阳光很好
一九七三年的春天，刘德顺在煤球厂门口扫街。
扫帚是竹枝扎的，用了三年，竹枝断了一半，剩下的磨得发亮。他握着扫帚，从左往右，一下，再一下。煤灰扬起来的时候会呛人，他就把头偏一偏，等灰落下，接着扫。街上没什么人，只有他自己，和一条瘸腿的黄狗蹲在墙角。黄狗看他扫街，他看黄狗晒太阳。
扫到厂门口的时候，煤球厂的墙根底下长出一丛草。草是绿的，在煤灰里长出来，绿得不像是真的。刘德顺停下来，看了两秒钟，又接着扫。
他的女人李玉芬从街口走过来。她走路的时候身子往右边歪，左腿比右腿短一截，是十六岁那年从马车上摔下来落下的。她手里端着个搪瓷缸子，里面是泡好的胖大海。她每天早上给他泡一杯胖大海，泡了十二年了。
“喝。”
李玉芬把缸子递过来。缸子上的搪瓷掉了好几块，露出里面黑铁的颜色。刘德顺接过缸子，没喝，把缸子放在脚边的地上。地上是刚扫拢的煤灰，堆成半月形的一小堆。缸子放下去，底上沾了一层黑。
“扫地扫干净了再喝。”他说。
李玉芬看了一眼那个缸子，又看了一眼他，转身走了。她走路的时候身子歪得厉害，左脚的布鞋拖在地上，发出沙沙的声音。黄狗站起来，跟着她走了一段，又蹲下了。
刘德顺把那条街扫干净，花了两个钟头。扫完之后他把煤灰铲进铁皮桶里，提到厂后面的灰堆上倒掉。回来的时候，那杯胖大海还在墙根底下，水面上落了一层灰。他把缸子端起来，吹了吹，仰头喝完。水已经凉了，喝下去的时候嗓子眼里有股煤灰味儿。
喝完，他把缸子扣在墙头上，接着去扫另一条街。
刘德顺扫街扫了二十三年。
他从十六岁开始扫，一直扫到五十三岁。二十三年的时间里，他扫坏了四十七把扫帚，穿烂了一百二十一双布鞋，倒了不计其数的煤灰。他扫过的街道，如果连起来，可以从县城一直铺到省城，再铺回来。但是县城的街道永远扫不干净，因为煤球厂的烟囱每天都冒烟，烟囱冒出来的煤灰落在街上，他第二天再去扫。
二十三年的时间，他在同一条街上反复地走，反复地扫。扫帚在地上划出的声音，和第一年一样，和最后一年也一样。
李玉芬给他泡了二十三年的胖大海。缸子换过三个，第一个搪瓷掉光了，漏水。第二个摔了一次，瘪进去一块。第三个一直用到现在，搪瓷也掉了好几块，但是没漏水，还能用。
他们家在县城边上，是一间土坯房，房顶铺的是油毡，下雨天漏水，要用三个盆接着。家里有一张床，一张桌子，两把椅子。桌子的一条腿是后接上去的，接的时候没弄平，吃饭的时候碗放上去会往一边滑。刘德顺用一块木头片垫在桌腿底下，就不滑了。后来那块木头片被虫蛀了，他又换了块新的。再后来新垫的那块也被虫蛀了，他又换。二十三年，换了不知道多少次。
他们有一个儿子，叫刘建国。刘建国十六岁那年去部队当了兵，后来转业回来，在县城的粮站当了会计。刘建国结了婚，媳妇叫赵小兰，在供销社卖布。他们住在粮站的宿舍里，是楼房，两层，他们住一楼。
刘建国每个月回来一次，每次都带一斤肉，有时候是猪肉，有时候是羊肉。他把肉交到李玉芬手里，坐一会儿就走。他说话的时候眼睛看着别处，不看人。李玉芬也不问他什么，接了肉，放进锅里煮。肉煮好了，她捞出来切成片，一半当天吃，一半用盐腌起来留着。
刘德顺吃肉的时候不说话。他把肉片夹起来，放在嘴里嚼，嚼烂了咽下去。然后再夹一片。
