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子
李福来洗脸的时候，盆里的水已经凉透了。
他蹲在院子里，两手掬起水来往脸上抹了两把。水顺着指缝淌下来，滴在膝盖上，裤子上印出几个深色的点子。毛巾搭在肩膀头，他没去动它，就那么让脸上的水晾着。晨光还没上来，院子里灰蒙蒙的，晾衣绳上挂着昨天洗的衣裳，被夜里落的小雨打得半湿不湿。
厨房里煤炉子上的水开了，壶盖子噗噗响。
李福来站起来，膝盖骨咔嚓一声。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腿，没说话，走进厨房把水壶提下来搁在地上。搪瓷缸子里有昨天剩的茶叶，他兑上热水，看着茶叶片子在水面上转了一圈，沉到底下去。
“福来。”
屋里他妈在叫。
李福来端着搪瓷缸子走过去，站在门口。他妈半靠在床上，一条棉被盖到胸口，露出来的手背上青筋一根一根的。
“米在缸里，你记着拿。”
“知道。”
“今天二十五了。”
“知道。”
李福来喝了一口茶，太烫。他把搪瓷缸子放在窗台上，转身去淘米。米缸搁在灶台底下，铁皮盖子掀开，米只剩一个底儿，手掌平伸进去能摸到缸底的凉气。他舀了两碗米倒进锅里，拧开水龙头，水哗哗响了一阵。
那是一九八〇年的秋天。
李福来二十五岁。他在街道办的纸箱厂糊纸盒子，一个月挣三十二块钱。他爸死了两年了，是肺上的毛病，从咳血到咽气前后不到半年。死的那天早上还在院子里劈柴，劈到一半咳起来，扶着斧头蹲下去，咳出来的血溅在劈好的柴火上，李福来跑过去的时候，他爸正用手掌去抹那些血，越抹面积越大，最后整个手都是红的。
李福来记得那天中午吃的面条。他爸躺到床上之后再没起来，他妈煮了一锅面条，端到他爸床头，他爸摇头。他妈就把那碗面条放在了桌上，然后坐回自己的位置，和李福来一起吃完了一顿饭。
面条的卤子是白菜炖豆腐，有点咸。
现在李福来把淘好的米倒进锅里，加水，盖上盖子，把煤气灶的火调到最小。蓝火苗子舔着锅底，厨房里有股子煤气味。他打开窗户，秋天早晨的风灌进来，把煤气冲散了，也把他妈屋里飘出来的药味吹了过来。
他妈吃的那副中药已经是第三个方子了。头一个方子吃了三个月，没用。第二个方子换了个大夫，吃了半年，还是没用。现在这个是城东头刘老头开的，说是祖传的功夫，一副药三块六。他妈每顿喝一碗，喝完之后把药渣子倒在窗台底下的泥地上，说是这样病气就跟药渣子一起渗进土里了。
李福来没信过这个，但他每次都把药渣子端过去倒好，把碗洗了，放回原先的位置。
锅里的粥翻滚起来，米汤往锅盖上冒。李福来拿筷子支了一下锅盖，米汤就顺着筷子淌下来，滴在灶台上，他没管它，转身去收拾今天要用的工具——一个铝盆，一桶糨糊，一把排刷，一块湿抹布。湿抹布是旧的，原先是他爸的汗衫，穿破了，他拆开改成了抹布。布面已经磨薄了，透光的地方能看见窗户外头的树影子晃来晃去。
吃早饭的时候，他妈从屋里慢慢走了出来。她的腿也开始不好了，走路时左脚往外撇得厉害，身子往右边歪，像是随时要倒下去，但每一步又偏偏都走稳了。她在桌边坐下，李福来盛一碗粥放到她面前，又夹了一筷子咸菜搁在粥碗旁边。
“药吃了没。”
“吃了。”
“今天去卫生所吗。”
“不去。”
“刘老头说七天换一次方子。”
