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树根
赵树根在渠边蹲着的时候，天还没亮。
他右手夹着一根烟，烟灰积了老长一截，没弹。眼睛看着脚边的草。草叶上挂着水珠子。不是雨，是露水。他每天三点半起床，四点到渠边，那时候露水就已经在了。夏天露水重些，秋天少些，冬天渠边什么也没有，草枯了，剩下一层白霜。
他蹲在那里，听见身后村子里谁家的狗叫了两声，又安静了。接下来是水的声音。渠水从南往北淌，撞在闸门上，闷闷地响。这声音他听了二十三年。
他站起来的时候，膝盖响了一下。
赵树根拎起放在脚边的铁锹，开始沿渠往南走。铁锹的木把磨得发亮，手握的那一截比其他地方细了一圈，颜色发黑。他走过第一道闸门的时候，探头看了一眼水位。水面上飘着几片草叶子，正慢慢地打着转。他用锹把在水里搅了搅，觉得没什么问题，继续往前走。
走到第三根电线杆的时候，他停下来。这里有一段渠帮矮了一截，上次下雨冲出了一个小豁口。他用锹从旁边铲了些土，拍在豁口上，踩实了。土是湿的，踩上去发出噗噗的声音。
这时候东边的天空已经有了一点灰白色。他抬起头看了看，又低下头继续干活。
四点半的时候，他听见了摩托车的声音。不用回头也知道是李建设来了。李建设在镇上开了个小卖部，每天这个点去县城进货，摩托车声音突突突地从渠边那条土路上过去。李建设经过的时候按了一声喇叭，赵树根抬了一下手，没回头。摩托车的声音越来越远，最后听不见了。
赵树根继续往南走。渠边的草越来越密，露水打湿了他的裤腿。他穿的是那种蓝色的卡其布裤子，膝盖上打了两个补丁。裤子湿到小腿肚子的时候，他停下来，甩了甩脚上的泥。布鞋也湿了，鞋底粘了厚厚一层泥。
走到渠的最南头，天已经大亮了。他看见太阳从东边的杨树林后面升起来，光线斜斜地射过来，照在渠边的草叶上。那些露水珠子在这一刻突然亮起来，亮得有些刺眼。他眯了眯眼睛，转身开始往回走。
回到那棵歪脖子柳树旁边的时候，他看见树底下蹲了个人。走近了才看清是王长贵。王长贵蹲在那里，手里拿着一根树枝在地上划拉。
“早。”赵树根说。
“早。”王长贵说。
两个人蹲在树底下，各自抽了根烟。烟雾在早晨的阳光下慢慢散开，飘到渠水面上，跟水汽混在一起。赵树根看着自己手里的烟，看着烟灰掉在鞋面上，没有弹。
“水位怎么样。”王长贵问。
“老样子。”赵树根说。
“这个月该清淤了。”
“嗯。”
两个人又把烟抽了一会儿。王长贵站起来，把烟头丢进渠里，看着它在水面上漂了一小段，然后往村子里走了。赵树根也站起来，继续蹲着也没什么意思。
他回到渠口那间小屋里的时候，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。屋里有一张木板床，一个煤炉，一张方桌，桌上放着一个搪瓷缸子。他拿起缸子看了看，缸沿上有一个豁口，里面还剩半缸子凉水。他端着缸子走到渠边，弯腰舀了些渠水，把缸子放回桌上。
煤炉子已经灭了，他用火柴重新点着，搁上一只铝锅。锅里是昨天晚上剩的稀饭，凉了之后凝固成一块一块的。他用筷子搅了搅，盖上锅盖。
等稀饭热了，他就着咸菜疙瘩吃。咸菜疙瘩是上个月他女人带来的，装在塑料袋里，吃了还剩下半块。他咬了一口，嚼了嚼，咽下去，又喝一口稀饭。
吃完早饭，他拿起铁锹又出了门。已经是上午了，太阳光照在身上有点热。渠边的露水早就没有了，草叶干巴巴地站在那里。
