余音
马援朝记得，那台收音机的声音是从一九六八年的夏天开始变哑的。
那时候他十五岁，每天傍晚挎着竹筐从公社回来，进门头一件事不是吃饭，是把搁在条凳上的收音机拧开。机子是父亲马德水三年前从镇上供销社抱回来的，上海产的红灯牌，四十八块六毛钱，抵得上父亲在石灰窑干四个月的工钱。抱回来那天，马德水用一块红布垫着机子，摆在堂屋正中的方桌上，对老婆和三个孩子说了一句话。
“别碰。”
就这两个字。
老婆没碰过。大女儿没碰过。小儿子没碰过。只有马援朝碰了。
他趁父亲上工的时候拧开过一回。母亲在灶房里舀水，听见声儿探出头来看了一眼，没说话，又把头缩回去了。马援朝的手指搭在那个磨得发亮的旋钮上，一点一点地转，机子里的声音从窸窸窣窣的电流声变成一个人的说话声，又变成唱戏的锣鼓点。他听了一刻钟，关掉了。手指离开旋钮的时候，上面留了一道汗印子。
父亲没发现。
那之后马援朝就隔三差五地拧开来听。他听得不多，每次都掐着时间，在父亲下工前半个钟头关掉，把罩在机子上的那块蓝布原样盖回去。蓝布是母亲从一件旧褂子上裁下来的，边角有毛茬。
一九六八年的夏天，收音机里每天下午四点钟有一档节目，叫《每周一歌》。播什么歌马援朝记不太清了，好像有一首是唱大庆油田的，有一首是唱人民公社的。他不挑，有什么听什么。他不怎么在意歌里唱的是什么词，他听的是那个声儿。喇叭里传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刮过来的风，裹着一层薄薄的、细细碎碎的杂音，像是说话的人喉咙里含着一口沙子。
他喜欢那个沙哑的声儿。
沙哑不是坏了。沙哑是——怎么说呢——是老旧了的意思。像是被用了很久的东西，边边角角都磨得圆了。
那个夏天，收音机开始变得比之前更沙哑了一点。
起初马援朝没在意。他以为是信号不好。他把天线拉出来，又推回去，又拉出来，机子里的声儿还是那样——像是有人在一张砂纸上慢慢地磨字，一个字一个字地磨过去，磨得字和字之间的界限都模糊了。他把耳朵贴到喇叭上听，喇叭布上积了一层灰，灰底下是一种轻微的震颤，像是机子里头有什么东西在发抖。
他把这事儿跟父亲说了。
那时候父亲正蹲在门槛上喝棒子面粥，碗沿抵着下巴，嘴凑上去吸，吸得呼噜响。马援朝说，爹，收音机声音不对了。
马德水把碗从嘴边移开，看了儿子一眼。
“哪不对了。”
“声音发沙了。像是嗓子哑了。”
马德水又喝了一口粥，嚼了两下，咽了。
“能听就行。”
收音机还在堂屋里搁着。蓝布罩子底下的机子还在发出声音—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正在念一篇社论，声音从喇叭布底下挤出来，沙沙的，像是隔了一层什么东西。
隔了没几天，声音更沙了。
那天傍晚马援朝没去听收音机。他到村口的井边挑水去了。回来后母亲告诉他，你爹把收音机修了。
修了？
修了。
马援朝走到堂屋，看见收音机上盖着的蓝布掀开了，机子旁边搁着一把螺丝刀，刀头上还粘着一小片木屑。收音机的后盖被撬开过，钉眼儿上留着撬过的痕迹。马援朝把那块后盖按了按，合不严实了，有一道缝。
他拧开收音机。
声儿还是沙哑的。
他拧了一圈，停在一个说书的调频上。说书人正在讲薛仁贵征东，声儿沙哑得厉害，像是嗓子被烟熏过几十年，每一个字吐出来都带着一股子粗粝的劲头。马援朝听了一会儿，觉得那个沙哑的声音比之前的干净声音好听。沙哑的声音像是一个见过很多事情的人，坐在你对面慢腾腾地讲，讲的都是他亲眼看见的。
