。这次她没有抽回去，因为她没有力气。
他看着她的脸，忽然发现她眼角有了细纹，鬓角有了白发。她才二十九岁，看起来像三十九岁。
“晓梅。”他轻声叫。
周晓梅没反应。李建国就一直坐着，握着她的手。窗外的天从黑变灰，又从灰变白。新的一天开始了，他们有了孩子，成了父母。
儿子取名李远。周晓梅取的名字，她说：“希望他走得远些，比我们远。”
李建国问：“你想走远吗？”
周晓梅正在喂奶，头也不抬：“我都这样了，还能走哪去？”
李建国看着她和孩子。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照在母子俩身上，暖洋洋的。这本该是一幅温馨的画面，但李建国心里却有些发凉。他忽然意识到，周晓梅从来没有真正看过他。就像他从来没有真正看过她。
他们看见的，都是自己想象中的那个人。
五
1985年，李建国遇到了林秀英。
林秀英是新调来的音乐老师，从省城来的，会弹钢琴，会唱外国歌。她穿着连衣裙，头发烫成波浪，走在镇中学的土操场上，像一只误入鸡窝的孔雀。
李建国第一次和她说话，是在教师会议上。林秀英发言，说应该教学生唱些新歌，老歌太旧了。校长皱眉头，其他老师不说话。李建国忽然开口：“我同意林老师的意见。”
所有人都看他。李建国脸红了，但还是继续说：“音乐应该给人希望，不只是重复过去。”
散会后，林秀英在走廊上等他：“李老师，谢谢你。”
“不客气。”李建国说，“你说得对。”
他们就这样熟了起来。林秀英借书给他看，不是《红岩》《林海雪原》，是《百年孤独》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。李建国看得入迷，晚上在书房看到半夜。
周晓梅起夜，看见书房灯还亮着，推门进来：“怎么还不睡？”
“看书。”李建国说，下意识地把书合上。
周晓梅看了一眼封面，不认识上面的字：“什么书？”
“外国小说。”
“哦。”周晓梅转身要走，又停住，“少看些，费眼睛。”
门关上了。李建国重新打开书，却看不进去了。他想起刚才周晓梅的眼神，那是一种茫然的眼神，像看不懂天书。他忽然很愧疚，又很愤怒。愧疚是因为自己藏着掖着，愤怒是因为不得不藏着掖着。
第二天，李建国把书还给林秀英：“以后不借了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林秀英问。
“不适合。”李建国说。
林秀英看着他，看了很久：“李老师，你活得真累。”
李建国没说话。他知道林秀英说得对，他活得累，因为他心里有两个人在打架。一个想飞，一个想留；一个想看远方，一个只能看眼前。
六
1988年，李远五岁了。
孩子长得像周晓梅，特别是眼睛，那种看向远方的神情。李建国常常看着儿子发呆，想他长大了会是什么样，会去哪里，会看见什么样的世界。
周晓梅却不太看儿子，她太忙了。纺织厂效益不好，她要加班，还要接些零活。晚上回家，累得话都不想说，倒头就睡。
有一天晚上，李建国批改作业到很晚，出来倒水喝，看见周晓梅坐在院子里。她穿着单衣，在初秋的夜风里微微发抖。
“怎么不睡？”李建国问。
“睡不着。”周晓梅说。
李建国在她旁边坐下。两人沉默着，看着天上的月亮。月亮很圆，很亮，照得院子里白花花的。
“建国。”周晓梅忽然开口，“你后悔吗？”
“后悔什么？”
“娶我。”
李建国心里一震。他转过头看周晓梅，她的侧脸在月光下显得很柔和，也很陌生。他们结婚九年了，这是她第一次问这样的问题。
“不后悔。”李建国说，这是真话。
“我后悔。”周晓梅说。
李建国愣住了。
“不是后悔嫁给你。”周晓梅继续说，“是后悔……后悔成了现在这样。每天就是上班、下班、做饭、睡觉。像台机器，加好油，就转；油没了，就停。”
她转过头，看着李建国：“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？你拿那本诗选给我看。其实我根本没落什么书，我知道你在撒谎，但我很高兴。因为终于有人不把我当纺织女工看了，当我是个……是个会读诗的人。”
她的眼泪流下来，没有声音，只是流：“可是后来，连你也把我当纺织女工了。”
李建国想说什么，喉咙却像被堵住了。他想说不是这样的，想说我一直把你当那个照片里的姑娘。但他说不出口，因为连他自己都不确定这是不是真话。
