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街的灯
1983年夏天,后街还没有路灯。不是坏了,是从来就没有装过。后街的人晚上走路,靠各家窗户里漏出来的光,或者靠月亮。月亮好的时候,石板路是白的。月亮不好,就是黑的。
后街不长,从东头煤场走到西头大马路,正好一百二十七步。街两边住着二十来户人家——修鞋的、剪头的、做豆腐的、在纺织厂上班的。房子都是老房子,青砖灰瓦,墙根洇着潮气,门框矮,进屋要低头。
陈德贵在街口修鞋。一张矮桌,一个木箱,一把破了洞的油布伞。伞遮不住雨,只能遮阳。下雨天他就把家伙什收进屋,坐在堂屋里听雨打在瓦上,手里还是擦鞋。他擦鞋不用布,用一块旧秋裤裁成的片,擦完一双再擦一双。
他女人叫徐桂兰,在街边卖菜。自家地里种的,白菜、萝卜、韭菜、菠菜,一样一小堆,摆在三只竹篮里。她坐在一张小马扎上,篮子在跟前排成一排,有人买菜她就站起来,没人买菜她就坐着,两只手不闲着——择韭菜,剥毛豆,把蔫了的菜叶子摘掉。
他们有个儿子,叫陈兵。1983年陈兵七岁,在后街后头的小学念一年级。学校离家近,走五分钟。陈兵放学回来,书包往门槛上一扔,就跑出去玩了。
到了晚上,后街就黑下来。做豆腐的刘家睡得早,天一黑就关门。剪头的王家有个收音机,夜里开到九点,九点一过也就熄了。陈德贵家那盏灯算亮的久的,可也就亮到桂兰把碗洗完、把陈兵的作业检查完。
冬天黑得早,下午五点多就看不见路了。有人从街东头走到西头,脚底下磕磕绊绊的。有一年冬天,刘家老太太夜里出来倒水,脚踩在青石板上结了霜的那一层,一滑,摔了。胳膊摔断了,去医院打了石膏,回来挂在脖子上,吊了三个月。刘家的儿媳妇说,这条街该装个灯。没人接话。那时候装灯要钱——电线杆子、灯泡、电表,都得有人出。后街的人日子都紧,谁也不出这个头。
那年秋天,桂兰去了一趟街口的百货店,回来的时候手里抱着一个纸包,里头是一个灯泡。十五瓦的,黄的。陈德贵问她,你买灯泡做什么。她说,门口装一盏。
陈德贵说,费电。
她说,一个月多不了几毛钱。
陈德贵没再说什么。他从工具箱里翻出几根电线,搬了把梯子,在门框上方钉了一颗钉子,把灯泡挂上去。线是从屋里拉的,从里屋灯头上分出来的,一个插头插在插座上,开关装在门框边上,一根黄麻绳垂下来,伸手就能够着。
那天晚上,桂兰把灯拉亮了。
十五瓦的灯泡,黄黄的光,照不了多远,也就照到门前那一块石板地。光再往外就淡了,淡成灰的,融进夜色里。陈兵从屋里跑出来,站在灯底下仰头看。桂兰说,别看了,进去写作业。陈兵进去了。灯亮着。
那天晚上有人从街上过,走到陈家门前抬头看了看,没说什么,走了。过了一会儿,刘家老太太出来了,站在自己门口往这边看了一会儿,又回去了。
第二天晚上桂兰又拉亮了灯。第三天也是。陈德贵没说什么,只是到了傍晚天快黑的时候,他会看桂兰一眼,桂兰就去拉那根绳子。慢慢地,后街的人都知道陈家门口有盏灯。晚上走夜路走到那一块,脚底下就亮堂了。
入冬以后天黑得更早,收摊也早。陈德贵晚上不出门,坐在堂屋里把炉子捅旺了听收音机。桂兰在旁边纳鞋底。陈兵趴在桌上写作业。门外那盏灯亮着,照着一块空的石板地。