他把蓝布罩子原样盖回去。
从那天起，收音机的沙哑就成了家常便饭。马援朝每天傍晚听一会儿，有时候是新闻，有时候是样板戏，有时候是说书。不管播什么，声音都是沙哑的。沙哑得均匀，沙哑得稳定，像是在那个喇叭里头住了一个嗓子不好的人，天天按时出来说话。
马援朝有时候想，也许不是收音机坏了。也许是那个说话的人嗓子坏了。
这个念头让他觉得很有意思。
一九六九年的春天，收音机坏了。
不是声音沙哑了，是彻底不出声了。马援朝拧开来，喇叭里一片死寂，连电流声都没有。他把天线拉出来推进去折腾了好几回，又把旋钮从左拧到右，从右拧到左，机子安静得像一块砖头。
马援朝站在那儿愣了一会儿。他回头看了看院子，父亲在院角劈柴，斧头落下去的声音很脆。母亲在灶房里揉面，擀面杖在案板上滚，声音闷闷的。弟弟在门槛上坐着抠泥巴，抠得手指甲里全是黑的。
他把收音机关了。
那块蓝布罩子还在上头盖着，边角的毛茬还在。马援朝拽了拽布，把它拽平了。
吃晚饭的时候，父亲问了一句，收音机怎么没开。
马援朝说，坏了。
父亲哦了一声，继续喝粥。母亲给弟弟掰了半块窝头，说，等有钱了再修。
修是修了的。
修收音机的人是隔壁村的赵瘸子。赵瘸子不是专门修收音机的，他是修锁的。但村里人觉得修锁和修收音机差不多，都是动动手的事，就叫了他来。赵瘸子来了，拎着一个油黑的褡裢，往堂屋里一站，把那台红灯牌收音机上上下下看了一遍，又拿螺丝刀把后盖撬开，看了看里头的线路。他说，可能是喇叭坏了。
马援朝站在一边看。赵瘸子把喇叭拆出来，那是一个圆形的纸盆喇叭，纸面上落了一层灰，有个地方凹进去一小块，像是被什么东西顶过。赵瘸子用手指敲了敲纸盆，没声儿。他把喇叭翻过来看，说，线断了。
哪儿的线？
赵瘸子没答。他从褡裢里掏出一卷黑胶布，扯了一截，又掏出一把剪刀，剪掉一截线头，剥了皮，和另一根线头缠在一起，用黑胶布裹了两圈。他把喇叭重新装回去，合上后盖，拧开了收音机。
声儿出来了。
还是沙哑的。
赵瘸子收了两毛钱走了。马援朝站在收音机跟前听着那个沙哑的声音，心里觉得说不出来的踏实。好像那个沙哑的声音就该在那儿，它要是不沙哑了，反倒不是那么回事了。
那之后又过了好几年。
马援朝十八岁那年开始上工了。他跟着父亲在石灰窑干活，每天天不亮就出门，骑一辆破自行车，后座上夹着一个饭盒。到了窑上，先是往窑口里填石头，填到晌午，汗水把衣裳溻透了，脱下来拧一把，再穿上，接着干。干到天黑，骑着车回来，进门头一件事还是拧开收音机。
收音机还在老地方搁着。条凳换了，原来那条断了一条腿，父亲用铁丝绑了一回，又用铁钉钉了一回，最后还是散架了，就换了条新的。收音机搁在新的条凳上，还是垫着那块红布，盖着那块蓝布，布边角的毛茬比原来更毛了，有几根线头冒出来，像是一小丛白头发。
马援朝拧开收音机，那个沙哑的声音就来了。
它像是一口老井，你扔一颗石子下去，要等很久才能听见水响。它又像是一扇旧门，推开的时候，合页会发出一声绵长的、细密的呻吟。它不是噪音。它是时间本身的质感。那些从喇叭里挤出来的声音——播音员的新闻、说书人的段子、样板戏的唱腔——都被什么东西打磨过了，磨掉了棱角，磨掉了光泽，露出底下的纹路来。
马援朝听着那个沙哑的声音，有时候会想起赵瘸子修喇叭那天的事。那根断掉的线被黑胶布缠上了，但它没有真正接好。电流经过那里的时候，总会碰到一点阻力，就是那点阻力，让声音变沙了。
他想，也许不是线没接好。
也许是那些声音本身走了太远的路，累坏了。
