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屋
陈德顺在堂屋里坐了有半个钟头，眼睛看着门槛外头的太阳。太阳照在院子里的青石板上，青石板缝里的草已经枯了，黄焦焦的。他的手里捏着一根篾条，篾条的另一头搭在膝盖上。膝盖上的裤子磨得发白，布料薄得透光，能看见里头一层补丁。
他没想什么。太阳照在脸上，脸上的皮肤紧了紧。眼眶位置的褶皱里夹着些灰，他也不擦。
门槛外头有脚步声。没进来，只是在门口顿了顿，又走了。那是租他西厢房的女人，叫什么来着，他没记。三十来岁，带个孩子，在镇上的服装厂干活。每月初五交房租，从不拖欠，也从不说话。早上出去，天黑回来，回来就闩门，闩门的声音每次都响三下——铁栓子磕在木头上的第一下总是轻的，像是怕惊着谁，后两下才用上力。
陈德顺把篾条弯过来，弯过去。篾条在他手里翻来覆去地折了有小半个钟头了。他不做竹器已经三年，手艺废了，手还在。手指头记着竹子的韧劲，没事的时候就得捏点什么，捏什么都行。以前捏竹篾，后来捏稻草，现在捏什么都无所谓了，手上没个东西就觉得空。空了也不叫难受，就是空。
他抬头看了看天井上头的天。天灰蒙蒙的，说不上时辰。后屋传来水烧开的声音，咕嘟咕嘟地响。他没动。水烧开了一阵，咕嘟声小了，他才站起来，膝盖骨喀嗒响了一声。他走进灶房，把水壶从煤炉上拎下来。煤炉的火已经快熄了，煤眼儿里的火苗是蓝的，缩成一丁点。他往壶里又续了一瓢凉水，把壶搁回去，火苗晃了晃，没灭。
这是陈德顺的一天。每一天都这样。每天早上五点起来，煤炉捅开，烧水。水烧开了灌进暖瓶，再烧一壶。然后是扫地，堂屋、灶房、天井，三间屋子轮着扫。扫完地坐在堂屋里，坐到中午。中午热一碗剩饭，或者下把挂面。下午再坐一会儿，有时候编点东西，有时候什么都不编。天黑做饭，吃了睡。第二天还是这样。
他这么过了有十一年了。从他老伴去世那年算起。老伴是秋天走的，走后第二天，他还是五点起来捅煤炉，烧水，扫地。有人在背后说他心硬，他也不辩。他从不辩什么。有人当面安慰他，说节哀顺变，他嗯一声，手上接着干自己的事。
他儿子在外地打工，一年回来一次。回来也就是坐一坐，说几句话，放下点钱，又走了。儿子说的话他多半不接，儿子问身体怎么样，他说还行。问钱够不够用，他说够。问还做不做竹器，他说不做了。儿子走后，他把钱收进床底下的铁盒子里，该烧水烧水，该扫地扫地。
日子像水一样流过去，没声响。
1987年的时候，陈德顺三十九岁。镇上办了个竹器厂，他是第一批进去的工人。那时他手劲好，一天能劈三百根竹篾，根根匀称，拉出去能照见人影。竹器厂干了六年，厂子倒了。他把厂里剩的竹子买回来，在自家堂屋里接着做。竹椅、竹篮、竹筛、竹帘，逢三六九赶集去卖。卖到1995年，批发的塑料制品把价钱压到竹子钱都不够。他不做了，去工地上搬砖，搬了三年，腰坏了，回来种菜。种了两年，地被征了，他又回去做竹器。这回是给县城里一家工艺品店供货。竹子得劈得比头发丝还细，编成巴掌大的小篮子、小篓子，外地人买去摆在柜子上当玩意儿。价钱比从前高，但费眼睛，费手。2004年，他眼睛不行了，手也开始抖。抖得最厉害的时候，篾条都弯不过来。他停了手艺，从此靠儿子寄钱和房租过日子。
这些事情都过去了。过去了就过去了，他不翻出来想。有时候半夜醒来，脑子里会突然亮一下，闪过一些碎影子——竹器厂的铁皮棚子、工地上拌水泥的大铁锅、老伴蹲在天井里洗衣裳的背影。这些碎影子亮一下就灭，像火柴头划在砂纸上，擦一下，又黑了。他从来不顺着去想。影子上来了，他就翻个身。翻了身接着睡，睡不着就睁着眼等天亮。
