蝉声
树梢上的蝉叫了一整个下午。
李树生从机床底下钻出来的时候，左手的虎口又被铁屑划了一道。他没有看那道口子，只是用右手的拇指把嵌在肉里的碎铁捻出来，捻了三下，铁屑掉在地上，和机油混在一起。血是从口子里渗出来的，但没流，只是渗，像是在皮肤底下犹豫。他用棉纱擦了擦手，棉纱上全是黑的机油，血沾上去只暗了一小块，很快被油吃掉了。
车间里的风扇在转，三台落地扇，一台是去年买的，两台是前年买的。去年那台转头的时候会发出咔咔的声音，像是脖子有什么毛病。风从铁皮屋顶上反弹下来，裹着机油味和铁锈味，吹到人身上的时候还是热的。李树生拿起搪瓷缸子喝水，缸子里的水是温的，水面浮着一层细小的铁粉，他用嘴唇吹了一下，铁粉散开又聚拢，他喝了一口，咽下去了。
外面蝉声突然大了起来。
那种声音不是从某一个方向来的。是从头顶整个压下来的，像有什么东西从树梢上掉下来，砸在地上，溅起来的看不见的碎片到处都是。那些碎片钻进耳朵里，钻进皮肤里，钻进中午三点钟的太阳光里，把光搅得更烫了。
李树生把搪瓷缸子放回工具箱上。工具箱的面板被他的胳膊肘磨出一个浅坑，坑的边缘是油亮的黑色，坑底是哑光的铁灰色。他把棉纱搭在工具箱边上，棉纱的一端垂下来，半截浸在地上的油污里。
车间主任老马从门口走进来，走得很慢，脚后跟在地上拖。他走到李树生跟前，站住了。
“那批法兰盘，后天要交。”
李树生拿起游标卡尺，把面前的法兰盘翻了个面，卡尺卡上去，他用拇指推着滑片，眼睛看着刻度线。刻度线在窗子透进来的光里看不太清楚，他把法兰盘往亮处挪了挪，卡尺的爪口上有油，油在光下反出蓝色的光晕。
“差四个丝。”
老马没接话，他站在那里，看着李树生又翻了一个法兰盘，卡尺卡上去，拇指推滑片。
“这个差三个。”
“差几个也得交。”老马说，“王老板那边催了三回了。”
李树生没有回答。他把法兰盘摞到一边，那一边已经摞了二十几个，摞得不整齐，但也不倒，就那么歪着。他拿起一个新的毛坯，装到车床的卡盘上，用扳手拧紧。扳手和卡盘碰撞发出叮的一声，声音很短，短到像是被什么东西吃掉了一半。
老马站了一会儿，转身走了。脚后跟还是在地上拖，拖过的地方地上有一层薄薄的铁屑，被拖出一道一道的痕迹，像是什么小动物爬过。
李树生于1987年进这个厂，到2003年，干了十六年。十六年里他车过的法兰盘有多少个，他没算过。他只知道每天要车十来个，有时候加班，能车二十来个。法兰盘从毛坯到成品，要车外圆，车端面，车止口，钻孔，攻丝。外圆公差四个丝，止口公差三个丝。超过了，就是废品。废品堆在车间最里面那个角落，堆成一个小山，小山上的锈是赭红色的，和地上的锈颜色不一样，地上的锈是暗红色，因为混了油。
他十六年里出的废品，一只手数得过来。
1987年他刚进厂的时候，师傅姓赵，叫赵德胜。赵德胜那年五十二，头发已经白了三分之二，剩下的三分之一是灰的。他教李树生开车床，说的第一句话是：“法兰盘吃的是公差，不是你的力气。”
李树生学了三个月，能独立操作了。赵德胜在旁边看着，不说话，看他干了一整个法兰盘，从头到尾。干完之后赵德胜把法兰盘拿过来，用卡尺量了量，放下，走了。
走了三步，回过头，说了一句：“行了。”