“下礼拜再说。”
他妈端起粥碗，拿筷子搅了搅，热气扑在她脸上。她脸上的皱纹在热气的笼罩下变得模糊不清，眼窝里的皮肤松弛地搭在眼眶骨上，嘴唇薄得几乎看不见了。她在喝粥之前，先把咸菜夹进粥里，和着米粒一起嚼。她嚼东西的时候不张嘴，下巴慢慢地转圈子，像是在盘算什么事情，其实什么事情也没盘算，只是在嚼东西。
李福来吃完了，把碗放进灶台的水池里，用水涮了一下。他提起铝盆和工具往外走，走到门口的时候，他妈在后面叫了他一声。
“福来。”
他回头。
“你爸那件棉袄，柜子里头那件，你穿上吧。”
“不冷。”
“早晚凉。”
“知道。”
他走出去，把门带上。院子里的晾衣绳上，那些半湿的衣裳被晨风吹得轻轻晃动，有一件他的背心，肩窝那儿破了一个洞。他看了那件背心一眼，推着自行车出了门。
纸箱厂在城西，三间大屋子，是过去合作社的仓库改的。李福来去的时候，张金凤已经在糊了，她坐在靠门的位置，跟前堆着裁好的硬纸板，手里拿着排刷，刷刷地在纸板上抹糨糊。糨糊的味道发酸，混着纸板受潮后的霉味，屋子里一年四季都是这个味道。
李福来在张金凤旁边坐下，把工具摆好，开始干活。
排刷蘸糨糊，往纸板上刷。纸板是灰色的，糨糊是白色的，刷上去之后纸板颜色深了一块，变成灰黑色。然后折起来，压住，抹平，放一边。再拿一块新的，排刷蘸糨糊，刷上去，折起来，压住，抹平，放一边。
做够十个，用细绳扎成一摞。
张金凤在旁边哼小调，是《东方红》的调子，但词不对，她含糊着哼过去的，声音不大，刚好在糨糊的酸味里浮着，又落下去。
“金凤姐，今天多少号了。”
“二十五呀。你刚才来的时候没看黑板？”
黑板上写着每个月的指标，厂长每天用白粉笔改一个数字。李福来不看黑板，他从来不看。他只需要知道自己今天糊多少个，明天糊多少个。从进厂到现在，他每天糊一百五十个，不多，也不少。多糊一毛钱一个，少糊扣一毛五。算下来，他每个月刚好拿三十出头。够了。他妈吃药的月份就紧一点，不吃的月份就松一点。
上午的时间走得慢。阳光从屋顶的石棉瓦缝隙里漏进来，细长的一条条光带落在纸板上，落在张金凤的膝盖上，落在地上积着的碎纸屑上。李福来看见光带里有灰飘着，小到几乎看不见的灰，只有在光照到的地方才显现出它的存在，飘上去又沉下来，飘上去又沉下来。
糊到第三十二个的时候，外面有人叫。
“李福来，你妈来了。”
李福来的手没停，把手里那个纸板折好了，压住了，才站起来。他走到门口，看见他妈站在厂门口的路边上，手里拄着根竹竿当拐棍。她的身子比早上更歪了，左脚踏在马路牙子上，右脚踩在泥地上，两条腿一高一低，竹竿戳在旁边的水洼里，溅起来的泥水沾在她裤腿上。
“妈。”
“你爸那件棉袄，我放你床头了。”
“知道了。”
“晚上冷。”
“知道了。”
“灶上还炖着萝卜，你回来记着关火。”
“知道了。”
他妈转过身去，竹竿在地上戳了三下，找准了方向，往回走。她走得很慢，每一步都等左脚站稳了，右脚才跟上去。李福来站在门口看她走到路口拐弯，拐弯的时候她的身子整个往右倾斜，几乎要靠到墙上去，但终于没靠，又一步一歪地走了下去。
张金凤从屋里探出头来。
“你妈这腿，得去医院看看。”
“不去。”
“劝劝她。”
“不去。”