天亮就好了。天亮了就有事做。有事做就不用想事情。
今天不太一样。
今天下午有人来。
来的是两个男人。一个穿蓝色夹克，四十来岁，提个黑色公文包。一个年轻些，穿件灰毛衣，手里拿着个文件夹。他们站在堂屋里，蓝夹克的男人递了根烟过来，陈德顺摆了摆手。
“大爷，我们是镇上的。”蓝夹克说，“前几次来都没见着您，今天正好您在家。”
陈德顺让他们坐。蓝夹克在长条凳上坐下来，灰毛衣还站着。陈德顺搬了张竹椅给他。竹椅上落了灰，他用袖子蹭了两把，灰毛衣接过来说了声谢谢，坐了。
蓝夹克说他们是为了拆迁的事来的。陈德顺听明白了。这一片要拆，盖商品房。老房子要么换楼房，要么拿钱走人。蓝夹克把文件从公文包里拿出来，一份一份摆在桌上。陈德顺看着那些纸，没动。
“大爷，您这房子一百三十平，按政策能换一套九十平的楼房，另外再补您六万块钱。”蓝夹克说，“要不您也可以全拿钱，按评估价算，大概二十一万。”
陈德顺没说话。他看见蓝夹克的手指在桌上叩了叩。
“大爷？”
“嗯。”
“您怎么看?换房还是拿钱?”
陈德顺把手里的篾条放在膝盖上。他想了想。不是想怎么选，是想他在这屋里住了多少年。他1963年搬进来的。那年他十五，跟他爹两个人把房梁架上去。房梁是杉木的，从后山运下来，他扛了一路，肩膀上磨掉一层皮。上梁那天他爹说，这房子盖好了，你以后成亲就住这儿。后来他真在这儿成的亲。再后来他爹死在这屋里，他娘死在这屋里，他老伴也死在这屋里。
他看了看房梁。房梁还在，黑漆漆的，年头久了看不出原来是杉木。
“不搬。”他说。
蓝夹克笑了笑，说这不是搬不搬的问题，是规划，规划下来了大家都得动。陈德顺又听他说了一阵，什么规划红线，什么公共利益，什么补偿方案。他听着，手里把篾条弯过来，弯过去。
蓝夹克说完了，看着他。陈德顺也看着他。两个人互相看了一会儿。
“我住这儿。”陈德顺说。
“大爷，这房子得拆。”
“拆了我住哪儿。”
“刚才不是说了嘛，安置房，就在镇上，有电梯的楼房。”
陈德顺低下头，把篾条又弯了一道。篾条弯到一定程度就弯不动了，再弯就断了。他松了手，篾条弹回去，恢复原来的样子。
“我住这儿。”他又说了一遍。
蓝夹克和灰毛衣对看了一眼。蓝夹克站起来，说大爷您再考虑考虑，改天再来。他把桌上的文件收回去，留了一张放在桌上。两个人走了。
陈德顺坐在堂屋里，听见他们的脚步声越来越远。脚步声没了之后，院子里又静了。他拿起桌上那张纸看了看。上面密密麻麻印满了字，他不看。他把纸对折，再对折，折成一个小方块，压在茶盘底下。
然后他站起来，走进灶房去看煤炉。煤眼里的火苗已经由蓝变黄，细细的一缕，像一根针竖在那儿。
他得续煤了。
晚上，西厢房的女人回来了。比平时晚了快一个钟头。陈德顺听见她开门，闩门，闩了三下。然后没声了。又过了一会儿，传来孩子的说话声，细细的，听不清说什么。女人的声音接了几句，也听不清。陈德顺在灶房里热饭，饭是中午剩的，加了点水煮成稀饭。他盛了一碗，坐在灶台边吃。稀饭烫嘴，他吹了吹，吸溜一口咽下去。食道里热乎乎的，热气从胸口往下走，走到胃里散了。
他听见西厢房的门开了。女人走出来，脚步朝灶房这边来。陈德顺没动。女人站在灶房门口，犹豫了一下，敲了敲敞着的门板。
“叔。”
陈德顺转过头看她。女人站在门口，身后是黑的天井。她穿着厂里的蓝色工装，袖口上沾着线头。脸上有些倦，眼睛下头青了一片。
“今天有人来动员拆迁了。”女人说，“他们找您没?”
