少一分期待
李建国第一次听说“期待少一分，惊喜多十分”这句话，是在1978年秋天的县文化馆。
那天下午，文化馆的墙上新贴了一张宣传画，画底下印着这行小字。李建国盯着看了很久，直到管理员老张走过来拍他的肩膀：“建国，看啥呢这么入神？”
“张叔，这话啥意思？”李建国指着那行字问。
老张推了推眼镜，眯着眼看了看：“哦，这个啊。就是说，别老盼着天上掉馅饼，平常心过日子，有点好事儿反而觉得特别美。”
李建国点点头，又摇摇头。那年他十九岁，刚从乡下插队回来，等着街道分配工作。每天早晨醒来，他都盼着今天能有消息。盼了三个月，什么消息都没有。
一
李建国的父亲是肉联厂的工人，母亲在纺织厂。家里三个孩子，他排老二。姐姐已经出嫁，弟弟还在上学。从乡下回来后，他睡在厨房隔出来的小间里，每晚听着父母在隔壁叹气。
“建国的工作怎么办？”母亲的声音透过薄薄的木板传过来。
“能怎么办？等着。”父亲的声音闷闷的，“我找过王主任三次了，他说现在待业青年多，得排队。”
“排队排到什么时候？他都十九了。”
“十九怎么了？我十六岁就进厂了。”
李建国翻了个身，脸对着墙。墙上有他小时候用铅笔画的飞机，现在已经模糊了。他想起在乡下的时候，知青点的老陈说过一句话：“人活着，就是熬。熬过去就是晴天，熬不过去也得熬。”
那时候他觉得这话太悲观。现在他有点懂了。
又过了一个月，街道终于通知他去谈话。王主任是个胖胖的中年女人，说话时手里总拿着一把蒲扇，不管冬天夏天。
“建国啊，有个机会。”王主任扇着扇子说，“环卫站在招人，扫大街。你去不去？”
李建国愣住了。扫大街？他高中毕业，在乡下还当过知青点的学习委员。
“不去的话，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了。”王主任补充道，“现在待业青年太多，有个工作就不错了。”
母亲知道后哭了半宿。“我儿子怎么能扫大街？让人笑话。”
父亲抽着烟，不说话。烟头在黑暗里一明一灭。
“我去。”李建国说。
第二天早晨四点，李建国就起床了。环卫站发给他一把竹扫帚，一件橙色的马甲，一双帆布手套。他的路段是从人民路到解放街，一共两公里。
第一天扫街，他低着头，生怕被人认出来。扫到文化馆门口时，老张正好开门。
“建国？”老张惊讶地看着他，“你这是...”
“张叔早。”李建国脸红了，继续扫地。
“哦，工作分配了？”老张明白了，点点头，“挺好，自食其力，挺好。”
李建国没说话，把落叶扫成一堆。秋天的梧桐叶黄了，一片一片落下来，刚扫干净，风一吹又满了。他觉得这活儿就像他的人生，怎么扫都扫不干净。
二
扫了三个月大街，李建国习惯了。每天四点起床，四点二十出门，四点四十到路段，扫到七点收工。下午再来一次。日子像钟摆一样规律。
他不再期待什么了。工作就是扫街，扫完街回家吃饭，吃完饭睡觉。偶尔去文化馆看看书，但不敢久待，身上有味儿，怕人嫌弃。
1979年春天，事情有了变化。
那天下午，李建国扫到文化馆门口时，老张叫住他：“建国，进来喝口水。”
李建国犹豫了一下，把扫帚靠在墙边，拍拍身上的灰，走了进去。
文化馆里很安静，只有一个老头在角落里看报纸。老张给他倒了杯水，说：“我看你天天从这儿过，有时候还趴在窗户上看里面的书。喜欢看书？”
李建国点点头。
“高中毕业？”
“嗯。”
“想不想来文化馆帮忙？”老张突然说，“我们缺个打杂的，整理书籍，打扫卫生，有时候帮忙布置展览。比扫大街强点。”
李建国手里的杯子差点掉地上。
“真...真的？”
“我跟领导提了，领导说可以试试。”老张说，“不过工资可能比环卫站少点，一个月十八块。”
“我去。”李建国说，“多少钱都去。”
老张笑了：“那行，明天你就过来。我跟环卫站那边说。”
