门房
陈福生醒过来的时候，窗户外头还是黑的。他睁着眼睛在床上躺了一会儿，听见隔壁屋里他女人的咳嗽声停了，又响起，又停了。他从被子里坐起来，脚踩到地上，地板凉得像是冬天的井水。今年是一九八七年，他五十三岁，在镇上的粮站做门房，已经做了十七年。
他穿上裤子，系好腰带，走出房门。灶台上还有昨天剩的半锅稀饭，他舀了一碗，站在灶台边上喝了。稀饭已经不热了，喝到嘴里是凉的，吞下去以后胃里才慢慢有点温度。他喝完稀饭，把碗放到水槽里，走到院子里。院墙根底下那棵槐树叶子落光了，枝杈叉在灰蒙蒙的天上。他看了一眼树，转身回屋拿了手电筒，推开门走出去。
巷子里没有人，两边的房门都关着。陈福生打着手电筒往前走，光柱照在地上，照到碎砖头，照到积水，照到一只死老鼠。他绕开那只老鼠，继续走。粮站在镇东头，从家里走过去要二十分钟。他走了十七年，闭着眼睛也能走到。
到了粮站门口，他掏出钥匙打开铁门，推进去。传达室里的灯绳他摸到了，拉了一下，灯泡亮了，黄黄的光铺在桌子上。桌上有一本登记簿，一个搪瓷缸子，一支圆珠笔。他把手电筒关了，放到抽屉里，坐下来。墙上挂着一面钟，指针指着五点四十。他还有二十分钟才正式上班，但他每天都这个时间到。
陈福生在传达室里坐到六点整，站起来打开大门。门外已经有人在等了，是粮站的一个会计，姓周，四十来岁，戴眼镜。周会计走进来的时候说了一句“老陈早”，陈福生点了点头，周会计就过去了。又过了一会儿，站长来了，站长姓刘，五十多岁，走路的时候两只手背在身后。刘站长经过传达室门口，陈福生站起来，刘站长摆了一下手，他就又坐下了。
上午没什么事。陈福生坐在传达室里，有人进来他就看一眼，认识的就点头，不认识的就让登记。十点钟的时候，他听见粮库那边有人在喊，声音很大，像是在吵架。他站起来走出传达室，看见粮库门口围了五六个人。他走过去，看见一个搬运工坐在地上，右腿蜷着，左脚光着，脸上都是汗。旁边的人说老吴崴了脚，从粮包堆上踩空了。有人去找了站长，刘站长来了以后看了看，说送医院。两个搬运工架着老吴站起来，老吴的左脚不敢沾地，一跳一跳地往外走。陈福生看着他们走出去，回到传达室里，又坐下了。
中午吃饭的时候，食堂的陈嫂端了一个铝饭盒过来，放到传达室桌上。陈福生打开饭盒，里面是米饭和白菜炒肉片。他吃米饭的时候，有一颗米粒粘在嘴唇上，他用手背抹掉了。吃完以后他把饭盒拿到水龙头底下冲了冲，还给陈嫂。陈嫂问他老吴的脚怎么样了，他说不知道。陈嫂又说老吴也五十多了，这一下怕是要养一阵子。陈福生听着，没说什么。
下午三点多，传达室的电话响了。陈福生接起来，对方是个女声，说是找他女人的。他女人在镇上的纺织厂做工，平时不会有人把电话打到粮站来。他问对方是谁，对方说她是纺织厂的。他说你等一下，挂了电话，跟刘站长说了一声，锁上传达室的门往纺织厂走。
纺织厂在镇西头，走路要半个小时。陈福生走得快，到的时候额头上出了一层薄汗。他找到打电话的那个女的，女的姓方，是他女人那条线上的组长。方组长说，他女人上午在车间里头昏倒了，送到医院去了，刚刚医院来电话说人没事，但要住几天。陈福生听完以后问了一句哪个医院，方组长说镇上那个，他就转身走了。
从纺织厂到医院还要走二十分钟。他走在路上，太阳已经到了西边，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。他盯着前面的路面走，步子不快不慢，跟他每天走路上班一样。