“找了。”
“您怎么说?”
“不搬。”
女人沉默了一会儿。她低下头，脚尖蹭了蹭门槛。门槛磨得发亮，中间凹下去一块，那是几十年踩出来的。
“他们给我说，下个月底前得搬走。”女人说，“不管房东搬不搬，租房户得走。”
陈德顺把碗放在灶台上。碗底磕在瓷砖上，发出一声脆响。
“他们说下个月底。”女人又说了一遍。
“嗯。”
“我得找房子。”
“嗯。”
女人又站了一会儿。她想说什么，又没说，转身走了。陈德顺听见她回了西厢房，闩门，又是三下。这次第一下也是重的。
他把碗里的稀饭喝完，涮了碗，搁回碗架上。然后他走进堂屋，在黑暗中坐了一会儿。堂屋里没开灯。天井里透进来一点光，是西厢房的灯光从窗子里漏出来的。那点光落在青石板上，灰白的一片。陈德顺看着那光，什么也没想。他只是在等睡觉的时间。睡觉的时间到了，他就去睡。没到，他就坐着。
坐久了，他又开始弯那根篾条。
他想起一件事。不是有意想的，是篾条弯到某个角度时，那个画面自己浮上来的。
那是1983年。他大儿子四岁，小儿子刚出生。小儿子生下来就三天两头生病，老伴抱着孩子跑镇卫生院，跑县医院，钱像流水一样泼出去。竹器卖不上价，他一天劈三百根篾条，手上全是口子，口子刚愈合又裂开，十个手指头上都缠着胶布。
那时候他晚上睡不着。一闭上眼就看见医院的走廊，白墙，白炽灯，医生从走廊那头走过来，摇摇头。他看见那些画面，心口就缩起来。缩得紧紧的，像有只手攥着他的胃往下拽。
但白天他还是劈篾条。劈三百根。一根不多一根不少。有人问他担心不担心孩子的病，他说不上来。他说，得干活。
后来小儿子好了。怎么好的，谁也不知道。烧退了，能吃了，就这么过来了。但好了之后，陈德顺还是劈三百根篾条。劈完了吃饭，吃了饭接着劈。日子和从前一样。除了钱花完了，什么都没变。
小儿子七岁那年夏天，在河里淹死了。
那天下午陈德顺在竹器厂干活。有人跑来说你儿子掉河里了。他放下篾刀，跟着来人跑了三里地，跑到河边。河岸上围了一圈人。他老伴趴在河滩上，嗓子里发出一种不像人声的声音。小儿子躺在河滩上，浑身湿透，脸上是青白色的。
陈德顺走过去，蹲下来。他看见小儿子的嘴唇微微张着，嘴角有一点泥。他伸手把那点泥蹭掉了。然后他站起来，在河滩上站了很久。
后来有人问他，你当时想什么了。他说，他在想煤炉是不是忘了关。
这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，他几乎没再想起过。但今天晚上，他看着那根篾条弯过来弯过去，小儿子青白的脸突然在脑子里闪了一下。闪了一下就灭了，像从前每一次一样。他不往下想。他把篾条搁在桌上，站起来走进了卧室。
睡觉。
三天后，儿子打来电话。
陈德顺没有手机。电话是打到隔壁老张家的。老张在门口喊他，说德顺你儿子电话。陈德顺走过去，拿起听筒贴在耳朵上。儿子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，夹着咝咝的杂音。
“爸，听说要拆了?”
“嗯。”
“您怎么打算的?”
