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门
李建国第一次听到那句话，是在一九七八年的冬天。
那天下午，太阳苍白得像一张旧报纸，斜斜地贴在县文化馆的灰墙上。他缩着脖子，把冻僵的手揣进破棉袄袖子里，站在文化馆门口已经等了两个钟头。馆长说今天有重要通知，让所有职工都来。
“李建国，你还杵在那儿干啥？进来暖和暖和。”门房老张从传达室探出头，嘴里哈出的白气像一团雾。
李建国摇摇头：“再等等，人齐了再说。”
其实他是怕。怕进去早了，又要听那些年轻同事的闲话。四十五岁的人了，还在文化馆当个临时工，每天就是扫地、烧水、整理旧报纸。那些二十来岁的小青年背地里叫他“李老头”，虽然他头发还没全白。
人陆陆续续来了。最后到的是馆长，一个戴眼镜的瘦高个，姓王。王馆长手里拿着一份红头文件，脸上的表情李建国看不懂——像是想笑，又像是想哭。
“都到齐了？”王馆长清了清嗓子，“今天叫大家来，是要传达上级的重要精神。”
文化馆的小会议室里挤了二十几个人。李建国站在最后面，背靠着冰冷的墙壁。有人咳嗽，有人搓手，窗玻璃上结着厚厚的霜花，外面的世界模糊不清。
王馆长开始念文件。那些词句李建国大多听不懂，“拨乱反正”“解放思想”“改革开放”……但他注意到馆长的声音在发抖，拿文件的手也在发抖。
念到最后，王馆长摘下眼镜，用袖子擦了擦，又戴上。他看了大家一圈，说：“简单说，就是以后不一样了。文化馆要恢复功能，要真正为群众服务。我们……”他停顿了一下，“我们要打开门，让新的光芒进来。”
李建国心里咯噔一下。
开门？文化馆的门不是一直开着吗？每天早上八点，他第一个来，用那把生了锈的钥匙打开大门上的挂锁，然后把两扇厚重的木门推开。下午五点，他再锁上。日复一日，十年了。
散会后，李建国照例留下来打扫。他拿起扫帚，从会议室角落开始扫起。地上有烟头、瓜子壳、揉成团的废纸。他扫得很慢，一下，一下，竹扫帚划过水泥地，发出沙沙的声音。
“建国啊。”
李建国抬起头，看见王馆长站在门口。
“馆长。”
王馆长走进来，拉过一把椅子坐下，又指了指另一把：“坐，咱俩聊聊。”
李建国放下扫帚，拘谨地坐下，只坐了半个屁股。
“你在文化馆干了十年了吧？”王馆长问。
“十一年零三个月。”李建国说。
“记得这么清楚。”
“我一九六七年三月来的，那天是我儿子满月。”李建国说完就后悔了。他不该提儿子。
王馆长点点头，没追问。他点了一支烟，抽了两口，说：“刚才会上说的，你有什么想法？”
李建国低下头：“我听组织的。”
“不是问你这个。”王馆长把烟灰弹在地上，李建国下意识地看了一眼，又赶紧移开视线，“我是问你自己，你怎么想？打开门，让新的光芒进来——这话你怎么理解？”
李建国沉默了。他盯着自己那双裂了口子的手，手上的冻疮一到冬天就犯，又痒又疼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说：“馆长，文化馆的门，我每天开，每天关。但十一年了，进来的人越来越少。刚来那会儿，阅览室还能坐满，现在……”他摇摇头，“现在有时候一天就两三个人，还都是来避雨或者取暖的。”
“所以门是开了，但没光进来。”王馆长说。
李建国不说话了。这话太大，他接不住。
王馆长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用手指抹开一片霜花，看着外面：“我打算把阅览室重新整理，进一批新书。不是马列著作，是真正的书——小说、诗歌、科技、历史，什么都行。还要办讲座，请人来讲课，什么都讲。你觉得行吗？”
李建国也站起来：“馆长，这得花多少钱啊？而且……上面能让吗？”