到了医院，他在一楼问了护士，护士查了查本子，说在二楼的病房。他上了二楼，推开病房的门，看见他女人躺在一张床上，闭着眼睛。他走过去，站在床边。他女人的脸色发白，眼窝陷下去一点，头发散在枕头上。他看了一会儿，在床边的凳子上坐下来。
过了大概十几分钟，他女人睁开眼睛，看见他，嘴唇动了动。陈福生问了一句“还晕不晕”，他女人说“不晕了”。他又问“医生说是什么”，他女人说“血太少了”。他说“那就补血”。他女人嗯了一声，又闭上眼睛。
陈福生坐了一个多小时。窗户外面的天开始暗下来，病房里的灯还没开，屋子里越来越暗。他站起来，走到门口，找到护士说了一声他要回去了，护士说可以。他又回到病房里，他女人睁开了眼睛，他说“明天再来”，他女人说“好”。他走出病房，下了楼，出了医院大门。
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。他打开门，摸到灯绳拉开灯，屋里亮起来。他走到灶台边上，看见早上剩下的稀饭还在锅里，已经凉透了。他把稀饭热了热，端到桌子上，坐下来吃。吃完了以后他把碗洗了，坐到床沿上，脱了鞋，躺下来。
屋子里很安静。隔壁屋里没有咳嗽声。
他闭上眼睛，脑子里什么也没想。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，一下一下，很有规律。再过一会儿，他睡着了。
第二天他照常五点钟醒。他一个人喝了稀饭，锁上门去了粮站。到了传达室，坐下来，等到六点开了大门。这一天跟昨天一样，有人进来他就看一眼，不认识的就让登记。中午陈嫂送饭来，说老吴的脚打了石膏，至少要歇两个月。他吃着米饭，夹了一片肉放到嘴里嚼。
下午他请了一个小时的假，提前下班去了医院。他女人的脸色比昨天好了一些，嘴唇也有了一点颜色。他坐在床边的凳子上，两个人都不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女人说“那边柜子里有苹果”，他看了看床头柜，拉开门，里面果然有几个苹果。他拿出一个来，又找了水果刀，坐在凳子上削皮。他的手很稳，削下来的苹果皮薄薄的，连成一长条，没有断。削好以后他把苹果递给他女人，他女人接过去，咬了一口。
他在医院坐到护士来送饭。看着他女人吃完饭，他站起来，说“走了”，他女人说“好”。他走出病房。
第三天，第四天，第五天。
他女人出院的那天刚好是星期天。他去办了手续，拿了药，扶着他女人出了医院大门。他女人走路还有点飘，走几步就要停一停。从医院到家平时走半个小时，那天走了一个钟头。到家以后，他把他女人扶到床上坐好，去灶台上烧了一壶开水，倒了一碗端过来，放到床头的凳子上。他女人端起碗喝了一口。他说“我去买菜”，他女人点了点头。
他去了菜市场。卖肉的摊子上还剩几块肉，他挑了一块带骨头的，称了一斤半。卖菜的老头那里他买了两把青菜，一把葱。拎着菜往回走的时候，他看见路边有人在卖鱼，盆里几条鲤鱼还在动。他站住看了看，问多少钱一斤。问了又不买了，拎着菜回家。
到了家，他洗了菜，切了肉，把炉子点着，坐上锅。他把带骨头的肉放进锅里煮，煮开了以后撇掉沫子，转小火。青菜他切好了放在一边，等肉煮烂了再放。葱切成段，拍了两瓣蒜。
他女人在屋里喊他，问他做什么。他说炖骨头汤。他女人说放点盐就行。他说知道了。
骨头汤炖了快两个小时。他关掉火的时候，汤已经煮成了白色。他把汤盛到一个大碗里，端到桌子上，又拿了两只小碗，两双筷子。他女人从屋里出来，慢慢走到桌边坐下。他给她盛了一碗，放到她面前。他女人拿起筷子，夹了一块肉，吹了吹，放到嘴里。