李树生记住那个法兰盘的每一个尺寸。外圆三百零二点零七毫米。止口二百一十五点一三毫米。端面跳动两个丝。那是他车出的第一个合格品。后来这个法兰盘和别的法兰盘混在一起，装上卡车，运出厂门口那条窄马路，运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，装到什么机器上，和别的零件咬合在一起，转起来，转了很多年，也许现在还在转。
赵德胜是1996年退休的。退休那天车间里给他开了个欢送会，在车间中间清出一块空地，搬了几条长凳，老马那时候还是副主任，拿来一袋花生，一袋瓜子，还有一壶散酒。赵德胜坐在长凳上，李树生坐在他旁边，别的工友坐在对面。老马倒酒，倒了一圈，轮到赵德胜的时候，赵德胜说倒满。老马倒满了一次性塑料杯，满到快要溢出来。
赵德胜喝了一口，说：“车了三十八年法兰盘。”
说完这句话，他又喝了一口，没再说第二句。
欢送会开了四十分钟。赵德胜喝完那杯酒，站起来，走到他开了二十年的那台车床跟前，伸手摸了一下车床的床身。床身上的绿漆已经磨掉了一大片，露出铁的本色，铁的颜色是灰白的，上面有细细的纹路，像是人手上的掌纹。赵德胜的手在那片铁上停了几秒钟，收回来，揣进裤兜里。
他走了。
李树生后来听人说，赵德胜退休以后在家待了两年，1998年冬天死的。死的那天早上，他吃了两碗稀饭，一个馍，吃完以后说胸口有点闷，他老伴让他躺会儿，他就躺下了。躺到中午，他老伴叫他吃饭，叫了三声没回应，走过去看，人已经凉了。
李树生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正在吃饭。食堂里排队打饭的人有十几个，他排在第七个。前面的人打了土豆丝，他也要了土豆丝，还有一块红烧肉。肉是肥的多瘦的少，肥的部分在搪瓷碗里颤了一下，油光在灯管下晃了一下。他端着碗坐到角落的桌子边，一个工友走过来告诉他赵德胜死了。工友说话的时候嘴里还在嚼着饭，饭粒黏在嘴唇上，他用袖子擦了一下，饭粒掉在桌上。
李树生低头看着碗里的肉。
那块肥肉已经不颤了，油也凝固了一层白膜。他用筷子夹起肉，放进嘴里，嚼了嚼，嚼到肥的部分有油从嘴角溢出来，他用袖子抹了一下。咽下去以后，他夹了一筷子土豆丝。
那天下午他车了十一个法兰盘。
第二台车床是1995年进的，比第一台新，但用了八年也旧了。李树生从第一台换到第二台的时候，发现第二台的尾座有点偏，打中心孔的时候会偏两个丝。他跟老马说，老马说知道了。过了两天，老马带了一个机修工来看，机修工用百分表打了一下，说确实偏了。他拧松尾座底下的螺丝，用铜锤敲了几下尾座，百分表上的指针跳了一下，稳在一个丝以内。机修工说行了。老马说行了。李树生打了一个中心孔，用卡尺量了量，确实行了。
从那以后，第二台车床就一直是他用。别人不动他的床子，他也不动别人的。车间里七台车床，七个车工，每个人用的都是自己那台。车床的脾气不一样，这台尾座发过偏，那台主轴箱有异响，另外一台走刀的时候会发涩。用久了，这些毛病就变成了正常的东西。手通过摇柄能感觉到齿轮的咬合，耳朵能听出转速的波动，脚底板能感知到床身的振动。这些感觉不在脑子里，在骨头里。
李树生今年四十了。进厂的时候二十四，赵德胜死的时候是五十九，现在已经过了五年，赵德胜死了五年了。