赵树根继续沿着渠走。他每天走六个来回，上午三个，下午三个。这条渠从头到尾三里半地，六个来回就是二十一里地。他走了二十三年。
二十三年不是从今年开始算的。是从哪一年开始算的他也记不太清了，反正那年村里分地，他分到渠边这七分地，就开始看渠。后来地包给人家种了，他还在看渠。后来渠也包给人家管了，他还在看渠。人家问他你咋还看，他说看了这么多年了。
下午三点钟的时候，他女人来了，骑着一辆三轮车。三轮车上拉着两袋子面，还有一小桶菜籽油。她骑着三轮车从村子里出来，沿着渠边的土路往小屋这边来。远远地，赵树根就看见车把晃来晃去的。
他走过去接过车子，推到小屋门口。
他女人从车上下来，先喘了口气。她胖，脸上晒得黑红黑红的，额头上全是汗。她撩起衣襟擦了擦脸，把面袋子抱进屋，又把油桶拎进去。
“还剩下半块咸菜疙瘩。”赵树根说。
“够不够吃。”她说。
“够了。”
她从三轮车前面的筐子里摸出一个塑料袋，里面装着两个馒头。馒头已经凉了，硬邦邦的。她把馒头放在桌上，又摸出一罐头瓶子辣椒酱。
“你吃吧。”她说。
他拿起一个馒头，掰开，往中间抹了些辣椒酱，咬了一口。馒头太硬，嚼起来费劲，他嚼了好一会儿才咽下去。
她坐在床上，眼睛四下看了看。屋里没有什么好看的，四面墙，一张床，一个炉子，一张桌子。墙上有水渍，夏天返潮的时候渗出来的，现在已经干了，留下一圈一圈黄褐色的印子。她看了一会儿，又看窗外。窗户外头就是渠，渠水哗哗地淌着。
“这水声你能睡得着。”她说。
“睡得着。”他说。
“我是睡不着。”
“你是你。”
她不说话了，站起来把桌上的搪瓷缸子拿起来看了看，看见缸沿上那个豁口，拿手摸了摸。她把缸子搁回去，走到煤炉前，用火钳子捅了捅炉灰。
“我走了。”她说。
“嗯。”
她出了门，骑上三轮车。赵树根站在小屋门口，看见她用力蹬了几下，三轮车轮子在土路上碾出一条新印子。下午的阳光照在她背上，衣服上有一块汗渍，深色的那一块格外扎眼。三轮车拐了个弯，看不见了。
他回屋，看见桌上还剩下一个馒头，用塑料袋重新包好，放进碗柜里。
傍晚的时候他又走了一遍渠。这时候草叶上又开始有湿气了，但还没有结成露水。太阳落到杨树林后面去了，天边红了一大片，然后红色慢慢变成暗蓝色，最后黑了。渠水在夜里流得声音更大，赵树根拎着手电筒走了一趟，手电筒的光照在水面上，水是黑的。
回到小屋，他坐在床上，把鞋脱了。布鞋的底子磨得快穿了，鞋垫抽出来，潮乎乎的。他把鞋垫放在煤炉边上烘着，点了一根烟。
那年他巡渠的时候，在第三根电线杆那个位置，看到过他的儿子。儿子蹲在渠边，往水里扔石子。那会儿儿子才八岁，现在儿子三十一了，在深圳打工。今年过年说回来，又说买不到票了。他女人打电话的时候跟他说的，说的时候她的眼睛往旁边看了看。
赵树根把烟抽完，站起来把挂在墙上的电话拿下来看了看。电话是那种老式的座机，黑色的，上面一层灰。他用手抹了抹，又挂了回去。电话这个星期没响过。
他刷了牙，洗脸，把洗脚水倒进渠里。然后躺在床上，耳朵里全是水声。水声二十三年没有停过，他早就听不到了。真正安静下来的时候，他甚至觉得没有水声反而睡不着。
但今天也许是喝了凉水，肚子不舒服。半夜里他醒了一次，睁开眼睛，看见月光从窗户照进来，照在地上，地上那两块砖之间的缝隙里长着一棵草。草很小，从砖缝里挤出来的，月光把它照得发白。他盯着那棵草看了一会儿，又不舒服了，起身披了件衣服出去。