他在收音机跟前坐下，端起碗来吃饭。碗里是棒子面粥，上头漂着几片咸菜。他喝了一口，又喝了一口。收音机里的声儿继续响着，沙沙的，碎碎的，像是一把沙子被风吹散了，有一些落在碗里，和粥搅在一起，被他喝进去了。
他没觉得有什么不对。
一九七五年秋天，马援朝娶了媳妇。
媳妇是隔壁乡的人，叫刘翠英。人长得壮实，脸盘子大，手也大，一双手伸出来比马援朝的手还粗一圈。过门那天，刘翠英进了堂屋，头一眼看见的就是那台收音机。她走过去，把蓝布罩子掀开一角，看了看底下的红灯牌。
“还能响吗？”
马援朝说，能。
他把收音机拧开了。沙哑的声音填满了堂屋。刘翠英听了一会儿，脸上没什么表情。她说，声音怎么这样。
马援朝说，一直都这样。
刘翠英没再问了。她把蓝布罩子放下来，转身进了灶房，开始收拾锅碗。马援朝坐在堂屋里，听见灶房里传来舀水的声音，锅盖碰着锅沿的声音，碗摞在案板上的声音。收音机还在响，沙哑的声儿夹杂在这些声音里头，慢慢地就分不清了——不知道是收音机在响，还是灶房在响。
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了。
每天早起，马援朝上工，刘翠英在家洗衣做饭。收音机照例开着，从早开到晚。播什么听什么，新闻、天气预报、评书、样板戏。刘翠英不像他那样爱听，但她从不关收音机。她说，有个声儿热闹点。窑上的活儿累，马援朝每天回来的时候，肩膀硬得像一块铁板。刘翠英给他捏肩，手劲儿大，捏得他龇牙咧嘴的。收音机在旁边响着，说书人正在讲岳家军大破金龙阵，声儿沙沙的，像是嗓子眼里憋着一团火，每一个字都是硬挤出来的，挤得带血丝。
马援朝听着听着，忽然想起父亲来。
父亲已经死了两年了。七三年的冬天，父亲在窑上搬石头的时候吐了一口血，人晃了晃就倒了。抬回家来的时候还有一口气，躺在炕上睁着眼，嘴巴一张一合的，像是有话要说。母亲凑上去听了半天，一个字也听不清。父亲就那么睁着眼走了，嘴巴还是张着的。
他活着的时候不怎么说话。在窑上干活，回来吃饭，吃了饭就蹲在门槛上抽烟，抽完了就睡觉。他从来没说过收音机的声音沙哑。也许他根本没听过，也许他听过了但是没在意，也许他听过了也发觉不对劲了，但他觉得不值得说。
马援朝忽然很想问问父亲，你听见的那个声音是沙哑的还是干净的。
但他问不了了。
一九八〇年，村里通了有线广播。
公社在每家的墙上挂了一个小喇叭，木头盒子，正面有一块镂空的五角星。每天早中晚三次，广播响起，先是《东方红》，然后是通知，然后是各种节目。小喇叭的声音比收音机响，比收音机清楚，一个人说话就是一个人说话，没有杂音，没有沙哑，干净得像是刚从井里打上来的水。
马援朝听了几回广播，觉得不习惯。
那个声音太干净了。干净的声儿像是一把没有开过刃的刀，亮是亮了，但使起来不顺手。他习惯的是那种沙哑的、磨砂一样的声儿，它不刺耳，它往耳朵里钻的时候是慢慢地钻的，像水渗进土里。
但他没说出口。
广播响了，他就听着。收音机也还在那儿搁着，但他拧开的时候少了。不是因为不喜欢了，是因为每天都太累了。累得连拧开收音机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刘翠英有时候拧开来听一会儿，听完了就关了，再把蓝布罩子盖回去。
有一天晚上，马援朝回来得晚，进门的时候看见屋里没开灯，收音机却开着。里头正在播一个节目，一个男人在说话，声儿沙哑得厉害，几乎听不出原音了。那个声音像是从一堆碎纸片里拼出来的，每一个字的边缘都是毛的。马援朝站在黑暗里听着，听着听着就忘了开灯。