“不搬。”
儿子在那头沉默了一会儿。陈德顺能听见他呼吸的声音，还有背后嘈杂的车喇叭声。
“爸，您那房子也太老了。换套楼房住着多好，有厕所，有暖气。”
陈德顺没说话。老张家的灶台上搁着一碗没吃完的面条，面条已经坨了，筷子插在碗里，直直地竖着。陈德顺看着那碗面条。
“爸，您是不是舍不得?”儿子说。
陈德顺还是没说话。他不是不想说，是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舍不得，这话也对，也不对。他不是舍不得房子，房子有什么舍不得的。他是不知道自己离开了这房子还能干什么。
在这里，他每天早上五点起来捅煤炉，烧水，扫地。在这里，他坐在堂屋里，太阳从东边移到西边，他就跟着太阳挪椅子。在这里，他听着西厢房的女人开门闩门，闩三下。在这里，他的日子像水一样流过去，没声响。如果换个地方，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找到这些事来做。找不到事来做，那日子是什么?他不知道，也不想去知道。
“我再住一阵。”他说。
“爸——”
“我再住一阵。”
他把电话挂了。走出老张家，回到自己屋里。堂屋里的太阳已经移到了门槛边上，薄薄的一层光铺在门槛外头的青石板上。陈德顺走到堂屋里坐下，又拿起那根篾条。
过了一会儿，老张在门口探了探头。老张和他同岁，也住这一片，也是老房子。老张进来，在长条凳上坐下，掏了根烟点上。
“你儿子说啥?”
“让我搬。”
“你搬不搬?”
“不搬。”
老张吐了口烟。烟雾在堂屋里飘了一会儿，散了。
“我也不搬。”老张说，“但他们说了，不搬也得搬。到时候推土机开过来，你不走也得走。”
陈德顺没接话。他把篾条弯到不能再弯，松手，篾条弹回去。弯，松手，弹回去。就这么重复了不知道多少遍。
老张坐了一会儿，烟抽完了，站起来走了。
陈德顺继续弯那根篾条。弯着弯着，他忽然发现篾条上起了毛刺。那是被他反复弯折的地方，竹纤维一根一根地断了，表面上看起来还连着，其实已经不行了。他用手捋了捋那些毛刺，其中一根竹刺扎进了指腹。他低头看了看，把刺拔出来。指腹上冒出一颗血珠，圆圆的，亮晶晶的。他把血珠蹭在裤子上，继续弯篾条。
弯了几下，篾条断了。
断茬是白色的，新新的白。陈德顺看着那截断茬，把断掉的两截篾条放在桌上，并排搁好。然后他站起来，走进灶房。
该捅煤炉了。
进入十一月之后，天冷得很快。
陈德顺在堂屋里坐不住太久了。椅子搬到天井里，太阳底下，还能坐一个钟头。再久就不行了，脚趾头冻得发僵。他把棉袄翻出来穿上。棉袄是老伴活着的时候做的，面子是藏青色的卡其布，里面絮的是新棉花。穿了这么多年，棉花已经不蓬了，压得实实的，但还是暖和。袄袖口磨出了白线头，他把线头往里掖了掖。
这一片的老住户陆陆续续搬走了。老张也搬了。走的时候来跟陈德顺打招呼，说安置房在镇北，七栋三单元二零二。陈德顺点点头，说知道了。老张又说，你也早点搬吧，天冷了，这儿早晚待不住。陈德顺说，再住一阵。