有时候有人敲门。开门一看,是过路的——问个路,借个火,或者什么也不为,就是站一会儿。有一回一个收破烂的老头蹬着三轮车从后街过,车轱辘卡在石板缝里,怎么也弄不出来。陈德贵出去,蹲下来帮他推。推了半天链子又掉了。陈德贵回屋拿了把钳子,蹲在灯底下把链子重新接上。老头说,谢谢。陈德贵说,不客气。老头蹬着三轮车走了。
桂兰在屋里说,你看,有灯就是好。陈德贵说,嗯。他没再说费电。
过了两年,陈兵上三年级。有一天放学回来跟桂兰说,学校里要交五块钱,买课外读物。桂兰说,什么课外读物要五块钱。陈兵说,老师说每个人都要交。桂兰说,等你爸回来。
晚上陈德贵回来听完,从口袋里摸出五块钱。那时候陈德贵修一双鞋五毛钱,五块钱是他修十双鞋的活。他把钱给了陈兵。陈兵拿了钱跑出去了。桂兰说,你也不问问清楚是什么书。陈德贵说,问了也是要交。
那盏灯还是天天亮。灯泡坏过一回——有一天晚上桂兰拉绳子,灯没亮。她出来一看,灯泡黑了。陈德贵第二天去百货店买了一个新的,还是十五瓦。他说,本来想买个二十五瓦的。桂兰说,二十五瓦费电。他说,十五瓦也够。换上新灯泡,灯又亮了。门口那块石板又黄了。
1989年陈兵上初中。初中在城北,离家四里地,每天骑车去。车子是陈德贵花三十块钱从旧货市场淘来的,二八大杠,锈得厉害。陈德贵花了两天时间擦、洗、上油、调闸。最后骑起来除了铃不响,哪儿都响。陈兵骑了两天,不骑了。车停在院墙根上。
陈德贵问他,你怎么不骑了。
陈兵说,不好骑。
陈德贵说,哪儿不好骑。
陈兵说,哪儿都不好骑。
陈德贵蹲下来看了看,链条松了。他把链条紧了一扣。陈兵还是没骑。过了半个月,陈德贵自己骑上了,每天骑着去进鞋掌、鞋钉、胶水。陈兵走路上学,走了一个学期。
1992年后街装了路灯。是街道上统一装的,水泥杆子,一盏两百瓦的钠灯,挂在街中间的电线杆上。到了晚上一拉闸,整条街亮得跟白天似的。装灯那天街坊们都出来看。刘家老太太说,这下好了,再不怕摔了。剪头的王师傅说,这灯好,白。做豆腐的刘家儿媳妇说,早就该装了。
陈德贵也出来看了。他站在自家门槛上抬头看那盏钠灯。桂兰说,这下咱这盏不用开了吧。陈德贵说,嗯。
那天晚上陈德贵没有拉那根绳子。
门口那块石板被街中间的路灯照得也是亮的。光比原来白,也比原来硬,照在地上像洒了一层霜。
可是过了几天桂兰发现,夜里还是有人从他们家门口过。她听见脚步声,从门缝往外看,看见有人走得很慢,走到他们家门口停了停,又走过去了。桂兰站在门后头看了一会儿,把绳子拉了一下。灯亮了。
门框上那盏十五瓦的灯,在那盏两百瓦的钠灯底下其实看不出什么光来。可是桂兰每次晚上拉那根绳子,陈德贵也不说什么了。有一回陈兵在家,看见他妈拉绳子,就把门口的灯拉了。陈兵说,街上有路灯了,还点这个干什么。桂兰说,不干什么。陈兵说,那还点着。桂兰说,点着就点着。陈兵不说了。
1995年陈兵考上了中专,去省城念书。走那天桂兰给他煮了十个鸡蛋,装在一个布袋子里。陈德贵给了他两百块钱,是攒了一年的。陈兵走的时候是早上六点,天刚亮。后街的路灯还亮着——那是定时的,六点半才关。
陈兵背着包走到街口,回头看了一眼。他妈站在门口,他爸站在他妈旁边。两个人没说话。陈兵就走了。
1997年冬天桂兰查出病来。是肝上的病。去医院看了,医生说,要住院,要花钱。陈德贵问,多少钱。医生说,先准备五千吧。五千块。陈德贵修一双鞋一块钱,五千块钱他要修五千双鞋。