出门左拐十几步，有一丛矮灌木，他走到后面解开裤子。蹲下来的时候看见草叶上已经挂满了露水，在月光下白花花的，像女人的碎头发。风吹过来，草动了一下，露水珠子颤了颤，没有掉下去。
他蹲在那里，听见远处什么地方有鸟叫了一声，又安静了。
回到屋里，他在裤子上擦了擦手，重新躺在床上。这次肚子不疼了。他闭上眼睛，想起刚才看见的草叶上的露水，想起那些露水明天太阳一出来就都会没了。但他想，没了就没了，明天晚上还会有的。他守了这么多年渠，天天早上都看见露水，从来没想过露水有什么稀罕的。它们自己挂上去，自己掉下来，没有人看，也没有人管。
想到这儿，就睡着了。
第二天，赵树根还是三点半起床。
他穿上衣服，把布鞋蹬上，鞋垫已经烘干了，硬邦邦的。他拿起铁锹走出小屋的时候，看了一眼天。天上还有星星，但东边已经有一道极淡的青光。他在渠边蹲下来，点了今天的第一根烟。
草叶上的露水比昨晚蹲在那丛灌木后面时看见的还要密，几乎每片叶子上都挂着，有的草叶被露水压得微微弯着。他伸手碰了一下旁边的草，指头上沾了一片凉意。他把手在身上蹭了蹭，然后站起来。
膝盖又响了一下。
他拎起铁锹，开始往南走。
2003年夏天涨水那次，渠水漫过了渠帮，淹了旁边的二十几亩玉米地。那天半夜他起来撒尿，看见水从渠里漫出来了，立马扛着铁锹冲出去，摸黑挖开了一道排水沟。天上打着雷，雨水浇在他身上，他把铁锹抡起来一下一下地挖，泥点子溅了一脸。等他挖通了排水沟，水顺着沟流回去了，他才发现脚上的鞋被泥吸掉了一只。天亮之后他打着赤脚去找到了那只鞋，鞋陷在泥里，鞋口上积了一汪雨水。
那年村里给他发了五百块钱，还给他发了一张奖状。他把奖状贴在小屋墙上，后来有一年墙上渗水，奖状糊掉了，字也看不清了。他给撕了。
走了三里多地，他觉得自己今天脚步有点沉。不是累了，是腿关节里头发涩，像生了锈的铁轴。以前不是这样的，四年前开始觉得腿不利索了，去年冬天摔过一跤，摔在渠帮上的冰面上，磕了膝盖。他爬起来，觉不出疼来，又继续走。但打那次起膝盖到了阴天就疼。
今天天气好，膝盖应该不疼。可是还是发沉。他甩了甩右腿，不管用，继续走。
走到第五根电线杆那儿，他看见一只死猫，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掉进水渠里淹死的，天亮的时候水把它冲到渠帮边上，卡在石头缝里。猫是黑灰色的，毛贴在身上，肚子涨得鼓鼓的。赵树根用锹把把它拨了一下，猫顺着水流往下游冲走了。他站在那里看着猫漂了一会，看不见了，又往前走了。
六点半的时候太阳出来了。等他走到最南头再走回来，太阳光已经把渠照得亮堂堂的。那些露水开始一点一点地没了。先是大片的草叶上的没了，然后那些藏在草窝深处的小颗的也没了。赵树根走过的地方，裤腿还是会沾湿，但现在湿得快干得也快。
他回到小屋的时候，王长贵又蹲在歪脖子柳树底下。看见赵树根走过来，王长贵站起来，搓了搓手上的泥。
“今天你那头咋样。”王长贵说。
“死了一只猫。”赵树根说。
“野猫？”
“花猫。不是村里谁家的。”赵树根说。
“猫老死也是常事。”王长贵又蹲下去了。
赵树根没进屋，也跟着蹲了下来。两个老头蹲在柳树底下，各自抽着烟。王长贵的烟是自己卷的，烟丝装在一只铁盒子里，铁盒子磨得露出了铁本色。他掏出来，抽出张纸，捏了点烟丝按在上面，用手指头一抹，舌头一舔，卷好了。再用火柴点上抽。
