冬阳
李老头死的那天，太阳特别好。
陈建国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时，看见父亲就那么歪在藤椅上，头微微侧向窗外，脸上还带着一丝说不清的表情。阳光从破旧的窗棂斜射进来，正好照在他半边脸上，把那布满沟壑的皮肤照得透亮，像是涂了一层薄薄的蜜。
“爸？”陈建国喊了一声。
没有回应。只有阳光在空气中跳舞，灰尘在光柱里旋转。
陈建国走过去，伸手碰了碰父亲的手。凉的。他站了一会儿，转身去厨房烧水。水壶在煤球炉上呜呜作响时，他才想起父亲已经不需要喝水了。他关掉炉子，坐在厨房的小板凳上，点了一支烟。
烟抽到一半，他忽然想起什么，起身回到堂屋。父亲还保持着那个姿势，眼睛半睁着，望着窗外。陈建国顺着他的目光看去——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光秃秃的枝桠上，停着两只麻雀，正叽叽喳喳地叫。
阳光真好。陈建国想。
一
葬礼很简单。陈建国在火葬场排队等了三个小时，领到一个棕色的骨灰盒。盒子比他想象的要轻。他抱着盒子坐公交车回家，一路上有人给他让座，他摇摇头，就站在后门旁边，看着窗外掠过的街道。
父亲活了八十七岁。陈建国今年六十二，退休两年了。妻子五年前走的，胃癌。儿子在上海，去年刚生了孩子，说今年春节可能回不来，项目太忙。陈建国说没事，工作要紧。
现在父亲也走了。
回到家，他把骨灰盒放在堂屋的方桌上，和母亲的遗像摆在一起。母亲的遗像是黑白的，年轻时的模样，扎着两条粗辫子。父亲总说，这张照片不像她，她笑起来眼角有皱纹，这张照片上没有。
陈建国泡了碗方便面，坐在桌前吃。吃着吃着，他抬头看了看父亲的骨灰盒，又看了看母亲的遗像。阳光从西窗照进来，正好落在骨灰盒上，棕色的漆面泛着温润的光。
“今天太阳还是很好。”他对骨灰盒说。
没有人回答。只有阳光静静地移动。
二
父亲是东北人，1948年跟着部队南下的。陈建国小时候常听父亲讲老家的事——那儿的冬天真冷啊，吐口唾沫还没落地就冻成冰碴子了。但冬天的太阳金贵，出太阳的日子，老人们都会搬个小板凳坐在墙根下，眯着眼睛晒太阳，一晒就是一下午。
“南方的太阳不算太阳。”父亲总这么说，“软绵绵的，没劲儿。”
陈建国生在南方，长在南方，没见过父亲说的那种冬天。他记忆中的冬天总是阴雨绵绵，偶尔出太阳，母亲就会把被子抱到院子里晒。晚上钻进被窝，能闻到阳光的味道，暖暖的，香香的。
1976年冬天特别冷。陈建国十八岁，刚下乡回来，在街道工厂当学徒工。父亲那时在肉联厂上班，每天凌晨四点就要起床。那个冬天，父亲咳嗽得厉害，整夜整夜地咳。母亲用橘子皮、冰糖和梨煮水给他喝，不见好。
一天早晨，父亲出门前突然晕倒了。送到医院，说是肺炎，要住院。住院费一天两块五，父亲住了一星期就闹着要出院。“回家养着一样的。”他说。
母亲拗不过他，办了出院手续。回家的路上，父亲走得很慢，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气。那天有太阳，难得的晴天。父亲在路边找了块石头坐下，仰起脸，闭上眼睛。
阳光照在他脸上，他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。
“真暖和。”他说。
陈建国站在旁边，看着父亲。那是他第一次觉得，父亲老了。
三
父亲出院后，在家休养了一个月。那个月里，只要出太阳，母亲就会把藤椅搬到院子里，铺上棉垫，让父亲坐在上面晒太阳。父亲就那样坐着，有时候看书，有时候打盹，有时候什么也不做，只是看着天空。