他听出来那个声音在说什么了。那个声音在讲一个故事，讲一个人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，走了很多年，鞋底磨穿了，脚底磨破了，最后走到了一个他不认识的地方。他说，那个地方没有他要找的东西。
刘翠英从灶房里出来，手里端着一盏煤油灯，灯苗在她的脸上晃。
“站那儿干嘛呢。”
马援朝没说话。他把灯接过来，吹灭了。
“不点灯了。”
他在黑暗里坐了很久。收音机里的声儿还在响，沙沙的，像是在砂纸上拖着一根铁棍。他想，这个沙哑的声音陪了他多少年了呢。他记不清了。从六八年到现在，十二年了。十二年的时间不算长也不算短，刚好够一个人的嗓子从嘹亮变得沙哑。
他也开始沙哑了。
不是嗓子沙哑了。是他这个人的声音沙哑了。他说话的时候，话里带出来的那些东西——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、落在字缝里的东西——它们也变沙了。像是在石灰窑的窑口被烤了太久，水气蒸发了，只剩下干裂的土。
那台收音机是他沙哑了的证明。
它沙哑了，他也沙哑了。他们一起沙哑的。他不记得是从哪天开始的，但他知道这件事已经发生了，已经好多年了，也许比他以为的还要久。
一九八五年的春天，刘翠英把收音机卖了。
卖给了一个收破烂的。那天天好，太阳明晃晃的，晒得院子里那棵枣树的影子在地上画了一个大圈。收破烂的骑着三轮车在村道上喊，收破铜烂铁旧报纸旧衣裳。刘翠英把收音机抱出去了。收音机上还盖着那块蓝布，布的边角已经磨成了流苏状，一碰就掉线头。
收破烂的把蓝布掀开看了看，问，还能响不。
刘翠英说，能响。就是声音不好了，沙哑。
收破烂的拧开试了试。收音机响了，传出来的声音已经不止是沙哑了，是那种喉咙里堵了一团棉花的感觉，每一个字都要费很大的劲儿才能挤出来。说书人正在讲梁山伯与祝英台，讲到最后，声儿没了。不是关掉了，是说书人的声儿消失了。喇叭里只剩下电流的嘶嘶声，像是一个人把话都说尽了，只剩下喘气的份儿。
收破烂的给了三块钱。
刘翠英接过来，攥在手心里。钱是热的，被太阳晒的。她站在院门口看着三轮车走远，收音机搁在一堆废纸壳上面，蓝布罩子被风吹起来一个角，又落下去，又吹起来。
马援朝回来后看见了。
他看见条凳上那块红布还在，上头有个方形的印子，是收音机压出来的。那块印子的颜色比旁边的颜色深，形状端端正正，四个角都是直角。蓝布没了。收音机没了。
他没问刘翠英把收音机卖哪儿去了。
他在条凳跟前站了一会儿，然后坐下来，端起碗来吃饭。碗里的粥已经不烫了，面上凝了一层薄皮。他用筷子把那层皮挑起来吃了，然后一口一口地喝粥。
喝完粥，他站起来，走到条凳跟前，把垫在底下的那块红布扯了扯，拽平了。红布上的灰尘扬起来，在傍晚的光里飘了一会儿，又落下去。
那是春天的最后一天。
第二天就是夏天了。
马援朝那天夜里做了一个梦。梦里他站在一个很空旷的地方，四周什么都没有，只有风声。风声里夹着一个沙哑的声音，在说话，在唱戏，在播新闻，在说书。他被那个声音裹着，整个人像是泡在一缸温水里。
天亮的时候他醒了。
阳光从窗纸缝里钻进来，照在他的眼皮上。他闭着眼躺了一会儿，耳朵里还有那个梦里的声音在响。沙哑的，细碎的，像是谁在用一把钝了的锉刀一下一下地锉着一块铁。
声音越来越远。
最后没了。
他睁开眼。