赵树根喜欢抽这种卷烟的味儿。他抽的纸烟是整盒买的，三块五一盒。他接过王长贵递过来的卷烟抽了一口，烟味更辣，像有什么烧着了喉咙，但又觉得舒坦。
“这几天你那边渠帮有个地方松了。”王长贵说。
“我知道。第二根电线杆底下。”赵树根说。
“得补。”
“嗯。”
抽完烟王长贵站起来，把烟头往渠里一弹，走了。赵树根照旧蹲了一会儿，也想弹烟头，手指头一松却掉在了脚边。他用鞋踩了踩，站起来，膝盖又响了一下。
走到小屋门口的时候，电话突然响了。那电话是老式的座机，铃声是机械的铃声，叮铃铃叮铃铃，响得很急。赵树根一愣，手里的铁锹倚在门框上，紧走两步进屋。
拿起电话的时候，他的手没有抖。他从来没抖过。
“喂。”
是他女人的声音。女人在电话里说，儿子打电话回来说买到票了，这个星期三到家。问她生日是哪天，说想把去年没寄的生日礼物补上。
赵树根拿着电话，嗯了一声。
“星期三。”他重复了一遍。
“对。他说上午十一点到镇上。”她声音很干，像走了很远的路才说话。
“知道了。”
“你那天也得回来。”
“知道了。”
挂了电话，他站在屋里，还是拿着电话不放。等他把电话放回去，手也没有抖。但它确实没有抖。他把手在裤子上蹭了一下，看了一眼墙上的日历。日历翻到的是上个月的，他伸手撕掉一张，露出这个月的日子。他用手指数了数，今天是星期日，星期三还有三天。
他在灶台上把剩饭热了，又吃一顿，和昨天一样就咸菜疙瘩。吃完饭他又拿起铁锹出了门。太阳已经很高了，照得水面明晃晃的，他眯着眼睛走。那条三里半地的渠，今天上午他已经走了一遍了，下午还要再走两遍。
走到第三根电线杆的时候他又检查了那一块新补的渠帮。昨天踩瓷实的那块土，已经干了，上面裂了几条小缝。他用锹背拍了几下，把缝拍合了。
星期三下午四点钟，赵树根回到村里。
他家在村子的最西头，三间砖房，院子不大。院子里没有种花也没有种菜，地面被踩得光溜溜的，只靠墙角堆了些劈柴。他推开院门的时候，劈柴上有两只麻雀蹲着，见了人扑棱棱飞走了。
他女人站在堂屋里，看见他进来，把手里的抹布放在桌上，用手理了理头发。她今天穿了一件碎花褂子，脖子上的扣子系错了位，领子斜着。
“儿子呢。”赵树根说。
“在里屋睡着。”
“白天也睡。”
“坐了两天火车，累了。”
赵树根没再说什么，走到里屋门口。门的合页松了，推的时候吱扭一声。屋里窗帘拉着，光线很暗，能看见床上躺着一个人，裹着一条毛巾被，蜷着身子，脸冲着墙。他看见那床头上放着一双旅游鞋，白色的，鞋帮上蹭了些脏，还没擦。
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没进去，又把门关上了。
晚饭的时候儿子醒了，从里屋走出来。他瘦了，比上次走的时候。头发长了，瘦脸，嘴上冒出青胡茬。他穿着背心，胳膊上有两道新晒的印子，上半截白，下半截黑。
“爸。”他叫了一声。
“嗯。”赵树根说。
一家三口坐在堂屋吃饭。桌子上摆着一碗炖排骨，一盘炒青菜，还有一碗花生米。他女人给赵树根和儿子一人倒了一杯酒，给自己也倒了小半杯。儿子端起酒来喝了一口，说还是老家的酒实在。赵树根也端起杯子抿了一口，没说话。排骨炖得烂，夹在筷子上就散开了。
“那边活儿怎么样。”赵树根问。