陈建国下班回家，常看见这样的场景：父亲在阳光下打盹，母亲在旁边择菜，阳光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几乎要碰到一起。
有一天，陈建国听见父母在说话。
母亲说：“等你好利索了，咱们回趟东北吧。你都多少年没回去了。”
父亲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不回去了。那儿没人了。”
“看看老房子也好。”
“早没了。”父亲说，“上次来信说，街道扩建，都拆了。”
母亲不说话了，继续择菜。过了一会儿，她说：“那就在这儿好好过。南方也挺好，冬天不冷。”
父亲笑了：“南方的太阳，还是没劲儿。”
但他还是每天坐在院子里，晒太阳。陈建国发现，父亲晒太阳的时候，表情特别平静，那种平静是他在其他时候没有的。
四
母亲是2005年走的。那年冬天特别湿冷，雨下了整整一个月。母亲走的那天，终于放晴了。阳光透过病房的窗户照进来，照在母亲苍白的脸上。
父亲握着母亲的手，握了很久。陈建国站在病房门口，看见父亲俯身在母亲耳边说了什么，母亲的眼睛微微动了一下，然后闭上了。
父亲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看着外面的阳光。他站了很久，背影挺得笔直。
处理完母亲的后事，父亲的话更少了。他每天还是早起，买菜，做饭，看电视，睡觉。规律得像钟表。只是每到晴天，他一定会把藤椅搬到院子里，坐上一会儿。
陈建国问过他：“爸，你天天晒太阳，不腻吗？”
父亲说：“你不懂。”
陈建国确实不懂。直到他自己也老了。
五
妻子走的那年，陈建国五十七岁。也是冬天，也是肺炎。妻子在ICU住了二十三天，最后还是没撑过去。儿子从上海赶回来，处理完后事又要赶回去。临走前，儿子说：“爸，要不你跟我去上海吧。”
陈建国摇摇头：“我在这儿挺好。”
儿子欲言又止，最后还是走了。空荡荡的家里，只剩下陈建国一个人。
他开始理解父亲为什么喜欢晒太阳了。
冬天的阳光和别的季节不一样。春天的太阳太嫩，夏天的太阳太烈，秋天的太阳太凉。只有冬天的太阳，是温的，是柔的，是珍贵的。因为它少，因为它短暂，因为它出现的时候，往往是你最需要温暖的时候。
陈建国也养成了晒太阳的习惯。晴天的时候，他坐在父亲常坐的那把藤椅上，闭上眼睛，让阳光洒满全身。阳光照在脸上，暖洋洋的，像是母亲的手，像是妻子的手，像是所有离开的人，回来摸了摸他的脸。
有时候他会想起父亲的话：“南方的太阳不算太阳。”
现在他明白了，父亲说的不是太阳的温度，而是太阳的意义。在严寒中给予的温暖，在黑暗中给予的光明，在孤独中给予的陪伴——这样的太阳，才配叫太阳。
六
父亲最后那几年，耳朵背了，眼睛花了，但身体还算硬朗。陈建国每周去看他两次，给他带点菜，打扫打扫卫生。父子俩话不多，常常就是一起坐着，看电视，或者什么都不看，就坐着。
去年冬天，父亲感冒了一场，好了之后就更不爱动了。陈建国劝他多出去走走，他说：“走不动了，晒晒太阳就行。”
于是晴天的时候，陈建国就把藤椅搬到窗前，扶父亲坐下。父亲坐在阳光里，眯着眼睛，像一只老猫。
有一天，父亲突然说：“建国，我梦见你妈了。”
陈建国正在擦桌子，停下来问：“梦见啥了？”
“梦见我们在东北，老房子里。外面下着大雪，屋里烧着炕，暖和得很。”父亲说，“你妈在炕上纳鞋底，我在修锄头。窗户上都是冰花，但阳光照进来，亮堂堂的。”
陈建国没说话。父亲继续说：“你妈说，等开春了，把后院的地翻一翻，种点豆角。我说好。”