他算这个的时候，手上的动作没有停。卡盘松开，毛坯装上去，卡盘拧紧，左手扳动进给手柄，刀架横向移动，刀具靠上毛坯端面。他左手的手指搭在进给手柄上，右手的手指搭在横向滑板的手柄上，两个手柄同时转，刀具在毛坯端面上走出一道螺旋线，铁屑从刀尖卷起来，卷成弹簧的样子，掉在床鞍上，又被切削液冲下去，堆在底下的铁屑盘里。
铁屑在盘子里越堆越多，黑灰色的，夹着切削液的白色泡沫。泡沫一个一个破掉，发出极轻微的啪啪声，只有站在车床跟前才听得见。李树生听得见，但他没有在听。那个声音他听了十六年，已经听不到了。
窗外的蝉声突然又大了起来。
这次的声音和刚才不一样。刚才是一整片从头顶压下来的，这次是有高低的。有一只蝉的声音特别尖，像是就趴在窗户外面那棵槐树上。李树生偏了一下头，从窗户看出去，看到槐树的树梢在太阳底下发亮，叶子是深绿的，旧得快要变黑，新长出来的嫩叶是黄绿的，蜷在枝头。那只蝉就趴在某一片叶子底下，看不见，但声音就是从那片叶子的位置传过来的。
他把头转回来，继续车法兰盘。
切削液从喷嘴喷出来，浇在刀具和工件的接触面上，带起一小股白烟。白烟里有切削液蒸发的气味，那种气味是甜的，但不是糖的那种甜，是化学的甜。他闻了十六年，闻不到了。
法兰盘一个一个车好，摞在右边。毛坯一个一个减少，摞在左边。这个过程从1987年一直持续到2003年，从一个脸色发白的年轻人持续到一个脸色发黄的中年人。中间发生的事情很多：物价涨过，赵德胜死过，车间里的灯泡换过三次，风扇换过两台，地上的水泥地面裂开过一条缝，缝从墙角一直延伸到第三台车床底下，里面填满了铁屑和烟灰，车间主任从老主任换成了老马，老马的头从黑发换成白发，法兰盘的公差从五个丝改成了四个丝。
但李树生觉得这十六年里真正发生的事情只有一件：他从左边拿起一个毛坯，装到车床上，车好，放到右边。然后重复。
蝉声在他头顶上轰鸣，把空气都震出了波纹。热浪从车间外头涌进来，带着柏油路被晒化的气味。
车间里的三台风扇同时对着他吹，风吹到身上之前先在铁皮屋顶底下被加热了一次，吹到身上时已经和体温差不多了。他的汗从额头上淌下来，淌到眉毛上，眉毛挡了一下，汗水分成两股，一股顺着鼻梁流到鼻尖，另一股顺着眼角流到脸颊。脸颊上有油污，汗水流过油污的时候在上面犁出一道浅浅的沟，露出底下皮肤的颜色。那种皮肤的颜色是白的，因为常年不见太阳，白得发青。
他用袖子擦了一下脸。袖子是灰色的工作服，袖口磨毛了，线头散开，像是一小撮白头发。汗水被擦掉之后，过了几秒钟，新的汗水又从额头上渗出来，这个过程他意识不到，就像意识不到自己的心跳。
蝉声忽然停了一瞬间。
那种安静来得太快，快到像是有什么东西猛地捂住了耳朵。整个车间里的所有声音都在那一瞬间被放大了：风扇的咔咔声，切削液喷嘴的嘶嘶声，隔壁工友用锉刀锉毛刺的沙沙声。但那些声音又都在下一个瞬间被蝉声重新压下去，蝉声重新灌满耳朵，比刚才更响了。
李树生在蝉声重新响起来的那一刻，手上晃了一下。
刀具在法兰盘端面上划出一道白印。白印只有头发丝那么宽，但他看到了。他把进给停掉，用卡尺量了量那道印子的深度，差不到半个丝。他把法兰盘拆下来，放到一边。这个法兰盘还能用，但需要重新对刀。他拿起扳手，松开刀架的螺丝，把刀具往前调了调，重新拧紧。扳手放在刀架上，没有放回工具箱里，因为扳手会忘记放回去。他走到工具箱前，把扳手放回工具箱。