走出文化馆时，李建国觉得天特别蓝。他推着垃圾车往回走，脚步轻快得像要飞起来。突然想起墙上那句话：“期待少一分，惊喜多十分。”
他明白了。这三个月，他没期待过任何好事，只是每天扫地。然后好事就来了，像天上掉下来的。
三
文化馆的工作确实比扫大街好。每天整理书籍，打扫展厅，帮老张布置宣传栏。空闲时间可以看书，什么书都有。李建国像饿久了的人见到食物，拼命地读。
老张看他好学，有时候也教他些东西。怎么给图书分类，怎么写宣传稿，怎么布置展览。李建国学得快，半年后已经能独当一面了。
1980年，文化馆要办一个改革开放成果展，老张让李建国负责一部分内容。他三天三夜没睡好，查资料，画草图，写解说词。展览办得很成功，县领导来参观时特意表扬了文化馆。
年底，文化馆有一个转正名额。老张推荐了李建国。
“建国这孩子踏实，肯学，有文化底子。”老张对领导说。
领导看了看李建国的材料，点点头：“那就他吧。”
转正那天，李建国请老张吃饭。两人在小饭馆里点了两个菜，一瓶啤酒。
“张叔，谢谢你。”李建国给老张倒酒。
“谢啥，你自己争气。”老张喝了口酒，说，“还记得墙上那句话吗？”
“记得。期待少一分，惊喜多十分。”
“对。”老张说，“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，也老想着什么时候能升职，什么时候能分房。后来不想了，就埋头干活。结果呢，该有的都有了。”
李建国点点头。他现在明白了，期待就像手里的沙子，攥得越紧，流得越快。不如放开手，该来的总会来。
四
转正后，李建国搬出了厨房的小隔间，在文化馆申请了一间宿舍。虽然只有八平米，但有了自己的空间。他把墙刷白，从家里搬来一张旧书桌，一个书架。书架上慢慢摆满了书。
1982年，文化馆来了个新同事，叫周晓梅。她是师范毕业的，分来当讲解员。人长得清秀，说话声音好听。李建国第一次见她，是在图书馆里。她找不到一本关于民间艺术的书，李建国帮她找到了。
“谢谢你，李老师。”周晓梅说。
“别叫老师，叫我建国就行。”李建国脸红了。
从那以后，周晓梅经常来图书馆借书，有时候也跟李建国聊聊天。聊书，聊电影，聊各自的生活。李建国知道了她家在邻县，父亲是中学老师，母亲是医生。她是家里独生女。
李建国没敢多想。他是工人家庭出身，自己只是个文化馆的普通职工。周晓梅是干部家庭，还是正式干部编制。差距太大了。
老张看出了他的心思，有一天对他说：“建国，你觉得小周怎么样？”
“什么怎么样？”李建国装傻。
“别装了。”老张笑，“喜欢就去追，怕啥？”
“人家条件那么好...”
“条件好怎么了？你条件差吗？有工作，有文化，人品好。”老张说，“别想那么多，顺其自然。”
李建国想了三天，决定听老张的。不想那么多，顺其自然。
他开始对周晓梅好，但不敢太明显。帮她留她喜欢的书，下雨天借她伞，她加班时给她带饭。周晓梅也不拒绝，每次都笑着说谢谢。
这样过了半年，1983年元旦，文化馆办联欢会。周晓梅唱了一首歌，《茉莉花》。唱完了，大家起哄让她再唱一首。她看了看李建国，说：“那我和李建国合唱一首吧。”
李建国愣住了。他五音不全，从没在公开场合唱过歌。
“唱《东方红》吧，大家都会。”周晓梅说。
音乐响起，周晓梅起了个头，李建国跟着哼。他声音小，跑调，但周晓梅一直看着他笑。唱完了，大家鼓掌。李建国手心全是汗。
联欢会结束，周晓梅说：“建国，送我回去吧，天黑了。”
走在路上，两人都没说话。快到宿舍时，周晓梅突然说：“建国，你觉得我怎么样？”
“很好。”李建国说。
“那你愿意跟我处对象吗？”
李建国停下脚步，看着她。路灯下，她的眼睛亮晶晶的。
“我...我条件不好...”