李福来走回去坐下，拿起排刷，蘸糨糊，往纸板上刷。他把糨糊涂得很厚，纸板湿漉漉的，折起来的时候糨糊从边缝里挤出来，粘在他手指上。他没擦，就那么糊下去。下一个纸板，再下一个。糨糊越积越厚，手指头上白乎乎的一片，干了之后变成透明的硬壳，一掰就掉。
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李福来从布兜里掏出一个铝饭盒，打开来，是早上煮的粥，已经凉了，凝结成一块一块的。还有半个馒头，风干了，掰开的时候往下掉渣。他把馒头泡在粥里，等它软了再吃。张金凤在旁边吃地瓜面的饼子，咬一口就喝一口水。
“福来，你今年多大了。”
“二十五。”
“该说媳妇了。”
“嗯。”
“东关那边有个女的，她爸是杀猪的——”
“金凤姐。”
张金凤住了嘴。李福来把最后一块馒头塞进嘴里，嚼着，看着地上那堆碎纸屑。纸屑堆里有一根钉子，生锈的钉子，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掉在地上的，锈迹把周围的纸屑都染成了褐色。他把饭盒盖好，放进布兜里，站起来去水池边洗手。
水龙头拧开，水冲在手上，糨糊的硬壳见了水变成黏滑的液体，顺着手指缝流下去。他把两只手互相搓了搓，指甲缝里的糨糊揉搓干净了，甩甩手，在裤子上抹了两把。
下午继续糊。
糊到第九十七个的时候，张金凤突然说，厂长说下个月纸板要涨价。
李福来手里的动作停了一下。
“涨多少。”
“不知道。说是一张多三分。”
“哦。”
三分。一天一百五十张，就是四毛五。一个月下来就是十三块五。他的工资是计件的，但厂里只给涨材料费，不给涨工钱，等于每个月他倒贴十三块五。李福来在心里算了一遍，又算了一遍，算完了拿起排刷，蘸糨糊，继续刷。
“那怎么弄。”张金凤问。
“不知道。”
“要不要跟厂长说说。”
“说也没用。”
“那怎么弄。”
李福来没回答。张金凤等了一会儿，也拿起排刷继续干活。两个人手里的纸板摞越来越高，太阳的光带从地上的这一段挪到了那一段，最后看不见了，屋子里暗下来，张金凤站起来拉亮了电灯。
电灯是四十瓦的，灯泡上落了一层灰，亮起来的时候灰在灯丝上烧出一股焦味。灯光是黄的，照在灰纸板上，纸板变成了一种更深的灰色，像灶台底下那层老油泥的颜色。
李福来糊完一百五十个，把工具收拾好，洗手，骑车回家。
院子里晾衣绳上的衣裳还在，比早上干了一些，但还是潮的。李福来摸了摸那件背心，背心肩窝上的破洞好像大了一点。他把背心取下来，把别的衣裳也收了，叠好，放进屋里。
灶上炖的萝卜已经烂透了，锅里的水快烧干了，萝卜块子粘在锅底上，发出一股焦甜的味道。李福来赶紧关了火，往锅里加了一碗水，拿铲子把萝卜铲起来。锅底有一层黑的，铲子刮过去，铁锅发出咣咣的声音。
他妈在床上躺着，听见他回来，把脸转过来。
“萝卜炖烂了？”
“嗯。”
“烂了就烂了，吃吧。”
“嗯。”
李福来盛了两碗萝卜，端到桌上。他妈慢慢下床，竹竿靠在床头没拿，她扶着墙走到桌边坐下。吃饭的时候，她用筷子夹萝卜，夹了三次才夹起一块来，放进嘴里，嚼了两下就咽下去。她的牙不好，硬的东西咬不动，软的又觉得没味道。
“福来。”
“嗯。”
“下个月纸板涨价了。”
“听说了。”
“张金凤告诉我的。”
“嗯。”
“那工资呢。”
“没涨。”
他妈放下筷子，看着碗里的萝卜，看了很长时间。