然后他站在那里。
不到两秒钟。
站在那里的时候，他想起赵德胜说过的一句话。赵德胜原话不是这么说的，原话是：“车法兰盘，手要稳，心也要稳。”这句话赵德胜只说过一次，是在李树生进厂第二个月，有一次他车废了一个法兰盘，赵德胜走过来看到废品，没有骂他，只说了这一句话，说完就转身走了。李树生后来车了十六年法兰盘，再没有听过第二个人说类似的话。
他回到车床前，继续干。
下午四点钟的时候，老马又来了。这次他没有从门口拖进来，而是从车间里面穿过来，从第四台车床那边绕过来的。他走到李树生旁边，站住，手里拿着一个搪瓷缸子，缸子里的水和李树生喝的是一样的温水，水面上也浮着一层铁粉。
“王老板后天下午来拉货。”老马喝了一口水，“你今晚加个班。”
李树生看了看右边摞好的法兰盘，数了一下，二十三件。还差七件。
“行。”
他从来不问为什么非要今天加，为什么不早点说，为什么别的工友不加。这些问题在十六年里他从来没问过。不是忍住了，是没想过要问。
老马喝完了缸子里的水，缸子底剩了一小滩铁粉，他看看缸子底，把剩下的水连铁粉倒在地上，水在地上洇开一小块，铁粉留在洇湿的边缘。他把缸子夹在腋下，转身走了。
李树生继续车。
第六个法兰盘车完的时候，车间里的灯亮了。灯是日光灯，有四盏，悬在铁皮屋顶下面，用铁链子吊着。灯亮的时候会闪几下，然后稳定下来，发出嗡嗡的电流声。电流声和蝉声混在一起，分不出来哪是电流哪是蝉。
晚饭是食堂送过来的。送饭的是食堂烧饭的刘姐，四十多岁，圆脸，胳膊很粗。她把饭盒放在车间门口的长条桌上，喊了一声吃饭了。声音不大，但车间里的人都听见了，因为声音里有穿透力，穿透了机床的噪声和蝉声，传到每个人的耳朵里。
李树生关了车床，走到门口。饭盒是铝的，上面压着一个铝盖。他打开盖子，热汽冒上来，是面条。面条上卧着一小勺肉末，还有几根青菜。青菜煮得太久，已经发黄了，叶子软塌塌地贴在面条上。他端起饭盒，蹲在门口的台阶上吃。
台阶是水泥的，表面粗糙，硌得脚后跟疼。他把重心往左边挪了挪，脚后跟离开台阶边缘。
蝉还在叫。
黄昏的蝉声和正午的蝉声不一样。正午的蝉声是干热的，带着金属味。黄昏的蝉声是粘稠的，裹着一天的余热，从树梢上往下淌，淌到地上以后没有散开，而是堆在那里，堆成厚厚的一层，人走过去能感觉到脚底下的阻力。
李树生吃完了面条，把饭盒里的汤喝完，饭盒放在门口的水池边。水池里的水龙头在滴水，滴得很慢，大概三秒钟一滴。水龙头下面的水池壁上有一圈黄褐色的水垢，被新的水滴砸出一个浅坑。那个浅坑有多长时间了，他不知道。他只在每次放饭盒的时候看到它，看了十六年。
吃完饭回到车床前，他继续车第七个法兰盘。
晚上七点钟的时候，车间里的工友都走了。只剩下他一个人，三台风扇关了两台，只留了他眼前这一台。车间的门没有关，因为要通风。门外的天暗下来了，但还没有全黑，是那种灰蓝色的暗，像是一层灰尘蒙在上面。
蝉声变小了。不是一下子变小的，是慢慢变小的，小到他注意到的时候，已经不知道蝉声是什么时候变小的。
晚上的车间里没有日光灯帮忙看尺寸，只能靠车床自带的那个小灯泡。灯泡在灯罩下面，灯罩活动的，可以调整角度。他把灯罩掰了掰，让光照在法兰盘的端面上。光是一个圆斑，直径大概十厘米，边缘模糊，照在铁件上反射出一层哑光。他就在那一层哑光里读游标卡尺上的刻度线。刻度线很细，细到需要用眼睛把光线聚焦到那一条线上去。