一九九八年的冬天来得早。十月底就开始下雪，雪片子不大不小，密密地落了一整夜，第二天早晨推开门，院子里的雪没了脚踝。马援朝六十二岁了，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弯腰抄起铁锹开始铲雪。他铲得慢，一下一下的，每一锹雪都刚好推到枣树底下。他的背佝偻了，不是一天佝偻的，是好多年慢慢弯下去的。在石灰窑干了小四十年，窑口的烟火把他的背熏得弯成了一个弧度，像是某种他自己都不知道的、被时间按出来的形状。
刘翠英三年前没的。胃癌，拖了大半年。最后那两个月她瘦得脱了相，原先壮实的身子缩成了一小把，躺在炕上盖着被子，被子底下的轮廓像是只搭了一层布在几根骨头上。她走的时候是半夜，马援朝守在她边上，困得脑袋一点一点地往下沉。等他猛地抬起来，她已经没气了。嘴巴张着，是那种干得说不出话来的样子。
马援朝把她的嘴合上了。手上的触感让他想起很久以前替父亲合嘴的那一回。他坐在炕沿上，没有马上叫人。窗户外头黑漆漆的，连狗都没有叫。他听见自己的呼吸声，呼——吸——呼——吸——，均匀的，缓慢的，像是在继续做一件早就习惯了的事。
天亮以后他去村里的小卖部打了一瓶酒，回来坐在堂屋里喝。他很久没喝酒了，酒从喉咙里过的时候像是刀子在刮，刮得他眼眶位置上有什么东西热了一下。他抬手揉了揉，继续喝。喝完半瓶，站起来走到条凳跟前，看见那块红布还在。上面那个方形的印子淡了一些，边角也有些模糊了。一九六五年到现在，这块布在条凳上铺了三十三年，被太阳晒过，被灰尘落过，被水溅过，原先的红色现在看着已经是灰扑扑的了。
他伸出手指按在那个印子上，按了一会儿，又抬起手来。
收音机没有了，那个位置空着。空了很多年了。
马援朝弯下腰，从条凳底下摸出一个纸箱子。纸箱子是旧的，上面印着“中华牌香烟”的字样，四个角都被老鼠啃过。他打开箱子，里头是一堆杂物——一把生锈的钳子，一卷黑胶布，两颗螺丝，还有一个纸盆喇叭。喇叭很旧了，纸面上落了一层厚厚的灰，有个地方凹进去一小块。
是那年赵瘸子换下来的旧喇叭。
马援朝不记得自己为什么要留着它了。当时赵瘸子把新喇叭装上去之后顺手把旧的搁在了条凳底下，他就那么搁着，一搁十好几年。后来收音机被卖掉的时候，收破烂的没看见这个旧喇叭，它就留下来了。
他把旧喇叭拿起来，吹了吹上面的灰。灰飞起来，落在他的棉袄袖子上。
喇叭是坏的。赵瘸子说过，线断了。那根断掉的线早就不知道锈成了什么样。
他翻过来看背面，纸盆已经有些发脆了，边沿上有几道细小的裂纹。他摇了摇，没声。
他把喇叭放回纸箱子里，把箱子盖好，又推回条凳底下。
那个冬天他每天都铲雪。不是雪下得有多大，是他要找点事情做。铲完院子里的雪，他就洗脸，洗手，坐到灶台前把昨天剩的棒子面粥热一热。切几片咸菜，挟到碗里。端着碗坐到堂屋里吃。堂屋里很安静，连苍蝇都没有。他的牙掉了好几颗，嚼咸菜的时候只能拿后槽牙慢慢磨，嚼得咯吱咯吱响。这个声音是他吃饭时唯一能听见的声音。
他想起刘翠英在的时候，灶房里总是有声响的——碗摞在碗上的声音，刀剁在案板上的声音，锅盖磕在锅沿上的声音。现在这些声音都没了。他自己在灶房里弄吃的时候，手轻，那些家什不怎么响。他有几次特意把碗摞得响一些，是想听那个声儿，但声音闷闷的，跟以前不一样。
他开始注意到一些以前没注意过的东西。
比如墙角的蛛网。蛛网结在堂屋西北角的房梁底下，网丝细细的，亮晶晶的，粘着一些不知名的小虫的空壳。他看见一只苍蝇撞上去，翅膀被粘住了，挣了两下就不动了。蜘蛛在网边上等着，等了很久才爬过去。