然后她又拿起筷子，夹了一块萝卜，放进嘴里，嚼了两下，咽下去。
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。
这一年冬天来得早，霜降刚过，气温就跌到了零下。李福来穿上他爸那件棉袄，棉袄的肩太宽，袖口太长，他把袖子挽了两道，肩膀上多出来的那块棉花鼓着，从背后看像驼背。张金凤说合身，李福来说嗯，就没再提。
糊纸盒子的屋里生了个铁炉子，是厂长拿来的旧炉子，炉子门掉了半边，炉圈子上有个缺口。张金凤拿砖头垫在那个缺口底下，免得炉圈掉下去。烧的不是好煤，是煤泥混着黄土的便宜货，点着了之后烟大，呛得屋里两个人直咳嗽。张金凤把自己的围巾解下来蒙住鼻子，还是一边糊一边咳。李福来没蒙，咳的时候就用袖子捂一下嘴，然后继续刷糨糊。
糊到十一月底的一天，李福来回家的时候，发现他妈的腿彻底走不动了。
她坐在床沿上，两条腿垂着，左脚踩在一只拖鞋上，右脚踩在地上。她想站起来去倒水，试了一次，没站起来。又试了一次，膝盖刚抬起来就跌回去，一只手撑着床板，另一只手去摸竹竿，竹竿在墙边靠着，离她够不着。
李福来走过去把竹竿拿给她。
她接过竹竿，戳在地上，撑着身子往上起。身子往上抬了半截，左腿抖了一下，人整个坐回去了。竹竿倒下来，打在桌子上，把搪瓷缸子打翻了，茶水淌了一桌面，顺着桌沿滴答滴答落在地上。
“不站了。”
她说。声音很平静，像是在说今天不炒菜了，改吃咸菜。
李福来把搪瓷缸子扶起来，把桌上的茶水抹掉。抹茶水的抹布还是那块旧汗衫改的，已经磨得快透明了，茶水从布面上渗过去，他手掌心全是湿的。他倒了一杯水递给他妈，他妈喝了半杯，不喝了，把杯子放在床头。
“以后就在床上吃饭吧。”
“明天再看看。”
“不用看了。”
从那天起，他妈就没下过床。每天早上李福来把早饭端到床头，中午饭也是他端到床头，晚上饭还是他端到床头。他妈在床上吃，在床上喝药，在床上拿湿毛巾擦脸。药渣子还是倒在窗台底下的泥地上，李福来替她倒。碗还是原先那几只碗，筷子还是原先那几双筷子。她吃饭的时候把碗放在膝盖上，膝盖上的棉被垫得厚厚的，碗放在上面稳当得很，一点不晃。
十二月初三那天，张金凤跟李福来说，厂长把纸板的价格调了，确实每张多了三分。但是厂长说了，谁要是愿意多糊，多出来的那一部分按新价格算计件。
“多糊多少。”
“一天五十个。”
“好。”
李福来开始每天糊两百个纸盒子。原先他差不多六点钟收工，现在七点。七点钟天已经黑透了，他骑车回家，路上经过的巷子没灯，他靠习惯拐弯，拐错了就退回来重新拐。车胎的后轮漏气，打了气也管不了一个星期，他干脆不打气，骑着软绵绵的车胎往前走，比走路快不了多少。
回到家，先给他妈热饭。他妈在床上问，今天怎么晚了。他说多糊了五十个。他妈嗯了一声，就没说话了。她把饭吃完，把碗递给李福来的时候，手指头碰了一下李福来的手背。手指头冰凉。
“炉子再加个煤。”
“知道。”
李福来去厨房夹了一个蜂窝煤，把铁炉子门打开，拿火筷子捅了捅炉膛，把新煤加上去。煤着了之后发出暗红色的光，光从炉门缝里漏出来，照在他膝盖上。
十二月十九那天，落了第一场雪。
雪不大，像盐末子一样从天上筛下来，落在地上就化了。李福来糊到第七十三个纸盒子的时候，觉得左手的拇指根有点疼。他低头看，拇指根上裂了一道口子，是糨糊和冷风反复泡着冻着的缘故。血珠子从口子里渗出来，不多，一粒绿豆那么大，粘在灰纸板上，成了一个深褐色的点。