老张搬走后，这一排老房子里就剩陈德顺和西厢房的女人。女人还没走。她去找了房子，没找到。镇上的房子都涨价了，拆迁户一窝蜂地找房，原来三百一个月的涨到了五百。女人跟陈德顺说，她再找找。陈德顺说嗯。
有一天傍晚，陈德顺在天井里收晾晒的衣裳。女人从外头回来，脚步匆匆的，一头扎进西厢房，连门都忘了闩。孩子在屋里哭，哭了几声停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女人出来，走到天井里。陈德顺正在收最后一件汗衫。汗衫冻得硬邦邦的，衣角翘起来，像一片铁皮。
“叔。”
“嗯。”
“工厂裁员了。”
陈德顺把汗衫从晾衣绳上扯下来，搭在胳膊上。他看了看女人。女人站在天井里，天已经黑了，天井里的灯没开，只能看见她一个黑乎乎的影子。影子站得直直的，肩膀端得很平。
“没活了?”陈德顺问。
“嗯。”
“再找。”
“找着呢。”
女人说完，转身回了西厢房。这回闩门了，三下。三下都是重的。
陈德顺把衣裳抱回屋里。屋里比外头还冷。煤炉的火封着，只留一个小眼儿通气。他在炉边坐下来，把手伸到炉子上头烤。烤着烤着，他发现自己的手抖得厉害。不是冷的那种抖，是那种从骨头里往外抖的抖法。他攥了攥拳头，抖停了一瞬，松开，又抖。他不再攥了。
第二天早上，陈德顺照常五点起来捅煤炉。捅完煤炉烧水，水烧开了灌进暖瓶，再烧一壶。然后他拿起扫帚扫地。堂屋扫到一半，他听见西厢房的门开了。女人走出来，孩子跟在身后。孩子背着书包，脸上还挂着没擦净的眼屎。女人牵着孩子走到大门口，回头朝堂屋里看了一眼。陈德顺正弯着腰扫地，她看了他一眼，他就点了点头。她也点了点头，拉着孩子走了。孩子的书包带子太长，耷拉在屁股后头，走起路来一颠一颠的。
陈德顺扫完了堂屋，扫灶房，扫天井。天井里的青石板缝里那几丛枯草还在，他扫到那儿时顿了一下。草根是扎在土里的，扎得不深，一拔就能拔出来。但他没拔。他绕过那丛草，继续扫。
上午十点多，蓝夹克又来了。这次是他一个人。他走进堂屋，看见陈德顺坐在椅子上弯篾条。那篾条是新的，陈德顺昨天从床底下翻出來的，不知道多少年了，颜色已经发黄，但韧性还在。
“大爷。”
“嗯。”
“文件下来了。”蓝夹克说，“拆迁期限到这个月底。到时候水电都得断，这一片就不好住了。”
陈德顺弯着篾条。
“大爷，楼上楼下电灯电话，不比这儿强?安置房我去看了，亮堂着呢，有热水器，有暖气。您这一把年纪了，也该享享福了。”
陈德顺把篾条弯了个圈。圈不圆，有点歪。他又弯了一下，把接头捏在手里。
“我住这儿挺好。”他说。
蓝夹克叹了口气，但他没走。他在长条凳上坐下来，掏出烟点上。两个人都不说话，屋里就剩烟在飘。烟飘到陈德顺面前，他没躲。烟散了。
“大爷，我干这工作五年了。”蓝夹克忽然说，“什么人我都见过。有哭着喊着要多赔钱的，有一句话不说就签字的，也有死犟着不走的。但你跟他们都不一样。”
陈德顺转过头看他。蓝夹克的脸在烟雾后面模模糊糊。
“你不是犟。你是根本不在乎。”蓝夹克说，“搬不搬对你来说都一样，你就是懒得动。我说得对不对?”