桂兰说,不住。陈德贵说,住。桂兰说,回家。陈德贵说,你看看你那样。桂兰说,回家,在家里养着。陈德贵没有犟过她。他把桂兰背回了家。从那天起他上午出去修鞋,中午回来做饭,下午再出去,晚上早早就回来。
门口的灯还是亮着。桂兰躺在里屋的床上能看见门框上那一小块光。晚上陈德贵拉绳子,光就来了。她说,灯亮了。陈德贵说,亮了。她说,把灯关了,省点电。陈德贵说,不差这一点。桂兰就不说了。
1998年春天桂兰走了。是三月里,清明前。那天下午陈德贵从外面回来,进屋喊了一声,没人应。他走到里屋,看见桂兰躺在床上,眼睛闭着,嘴微微张着。陈德贵站了一会儿,伸手把桂兰的嘴合上。然后他出来找人帮忙。
桂兰的丧事办了三天。来的人不少——后街的街坊都来了。刘家老太太吊了孝,剪头的王师傅帮着张罗,做豆腐的刘家出了二十斤豆腐。陈兵从省城赶回来,进门看见他妈躺着,跪下去磕了三个头。陈德贵在旁边站着,没哭。有人拉他,说你哭一声吧。他没哭。
出殡那天他走在棺材后面。后街的灯亮着——那是白天,路灯没开。可他家的门框上那盏灯亮着。不知道是谁拉的绳子。后来陈兵问他,门口的灯谁开的。陈德贵说,我开的。陈兵说,大白天的开什么灯。陈德贵说,忘了关了。其实没忘。他那天早上拉了一下,就没关。
桂兰走了以后陈德贵还是修鞋。还是每天早上出摊,晚上收摊。门口的灯还是每天傍晚拉亮。
1999年陈兵中专毕业,分到县里的机械厂上班。过了两年结了婚,女方是厂里的会计。结婚的时候陈德贵去了,给了一个红包。红包里是两千块钱,包在红纸里。2001年陈兵的媳妇生了个儿子。陈兵打电话回来,说是个男孩。陈德贵在电话里说,好。陈兵说,你来看看吧。陈德贵说,过一阵。过了一阵也没去。
2003年后街改造。青石板路挖了,换成水泥路。临街的房子统一刷了一遍,刷成灰白灰白的。陈德贵那个修鞋摊子被拆了,说是影响市容。他不修鞋了。
不修鞋以后他每天就在街上走。从东头走到西头,再从西头走到东头。一百二十七步,他数过。后来中间有几块石板被挖了,绕了一点,数出来是一百五十步。他也不数了。
走累了就坐在家门口。门口的灯还挂着。灯泡换过几回了,从十五瓦换成九瓦的节能灯,又换成五瓦的LED灯。灯越换越亮,越换越省电。可那根绳子还是那根绳子——一根黄麻绳,从门框上垂下来,绳子头上打了个结,被手摸得发黑发亮。陈德贵到了傍晚就去拉一下。
2005年冬天陈德贵摔了一跤。是在后街上,地上有冰。他摔了以后爬不起来,是刘家老太太的孙子看见的,喊了人把他抬回屋里。在床上躺了半个月。陈兵回来了一趟,要把他接到县里去。陈德贵说,不去。陈兵说,你一个人在这儿怎么行。陈德贵说,行。陈兵说,我给你请个保姆。陈德贵说,不要。陈兵说,那你出点事怎么办。陈德贵说,出就出吧。
陈兵走的时候找了刘家老太太的儿媳妇,托她每天过来看看。给了两百块钱。刘家儿媳妇说,钱不要,我每天来看看就是。陈兵还是把钱留下了。
陈德贵能下床以后又坐在门口了。每天傍晚还是拉一下那根绳子。那盏灯还亮着。
2008年陈兵又回来了。这回是带着老婆孩子回来的。孙子叫陈小东,六岁了,在院子里跑来跑去。陈小东指着门框上的灯问,爷爷,这灯怎么这么小。陈德贵说,小的省电。陈小东说,这灯照着啥呀。陈德贵说,照着路。陈小东跑到灯底下仰着头看,看了一会儿跑开了。