“然后呢？”
“然后我就醒了。”父亲说，“醒来一看，还在这个屋子里。”
陈建国走到窗前，和父亲一起看着外面的阳光。院子里的老槐树掉光了叶子，枝桠在蓝天的映衬下，像一幅水墨画。
“爸，”陈建国说，“等天气暖和了，我推你出去转转。”
父亲摇摇头：“不用了。这儿挺好。”
他伸出手，让阳光落在手心上。那双手布满了老年斑，皮肤薄得像纸，能看见下面青色的血管。阳光照在上面，手变得透明，像是玉做的。
“冬天的太阳，”父亲慢慢地说，“比任何季节都更让人珍惜。”
陈建国当时没太在意这句话。现在他想起来了。
七
父亲走后第七天，陈建国整理父亲的遗物。衣柜里整整齐齐地叠着几件旧衣服，抽屉里有一些证件和票据，还有一个铁盒子。
陈建国打开铁盒子，里面是一些老照片。有父亲年轻时的军装照，有父母的黑白结婚照，有自己小时候的照片，还有一张——陈建国拿起那张照片——是东北老家的照片。
照片已经发黄了，边缘有些破损。上面是一栋土坯房，房顶上积着厚厚的雪，屋檐下挂着冰溜子。房前站着两个人，看不清脸，但从身形看，应该是年轻的父亲和母亲。阳光从侧面照过来，在雪地上投下长长的影子。
照片背面有一行字，是父亲的笔迹：“1956年冬，老家门前。那天的太阳真好。”
陈建国看着这行字，看了很久。然后他抬起头，看向窗外。
又是晴天。阳光慷慨地洒满整个院子，老槐树的影子在地上画着抽象的画。两只麻雀飞过来，在枝头跳跃，震落一些细小的冰晶。冰晶在下落的过程中闪闪发光，像是碎了的钻石。
陈建国把照片放回铁盒，盖上盖子。他走到堂屋，抱起父亲的骨灰盒，又拿起母亲的遗像，走到院子里。
藤椅还在老地方。陈建国把骨灰盒和遗像放在藤椅上，自己拉了个小板凳坐在旁边。阳光照在身上，暖洋洋的。他闭上眼睛，感受着这份温暖。
他想起了很多事。想起父亲咳嗽的冬天，想起母亲晒被子的阳光，想起妻子最后的目光，想起儿子离家时的背影。所有这些记忆，都浸泡在冬日的阳光里，变得柔软，变得温暖。
原来父亲早就明白了。在经历了那么多寒冷之后，人才会真正懂得温暖的珍贵。在失去了那么多之后，人才会真正懂得拥有的意义。冬天的太阳之所以让人珍惜，不是因为它比其他季节的太阳更特别，而是因为在冬天，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太阳。
而我们的人生，不也是这样吗？那些最艰难的时刻，那些最寒冷的冬天，那些几乎要放弃的瞬间——然后一束光照进来，虽然微弱，虽然短暂，却足以让我们继续走下去。
这束光可能是一个人，一句话，一个记忆，或者，就是这样一个平凡的、冬日的午后阳光。
陈建国睁开眼睛。阳光正好，世界安静。骨灰盒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，母亲的遗像在微笑。他伸出手，让阳光落在手心上，就像父亲曾经做过的那样。
温暖从手心传来，一直传到心里。
他忽然明白了父亲最后那个表情。那不是痛苦，不是遗憾，而是——满足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有阳光照在脸上，有温暖留在心里，这就够了。
这就够了。
陈建国坐在院子里，一直坐到太阳西斜。当最后一缕阳光从院墙上消失时，他站起来，抱起骨灰盒和遗像，走回屋里。
屋里暗下来了，但他不觉得冷。
因为他知道，明天太阳还会升起。冬天的太阳，比任何季节都更让人珍惜。
但只要你记得它的温暖，它就永远不会消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