陈德顺低下头，又弯他的篾条。
“对。”他说。
蓝夹克把烟灭了，站起来。
“月底之前吧，大爷，到时候我再来帮您收拾。”
他走了。
陈德顺在堂屋里接着弯篾条。篾条在他手里弯过来，弯过去，弯成一个歪歪扭扭的圆。他把接头使劲攥了攥，攥紧了又松开，圆框弹回来，变形了，但没断。他把它放在桌上，看着它。它像一个不像任何东西的圈，搁在桌上，投下一个更歪的影子。
下午的时候，西厢房的东西开始往外搬。
女人一个人搬的。孩子没回来。她把衣裳、被子、锅碗瓢盆装进几个蛇皮袋里，一袋一袋扛到门口。门口停着辆电动三轮车，是借来的。她扛完最后一袋，又进屋检查了一遍。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把塑料梳子，梳齿掉了两根。她把梳子插在蛇皮袋的缝隙里。
陈德顺坐在堂屋里，看着她一趟一趟地搬。他应该出去帮个手，但他没动。他知道她不会要他帮。这个女人来这儿住了快两年，从没求过他什么事。水管子冻了，她自己烧热水去浇。灯泡坏了，她自己踮着椅子换。有一回夜里孩子发烧，她一个人背着孩子走到镇卫生院，天亮才回来。回来也不说，该上班上班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
女人搬完了，走到堂屋门口。她站在门槛外头，陈德顺坐在门槛里头。两个人隔着一道门槛。门槛上那道凹痕在正午的太阳底下显得更深了，像一道干涸的河床。
“叔，我走了。”
“嗯。”
“这个月的房租，我还没——”
“不用了。”
女人低下头。她站了一会儿，然后从工装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，放在门槛上。是一把钥匙。西厢房的钥匙。陈德顺看着那把钥匙，铜的，磨得发亮。钥匙圈上穿着一个塑料的红辣椒，那是孩子的手工课做的。辣椒已经褪色了，粉粉的。
“厂里说，过了年可能会再招人。”女人说。
“嗯。”
“到时候我再回来租。”
陈德顺把钥匙拿起来，握在手心里。铜钥匙凉凉的，凉意从手心传上来，沿着手腕走到胳膊肘，就停了。
“行。”他说。
女人转过身，跨上那辆电动三轮车。三轮车发动了，嗡嗡地响，慢慢地驶出了巷子。陈德顺听见三轮车的声音越来越小，小到听不见了，巷子里又安静了。他坐在门槛上，把手里的篾条搁在一边，就这么坐着。太阳照在身上，暖融融的。眼皮往下坠。他合上眼，打起盹来。
十二月十三号，推土机开进来了。
那是早上九点多。陈德顺刚扫完地，正坐在堂屋里喝热水。热水灌进喉咙里，热流从胸口往下走，走到半道就凉了。他听见远处传来发动机的轰鸣声，轰轰的，像雷声闷在地下。声音越来越大，越来越近。他端着搪瓷缸子，站起来走到门口。
一台黄色的推土机正从巷子那头开过来。推土机后面跟着几辆卡车，卡车上站着穿橘红色背心的工人。再往后，是一辆白色面包车。蓝夹克从面包车上下来，朝陈德顺走过来。
“大爷，今天正式开始拆了。”他说，“您先出来吧，东西我们帮您搬。”
陈德顺站在门槛后面。他手里的搪瓷缸子还冒着热气。他看着那台推土机，推土机的铲刀在太阳底下发光，亮得他眯起了眼睛。铲刀上沾着泥，是从前头那几条巷子里带来的。
“大爷?”
陈德顺转回身，走进堂屋。他在堂屋里站了一会儿，然后走进卧室，从床底下摸出那个铁盒子。铁盒子有点沉，里头装的是钱和房契。他把铁盒子夹在腋窝底下，又在屋里转了一圈。他想找出点什么东西带走，但看了半天，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。墙上的钉子挂着一顶旧草帽。床头塞着一张老伴的身份证，过期二十年了。桌上搁着他弯的那几个篾圈。