“好吃不？”李玉芬问他。
“肉的味儿。”他说。
刘建国坐在对面，看着自己的碗。赵小兰坐在他旁边，也不说话。四个人围着一张桌子，嘴里的声音就是嚼东西的声音，还有筷子碰碗的声音。桌子腿底下垫着新的木头片，桌子不晃了。
吃完饭刘建国就走了。李玉芬把碗收了，刘德顺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。他闭着眼睛，脸朝着外面，外面的天一点一点暗下来。天暗下来之后他就看不清楚东西了，他也不动。李玉芬在屋里点了煤油灯，灯芯烧得吱吱响。
“进来不？”李玉芬在屋里问。
“再坐会儿。”刘德顺说。
他听到李玉芬把碗放进盆里，倒水，洗碗。水流的声音一阵一阵的。洗完之后，李玉芬扶着桌子站起来，走到床边，坐下。床板响了一声，就没动静了。
刘德顺又坐了一会儿，然后站起来，走进屋里。他把门关上，插上门闩。门板上有一条缝，风从缝里钻进来，吹得煤油灯的火苗晃了两晃。李玉芬已经躺下了，侧着身子睡，脸朝着墙。
刘德顺在床边坐下，脱了鞋，把鞋放在地上，两只对齐。他把煤油灯吹灭，躺下去，眼睛睁着，看头顶上的房梁。房梁上有只蜘蛛，在结网。网从梁上挂下来，一直挂到他头顶上的位置。蜘蛛停了一下，又动起来。
他闭上眼睛。蜘蛛还在动，他听不到。
一九七五年的冬天，李玉芬的腿开始疼。
先是疼得不厉害，就是变天的时候隐隐的。后来疼得厉害了，走路的时候歪得更重，左腿拖在地上的声音比从前更响。她不说。每天还是泡胖大海，还是做饭，还是洗碗。刘德顺看着她走路的样子，看了一会儿，目光就转到别的地方去了。
有一天晚上，李玉芬躺在床上的时候，把腿伸直了，用手按了按膝盖的位置。
“肿了没？”她问刘德顺。
刘德顺坐起来，凑过去看了一眼。煤油灯已经灭了，屋里黑，他看不清楚。他把手伸出去，在李玉芬膝盖的位置摸了一下。手指底下是布的触感，布底下是肉，肉底下是骨头。他摸了一下，又摸了一下。
“肿了。”他说。
李玉芬把手收回去，侧过身，脸朝着墙。墙上有裂缝，她看了很多年了。
“肿了就肿了。”她说。
第二天早上，李玉芬还是起来了，还是烧开水，泡胖大海。她把搪瓷缸子递到刘德顺手里，转身去灶台边上切咸菜。切咸菜的时候，菜刀在案板上笃笃笃地响。她切了两根萝卜，放进锅里，放水，放盐，盖上锅盖，坐在灶前烧火。
火光照在她的脸上。她的脸上有细密的汗珠，皮肤在火光里泛黄。她的手指按在膝盖上，指关节发白。
刘德顺在门口喝胖大海。水是烫的，他吹了吹，喝了一口，烫得舌头发麻。
“今天的胖大海泡得多了。”他说。
李玉芬没有回答。灶膛里的火啪地响了一声。
春天的时候，李玉芬的腿肿得穿不上原来的鞋了。她找了一块布，把鞋面剪开，缝了一块松紧布上去，这样就能穿进去了。缝好之后她试了试，走起来还是歪，但是能走了。
她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，走得很慢。走过的路面上，左边的脚印比右边的更深。到了卖萝卜的摊子前头，她站住了，弯下腰去挑萝卜。弯腰的时候膝盖弯不下去，她就蹲下来，蹲下的时候左边的膝盖咔嗒响了一声。
卖菜的老周看着她，说：“刘家嫂子，你这腿得看看了。”