他觉得那只蜘蛛跟他有点像。都是等着。不知道等什么，但就是等着。
比如风。风从门缝里挤进来的时候，会发出一种很细很尖的声音，像是谁在用嘴唇抿着一根草茎吹气，吹出来的调子是不成调的。
比如自己的手指。他的手指现在粗得像十根老姜，关节突出来，皮肤干裂出一格一格的纹路。他有时候把手举到眼前，一个一个关节地看，像是在看别人的手。
那年春节，儿子马建国回来了一趟。
马建国在县城开修车铺，一年回来一两趟。带回来几斤猪肉，一袋子面粉，还有一台新的收音机。黑色塑料壳的，比手掌大一圈，上头有一根亮闪闪的天线。
马建国把新收音机搁在条凳上，搁在那个红布垫子的正中央，正好压在老收音机留下的印子上。他拧开来，声音从喇叭里冲出来，又响又脆，一个女播音员正在播新闻，声音干净得不挂一丝尘土。
马建国说，爹，你听听这个。比原来那个强多了。
马援朝站在那儿听了一会儿。他脸上的皮肤紧了紧，又松开了。
马建国说，这机子能收十几个台，短波的也能收。我调给你看。
他拧旋钮，机子里先是嘶嘶的电流声，然后是各种声音挤进来，又挤出去。一个台在唱京剧，一个台在说评书，一个台在报天气。声音都很干净，干净得像是刚从水里捞起来的玻璃珠子。
马援朝点了点头，说，行。
马建国在家住了三天。那三天里，新收音机从早开到晚。声音响亮，饱满，没有一丝杂音。马援朝坐在堂屋里听着，没说什么。他有时候会站起来走到条凳跟前，把音量调小一点，然后就站在那里看着那台黑色的小机器。收音机的塑料壳子上映着一小片亮光，是他背后窗户的光。
马建国说，爹，怎么不开大点声，多敞亮。
马援朝把音量又调小了。
他说，这个声儿太干净了。
马建国没听懂。他以为是父亲嫌弃声音小，就走过去把音量拧大了。声音轰的一声又满了上来，屋里每一个角落都被填得严严实实。
马援朝没再动旋钮。
第三天下午马建国走了。走之前，他把收音机调在一个播评书的台上，说，这个台我试过了，信号稳定，你以后每天下午听这个就行。他把天线拉到最长，又把电池盖打开检查了一下电池，然后才走的。
马援朝站在院门口看着儿子的摩托车突突突地开出村道，拐了个弯不见了。他转身进屋，看见收音机还在响，说的是《杨家将》，穆桂英挂帅那一段。说书人的声音浑厚嘹亮，每一个字都掷地有声。
他把收音机关了。
堂屋里静下来。
静得有点发空。那种空不是没有声音的空，而是声音被突然抽走之后剩下的那个空洞。那个空洞的形状是他熟悉的——它在那儿，一直就在那儿，只是被一些经年累月的声响填平了，现在声响一停，它又露出了底。
马援朝走到条凳跟前，弯下腰，从底下把那纸箱子拖出来。他把箱子打开，把那个旧喇叭拿出来，摆在条凳上，摆在红布垫子上。旧喇叭挨着新收音机，新收音机是黑塑料壳的，喇叭是旧纸盆的，搁在一起看着像是两件完全不搭界的东西。
他把旧喇叭翻过来。纸盆上那个凹进去的小坑还在，落灰落了十几年，灰已经嵌进纸纹里了，吹都吹不掉。他用手指在那个凹痕上摸了摸，纸面很脆，摸上去有一种干巴巴的、快要碎裂的感觉。
他把新收音机拧开了。
声音出来了。干净，响亮，没有杂音。
他把旧喇叭拿起来，贴到耳朵上。
新收音机的声音隔着旧喇叭的纸盆传过来，变了一个调。那个声音穿过一层落了十几年灰的纸，穿过纸面上那个凹进去的小坑，穿过纸纹里的灰尘和干裂，再落到耳朵里的时候，它变了。
变沙了。
沙哑的声音从旧喇叭里滤出来的时候，连带着纸盆的震颤一起传给他的耳廓。那种震颤是细微的、不规则的、带着小小的毛刺的。它让声音的边缘不再光滑，而是变得粗糙、破损，像是水流过一片砂地之后带上了沙。