“上面让了。”王馆长转过身，眼睛里有种李建国从未见过的光，“文件上说了，要大胆地试，大胆地闯。建国，我想让你负责阅览室。”
李建国愣住了。
“我？我不行，我初中都没毕业……”
“你认识字吧？”
“认识。”
“你爱看书吧？我常见你打扫时，拿着旧报纸能看半天。”
李建国脸红了。那是他唯一的享受，看那些过期的报纸，从第一版看到最后一版，连中缝的广告都不放过。
“就这么定了。”王馆长拍拍他的肩，“下个月开始，你不是临时工了，转正。工资涨到三十八块五。”
李建国张了张嘴，没发出声音。他感觉眼睛有点热，赶紧低下头。
那一晚，李建国失眠了。
他躺在文化馆后院那间八平米的小屋里——那是他的宿舍，也是他的家——睁着眼睛看黑暗。屋顶有片漏雨的地方，月光从那里渗进来，在地上投下一小块亮斑。
打开门，让新的光芒进来。
他翻了个身，木板床吱呀作响。儿子要是还在，今年该十一岁了。一九六九年，儿子两岁，发高烧，送到医院已经晚了。医生说要是早来两个小时……妻子哭晕过去三次，后来就疯了，整天说胡话，第二年掉进河里，没救上来。
从那以后，李建国就像一扇关死的门。他按时开门，按时关门，但门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灰尘和回忆。
第二天，李建国起得特别早。
他打开文化馆的大门时，天还没亮透。冬日的清晨冷得刺骨，但他没像往常那样赶紧躲进屋里。他站在门口，看着空荡荡的街道。
街对面是国营饭店，已经开始生火做早饭了，烟囱里冒出青烟。再往右是百货商店，橱窗里的模特穿着褪了色的衣服，摆着僵硬的姿势。左边是邮局，绿色的门紧闭着。
一切都和昨天一样，和十年前一样。
但李建国觉得不一样了。他说不清哪里不一样，就像一潭死水，突然被扔进了一颗小石子，虽然水面很快就恢复了平静，但那颗石子已经沉在了水底。
他开始整理阅览室。
那是个五十平米左右的房间，靠墙摆着八个书架，大部分是空的。有书的几个架子上，落着厚厚的灰尘。李建国打来水，找来抹布，从第一个书架开始擦。
灰尘在晨光中飞舞，像无数细小的生命。李建国打了个喷嚏，继续擦。一本，两本，三本……他把书拿出来，擦干净，再放回去。有些书页已经粘在一起，他小心翼翼地分开。
中午，王馆长来了，手里拿着一个纸包。
“还没吃吧？给你带了俩包子。”王馆长把包子递给他，环视阅览室，“怎么样？”
李建国嘴里塞着包子，含糊地说：“擦了一半了。馆长，这些书……太旧了。你看这本，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五三年的版本，都快散架了。”
“先整理出来，看看有多少能用的。”王馆长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，翻了翻，“新书我已经去订了，下个月能到一批。对了，你会写毛笔字吗？”
李建国摇头。
“我找人来写个新牌子。”王馆长说，“不叫‘阅览室’了，叫‘知识天地’，怎么样？”
李建国觉得这名字有点大，但他点点头：“好。”
一个月后，新书到了。
那天下午，一辆解放牌卡车停在文化馆门口，司机跳下车，喊：“李建国！书到了！”
李建国跑出来，看见车上堆着几十个纸箱。他签了字，和司机一起把箱子搬进来。箱子很重，但他不觉得累。
打开第一个箱子，是新出的《人民文学》杂志，整整一百本。第二个箱子是小说，《青春之歌》《林海雪原》《红岩》……第三个箱子是科普读物，《十万个为什么》《科学家谈二十一世纪》……还有诗歌、历史、美术，甚至有几本关于裁缝和木工的技术书。
李建国一本本拿出来，摩挲着崭新的封面，闻着油墨的香气。他想起小时候，父亲带他去镇上的书店，他站在柜台外，眼巴巴地看着架子上的小人书。父亲摸摸口袋，最后只买了一个作业本。那是他离书最近的一次。