他把篾圈拿起来，看了看。三个篾圈，一个歪的，一个圆的，一个断的。他想了想，把这三个篾圈塞进铁盒子里，和钱搁在一起。
然后他走出门。门口的推土机已经熄火了，工人们站在旁边抽烟。蓝夹克迎上来，说大爷您放心，安置房的钥匙我们已经准备好了，我先送您过去看看。
陈德顺没应声。他是回头把那扇门关好的。
门是木门。门板上的漆早就掉光了，露出底下的木纹子，一道深一道浅。门轴转的时候吱嘎响，和他搬进来那年响的一样。他把门带上，门扣扣进扣环里，没锁。
然后他跟着蓝夹克上了面包车。面包车发动了，他在座位上坐下来，铁盒子搁在膝盖上。车窗外，推土机又发动了。黑色的烟从排气管里喷出来，顺着风往南飘。陈德顺看着那团黑烟，看着那台黄色的推土机慢慢朝他的房子开过去。铲刀抬起来，像一只巨大的手掌，按在墙壁上。
墙壁抖了一下。
陈德顺转过头，不看了。他把手伸进铁盒子里，摸到那几个篾圈。篾圈凉凉的，滑滑的。他摸了一圈又一圈。面包车拐了个弯，推土机的声音就听不见了。
安置房在镇北，七栋三单元。老张在二零二，他在三零二。
房子不大，两间卧室一个客厅。蓝夹克领着他看了一圈，说大爷您看，热水器在这儿，暖气开关在墙上，马桶是冲水的，您会用吧?陈德顺看了看那个白瓷马桶，点了点头。
蓝夹克又交代了一些事情，水电费的缴法，物业在哪儿，楼下超市怎么走。说完了，把钥匙交到陈德顺手里，说大爷，有事情打我电话。然后就走了。
屋里就剩陈德顺一个人。
他把铁盒子放在桌上，在客厅里站了一会儿。客厅的窗户很大，阳光照进来，铺在地上明晃晃的一大片。陈德顺走到窗户边，往下看。楼下是一条新修的水泥路，路边种着胳膊粗的樟树，树冠不大，树叶倒是绿的。路上有人走过，都是生面孔。一辆电动车骑过去，铃铛响了两声。
他站了很久。
太阳从东窗移到了南窗。光线从明晃晃的白变成了稀薄的黄。他转过身，走到厨房里看了一圈。厨房里有煤气灶，有抽油烟机，台面上干净得反光。他把煤气灶的开关拧了一下，啪啪啪打火，火苗跳起来，蓝幽幽的。他把火关了，又拧开，又关。反复了几次，不玩了。
他在屋里来来回回走了几趟。从客厅走到卧室，从卧室走到厨房，从厨房走到厕所。每一扇门他都推开看一看，看完关上。最后他走到茶几前，坐下来。沙发是新的，海绵还硬着，坐着不怎么舒服。他往旁边挪了挪，又挪回来，怎么坐都不对劲。
他站起来，走到阳台上。阳台上空荡荡的，什么都没有。晾衣杆倒是装好了，不锈钢的，锃亮锃亮。他摸了摸那根晾衣杆，冰凉冰凉的。
天黑了。
陈德顺回到屋里，把灯打开。灯是节能灯，白光，照得屋里像白天一样亮。这亮叫他有点不习惯。在老屋的时候，堂屋里就一盏四十瓦的灯泡，照出来昏黄昏黄的，人的影子拖在地上模模糊糊，像水里泡着的墨。
他走到厨房，想烧水。找了半天没找到水壶。他记得蓝夹克说都配齐了，但他在厨房里翻了三个柜子也没找到。没有就没有吧。他把煤气灶打开，用一个小锅子盛了水，搁在上头烧。小锅子是新的，锅底亮得照人，能看见自己的脸。他那张脸在水里晃来晃去，皱巴巴的。
水烧开了。他关了火，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地冒泡，泡冒了一阵停了。他往搪瓷缸子里倒了点热水，端着缸子走回客厅。搪瓷缸子是老屋带来的，底上有两处掉瓷，露着黑铁。
他坐在沙发上，端着搪瓷缸子。热水隔着缸壁烫着手心。他把缸子放在茶几上，人往沙发里靠了靠。
沙发太软。软得他的腰陷进去，整个人的骨架像被抽掉了一样。他换了个姿势，挺直腰杆，可过了一会儿，腰又陷下去了。他索性站了起来。
在客厅里还是像平时那样踱几步。
踱到第三圈，他站住了。
他发现自己不知道该干什么。