“我觉得好就行。”周晓梅说，“你实在，肯干，对我好。这就够了。”
李建国鼻子一酸，说不出话。
“不说话就是同意了？”周晓梅笑。
李建国用力点头。
五
1985年，李建国和周晓梅结婚了。婚礼很简单，在文化馆的会议室办了几桌，请了同事和朋友。老张是证婚人。
新婚夜，李建国看着周晓梅，还是觉得像做梦。
“想啥呢？”周晓梅问。
“想我怎么会这么幸运。”李建国说。
“因为你值得。”周晓梅靠在他肩上，“老张跟我说过你的事。扫大街的时候，你没怨天尤人；来文化馆，你拼命学习；对我好，是真心实意的好。这样的人，不该幸运吗？”
李建国想起那句话。期待少一分，惊喜多十分。他没期待过爱情，爱情却来了。
婚后的日子平淡而幸福。1987年，儿子出生了，取名李盼。周晓梅说，盼着孩子有更好的未来。李建国说，别盼太多，平安健康就好。
1990年，文化馆老馆长退休，新馆长从外面调来。新馆长年轻，想搞改革，要把一部分人分流出去。李建国在名单里。
“凭什么？”周晓梅不服气，“你在文化馆干了十一年，年年评先进。”
“可能我学历不够吧。”李建国说。新馆长是大学生，看重学历。
“那怎么办？”
“没事，总有出路。”李建国说。这次他没太焦虑。经历了这么多，他相信天无绝人之路。
果然，老张找他了。老张已经退休，但人脉还在。
“有个机会，”老张说，“县图书馆在招人，要求有图书管理经验。你去试试。”
李建国去了，考了试，面试了，通过了。虽然还是普通职工，但图书馆比文化馆稳定，更适合他。
去图书馆报到那天，他在原来的文化馆门口站了一会儿。墙已经重新粉刷过，那句话不见了。但他记得，每个字都记得。
六
时间过得快，像翻书一样。一页一页，一年一年。
李盼长大了，上学了，考大学了。2005年，李盼考上北京的大学，学计算机。送儿子去火车站那天，周晓梅哭了。
“哭啥，孩子有出息是好事。”李建国说。
“我知道，就是舍不得。”
火车开走了，李建国搂着妻子的肩膀：“走，回家。”
回家路上，经过文化馆旧址。那里已经拆了，正在建商场。李建国停下脚步，看着那片工地。
“想啥呢？”周晓梅问。
“想那句话。”李建国说，“期待少一分，惊喜多十分。”
“你还记得？”
“一辈子都记得。”
2008年，李建国退休了。图书馆给他办了欢送会，送了他一个相册，里面是他工作二十多年的照片。从黑发到白发，从青年到老年。
退休后，他和周晓梅搬到了儿子在北京买的房子。房子不大，但够住。小区里有很多同龄人，下棋，打太极，遛弯。李建国适应得快，很快就有了新朋友。
2015年，孙子出生了。李建国抱着那个小生命，手有点抖。
“爸，你给取个名吧。”儿子说。
李建国想了很久，说：“叫李安吧。平安的安。”
“李安，好名字。”儿子点头。
周晓梅笑：“你还是这样，不求大富大贵，只求平安。”
“平安就是福。”李建国说。
七
2023年春天，李建国七十四岁了。身体还行，就是腿脚不太利索。每天早晨，他推着婴儿车带孙子在小区里转。孙子两岁了，会叫爷爷，会跑，会笑。
有一天，孙子指着天空说：“爷爷，鸟。”
李建国抬头看，一群鸽子飞过，在蓝天上划出弧线。
“那是鸽子。”他说。
“鸽子飞。”
“对，鸽子飞。”
孙子突然问：“爷爷，你小时候什么样？”
李建国想了想，说：“爷爷小时候，扫过大街。”
“什么是扫大街？”
“就是把路上的树叶和垃圾扫干净。”
“为什么扫大街？”
“为了生活。”李建国说。他想起那个十九岁的自己，凌晨四点起床，拿着竹扫帚，在空无一人的街上扫地。那时候觉得苦，现在想起来，都是人生。
晚上，儿子儿媳回来，一家人吃饭。电视里在播新闻，说经济形势，说就业压力，说年轻人的焦虑。
儿子叹气：“现在年轻人压力真大，买房难，找工作难。”
李建国慢慢吃着饭，没说话。吃完饭，他叫儿子到阳台。
“爸，什么事？”
李建国看着远处的灯光，说：“记得我跟你讲过那句话吗？期待少一分，惊喜多十分。”
“记得，你说了一辈子。”
“这话是真的。”李建国说，“我这一辈子，没期待过什么大富大贵。扫街的时候，没期待过能进文化馆；进文化馆的时候，没期待过能转正；转正后，没期待过能娶到你妈；娶了你妈，没期待过能有你这么出息的儿子。”
他停顿了一下，继续说：“但我得到的，比我期待的多得多。我有工作，有家庭，有健康，有你们。我很满足。”
儿子点点头：“我懂了，爸。”
“不是说不努力，”李建国说，“努力还是要努力，但别老盼着结果。该来的总会来，不来也别强求。心态放平了，日子就好过了。”
阳台外，北京城的灯火一片一片亮着，像地上的星星。李建国想起那个小县城，那条扫过的街，那个贴着一句话的文化馆。七十多年，就这么过来了。
期待少一分，惊喜多十分。
这话简单，但要做到，得用一辈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