马援朝就这么站着，把旧喇叭贴在耳朵上，听着新收音机里那个干净的声音被旧喇叭滤成沙哑的样子。他的眼眶位置上有东西在聚着。是水。他没有去擦。
他听了一个下午。
评书播完了，播天气预报。天气预报播完了，播新闻。新闻播完了，播音乐。他一直站在那里，左手举着旧喇叭贴紧左耳，右手垂着。他的肩膀开始发酸，手指开始发抖，但他没有把喇叭放下来。
他听到一句话。
他听到的是新闻里的一句话。播音员念得很快，字正腔圆，说今年全国粮食总产量比去年增长了多少个百分点，某个地方发生了旱灾，某个地方修了一座大桥。
但经过旧喇叭的过滤之后，那串数字和地名变得奇怪了。沙哑的声音把它们磨平了，团成了一个模糊的块。马援朝听到的不是粮食，不是旱灾，不是桥。他听到的是另一个东西。
他听到的是一个声音说，没完。
没完。
他把喇叭放下来，放在膝头上，低头看着纸盆上那个凹痕。新收音机还在响，声音从他膝头弹开，弹到屋梁上，弹到泥墙上，弹到他的背上。他的手指慢慢地攥紧了，又松开。
第二天一早，他把新收音机弄坏了。
他用的是一把螺丝刀。就是父亲当年撬开后盖的那一把。刀头已经锈了，握柄上缠的布条也松了，但还能用。他把新收音机翻过来，把后盖撬开，看见里头一小块绿色的电路板，上面密密麻麻地焊着一些他叫不出名字的零件。那些零件小到几乎看不清，整整齐齐地排着队。
他不认识这些东西。
他认识的是旧收音机肚子里的那些——粗大的电子管，缠绕的铜线，实沉的铁架子。他认识赵瘸子用黑胶布缠住的那根线。
他把螺丝刀的刀尖抵在电路板上，用了点力，往下压了一下。
啪嗒。
一个芝麻大的零件从焊点上脱落下来，掉在地上，找不着了。
他把收音机翻过来又拧开。声音还在响，还是干净的，响亮的，没有一丝杂音。他这回用了点力气，把螺丝刀捅进去，撬了一下，又撬了一下。
声音突然变了一个调。
干净的声儿破了。像是有人在一面完整的镜子上敲了一道裂纹，裂纹迅速地爬开去，从中心蔓延到边缘，把镜面切成一堆碎片。新收音机里的声音开始发颤、发抖，开始夹带电流的嘶嘶声。播音员的话变成了碎玻璃，割耳朵。
马援朝把收音机关了。
过了一会儿他又拧开。声音更碎了，碎得几乎听不出原意。嘶嘶声越来越大，开始往回吞那些碎掉的声音。
他把收音机重新放回条凳上，放在红布垫子上，放在那个旧印子上面。
第二天，新收音机的声音沙哑了。
不是他以为的那种沙哑。是电流短路之后的那种沙哑——尖锐的、不规则的、像是有人用指甲在铁板上刮。它刺耳，它让人心跳加速，它跟那个陪伴了他十几年的沙哑是两回事。
马援朝把它关了。
第三天他又拧开。声音更破了，播了没多一会儿，就变成了一连串毫无意义的爆裂声。
到第四天，收音机彻底不响了。
他把那台不会响的新收音机从条凳上拿起来，放进了搁旧喇叭的纸箱子里。纸箱子现在装了两样东西——一个旧喇叭，一台新收音机。他盖上箱盖，推回条凳底下。
然后他站起来，走到灶房里，给自己热了一碗棒子面粥。
粥热好了，他端着碗坐到堂屋里。
堂屋里很安静。
静极了。
连风从门缝里挤进来的声音都没有了。他听见的，只有自己的筷子碰着碗沿的声音。
叮。
叮。
叮。
他放下碗，站起来，走到条凳跟前，把垫在底下的那块红布扯了扯，拽平了。
布的红色褪到了发白的程度。上面的那个方形印子，几乎看不出来了。
他站了很久很久，久到他自己都忘了在等什么。
天黑的时候，他拧亮了一盏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