那年过年陈兵一家在陈德贵这儿住了三天。走的时候陈兵说,爸,跟我们走吧。陈德贵说,不。陈兵说,你一个人,我们不放心。陈德贵说,我一个人过了十年了。陈兵没再劝。走了以后每个月寄五百块钱回来。
2010年后街又换了一次路灯。换成了太阳能的,白天充电,晚上自己亮。开关都在总控室里,不用人管了。那盏太阳能路灯就在陈家斜对面,亮得很。一到晚上半条街都亮了。
陈德贵门前那盏五瓦的灯更看不出光了。可他还是每天傍晚去拉绳子。有一回邻居老张跟他说,老陈,你那灯还点它干什么,街上这么亮。陈德贵说,点着吧。老张说,你这一个月得多少电费。陈德贵说,五瓦的,一年也花不了几块钱。老张说,那你也不能白花啊。陈德贵说,不白花。老张没听懂,走了。
2012年秋天陈德贵死了。是早上发现的。前一天晚上他还坐在门口,有人看见他拉了绳子,然后进去睡觉了。第二天早上刘家儿媳妇过来看,敲门没人应。推门进去,看见他躺在床上,被子盖得整整齐齐,人已经硬了。
陈兵回来办丧事。丧事办得简单,后街的人来帮忙,三天以后出了殡。陈兵收拾东西的时候看见了门框上的那盏灯和那根黄麻绳。他拉了拉绳子,灯亮了。五瓦的LED灯,白白的,照在门口那块水泥地上。陈兵站在灯底下站了一会儿。
刘家儿媳妇说,你爸这灯天天开着,从我记事起就开着。陈兵说,我小时候还没路灯呢。刘家儿媳妇说,是啊,那时候就靠你爸这盏灯。陈兵说,其实后来有路灯了,他也不用开了。刘家儿媳妇说,他习惯了。
陈兵把灯拉了。屋子里黑了一下。
他把房子的钥匙给了刘家儿媳妇,说,以后麻烦你帮我看看,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。刘家儿媳妇说,你放心吧。
陈兵走的时候把门框上那根黄麻绳解下来卷成一团放进了包里。灯没拆,还挂在门框上。灯泡也没卸。
房子空着。半年以后租了出去,租给一对收废品的两口子。
收废品的男人姓李,叫李洪亮。第一天搬进来,看见门框上有个灯泡,不知道是好的还是坏的。他搬了个凳子站上去拧了拧,灯泡没坏。晚上他问刘家儿媳妇,门口那灯能不能开。刘家儿媳妇说,能开,开关在绳子上。
李洪亮就拉了那根绳子。绳子已经被陈兵解走了,他是用一根铁丝绑着一截尼龙绳。灯亮了。五瓦。白白的。李洪亮说,亮了。他女人说,这么小的灯,有什么用。李洪亮说,能亮就行。
从那以后李洪亮每天晚上都去拉那根尼龙绳。拉亮了,他就在灯底下分拣废品——纸壳子、塑料瓶、旧报纸,一堆一堆码好。灯光底下能干一点,摸黑也能干,可他有灯总比没灯强。
后街上的人晚上出来倒垃圾、买东西、遛弯,走到陈家那个门口都会看一眼。那盏五瓦的灯照着一块水泥地,照着李洪亮码好的废品,照着那根从门框上垂下来的尼龙绳。有时候李洪亮不在,他女人坐在灯底下吃饭。一碗面条,一双筷子,低头吃。有人从跟前过,她说一声,吃了没。对方说,吃了。然后就走了。
李洪亮的女人吃完了把碗端进去,顺手拉一下尼龙绳。灯关了。
第二天傍晚李洪亮回来再拉一下。
2015年李洪亮的儿子从老家过来,也住在后街。房子小,父子俩睡一张床。晚上儿子做作业就在灯底下,趴在废纸堆上写。李洪亮坐在旁边码纸壳子。