“有时候我想，”周晓梅擦掉眼泪，“爱一个人，是不是就是给他一个空间，让他成为他想成为的人？可是我们呢？我们给了彼此空间吗？还是把彼此关进了笼子？”
她站起来，往屋里走。走到门口，又停住：“你书房抽屉里，有林老师写的信吧？我看见了，没拆。不是不想拆，是不敢拆。”
门关上了。李建国一个人坐在院子里，坐了很久。月亮慢慢西斜，从白变黄，从黄变灰。天快亮了。
七
1995年，李远考上省重点中学，要去省城住校。
送儿子走的那天，周晓梅哭成了泪人。她抱着儿子不放手，一遍遍叮嘱：要吃饱，要穿暖，要常写信。
李建国站在一旁，看着母子俩。儿子已经比母亲高了，肩膀宽了，声音粗了。时间过得真快，快得让人心慌。
火车开走了。周晓梅还站在站台上，望着火车消失的方向。李建国走过去，拍拍她的肩：“回去吧。”
周晓梅没动：“建国，我们也走吧。”
“去哪？”
“去哪都行。离开这里，重新开始。”
李建国看着妻子。她已经四十二岁了，头发白了一半，背有些驼。但她的眼睛，此刻亮得惊人，像二十年前照片里那样。
“好。”李建国说。
他们真的开始计划。李建国申请调动，周晓梅打听工作。但现实很快泼来冷水：李建国年龄大了，调不动；周晓梅除了纺织，什么也不会。
计划了一个月，放弃了。
那天晚上，两人坐在饭桌前，谁也没动筷子。最后周晓梅笑了，笑得眼泪都出来了：“你看，我们还是走不了。”
李建国握住她的手。这次她没抽回去，反而握紧了。
“走不了就算了。”周晓梅说，“反正大半辈子都在这儿了。”
八
2003年，李建国退休了。
退休那天，学校开了欢送会。同事们轮番讲话，说李老师勤勤恳恳一辈子，桃李满天下。李建国坐在台上，微笑着，心里却空落落的。
回家路上，他拐到镇东头的照相馆。老陈早就死了，现在是他儿子小陈在经营。橱窗里挂满了照片，彩色的，大幅的，都是年轻人，摆着各种姿势。
李建国看了很久，终于在一角看到了那张黑白照片。还在，只是褪色了，边角卷起了。照片里的姑娘还是那样，梳着两条粗辫子，眼睛看着远方。
“大爷，看照片呢？”小陈走出来。
“这张，”李建国指着那张照片，“能给我吗？”
“这都多少年了，早该撤了。”小陈把照片取出来，“您认识？”
“认识。”李建国说，“是我妻子。”
小陈愣了一下，仔细看看照片，又看看李建国：“不像啊。”
“是不像了。”李建国接过照片，“人都变了。”
他付了钱，拿着照片回家。周晓梅正在院子里晒衣服，背对着他。李建国站在门口，看着她的背影。这个背影他看了三十五年，从挺拔看到微驼，从乌发看到白发。
“回来了？”周晓梅转过身，“欢送会怎么样？”
“就那样。”李建国走过去，把照片递给她，“你看。”
周晓梅接过照片，看了很久。她的手在发抖，抖得很厉害。
“这是我？”她问。
“是你。”李建国说。
周晓梅笑了，又哭了：“我都忘了，我原来长这样。”
李建国抱住她。这是他们三十五年婚姻里，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拥抱。不是礼节性的，不是被迫的，是两个人，两个老了的人，在秋天的阳光下，紧紧抱在一起。
“晓梅，”李建国在她耳边说，“对不起。”
“对不起什么？”
“对不起，这么多年，我只看见了我想看见的你，没看见真正的你。”
周晓梅没说话，只是抱得更紧了。
那天晚上，李建国做了一个梦。梦见自己又年轻了，站在照相馆橱窗前，看着那张照片。照片里的周晓梅忽然转过头，对他笑了，说：“你终于看见了。”
李建国醒来，发现周晓梅也醒了，正看着他。
“我做了一个梦。”他说。
“我也是。”周晓梅说。
他们没问彼此梦见了什么，只是握着手，并排躺着。窗外的天渐渐亮了，新的一天又要开始。这一天和过去的三万多个日子没什么不同，但又完全不同。
因为从这一天起，他们开始学习，如何真正地看见彼此。
不是看见想象中的那个人，而是看见眼前这个真实的人。有皱纹，有白发，有缺点，有遗憾，但真实地存在着，呼吸着，陪伴着。
爱是看见，看见对方的全部，光明与阴影，过去与现在。
爱也是空间，给彼此成为自己的空间，哪怕这个空间有时像牢笼。
而婚姻，或许就是在看见与空间之间，找到那个微妙的平衡点。在牢笼里开出花来，在局限中创造无限。
天完全亮了。李建国和周晓梅起床，洗漱，做早饭。和过去每一天一样，又和过去每一天不一样。
因为从今天起，他们决定，要好好看看对方，用剩下的所有时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