他把手在裤子上抹了抹，继续刷糨糊。
后来那道口子总不好。结了痂，泡在糨糊里，湿了，软了，痂掉了，又流一粒血珠子。再结痂，再湿，再掉。他的手裂了五个口子，拇指两个，食指一个，无名指一个，指根一个。他跟自己说，过了冬天就好了。
他妈在床上的时间越来越长。原先还靠着枕头坐一会儿，后来连坐也不坐了，整天整天地躺着，被子拉到下巴颏，只露一张脸。那张脸越来越小，颧骨上面的肉陷下去了，眼窝更深了，嘴唇上的纹路像干裂的河泥。她的眼睛还亮，看着天花板，有时候嘴动一下，像是在跟人说话，其实屋里没人。
李福来问她说什么，她说没说什么。
过年那天，李福来买了半斤肉。他把肉剁成馅，包了三十个饺子。他妈吃了五个，吃得很慢，每嚼一口都要歇一会儿咽下去。吃完第五个，她把筷子放下，说够了。李福来把剩下的十五个吃完，觉得是比平时好吃，肉虽然少，但毕竟有油水。他把饺子汤也喝了，汤里有煮饺子煮出来的白面屑，喝起来稠稠的。
正月初四，张金凤嫁人了。
嫁到了东边一个县城，离这里四十里地。李福来去送她，在汽车站，张金凤穿着红棉袄，手里提着两网兜东西，一兜是脸盆和暖壶，一兜是衣裳和鞋。她的眼睛红红的，但不是哭的，是风吹的。
“福来，你一个人糊得过来吗。”
“糊得过来。”
“有合适的就找一个。”
“嗯。”
“别老跟个牛似的。”
“嗯。”
车来了，张金凤上了车，红棉袄在车门口一闪就不见了。李福来推着自行车走出汽车站，自行车后轮还是软塌塌的，他在路边的修车摊前停了停，问了打气的价钱，一毛钱。他摸了摸口袋，推着车子走了。
后来厂里又来了个新的女工，姓刘，三十来岁，说是丈夫在矿上出了事，她就自己出来找活干。她坐在张金凤以前那个位置，不说话，只干活。李福来也不说话，两个人一天到晚除了“纸板没了”“糨糊不够了”之外，不说别的。
糊到一千三百来个纸盒子的时候，李福来的手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。十个手指头有七个裹着黑胶布，那是从破电线皮上剥下来的。黑胶布缠了一圈又一圈，粗得攥不住排刷，他就在握柄上蘸了糨糊，拿手指卡住，照样刷。
姓刘的女工有一天带了一盒蛤蜊油来，放在两人中间，说用了手能好一点。李福来看了一眼，没说用，也没说不用。第二天他带了一根酸黄瓜，腌得透亮的，搁在两人中间。姓刘的女工看了一眼，也没说吃也没说不吃。
收工的时候，酸黄瓜没了，蛤蜊油动过了一点。
就这么到了开春。雪不下了，院子里晾衣绳底下那棵夹竹桃发了新叶子，绿得发亮。李福来的手指头慢慢好了，裂口长上了，黑胶布拆下来，手指上有几条白印子。他把黑胶布留着，卷成一个球，放在窗台上。
三月初二，他妈说，想吃山楂。
李福来去街上找，没找着。这个季节没有山楂，晚秋才有。他买回来一包山楂干，泡在水里，软了端给他妈。他妈咬了一口，嚼了，说不是这个味。然后把碗放在一边，不吃了。
第二天李福来收工回来，他妈睡着没醒。他把饭热了端到床头，叫了一声，妈。没应。又叫了一声，妈。还是没应。他伸手碰了碰他妈的手背，冰凉。