李玉芬把萝卜翻过来看了一眼，又翻过去，放在秤上。
“看过了。”她说。
“看过了咋说的？”
“没说啥。”
老周不说话了，把萝卜称好，报了个价钱。李玉芬从口袋里掏出钱来，一张一张地数，数出来放在摊子上。老周把钱收起来，又找给她两分钱。
李玉芬把萝卜放进篮子里，往回走。走过街道的时候，她看到刘德顺在扫街。他在街的另一头，隔得远，看不清楚脸，只看到一个弯着腰的身影。扫帚一下一下地动，煤灰扬起来，又落下去。扬起来的时候像一阵黑雾，落下去的时候地面上就干净了一块。
她站在路边看了一会儿。太阳照在她的脸上，热乎乎的。她把篮子换了只手，继续往前走。
刘德顺没有看到她。
李玉芬死的那天，是一九七九年八月十四日。
早上下了一场雨，地面是湿的。刘德顺没有去扫街，因为扫湿的地扫帚会被泥糊住，扫不干净。他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，看雨。雨不大，就是细毛毛的，打在身上没什么感觉。房檐上往下滴水，滴在一个石头窝里。石头窝是常年滴水滴出来的，有一个拳头那么深。
李玉芬在屋里躺着。她从六月份开始就不太下床了，腿肿到了大腿根，皮肤绷得发亮。公社的赤脚医生来看过一次，给了几片药，吃完了也没有再开。李玉芬吃药的时候，把药片放在舌头上，就着水咽下去。水从嘴角流出来，她用手擦了，手背上都是水。
临死之前的那一会儿，她让刘德顺把她扶起来，靠在墙上。墙上垫了个枕头，枕头的布已经很薄了，里面荞麦皮露出来。她靠在那里，喘气。喘气的声音很粗，像是在拉一个漏了气的风箱。
刘德顺站在床边。他的手垂在身体两边，没有动。
“缸子在哪儿？”李玉芬说。
“在灶台上。”
“洗了没？”
“还没洗。”
“洗了。”她说。
刘德顺走到灶台边上，把搪瓷缸子拿起来，放在水桶里涮了一下。涮完之后他把水倒了，把缸子扣在灶台上。
回到屋里的时候，李玉芬已经闭上了眼睛。
刘德顺看着她的脸。她的脸跟几秒钟之前没什么变化，只是嘴巴微微张开了，露出一小截牙齿。额头上有一个深褐色的斑，长了十几年了，颜色一直没有变。现在也还是那样。
他把手伸出去，在李玉芬的脸上碰了一下。皮肤是温的，还有一点余温。他碰完之后把手收回来，在裤子上擦了擦。裤子上沾了煤灰，手上也沾了煤灰，擦不干净。
他转身走出去，走到门口的小板凳上坐下。雨还在下，淅淅沥沥的。房檐上的水还在往石头窝里滴，滴滴答答的。
刘建国来的时候是下午了。他进了门，在李玉芬床前站了一会儿，然后出来，在刘德顺旁边蹲下。
“咋办。”刘建国说。
“门口那块板子拆下来，钉个匣子。”刘德顺说。
刘建国站起来，走到门口，把堵在墙根的那块木板拎起来。木板是松木的，放了有十年了，上面长了一层青苔。他找了个刨子，把青苔刮掉。刮青苔的时候，绿色的碎屑落在地上，湿漉漉的。
棺材钉好了，是个窄窄的木匣子。刘建国的媳妇赵小兰来了，带了块白布，铺在匣子里面。李玉芬被抬起来放进去的时候，身上的衣服还是平时穿的那件，灰色的，袖口磨得发毛。她的手放在肚子上面，手指头蜷着。
刘德顺没有看她被抬起来的过程。他在院子里站着，背对着门口。
