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为什么

李建国第一次听见这句话，是在1987年的秋天。

那天下午，他蹲在机械厂门口的水泥台阶上，看着蚂蚁搬运一粒米。米粒比蚂蚁大得多，三只蚂蚁推着它，走走停停，走走停停。阳光斜斜地照过来，把蚂蚁的影子拉得老长。

“看什么呢？”传达室的老王探出头来。

“看蚂蚁。”李建国说。

老王也蹲下来看了一会儿。“蚂蚁搬米，不为什么，”老王说，“就是活着。”

李建国没说话。他三十四岁，在机械厂当了十二年钳工，每天重复同样的动作：拿起零件，检查，打磨，放下。他不知道为什么还要打磨这些零件，也不知道这些零件最终会去哪里。他只是打磨，一天打磨三百个，不多不少。

那天晚上回家，妻子秀兰正在厨房切白菜。白菜帮子一层层剥开，露出里面嫩黄的心。秀兰切得很慢，每一刀都落在同一个节奏上。李建国站在厨房门口看着，突然问：“你每天切菜，不烦吗？”

秀兰头也不抬：“烦什么？”

“就是……不为什么天天切。”

秀兰停下刀，看了他一眼：“不为什么，就是该切。”

李建国点点头，走到院子里。儿子小军正在玩弹珠，玻璃珠子在水泥地上滚来滚去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小军趴在地上，眼睛紧盯着那颗红色的弹珠，好像那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。

“爸，你看！”小军突然喊，“我打中了！”

李建国走过去，看见两颗弹珠碰在一起。小军高兴得脸都红了，他把弹珠捡起来，放在手心看了又看，然后小心翼翼地装进口袋。

“这么高兴？”李建国问。

“嗯！”小军说，“不为什么，就是高兴。”

李建国愣住了。不为什么。又是这句话。

第二天上班，李建国开始注意那些“不为什么”的时刻。

早上六点半，厂门口卖煎饼的大婶准时出现。她的动作很熟练：舀一勺面糊，摊开，打鸡蛋，撒葱花，刷酱，夹薄脆，对折，装袋。每一个煎饼都一样，但她做每一个煎饼时都很认真，好像那是她做的第一个煎饼，也是最后一个。

“大婶，您做煎饼多少年了？”李建国买煎饼时问。

大婶想了想：“十七年了吧。”

“不腻吗？”

大婶笑了：“腻什么？大家要吃，我就做。”

上午九点，车间主任老张照例来巡视。老张在机械厂干了三十年，明年就要退休了。他走路时背有点驼，但检查零件时腰板挺得笔直。他拿起李建国打磨的零件，对着光看，用手指摸边缘，然后点点头，放回原处。

“张主任，”李建国忍不住问，“您检查了一辈子零件，不觉得……”

“不觉得什么？”老张看着他。

“不觉得……没意思？”

老张笑了，笑容里有很深的皱纹：“零件打磨好了，机器才能转。机器转了，厂子才能开。厂子开了，大家才有饭吃。”他拍拍李建国的肩，“有些事，不为什么，就是该做。”

中午吃饭时，李建国注意到食堂的刘师傅。刘师傅打菜时手从来不抖，一勺土豆烧肉，总是满满的。有人开玩笑说：“刘师傅，您这手是秤啊！”刘师傅就笑：“大家干活累，该多吃点。”

不为什么，就是该多做点。

下午三点，李建国去仓库领材料，看见保管员老赵在给一只野猫喂食。那是一只花猫，每天准时出现在仓库后门。老赵把食堂带来的鱼骨头放在旧碗里，看着猫吃，自己点一支烟，慢慢抽。

“这猫跟您多久了？”李建国问。

“五年了。”老赵说，“它妈死了，它就来了。”

“天天喂，不麻烦？”

老赵吐出一口烟：“它来，我就喂。不来，我就等。不为什么。”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李建国发现自己开始期待这些“不为什么”的时刻。

他期待早上煎饼大婶的笑容，期待老张检查零件时的点头，期待刘师傅那一勺不抖的土豆烧肉，期待老赵和那只花猫。这些时刻很小，小到几乎看不见，但它们像细小的光点，把一天串起来。

1988年春天，机械厂开始改革。有人说要裁员，有人说要转产。车间里人心惶惶，大家干活时都心不在焉，只有李建国还保持着原来的节奏：拿起零件，检查，打磨，放下。

“建国，你不急吗？”工友问他。

“急什么？”李建国说，“该来的总会来。”