李树生的眼睛在1999年开始花的。那一年他才三十六岁。刚开始花的时候他以为是自己看东西的时候对眼没对好，揉揉眼睛再看，还是一样。后来他去镇上眼镜店配了一副老花镜，黑色塑料框的，镜片圆圆的。戴上的时候眼镜腿夹着太阳穴微微有点疼，适应了两天，不疼了。从那以后车法兰盘就得戴着眼镜，不戴眼镜看不清卡尺上的刻度。
他把老花镜从胸口口袋里掏出来戴上。眼镜腿上缠了一圈白胶布，防止被汗水滑掉。胶布已经发黄了，边缘翘起来了，蹭在耳朵后面磨出一层薄茧。
晚上九点四十分，李树生车完最后一个法兰盘。
他把三十个法兰盘在木箱里码好。木箱是定制的，一格一个法兰盘，一共三十格。每个法兰盘之间用瓦楞纸隔开，防止磕碰。他把瓦楞纸一张一张塞进去，塞的时候纸刮在法兰盘的棱角上，发出刺啦的声音。塞完最后一张纸，他盖上箱盖，从工具箱底下翻出木板条，压在箱盖上，用锤子把钉子钉进去。咚，咚，咚，钉了三根钉子。锤子放回工具箱，木板条放回工具箱底下。
他关了车床的电源，车床的指示灯灭了，那个小灯泡也灭了。
车间里一下子黑了。
不是全黑，门口的路灯灯光从门洞里照进来，在地上铺了一块长方形的亮斑。亮斑的边缘是一圈灰，再往外就被黑暗吃掉了。他借着路灯的光收拾工具，游标卡尺用棉纱擦了擦，放进木盒子里，木盒子盖上盖子，放进工具箱抽屉里。抽屉拉出来的时候会卡一下，要往上抬一点才能拉出来，他不用想就知道要抬多少。
收拾完以后，他走到门口，关了最后那台风扇。风扇的叶片慢慢停下来，停稳以后还有轻微的晃动，像是在喘气。他站在门口，看了看车间里面。里面的车床一排排影影绰绰，像是某种蹲伏着的动物的轮廓。铁屑在灯光下反出细碎的光点，像洒了一地的针尖。
关了灯。
整个车间陷进黑暗里。
李树生走出车间的时候，蝉声已经完全停了。没有蝉声的空气是空的，耳朵里没有东西填充，感觉有点不习惯。但这种不习惯很快就没有了，因为他已经走出车间大门口了。
门口的马路很窄，两边的梧桐树把路灯的光割成碎片，碎片铺在地上，他踩着一块一块的光走回家。路上的柏油白天被晒软了，现在还没有完全凉下来，脚踩上去还带着一点微微的弹性。
家离厂里二十分钟路。他走了十六年，每一步落地的位置都差不多。第一个拐角处的石板翘起来一个角，踩上去会晃一下。第二根电线杆下面有半块砖头，不知道是谁扔在那里的，已经有三年了。第三家院墙里面那棵树，每天晚上都会从他左边头顶上伸出一根枝桠。
他走到家门口的时候是晚上十点零七分。
家的灯还亮着。他推开门，儿子在堂屋里那张折叠桌上写作业。桌子矮，儿子弯着腰，脑袋凑在作业本上，离得很近。灯是从天花板正中间吊下来的，灯泡瓦数不大，光黄黄的，照在作业本上有点暗。
儿子叫李念生，今年十二岁，上小学六年级。他听到门响，抬起头看了看，又低下去继续写。
“吃了没？”李树生问。
“吃了。”
“吃的啥。”
“面条。”
李树生去厨房，灶台上盖着一只碗，碗里是剩下的面条汤。汤已经凉透了，表面凝了一层油。他端起碗喝了一口，凉的。他把碗放下，走到堂屋里，在儿子的桌子对面坐下来。两个人中间隔了一盏灯，灯的下面是儿子的脑袋顶。头顶的头发有一撮翘起来，大概是被手扒拉过。