李玉芬被埋在县城西头的坡上。那个坡上埋了好多人，没有碑，只有一个个土堆。刘德顺在土堆前站了一会儿，脚下的泥巴粘在鞋底上，越踩越厚。他用另一只脚把泥刮掉，刮不干净的，就由它去。
刘德顺一个人住了十一年。
他每天还是去厂门口扫街。扫帚换了新的，是竹枝扎的，一百五十根竹枝，扎三道铁丝。他握在手里，扫。扫完一条街，再扫另一条。煤球厂的烟囱还是每天冒烟，煤灰落在街上，他第二天再去扫。
没有人给他泡胖大海了。他改喝白开水。白开水没有味道，他倒进缸子里，吹一吹，喝完。喝完之后把缸子扣在灶台上，和原来李玉芬做的一样。缸子扣上去的时候会砰地响一声，他听习惯了就不觉得响了。
他一个人吃饭。早上煮稀饭，中午煮面条，晚上吃馒头。菜是咸菜，有时候是萝卜，有时候是芥菜。咸菜吃完了就再去买，买了再腌。腌咸菜的时候他把萝卜切成片，撒上盐，用手揉。揉完了放进坛子里，压上石头。他的手粗糙，萝卜片握在手里沙沙地响。
刘建国还是每个月回来一次，带肉。肉放在灶台上，他也不进屋里坐，站一会儿就回去了。刘德顺把肉放进锅里煮，捞出来切成片，一半当天吃，一半用盐腌起来。他一个人吃，不紧不慢。夹肉的时候筷子有时候会夹空，因为灯光暗，他看不太清楚肉的边。夹空了，再夹一次。
吃完了他把碗放进盆里，倒水，洗。水流的声音一阵一阵的，和以前一样。
秋天的时候，刘德顺发过一次烧。烧了两天，他自己不知道，只是觉得身上没力气，扫街的时候扫帚握在手里比以前沉。他以为是没睡好，晚上早点睡就没事了。睡到半夜，身子发抖，牙齿磕得咯咯响。他拉了被子盖上，还是抖。被子的棉花已经不匀了，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薄。
烧退下去之后，他起来了，喝了一碗水，出去扫街。
街上有个卖豆腐的，姓黄，每天在街口摆摊。黄豆腐那天早上看到刘德顺扫街的样子，说了一句：“老刘，你脸上没颜色。”
刘德顺说：“太阳还没出来。”然后继续扫。
黄豆腐姓黄的看了他一眼，没再说话，手里的刀子把豆腐切成四四方方的块，码在纱布上。豆腐白，冒着热气。刘德顺从摊子前面扫过去，扫帚从地面上划过去，煤灰扬起来，落下去。
黄豆腐喊了一声：“你扫你的，灰飘我豆腐上了。”
刘德顺停下来，看了一眼豆腐，转身走到街的另一边去扫。地是干的，扫帚划过去的时候声音很响，沙沙的。
一九九○年的春天，刘建国说要把刘德顺接到粮站宿舍去住。那天是周六，刘建国一个人来的，没带赵小兰。他站在门口，刘德顺坐在门里的板凳上。两个人之间隔着门槛，门槛上的木头已经踩低了，中间凹下去一块。
“爸，搬那边去住吧。”刘建国说。
“为啥。”刘德顺说。
“老了，一个人不方便。”
刘德顺把手放在膝盖上，搓了搓。手心里有一层硬茧，搓在布裤子上沙沙地响。他把手指一根一根地伸直，又握起来，伸了一下，握了一下。
“住这儿方便。”他说。
刘建国没再说话。他在门外站了一会儿，回头看了看身后的路。路上有个骑自行车的人过去了，车轮在土路上轧出一条印子。
“那你每天还是去扫街？”刘建国回过头来问。
“扫街是扫街。”刘德顺说。
刘建国走了之后，刘德顺把门关上，坐在板凳上，没动。门缝里有光照进来，是一线一线的。他看了一会儿那些光线，然后站起来，去灶台边上，把搪瓷缸子拿起来。缸子里有半缸子凉水，他端起来喝了，放下。缸子磕在灶台上，咣的一声。