李福来把她妈的手放进被子里，把饭端回厨房，扣在锅里。他走到院子里，站了一会儿。夹竹桃的叶子在夜风里翻动，翻一下露出绿的一面，再翻一下露出白的一面。他站到两条腿都有点僵了，回屋，吃饭。
第二天他去派出所销户。办事的人问，死亡证明呢。李福来说什么死亡证明。人家说，得去卫生所开。李福来去了卫生所，卫生所的人说，人死在家里，没有医生在场，开不了证明，得叫殡仪馆的人来补个手续。李福来去了殡仪馆，殡仪馆的人说，光有手续不行，得交六十块钱，运过去，火化。
李福来回到家，把他妈枕头底下的一个手绢包拿出来，打开来，是钱。一块的，两块的，五毛的，叠得整整齐齐，一共四十二块三。他又从米缸底下掏出自己攒的，十八块六。加起来，够了。多出来八毛。
他把六十块钱给了殡仪馆。火化那天，就他一个人站在那个铁炉子跟前。炉子比他糊纸盒子的屋子大多了，铁门关上之后，炉膛里轰隆隆响了一阵。他等着，等了大概四十分钟，铁门开了，一个铁托盘退出来，托盘上是一堆灰白色的渣。工作人员拿一个铁钩把大的骨片往中间拢了拢，拿一个铁簸箕铲起来，倒进一个纸盒子里，交给李福来，说，好了。
纸盒子。纸盒子。
李福来看着那个纸盒子，比他自己糊的要小一圈，纸皮要厚，颜色更深，是褐色的。他端着纸盒子走回家，走了一个半小时。路上经过他每天骑车走的那条巷子，经过他打气的那个修车摊，经过纸箱厂门口。厂门口的灯亮着，窗户里透出黄色的灯光来，有人在说话，大概是姓刘的女工还在糊。他没进去。
回到家，他把纸盒子放在柜子上，在他爸的遗照旁边。他爸的照片还是十年前拍的，黑白的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眼睛看着前面。他把位置挪了挪，让他妈挨着。
然后他坐下来，想了一会儿事情。想的事情大概有两样。一样是明天要去上班，已经耽误了两天，少糊了四百个。一样是厨房窗台上还有一碗萝卜，是前天炖的，还没吃完，明天热一热可以吃。
窗外夹竹桃的叶子还在翻动。风大了些，把晾衣绳吹得左右晃荡，绳子上没有衣裳，就那么空荡荡地晃着。李福来看了一会儿那根绳子，站起来，去厨房热萝卜。
他不记得自己有没有回答过，但那件事已经过去了。
还是煮饭，上班，做活。
只是那根竹竿在小屋里竖了快一年，姓刘的女工终于开了口。
那是秋天，他们糊纸盒子的时候，她说自己房租到期了，再不搬就得加一块钱。隔了片刻，又说城西有个小院，两间屋的，一个是楼上的，每月五块。李福来听着，把一个纸盒子折好，压平了放一边。
过了几天，姓刘的女工搬了过来。院子里的晾衣绳上，开始有她的衣裳和李福来的衣裳并排挂着。她的背心没有破洞，颜色是水红的，晾在那里，风一吹就贴到李福来的背心上。
该置办的东西一件一件添起来。他拿走铁锅上那把用惯的铲子，她买回来两块印着红花的毛巾。原先他爸那件汗衫改的旧抹布，她洗了洗，一直用着。
日子还是那么过的。厂里的人偶尔说起这件事，最后总会落到同一个话头上。
“福来。”
叫的人搓着手，问的是有没有啥打算。
李福来把一个纸盒子折好，压平了放在一边，拿起下一个。
“日子还不是照样过。”
姓刘的女工在旁边坐着，手里排刷蘸了蘸糨糊。她什么都没说，只是手底下那个纸盒子的四个角，对齐得分外仔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