有街坊跟李洪亮说,你也不买个台灯,那灯照得清吗。李洪亮说,照得清。字大。儿子说,照得清。就这么照了三年。
2018年李洪亮的儿子考上了县一中。走的时候李洪亮给他买了一支新钢笔,五块钱。儿子说,爸,我走了。李洪亮说,去吧。儿子走了。
那天晚上李洪亮坐在灯底下一个人码纸壳子。码到十点多,他站起来拉了那根尼龙绳。灯灭了。后街的路灯还亮着。太阳能灯,亮得很,一直亮到天亮。陈家那个门口黑下来了。第二天傍晚李洪亮又去拉了一下。灯亮了。
2019年后街拆迁的消息传下来了。说是要改造成商业街,两边的老房子都要拆,盖楼房。
后街的人都在议论。有人说好,有人说不好。刘家老太太那时候已经过世了,她儿子拿到了拆迁补偿,挺满意。剪头的王师傅早就搬走了。做豆腐的刘家也搬了。
陈兵接到电话回来了一趟,他是来签字的。签完字他站在自家门口看了看门框上那盏灯。灯泡还是五瓦的,蒙了一层灰。他伸手擦了擦,把灯泡拧下来放进了兜里。
李洪亮说,陈哥,这灯不拆吗。
陈兵说,拆吧。留着也没什么用了。
李洪亮说,那我拆了。
陈兵说,拆吧。
他走了。
那天晚上李洪亮没有拉灯。过了一会儿他又拉了。灯亮了。他女人说,你不是说拆了吗。李洪亮说,还没拆。他女人说,明天拆。李洪亮说,明天。
第二天没有拆。第三天也没有。到了月底拆迁队进场了。推土机先推了街东头的煤场。煤场的墙倒下来的时候灰尘腾起来,整条街都是灰。李洪亮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,回屋收拾东西。
他女人说,灯呢。
李洪亮说,什么灯。
他女人说,门口的。
李洪亮看了看门框上的灯泡,伸手拧下来放进了口袋里。他把那根尼龙绳也解下来卷成一团放进了另一个口袋。然后他们搬走了。
推土机推到了陈家那个门口。先把门框推倒了,然后推墙。墙倒了以后那盏灯就没有了。
后街拆完了。
两年以后后街变成了“后街商业广场”。地砖铺得整整齐齐,中间一条步行街,两边是店面。有奶茶店,有火锅店,有卖手机配件的。广场上装了地灯、射灯、景观灯。到了晚上一开灯,整条街亮得跟白天一样。
有一年冬天陈兵带着陈小东回来了一趟。陈小东已经上高中了,个子比陈兵还高。两个人站在广场中间,陈兵指了指一个位置说,这里以前是咱家门。
陈小东说,哦。
陈兵说,以前咱家门口有盏灯。
陈小东说,什么灯。
陈兵说,就是挂灯。
陈小东说,这儿这么多灯,不差那一盏吧。
陈兵看了看四周。四周的灯全开着,白的黄的红的蓝的,照得到处都是。广场上人来人往,有人在拍照,有人在吃东西,有人在打电话。
陈兵把手伸进兜里摸到一个东西。是那个五瓦的灯泡,他从门框上拧下来的那个。他把灯泡拿出来看了看。
陈小东说,爸,这是什么。
陈兵说,一个灯泡。
陈小东说,多少瓦的。
陈兵说,五瓦。
陈小东说,五瓦?现在哪有五瓦的灯。
陈兵把灯泡放回了兜里。他说,走吧。两个人往广场外面走。
后街商业广场的灯全亮着。那天晚上广场上的灯一直亮到十二点才关。关了以后广场就黑下来了。保安巡逻的时候拿着手电筒一照,地面上光溜溜的,什么也没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