然后他走到院子里，蹲在地上，开始磨扫帚。扫帚的竹枝断了十几根，他找了几根新竹子，用刀削尖了一头，塞进扎铁丝的位置。塞进去了，再用劲往下按，按到底。竹子的皮是绿颜色的，和他脸上、手上、衣服上的煤灰色混在一起。
他的手指在竹子上按紧了，指节发白。
搬到粮站宿舍去是又过了两年的事。土坯房那年夏天漏得厉害，三处漏水，盆不够用了。外面下大雨，里面下小雨，地上全是泥。刘德顺坐在床上，脚底下是一个盆，盆里的水溅出来，打湿了他的裤脚。
他听着漏水的声音。漏水的声音一共有三种音调，滴滴答答的，滴在盆里的是一声，滴在碗里的是一声，滴在地上的是一声。三声轮流来，像是一个人脚底下踩了三个泥坑，一脚深一脚浅。
雨水从房顶上渗下来，顺着墙往下流。墙上的土被水泡软了，往下掉渣。
刘德顺搬走的时候，带了三样东西：搪瓷缸子、扫帚，和一床棉被。棉被不厚，装了十二年的棉花，团成了一个一个的疙瘩。他把被子叠好了，用一根麻绳捆住，提在手里。搪瓷缸子揣在怀里，扫帚扛在肩膀上。
锁门的时候，他没有回头。锁是铁锁，绣得不成样子，锁孔都快堵死了。他把钥匙插进去，拧了一下，没拧动。又拧了一下，锁芯弹回去，锁上了。他把钥匙拔出来，揣进口袋里。
走到粮站宿舍的时候，是下午四点多。刘建国在一楼的门口等他，赵小兰也在。他们把刘德顺安置在一楼的一间小屋里，六平米，放了一张床，一张桌子。桌子上方有一个窗户，不大，能透进来一小块天。
刘德顺把被子放在床上，把缸子放在桌上，把扫帚靠在门后面。
“要啥你就喊。”刘建国说了一句，就出去忙了。
刘德顺在床边坐下，床板硬，硌得屁股疼。他把身体往床头挪了挪，靠在墙上。墙是砖墙，刷了白灰，干净的。他靠了一会儿，闭着眼睛。能听见赵小兰在厨房里切菜的声音，笃笃笃的。
桌子上方的窗户里，阳光正照进来，落在桌面上一小方。搪瓷缸子正好放在光里面，缸子上的搪瓷掉了一块，露出底下黑色的铁，在阳光里格外清楚。
他睁开眼睛，看了一眼缸子，又闭上眼睛。
在粮站宿舍住的第一年，刘德顺还是去扫街。他早上五点钟起来，走四十分钟走到煤球厂门口，跟原来一样扫。扫帚还是那把扫帚，竹枝又断了不少，铁丝换了一道。他扫得慢了些，扫一段要喘两口气，但是没停下来过。该扫的地方，一寸不少。
扫到早上八点多，街扫干净了，他就往回走。回去的路上，太阳已经完全升起来了。阳光照在他的后背上，衣服发热。他走得不快，步子也短，布鞋底磨平了，踩在地上的时候没有声音。
回到粮站宿舍，赵小兰准备好了早饭，在桌上放着，拿个纱罩罩着。他坐下来，掀开纱罩，一碗稀饭，一个馒头，一碟咸菜。他端起碗来喝稀饭，稀饭烫，他用嘴吹了吹，喝了一口。拿起馒头，咬了一块，咬碎了嚼，嚼烂了咽。
赵小兰在旁边收拾东西，把洗好的衣服抖平了搭在绳子上。她的动作快，衣服一甩就挂上去了。她看了一眼刘德顺，说：
“爸，稀饭够不够？”
“够了。”刘德顺说。
赵小兰把最后一件衣服搭好，走到另一个屋去了。屋子里就剩下刘德顺一个人。他把馒头吃完，把咸菜盘子里最后一块芥菜夹起来吃了，然后站起来，把碗摞在一起。