四月份，裁员名单公布了。李建国不在名单上，但老张在。老张走的那天，把自己用了三十年的工具箱擦得干干净净，放在工作台上。工具箱里每件工具都摆得整整齐齐，像等待检阅的士兵。

“留给有用的人。”老张说。

李建国送老张到厂门口。老张回头看了一眼厂区，看了很久，然后说：“我父亲也是钳工，我也是钳工。我儿子考上了大学，学计算机。他说以后不用像我们这样干活了。”老张顿了顿，“但我还是觉得，有些活，得有人干。不为什么。”

老张走了，背有点驼，但走得很稳。

那年夏天特别热。七月的一个下午，李建国在车间里打磨第两百七十三个零件时，突然听见一声巨响。然后是尖叫声，奔跑声。他跑出去，看见三车间的屋顶塌了一角。

人们从四面八方跑来，有人拿铁锹，有人拿撬棍，有人空着手。李建国也跟着跑过去。灰尘很大，看不清里面有没有人。大家开始搬碎石，一块，两块，三块。没有人指挥，但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干什么。

李建国的手磨破了，血混着灰，但他没停。他想起老张的话：有些事，不为什么，就是该做。

两个小时后，废墟下的人被救出来了，是年轻的小王，腿受了伤，但还活着。救护车来的时候，小王握着李建国的手，说不出话，只是流泪。

那天晚上回家，李建国很累，手上缠着纱布。秀兰什么也没问，打来一盆温水，帮他洗手。水很暖，秀兰的手很轻。洗完了，秀兰说：“吃饭吧。”

饭桌上有一盘炒白菜，一碗米饭。李建国吃着，突然说：“今天厂里屋顶塌了。”

秀兰的手停了一下：“人没事吧？”

“救出来了。”

秀兰点点头，继续吃饭。过了一会儿，她说：“明天包饺子吧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李建国问。

“不为什么，”秀兰说，“就是想包。”

第二天是星期天，秀兰一大早就去市场买了肉和白菜。李建国和面，小军剥蒜。阳光照进厨房，面粉在空气里飞舞，像细小的雪。

秀兰擀皮，李建国包。他包得不好看，但秀兰不说他。小军把蒜捣成泥，加醋，加酱油，加一点点香油。厨房里很安静，只有擀面杖滚动的声音，碗筷碰撞的声音，还有三个人呼吸的声音。

饺子下锅了，在水里翻滚，像一群白鹅。秀兰用漏勺轻轻推，不让它们粘在一起。蒸汽升起来，模糊了窗户。

吃饭的时候，小军说：“爸，我们老师今天问，幸福是什么。”

“你怎么说？”李建国问。

小军想了想：“我说，幸福就是星期天吃饺子。”

李建国笑了。他看着碗里的饺子，看着秀兰，看着小军，突然明白了什么。

幸福不是大张旗鼓的宣告，不是惊天动地的时刻。幸福是许多微小的“不为什么”：是蚂蚁搬米，是切白菜的节奏，是弹珠相碰的清脆，是煎饼大婶十七年不变的动作，是老张检查零件时的认真，是刘师傅不抖的手，是老赵等待野猫的耐心，是废墟上伸出的无数双手，是温水洗去灰尘的温柔，是星期天厨房里的面粉香。

这些时刻不为什么而存在，它们就是存在本身。

1995年，机械厂还是倒闭了。李建国下岗那天，把工具箱带回家，放在床底下。秀兰说：“以后怎么办？”

李建国没说话。他在院子里坐了一下午，看蚂蚁搬家，看云从东边飘到西边。傍晚时，他站起来，对秀兰说：“我去学修自行车。”

修车铺开在胡同口，很小，只能放下一辆自行车和工具箱。李建国每天早早开门，很晚关门。他修车很仔细，补胎时要把内胎浸在水里，一点点找漏气的地方；调刹车时要把螺丝拧到刚刚好，不松不紧。

来修车的人越来越多，大家都说李师傅手艺好。李建国只是笑笑，继续干活。他修车时不说话，全神贯注，好像世界上只有这辆车，这个零件，这个螺丝。

有一天，一个年轻人来修车，车很旧了，链条生锈，轮胎磨平。年轻人说：“师傅，这车还能修吗？”