现在，他有了一屋子的书。
新牌子挂上的那天，王馆长弄来了一挂鞭炮。噼里啪啦的声音引来了不少人，街坊邻居都围在文化馆门口看热闹。
“知识天地”四个红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
李建国穿着他那件最干净的蓝布衫，站在门口。有人问：“李老头，这真是免费看的？”
“免费，凭身份证登记就行。”李建国说，声音比平时大。
第一天，来了十五个人。
第二天，来了二十三个。
第三天，三十八个。
阅览室的椅子不够坐了，有人就坐在地上，靠墙看。李建国每天早早开门，很晚才关。他学会了给书分类，学会了修补破损的书页，学会了轻声提醒说话大声的人。
春天来了，文化馆院子里的老槐树发了新芽。王馆长又有了新主意：办讲座。
第一个来讲课的是县一中的语文老师，讲《红楼梦》。那天晚上，阅览室里挤满了人，连窗外都站着人。老师讲贾宝玉和林黛玉，讲大观园的兴衰。讲到动情处，台下有人抹眼泪。
李建国站在最后面听着。他从来没读过《红楼梦》，但他听懂了那种悲伤。
讲座结束后，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找到他：“李师傅，能不能借纸笔？我想记点东西。”
李建国给了他纸笔。年轻人就着昏暗的灯光，飞快地写着。写完了，他抬起头，眼睛亮晶晶的：“李师傅，你们这儿真好。我在农机厂上班，每天就是和机器打交道，都快忘了自己还会思考了。”
那天晚上，李建国又失眠了。但不是因为悲伤，是因为一种陌生的充实感。
夏天，文化馆来了个奇怪的客人。
那是个瘦小的老头，背有点驼，穿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。他每天下午准时来，总是坐在同一个角落，看同一类书——全是关于天文学和物理学的。
李建国注意到他，是因为他看书的方式很特别：不是一页页翻，而是盯着某一页看很久，手指在纸上比划，嘴里念念有词。
有一天，老头抬起头，正好碰上李建国的目光。他招招手。
李建国走过去。
“同志，你们这儿有最新的《天体物理学报》吗？”老头问，口音不是本地的。
李建国摇头：“没有，我们这儿都是普及读物，专业的很少。”
老头有些失望，但很快又说：“那有没有《爱因斯坦文集》？中文版的就行。”
这个有。李建国记得在新书里看到过。他找出来，递给老头。
老头接过书，像接过什么珍宝。他翻开第一页，看了两行，突然哭了起来。
没有声音，只是眼泪顺着皱纹往下流。
李建国慌了：“您……您怎么了？”
老头摆摆手，掏出一块手帕擦眼泪：“没事，没事。我就是……好多年没看到这本书了。”
后来李建国才知道，老头姓陈，是省城大学的教授，五七年被打成右派，下放到这个县的农场劳动。去年刚平反，但身体垮了，退休回了老家——就是这个县城。
“我以前教物理。”陈教授说，“二十年没摸过专业书了。那天路过这儿，看见‘知识天地’四个字，我就想进来看看。没想到……”
他没说下去，但李建国懂了。
陈教授成了文化馆的常客。后来，他主动提出要办讲座，讲“宇宙的奥秘”。海报贴出去那天，李建国有些担心：这么深奥的话题，有人听吗？
结果那天晚上，人比讲《红楼梦》时还多。
陈教授站在前面，没有讲稿，只拿着一支粉笔。他从地球讲到太阳系，从银河系讲到宇宙大爆炸。他讲得那么投入，那么生动，仿佛不是在讲课，而是在分享一个他深爱多年的秘密。
讲座结束后，一个中学生挤到前面，怯生生地问：“陈老师，您说的黑洞，真的能把光都吸进去吗？”
陈教授眼睛亮了：“问得好！来，我给你画个图……”
李建国看着这一幕，突然明白了“打开门，让新的光芒进来”是什么意思。