碗在手里抖了一下，他自己没觉得。碗沿磕在桌上，发出轻微的声响。
第二年，刘德顺七十四岁。他的眼睛看不清远处了，近处还行。扫街的时候，地上的煤灰他看不太清楚，扫过之后，还有一层薄薄的灰铺在地面上。他看不到，扫帚还是按照原来的轨迹走，一下，再一下。
他说不清楚自己看不清楚。他只是有时候会停下来，往地上凑近一点，看看扫到哪儿了。凑近的时候，腰弯得很深，弯下去再直起来的时候，腰上要发一串响声。
有一天他扫到厂门口，老板从里面走出来。煤球厂的老板姓钱，比刘德顺小二十岁，人精瘦，手指细长，常年夹着一支烟。他看见了刘德顺扫地的样子，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。
“老刘。”他喊了一声。
刘德顺直起身来，但是没站直，腰还是弯着的。
“钱老板。”他说。
“老头儿，”钱老板的烟叼在嘴角上，说话的声音含含糊糊的，“你年纪大了，别扫了。”
刘德顺握着扫帚，没有回答。他把扫帚往地上顿了顿，竹枝的末梢齐了齐，地上簌簌地落下一些煤灰屑。
“我扫得干净。”他说。
钱老板看了他一眼，把烟从嘴里拿出来，在墙上摁灭了，走了。
第三天，刘德顺再来的时候，厂门口多了一个年轻人。瘦，高，皮肤黑，手里拿着把新扫帚，扫帚上的竹枝绑得又紧又密。他在地上扫，动作生，扫两下就要喘口粗气。灰扬得老高，落下来的时候像下了一场小黑雨。
刘德顺走过去。年轻人抬头看见他，停下来，手在脸上抹了一把，煤灰和汗揉在一起，脸上花里胡哨的。
“我扫这条街。”年轻人说。
刘德顺站了一会儿。他的手在扫帚柄上握着，握得很紧。竹竿上的绿色早就没有了，磨得发亮，手握住的地方凹下去一块。他握着扫帚，站了一会儿。然后把扫帚靠在了墙上。墙根底下的草又长出来了，去年的枯了，今年新发出来的，还是绿的。扫帚靠在墙上，正好压在那一丛草上。草被压弯了，绿色的叶片贴着墙面，微微地弹了一小下。
他走回粮站宿舍，一路上一直看着自己手里的搪瓷缸子。
缸子里有早上装的白开水，水面在阳光底下晃，亮晶晶的。他端着缸子，走。偶尔停下来，喘气。他的手开始抖，缸子里的水面就晃得更厉害了，像是一个人在深深地呼吸。
他走到宿舍的时候，太阳正好移到头顶上。他把缸子放在院子里的石桌上，发出轻轻的磕碰声。他自己坐在旁边的石凳上，背靠着墙。墙被阳光晒得温温的，贴在后背上有点烫。他的脸上没有表情。只是把手放在膝盖上搁着，手指肚轻轻地按在髌骨上，按一下，再按一下。院子里有风吹过来，他看见石桌上的缸子表面，水面上有一个极小极高的小太阳的影子，明晃晃的。他看着那一点太阳的影子看了很久。
第三年，刘德顺不下床了。
他的身体是慢慢地不动的。先是走不动路，从门口走到厕所，中间要扶着墙歇两回。墙上的白灰被他的手摸黑了，巴掌大的一个印子。后来站着也费劲了，他就不起来了。他躺在小屋里，身下是赵小兰给他垫的褥子，褥子不厚，躺久了硌得慌。他换了个姿势，侧过来，把弯着的膝盖抵在墙上。墙上刷的白灰蹭在裤子上了，他也不知道。
赵小兰一天送三顿饭。她把饭送到床头的凳子上，凳子拉过来一点，碗放在上面。碗里是稀饭，馒头，有时候有一碟子炒菜。菜炒过了头，叶子上发黑，滴了酱油。他把手伸出去，捏起馒头，咬一口，嚼，咽。嚼东西的时候，下巴上的骨头一动一动。吃完了，他把碗放回凳子上，手缩回来，不动了。