在老屋的时候，这个时间他应该在热饭。煤炉的火封了一天要捅开，捅开了坐上锅，锅里的剩饭加点水，咕嘟咕嘟煮成一碗稀的。他坐在灶台边，听着锅里咕嘟的声音，等着饭热。
可是这儿没有煤炉。煤气灶上的火一拧就来，一拧就走。不用捅，不用封，不用续煤。他也不用再扫地了。水泥地面光溜溜的，扫帚扫上去没声。天井也没有了。那几丛枯在青石板缝里的草，不知道被推土机推到哪里去了。
他走到阳台上，又走回来。走到厨房，又走到厕所。走到卧室，又走到客厅。最后他停在茶几前。他打开铁盒子，把那个歪歪扭扭的篾圈拿出来。
篾圈还是那个样子。接头处有点松了，他一掰就开。他把篾圈拆开，重新弯。弯过来，弯过去，弯成一个新的圈。新的圈比原来的圆一点，但圆不圆也无所谓。他把接头攥紧，松手，篾圈没弹开。他把它放在茶几下，又拿起来，再弯。
弯着弯着，他不弯了。
他把篾圈搁在茶几上，走到窗户边。外头的天全黑了。路灯亮起来，橘黄色的光打在水泥路上，路面上的裂纹一条一条地浮出来。一个老头牵着一条狗走过路灯底下，狗停下撒尿，老头站在旁边等。狗撒完了，老头又往前走，慢慢走出了路灯的光圈，走进暗里。
陈德顺看了很久。
然后他回到茶几前，坐下来，端起搪瓷缸子。缸子里的热水已经不烫了。他喝了一口，温吞吞的水从嗓子眼里滑下去，滑到胸口，就没了感觉。
他又喝了一口。
窗户外头有人家在做晚饭，锅铲炒菜的声音当当当响了一阵，香味飘过来，是炒肉。陈德顺吸了吸鼻子。他不饿。他只是闻了闻那个味道。味道钻进鼻子里，温温热热的，在鼻腔里转了一圈就散了。
他放下搪瓷缸子，站起来。
厨房里的小锅子还搁在灶上，锅里的水凉了。他把锅端起来，把水倒进水池里。水池下水道咕噜响了一声。他把锅放回去，又把煤气灶擦了一遍。擦完了，再看看屋里，好像真的无事可做了。
他就这么站着。
站了一阵，他去刷了牙，洗了脸，走进卧室。卧室的床是新的，铺着白床单。被子叠得方方正正的，搁在床尾。他把被子抖开，钻进去。被子里有股新棉花的味道，还有点樟脑丸的味儿，都生。
他闭上眼睛。
闭了一会儿，翻了个身。又翻了个身。床垫也是新的，弹簧硬，硌着肋骨。他把枕头抽出来垫在腰底下，舒服了一点。不舒服的是耳朵。这屋里太静了。老屋的夜里不这样。老屋的夜里有煤炉上水壶滋滋的声响，有老鼠在房梁上窸窸窣窣的跑动声，有风吹过瓦缝时细细的啸叫声。那些声音织成一张网，厚厚实实地罩在人的耳朵上，人就睡着了。可这儿什么都没有。隔音窗把外头的声音全挡在玻璃外面，屋里静得像一口井。
他听见了自己的心跳。咚，咚，咚，一下一下，不急不缓。这声音平时听不见，今天听见了。心跳声在黑暗里传得很远，好像这间屋子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这一个声音。
他翻了个身，把手按在胸口上。手心底下那个东西还在跳。咚，咚，咚。他数了。
他数到第二十七下的时候，忽然想起来——小时候他听过一句话，说人一辈子心跳的次数是定好的，跳完了，人就没了。
他不知道自己今晚剩下的心跳还有多少。
他不再数了。
他把手从胸口拿开，摊平在身体两侧。黑暗里什么都看不见。天花板在哪里他不知道，四面墙离他多远他也不知道。他只知道自己的手心和脚底是凉的，胸口是热的。这就够了。
咚，咚，咚。
不知过了多久，窗户上渐渐浮出一层灰白的光。天亮了。那层光从灰白变成淡黄，从淡黄变成金红。窗帘上印着的碎花图案一个一个地显现出来——是月季花，粉的，红的，开得密密麻麻。
陈德顺坐起来。
他穿上棉袄，走到客厅。客厅里的灯还亮着，白光刺了一下眼。他把灯关了，屋子里暗了一瞬，又被窗外的晨光照亮了。他走到窗前，看向外面的晨光，开始他在这新楼里第一天的日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