他坐在那里，看着儿子写字。儿子写的字不大，但笔画很重，铅笔在纸上戳出印子，翻过一页来，上一页的印子清清楚楚。写的是应用题，一辆汽车从甲地开往乙地，每小时行六十千米，几小时到达。
儿子写完一题，翻了一页，继续写下一题。
“今天老师教的啥？”李树生问。
“就是算账。”
李树生没再问了。
他站起来，走到院子里。院子很小，三面是墙，墙根底下码了一排砖，砖缝里长出来几根草，草是旱得发白的绿色。晾衣绳上搭着一件汗衫，汗衫已经干了，在夜风里微微动一下。天上的月亮是半圆的，不太亮，周围的光晕是灰黄色的。
他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，回到屋里。儿子已经写完作业了，笔收进铅笔盒里，书包靠在椅子腿上。儿子站起来去厨房，出来的时候手里端着那个凉面条汤的碗，站在门框边上喝。喝了两口，把碗放在灶台上，走到他跟前。
“爸，明天下午学校开家长会。老师说最好去。”
“去。”
说完这个字，李树生去厨房洗脸。水龙头拧开，冷水从管子里冲出来，他用双手接了一捧，泼在脸上。水顺着脸流下去，滴在汗衫的前襟上，汗衫是深蓝色的，湿了的颜色变成黑的。他又接了一捧，脸埋在手心里，手心里有水，水里有他的鼻梁、颧骨和眼窝。眼窝的位置上有水，水是凉的。
关掉水龙头，他用毛巾擦了脸。毛巾的边已经脱线了，有个指头大的洞，他擦脸的时候正好那个洞对准了右眼，右眼没擦到，是湿的。
躺在床上的时候，他听到了窗外的蝉声。不是今晚的蝉声，是下午的蝉声，是那个从树梢上砸下来炸出一地热浪的蝉声。但那声音不是在耳朵里响，是在骨头里响。骨头里的声音不听他的话，它自己响自己的，响一会儿，歇一会儿，再响一会儿。
他闭上眼睛。
明天下午还要开家长会。下午的班要早点干完，好提前走。后天的法兰盘是三十个，大后天的也是三十个。
明天下午的蝉，大概还是要叫的。
耳朵里的蝉声慢慢模糊了，模糊成一片嗡嗡的响声，那响声和他车床刀具在毛坯端面上走第一刀的声音重叠在一起，重叠得严丝合缝，分不出来哪是蝉哪是铁。
他睡着了。
第二天早上他醒来的时候，窗外没有蝉叫。
太早了，蝉还没开始。
他穿上工作服，吃了早饭，出门的时候那条马路上的梧桐树叶子一动不动。空气里还残留着昨天没有散干净的热气，那热气是一层，浮在离地面半尺的位置，腿能感觉到，脸还感觉不到。
走到车间门口的时候，他看到门口那棵槐树树梢上，有一只蝉正趴在那里。
还没开始叫。
但也快了。
李树生推开车间门，走进去，走到自己那台车床跟前。手摸到摇柄上，摇柄上还有昨天收工时的温度。他松开卡盘，拿起一个毛坯，装上去，拧紧。
蝉声就在这时从树梢上落下来。砸在地上。溅起来的是看不见的东西。它们灌满了整个车间，灌满了他的耳朵，灌满了新的一天。
他扳动进给手柄的一瞬间，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。那念头不是关于蝉声的，也不是关于法兰盘的，是儿子的头顶在灯下的那个样子。
那一撮翘起来的头发。
也就这些。扳手动了，刀具靠上毛坯，铁屑卷起来，蝉声继续响着。
这一天，和昨天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