门一直开着，但进来的不只是人，还有光——求知的光，思考的光，被压抑多年终于得以释放的光。这些光照亮了灰尘满布的阅览室，也照亮了每一个走进来的人的眼睛。
秋天，李建国做了个决定：他要学认更多的字。
不是简单地看报纸，而是真正地读书。他从最简单的开始，读儿童读物，读拼音版的《西游记》。遇到不认识的字，他就记在小本子上，等陈教授来了问。
陈教授很高兴，不仅教他认字，还给他讲字后面的故事。讲“人”字为什么一撇一捺，讲“爱”字为什么有个心。
“建国啊，你知道‘光’字怎么写吗？”有一天，陈教授问他。
李建国点头，在纸上歪歪扭扭地写了个“光”。
“你看，”陈教授指着字说，“上面是个‘火’，下面是个‘儿’。古人认为，光就是火的儿子，是火散发出来的东西。多美的想象。”
李建国盯着那个字，看了很久。
冬天又来了。
又是一九七八年的冬天，整整一年过去了。文化馆的“知识天地”成了县城里最热闹的地方之一。不仅年轻人来，老人也来；不仅学生来，工人、农民也来。有人来读书，有人来听讲座，有人只是来坐坐，感受那种氛围。
元旦前一天，王馆长找到李建国：“建国，明年有什么打算？”
李建国正在整理新到的杂志，头也不抬地说：“想把书架重新排一下，按科目分得更细些。还有，窗户该修了，漏风。”
“还有呢？”
李建国停下手里的活，想了想：“想办个借书证制度，让大伙能把书带回家看。不过得收押金，不然书回不来。”
王馆长笑了：“还有呢？”
李建国不明白馆长的意思。
王馆长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：“给你的。”
李建国打开，里面是一张表格和一份文件。表格是“职工进修申请表”，文件是省文化干部培训班的招生通知。
“馆长，这……”
“我推荐你去。”王馆长说，“三个月，在省城。学图书馆管理，学文化活动组织。你去不去？”
李建国的手在抖。省城，他这辈子只去过一次，是送儿子去省医院。那是十年前的事了。
“我……我行吗？我都这把年纪了……”
“四十六岁，正当年。”王馆长说，“建国，知识天地是你一手搞起来的，你最知道大伙需要什么。去学学，回来把咱们这儿搞得更好。”
李建国看着手里的表格，那些格子小小的，白白的，等着他去填。
那天晚上，他坐在阅览室里，没有开灯。月光从窗户照进来，在地上投下一个个方形的光斑。书架静静地立着，书静静地躺着，仿佛都在等待什么。
他想起一年前的今天，也是这么冷，他站在文化馆门口，等着开会。那时他觉得，自己的一生就像这冬天的街道，冷清，空旷，一眼能看到头。
但现在，一切都不同了。
他站起来，走到门口，推开那扇他每天推开的门。冷风灌进来，他打了个寒颤，但没有马上关门。他站在门槛上，一只脚在里，一只脚在外。
街对面，国营饭店的灯还亮着，有人在吃宵夜。百货商店的橱窗换了新陈列，模特穿上了红色的羽绒服。邮局门口新装了路灯，黄色的光晕染开一小片黑暗。
远处，不知道谁家还在放收音机，隐隐约约传来歌声：“我们的明天，我们的明天，比呀比蜜甜……”
李建国深深吸了一口寒冷的空气，感觉肺里清清凉凉的。
他关上门，但没有上锁。明天，明天一大早，他还要来开门。
让新的光芒进来。
不止是阳光，不止是月光，是所有渴望光明的人眼里的光，是所有被翻开的知识页面上反射的光，是所有被点燃的思想发出的光。
这些光会进来，照亮这个房间，照亮这个县城，照亮每一个愿意推开那扇门的人。
李建国走回自己的小屋，拿出那张申请表。他拧亮台灯，铺开纸，拿起笔——那支陈教授送给他的钢笔。
在“姓名”一栏，他工工整整地写下：李建国。
字迹不算漂亮，但一笔一划，清清楚楚。
就像一扇终于完全打开的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