他自己也盛了一碗，低头喝汤。汤很烫，喝下去以后胸口是热的。
吃完饭以后，他把碗筷收拾了。他女人又回到床上躺着。他坐在堂屋里，从口袋里摸出烟袋，卷了一根烟，划了一根火柴点着。他抽了一口，烟雾在屋子里慢慢散开。窗户外面的天色发暗，槐树的影子印在玻璃上，黑黢黢的。
三年前，他的儿子陈水生还没死。水生在县里读高中，成绩不好不坏。每个星期六下午回来，星期天下午走。回来的时候书包里装两件脏衣服，走的时候带一罐咸菜。水生进门从来不敲门，直接推门进来，喊一声“妈”，把书包往凳子上一扔，去灶台上翻吃的。他女人每次都骂他一句，说他像狗刨食，但骂完以后还是会给他盛一碗饭端过来，有时候碗底卧一个鸡蛋。
水生十六岁那年的冬天，有一天晚上发烧，烧到四十度。那时候是半夜，卫生院关了门。他去敲卫生院的门，敲了很久，里面亮了灯，一个老头穿着棉袄出来开门。他领着老头回家，老头看了看水生，量了体温，说要去县医院，他这里治不了。他背上水生，他女人跟在后面，三个人在黑天里走了十里路到县医院。到了医院急诊，医生看了以后打了一针，到天亮烧退了。那之后，水生每次感冒，他女人都格外紧张，非要拉着去医院。水生不耐烦，说“就是感冒”，他女人还是拉着他去。
那几年他在粮站的门房工资是一个月四十二块。他女人的纺织厂是三十八块。水生读书一学期交学费二十五块，书费另算。每个月发工资那天，他女人把钱算一遍，一部分用来买米面油盐，一部分攒着交学费，剩下的用来买肉。买肉的日子通常是星期天，因为水生在家。
日子就是这样过的，说不出好，也说不出不好。就像门口那条路，踩了十几年，每一块砖头的位置都记得，闭着眼睛走也不会绊倒。
水生高三那年，没考上大学。回来以后在家待了两个月，说要出去打工。他女人不放心，他说他小舅在省城工地上做事，可以让水生去跟着。他女人想了想，同意了。走的前一天晚上，他女人给水生收拾东西，往行李袋里塞了两件秋衣，一条秋裤，一双新袜子。还装了一罐咸菜，一袋炒面。水生坐在凳子上看着，说够了够了。他坐在另一边，抽着烟，没说话。
水生走了以后，一个月来一封信。信很短，每次都是几句话。说在工地上，活不重，吃得饱。他女人每次收到信都要让他念，他念完以后，他女人收起来放到床头的抽屉里。那个抽屉里有六封信，他女人用橡皮筋扎着。
第一年过年水生没回来，说是工地上忙。第二年过年回来了一次，瘦了，黑了很多，人看着也老气了。他女人看着水生，眼眶位置上有水。水生说没事，坐下吃饭的时候扒了三碗干饭。
第三年，没有信来了。
等了两个月，他女人让他去找。他坐了三个小时的汽车到省城，找到他小舅。他小舅说水生半年前就不在工地了，跟几个人去南边了，具体去了哪里不知道。他在省城待了两天，能问的人都问了，都不知道水生去了哪里。他回到家，跟他女人说没找到。他女人听了以后，站了一会儿，又走到灶台边，拿起锅铲开始炒菜。
那之后，每个月该什么时候发工资，该什么时候买米，该什么时候腌菜，还是一样地做。门口的槐树一到春天就冒新叶子，到了秋天就落光，年年如此。他女人后来也没再提水生，只是在抽屉里那六封信上用橡皮筋又扎了一道。
又过了两年，有人带信回来，说水生在南边的河里淹死了。带信的人说得不清楚，只说可能是游泳的时候抽了筋，也可能是喝了酒以后下水的。尸体捞上来的时候已经泡了两天，认不出来了，但身上有他的身份证。带信的人把身份证带回来了。