刘建国来过一次，站在床边，看着床上的刘德顺。
“爸，哪儿不好受。”他说。
刘德顺没有答。他看着房顶。房顶上有根灯绳，下端绾了个结，结上落着一小截阳光照不到的阴影。灯绳纹丝不动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开口：
“街，有人扫吗。”
刘建国的嘴张了张，又合上了。然后他说：
“扫了。”
刘德顺不问了。刘建国又站了一会儿，看到他爹把眼睛慢慢闭上，像是不想再说什么了。刘建国转身出去。他的鞋子踩在地上，声音闷闷的。路上他碰到赵小兰，赵小兰正端着一缸子水。她问：“爸咋样。”刘建国没停步：“睡了。”
他走出去，门在身后啪嗒一声关上。
刘德顺的精神是一点一点萎下去的，像灶膛里的火，没有人添柴，火苗软了，低了，最后只剩下一片灰白色的灰。他醒着的时间越来越短，睡着的时间越来越长。有时候一睁眼天还是亮的，再一睁眼就黑了。他分不清楚白天和晚上。白天的时候窗户里有一小块亮光，晚上的时候是黑的。亮的时候，他把头转过去，看那一小块亮光。光块里头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一块光的形状，从窗户框子里透进来，亮堂堂的。
他看着亮块，眼睛很久才眨一下。那片亮光在他的眼眶里微微地跳，像那颗一直没停下来的心，一突一突。
他就这么看了四天。
第四天中午，他醒了。醒的时候，第一眼看见的不是窗户里的亮块，而是桌子上那个搪瓷缸子。缸子放在阳光底下。
阳光从窗户里照进来，正正地落在缸子上。搪瓷缸子掉漆的地方亮得发白，边缘的黑色铁被光做得像是没了重量。缸子口上有一圈陈旧的茶垢，干了，裂开了，像干旱的河床。缸子的内壁上有一圈深色的水渍，是岁月的印子，洗不掉的那种。
阳光把缸子从头到脚都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色，那层光薄薄的，轻轻覆在缸子掉了瓷的疤痕上，覆在凹进去的瘪痕上，覆在洗褪了色的搪瓷面上，让它看起来像是刚从水桶里拎出来的。
缸子就那么放在桌上，不动。光是温的，暖的。
刘德顺看着缸子，看着，慢慢地，他的嘴巴动了动。
“阳光来了。”他说。声音很轻，轻得像是扫帚尖扫过地面的尾音。
然后他没有停止，他还在说。
“我说，一切都好。”
“一切都好。”
他说完这句话以后，把手放回到了被子上。厚厚的、团成疙瘩的棉被窝里，他的手陷在棉花当中，手指微微张着，像是又握住了那把竹扫帚，轻轻地在地上划了一下。然后就停住了。
窗外，春天的下午，县城里还远远近近地传来煤球厂的烟囱声，传来街上卖豆腐老黄的吆喝，传来街头那个年轻人扫地的声音。
年轻人的扫帚在地上划着，哗的一声，再哗的一声。他的动作已经熟练很多了，煤灰扬得没有那么高了，落下来的时候，地面就干净了。
扬起的灰在阳光里头飞，飘了一阵，又回到地面上。
街上的一切，都是老样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