“还那样。”
“加班多不多。”
“有时候加。”
儿子嚼着排骨，把骨头吐在桌上，用筷子拨了拨，又夹起一块。
“深圳一年到头热，不好熬。”他女人说。
儿子看了看她，又低头吃。
赵树根把一块排骨上的肉咬下来，嚼了，咽下去。他伸手去够咸菜碟子的时候，袖子把酒杯刮倒了，酒洒在桌上，顺着桌缝流到地上。他女人赶紧站起来找抹布，儿子拿了块纸巾擦，赵树根单把歪倒的杯子扶正了，又提起酒瓶，把杯子重新倒满。
吃完饭，女儿打电话来了。他女人把电话接起来，先说了几句，然后把听筒交给赵树根。
“爸，吃饭没。”
“吃了。”
“我本来也想回去来着，”女儿说，“婆婆这边住院走不开。等过了这段我再回。”
“回不回都行。”赵树根说。
“你身体咋样。”
“还行。”
“膝盖还疼不。”
赵树根没说话，他在想刚才扶酒杯时洒出来的那点酒，酒液蔓延的样子有点像渠里涨水时漫出来的水。只是范围小。他回过神来，想起电话还没讲完。
“不疼。”
女儿又说了些话，然后把电话挂了。赵树根把听筒放回去，站起来，走到院子里。
院子里的地上已经抹了层夜的凉气。他站在那堆劈柴旁边，抬起脚，膝盖又响了一下。他闻见劈柴那股子松木的味道，又干又涩。月光撒在院子里，石板上那几条裂缝清清楚楚。
儿子走出来，站在他边上。高高的个儿，比赵树根高出一个头。
“爸，我给你拿回来些膏药，治关节炎的。”
“搁屋里吧。”
儿子从裤兜里掏出烟，递了一支给赵树根，又给他点上火。两个人站在院子里，各自抽着。烟头的红色在夜里很显眼。
“渠还好看吗。”儿子问。
“老样子。”
“你还准备看多久。”
赵树根没搭腔。他把烟叼在嘴里，弯腰把一根劈柴转了个方向，把它重新倚好，又直起身来。
那天晚上赵树根没在村里睡，他女人说他老不习惯睡床垫了，睡了腰疼。他是知道的，但他没说腰疼，只是说该回渠上了。儿子送他到大门口，看着他拎着铁锹沿着村里的路往渠边走。月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，铁锹在他肩上扛着，那黑影也跟着拉长。
走了三里多地，回到了渠边。露水又来了，他借着月光看见草叶上密密的，一层，薄薄的白色覆在上面。渠水在夜里哗哗地流，空气里有股淡淡的腥味，是水草的味道。
他走进小屋，脱了鞋，把鞋放在煤炉边。炉子早就凉了，他没有去点。他就着凉水洗了脸，洗得脸皮发紧。他拿毛巾擦了擦，然后坐在床沿上，把袜子脱了。脚指甲又厚又黄，该剪了，他到床头摸了一把指甲刀，就着月光把脚指甲剪了，指甲屑掉在地上。
不管明天露水什么时候来，什么时候走，他都会在三点半起来，他会裹上那件旧军大衣，穿上鞋，拿起铁锹。他会再打开门，再蹲在渠边，再点一根烟。他会再沿着那条走了二十三年的渠，再走六个来回。不管那天太阳升起来是什么样，他用铁锹铲土、拍土、踩实所有松动的渠帮。那声音会噌噌地响，闷在渠水的哗哗声里。远处的杨树顶会慢慢亮起来，接着太阳会从那些枝杈间把最后的几滴露珠照得消失，就和他活了这六十三年来看过的一万多个早晨一样。
他躺下，把薄被子拉到胸口。月光从窗户照进来，照在那个豁了口的搪瓷缸子上。缸子边上的水珠子反射着一点点月光，亮晶晶的，像早晨草叶尖上悬的露水。
赵树根闭上眼睛。水声充满了耳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