李建国检查了一遍：“能。”

“修好了还能骑多久？”

“骑到不能骑为止。”

年轻人笑了：“那您修吧。”

李建国修了整整一个下午。他换了链条，补了胎，调了刹车，上了油。最后，他把车擦了一遍，虽然旧，但干净。

年轻人试了试，车轮转动顺畅，刹车灵敏。“多少钱？”他问。

李建国说了个数。

“这么便宜？”年轻人惊讶，“您修了这么久。”

“该多少，就多少。”李建国说。

年轻人推车走了，又回头说：“师傅，您修车时真认真。”

李建国点点头：“该认真。”

2008年，小军大学毕业，在北京找到了工作。他打电话回家：“爸，妈，来北京住吧，我买了房子。”

秀兰看着李建国。李建国摇摇头，对着电话说：“你好好工作，我们在这儿挺好。”

修车铺还在，只是李建国的头发白了，腰弯了。但他修车时还是那么认真，每一个零件都检查，每一个螺丝都拧到刚刚好。

2015年春天，秀兰病了，住院。李建国每天去医院，早上送饭，中午陪着，晚上回家。医院的饭菜秀兰吃不惯，李建国就每天在家做好，装在保温桶里带过去。

秀兰说：“别麻烦了，医院有饭。”

李建国说：“不麻烦。”

他做秀兰爱吃的：白菜炖豆腐，西红柿鸡蛋，小米粥。很简单，但秀兰能吃一小碗。吃完后，李建国打来温水，给秀兰擦脸，擦手。然后两人就坐着，看窗外的树。树发芽了，绿了，开花了。

有一天，秀兰突然说：“建国，我们结婚多少年了？”

李建国算了算：“三十八年。”

“真快。”秀兰说，“好像昨天还在机械厂门口等你下班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记得吗，有一次你问我，天天切菜烦不烦。”

“记得。”

秀兰笑了：“我现在知道了，不烦。有些事，做就是了，不为什么。”

李建国握住秀兰的手。那双手曾经很灵活，能切出均匀的土豆丝，能包出漂亮的饺子，能缝补衣服上的破洞。现在这双手瘦了，皱了，但还是很暖。

秀兰出院那天，阳光很好。李建国推着轮椅，慢慢走回家。胡同里的槐树开花了，香气淡淡的。几个孩子在玩跳房子，笑声很脆。

回到家，秀兰说：“我想吃饺子。”

李建国说：“好。”

他和面，秀兰坐在椅子上拌馅。还是白菜猪肉馅，秀兰拌得很慢，但很均匀。小军打来视频电话，看见他们在包饺子，说：“等我放假回家，也包饺子。”

包好了，下锅了。蒸汽升起来，模糊了窗户。李建国看着蒸汽，想起1988年的那个星期天，想起厨房里的面粉香，想起秀兰擀皮时专注的侧脸。

饺子熟了，李建国盛了两碗。两人慢慢吃，谁也不说话。阳光从窗户斜进来，照在桌子上，照在碗里，照在秀兰花白的头发上。

吃完后，秀兰说：“真好吃。”

李建国说：“嗯。”

“下次还包。”

“好。”

秀兰累了，李建国扶她到床上休息。他收拾碗筷，洗锅，擦桌子。然后他坐在院子里，看蚂蚁搬家。

蚂蚁还是那样，搬着比身体大的东西，走走停停，走走停停。不为什么，就是活着。

李建国想起老王的话，想起老张的话，想起老赵的话，想起秀兰的话。他想起自己的一生：在机械厂打磨零件，在废墟上搬碎石，在修车铺拧螺丝，在医院送饭，在厨房包饺子。这些事都不为什么，就是该做。

但正是这些“不为什么”的时刻，构成了他全部的生活。在这些时刻里，他爱过，被爱过，帮助过人，也被人帮助过。在这些时刻里，他活着，真实地活着。

夕阳西下，天空变成橘红色。李建国站起来，走进屋里。秀兰睡着了，呼吸均匀。他轻轻关上门，坐在床边，看着秀兰。

幸福是什么？他想。

幸福是许多微小的“不为什么”。是此刻的安静，是窗外的槐花香，是手里还握着的温度，是知道明天太阳还会升起，饺子还会下锅，日子还会继续。

不为什么。

就是幸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