他接过身份证，看了看上面那张脸。照片上的水生还很年轻，眼神直直地看着前面。
他把身份证拿回家，放在桌上。他女人从纺织厂回来，看见桌上的身份证，拿起来看了一会儿。他以为她会哭，但她没有。她把身份证放到抽屉里，跟那六封信放在一起，关上了抽屉。然后她走到灶台边洗米，淘米水倒进盆里，又倒掉。他把火生着了，锅坐上去，米下锅。
晚上吃饭的时候，两个人都没说话。菜是炒青菜，一碟咸萝卜。他喝了三两酒，酒是散装的，劲儿不大。他女人吃完饭以后洗碗，他坐在凳子上卷了一根烟。院子里的那棵槐树在风里簌簌地响。
第二天他照样五点起来，去粮站。他女人七点去纺织厂。日子照旧。
现在，他女人坐在床上喝着他炖的骨头汤，嘴唇上沾着油。她喝完一碗，他把她的碗拿过来又盛了一碗。他女人说“够了”，他说“多吃点”。他女人接过碗，低头继续喝。
汤喝完了，他把碗筷收走。他女人慢慢站起来，走到院子里。外面天已经黑了，那棵槐树看不见，只有一个模糊的轮廓。她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，又回到屋里。
陈福生卷了第二根烟。
他想起水生还小的时候，有一回也是冬天，那是一个星期天。水生在家，吃完午饭以后说要去河里捞鱼。他女人说不准去，水生不听，趁他女人不注意溜出去了。他知道了以后没说什么，在屋里坐到太阳偏西，然后站起来走了出去。
河离镇上有三里路。他走到河边的时候看见水生，还看见另外一个人。那个人他不认识，一个年轻男人，剃着平头，穿一件灰布棉袄，站在河边上。水生跟他站在一起，两个人说着什么。他走过去，快要走到跟前的时候，那个人看见了他，转身就走了。走之前那个人回头看了他一眼，他看清了那个人的脸，二十来岁，瘦，脸上没什么肉。
水生看见他，叫了一声“爸”。他走过去，抬手打了水生一个巴掌。这是他头一回打水生。水生没有哭，也没有说话，捂着脸转过身往回走。水流在河道的低处发出声音。他跟在水生后面走，风吹过来的时候，他的手指在袖口里抖。
回到家以后，他女人看见水生的脸，问他怎么回事。他说“该打”。他女人没再问，端了一盆热水过来，拧了毛巾敷在水生脸上。水生低着头，一声不吭。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，水生坐在桌边，脸上一块青。他女人往水生碗里夹了一片肉，水生埋着头吃完了。陈福生自己没怎么吃，酒比平时多喝了一两。
他到现在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。水生从没说过，他也没问过。那个人的脸他也忘了，只在有时候，比如现在，坐在堂屋里抽烟，屋子里安静得只剩下烟丝燃烧的声音，他想起来的，是他跟在水生后面走的那段路。水生在前面走，他在后面走，两个人都没说话。风吹过来的时候，水生的头发在动，肩膀微微耸起来，像是冷。
夜深了。他把烟头捻灭在鞋底上，站起来关了堂屋的灯。回到屋里，他女人已经睡下了，背对着他。他脱了衣服躺下来，被子拉到胸口。
他睁着眼睛看了一会儿天花板。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，已经很多年了，颜色发黄。他看了一会儿，闭上眼睛。
明天他要早起，粮站的大门口六点钟要开。
日子还是一样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