牢记

李卫东的右手只剩下三根手指。拇指、食指和中指。这三根指头握着一支粉笔，在黑板上写下“牢记使命”四个字。粉笔灰簌簌落下，像北方的雪。

那是1976年，唐山大地震后的第三个月。李卫东被派往灾区搭建临时学校。他原本是东北一家机械厂的工程师，地震改变了一切。他的左手就是在救援中被倒塌的梁柱压坏的，小指和无名指没能保住。

“老师，你的手还疼吗？”坐在第一排的小女孩问。她叫小花，八岁，父母都埋在了废墟下。

李卫东摇摇头，用残缺的左手笨拙地拍了拍胸前的党徽：“不疼了。我们有使命要完成。”

临时教室是用防水布和木头搭成的，三十多个孩子挤在一起。他们的眼睛都盯着黑板，盯着那四个字。李卫东知道，这些孩子大多成了孤儿。他知道，他们的使命就是活下去。

“牢记使命。”李卫东念了一遍，声音沙哑。然后他问孩子们：“你们的使命是什么？”

“重建家园！”孩子们齐声回答。这是他们这些天一直在重复的口号。

小花却举起了手：“老师，我的使命是记住爸爸妈妈的样子。”

教室里突然安静下来。李卫东看见几个孩子低下头，偷偷抹眼泪。

“对，”李卫东说，“记住，也是一种使命。”

那天放学后，李卫东没有回临时宿舍，而是走向了一片废墟。那里曾经是唐山市图书馆。他在瓦砾中翻找，找到几本残破的书。他把它们小心地装进随身的帆布包。这是他的习惯，每天都会在废墟中寻找还能阅读的书籍。

回到宿舍，他在煤油灯下修补那些书页。用胶水粘合撕裂处，用牛皮纸加固封面。这项工作让他感到平静。手指的残缺使这工作变得困难，但他从不急躁。

“李工，又捡破烂回来了？”同屋的小张翻了个身，嘟囔道。

李卫东没回答。他知道小张不理解。小张认为他们的使命是尽快重建工厂，恢复生产。这没错，但李卫东觉得，有些东西比钢筋水泥更重要。

第二天，他带给小花一本修补好的《安徒生童话》。

“谢谢老师。”小花把书紧紧抱在胸前。

“你的使命完成得怎么样了？”李卫东问。

小花点点头，然后又摇摇头：“我有点怕。怕时间久了，会忘记妈妈的声音。”

李卫东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：“那就写下来。把所有记得的都写下来。”

小花接过笔记本，眼睛亮了。

1983年，临时学校变成了正式学校，砖瓦结构，两层楼高。李卫东决定留下来。机械厂多次来信催他回去，他都拒绝了。有人说他傻，放弃工程师的职位在这里当小学老师。他不解释。

他教语文，也教数学。每天放学后，他仍然会在县城里转悠，收集散落的书籍。七年间，他收集修补了近三千本书，在学校里建了个小小的图书室。

小花成了图书室的管理员。她已经十四岁，梳着两条整齐的辫子。她的笔记本上，密密麻麻记录着关于父母的一切：父亲喜欢在晚饭后拉二胡，母亲笑起来有两个酒窝，他们结婚十周年那天一起去照相馆拍了合影...

“老师，我记得的事情越来越多了。”一天整理图书时，小花对李卫东说。

李卫东正在往书架上放书，他的左手仍然不太灵活，但已经习惯了。“记忆就是这样，你越是想，就越能想起来。”

“可是，”小花犹豫了一下，“有些事我不知道是真的记得，还是后来想象的。”

李卫东点点头：“那就记住这种感觉。这也是使命的一部分。”

1992年，李卫东收到一封信，是小花写来的。她考上了北京的大学，中文系。信里写道：“老师，您教会我两件事：一是牢记，二是使命。现在我明白了，牢记不是为了活在过去，而是为了更好的未来。我的使命是成为一名作家，把我们的故事写下来。”

李卫东把信读了三遍，然后锁进抽屉。那里已经有一叠小花的信，从初中到高中，每年一封。他从不回信，但每一封都妥善保存。

那天晚上，他一个人坐在图书室里，翻开一本相册。里面是地震前后的唐山。废墟与重建，死亡与新生。他的手指轻轻抚过那些照片，残缺的部分恰好遮住了一处废墟的影子。

2008年，汶川地震。李卫东已经退休，却主动报名参加救援支援队。校长劝他：“李老师，您都六十多了，让年轻人去吧。”

李卫东摇摇头：“这是我的使命。”

在汶川，他看见了自己熟悉的场景：倒塌的房屋，悲痛的面孔，还有孩子们茫然的眼神。他被分配到一所临时学校帮忙。

一天，他看见一个年轻女子在教孩子们写字。黑板上是四个字：牢记使命。

“小花？”他试探着叫了一声。

女子转过身，果然是当年的小花。她已经三十多岁，穿着简单的白色衬衫，眼角有了细纹。

“老师！”她跑过来，紧紧抱住李卫东，“我就知道会遇见您。”

他们坐在临时搭建的帐篷外，聊起了这些年的经历。小花已经成为一名作家，出版了两本小说。地震后，她立刻从北京赶来，做志愿者。

“我记得您说过，记住也是一种使命。”小花说，“所以我来了。我要帮助这些孩子记住，也要帮助他们向前看。”

李卫东微笑着点头。他的头发已经花白，手上的伤痕也变成了永久的印记。

“老师，您知道吗？”小花望着远处的山峦，“我最近在写一本新书，关于记忆与遗忘。我在书中写道：我们牢记使命，不是因为使命本身有多么崇高，而是因为牢记使我们成为人。”

李卫东没有说话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，翻到某一页，递给小花。那上面写着：“1976年9月，小花说她的使命是记住爸爸妈妈的样子。那一刻，我明白了我的使命：帮助他们记住。”

小花接过本子，发现这是一本日记，记录着三十多年来与学生们相处的点滴。

“老师，您都记下来了...”

“就像你一样。”李卫东说，“我们都在完成自己的使命。”

夕阳西下，余晖洒在灾区的临时帐篷上。远处，起重机的身影在暮色中若隐若现，新的建筑正在崛起。

小花轻轻握住老师残缺的左手：“谢谢您，教会我什么是牢记。”

李卫东望着眼前的一切，望着这片伤痕累累却依然倔强生存的土地。他想起1976年那个秋天，他第一次在黑板上写下“牢记使命”四个字。那时他以为使命是宏大的，遥远的；如今他明白了，使命就藏在日常的坚守中，在记忆的传递里，在每一个平凡人不停歇的手中。

“不，”他说，“是你们教会了我。”

夜幕降临，帐篷里亮起了灯。明天，又将是新的一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