种子

泥土是寂静的，一直都是。李老四用锄头翻开它的时候，它不发出声音；雨水浸透它的时候，它也只是默默承受。李老四觉得，自己和这泥土没什么两样。

那是1976年的春天，村子里刚办完批斗会。李老四站在自家田埂上，看着被踩得稀烂的麦苗。他的腰还疼着，昨天被按着低头认罪时扭伤的。他五十岁了，种了一辈子地，没想过自己会成为“反革命分子”。罪名是他偷偷藏了一本《诗经》。

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”李老四不认得几个字，但这几句他记得。他爹在世时念过，说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。他爹死得早，死前把一本泛黄的书塞进他怀里：“留着，将来有用。”

有什么用呢？李老四不知道。他把书藏在屋梁的缝隙里，一藏就是三十年。直到红卫兵小将们搜出来，把它扔进火堆。书烧着的时候，李老四看见那些黑色的灰烬飘起来，像一群受惊的麻雀。

“李老四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”革委会主任问他。

李老四低着头，看着自己的布鞋。鞋尖破了洞，露出里面脏兮兮的脚趾。他说：“我认罪。”

认什么罪？他不知道。他只知道要认罪，就像种子知道要埋在土里。

批斗会结束后，李老四回到他的两亩地。麦子被踩倒了一大片，他蹲下身，一株一株地扶起来。他的动作很慢，像在抚摸受伤的孩子。隔壁田里的赵寡妇看见了，摇摇头：“老四，别费劲了，活不了啦。”

李老四不说话。他继续扶，一株，又一株。

晚上，他躺在硬板床上，听着老鼠在房梁上跑动的声音。他想起那本书，想起爹的话。书烧了，但那些字句还在他脑子里。奇怪的是，他明明不识字，却记得爹念过的每一句。

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”什么意思？他不知道。但他喜欢这些音调，像唱歌一样。

第二天，李老四继续下地。村子里的人见了他都绕道走，好像他得了瘟疫。只有赵寡妇偶尔会在他田埂上放两个红薯，不说话，放下就走。

李老四不在乎。他对着麦子说话：“长吧，长高了就能结穗了。”

麦子听不懂，但还是在春风里轻轻摇晃。

有一天，李老四在田里发现了一株不一样的苗。叶子宽宽的，不是麦子，也不是野草。他蹲下来仔细看，认出来了——是棉苗。肯定是去年落下的种子，今年自己长出来了。

他本想拔掉它，但手伸到一半又停住了。留着吧，他想，说不定能开花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麦子渐渐长高了，棉苗也长高了。李老四每天浇水、除草，看着它们生长。他觉得自己也像一株植物，根扎在泥土里，沉默地活着。

夏天来了，棉苗开花了。先是黄色的花，后来变成粉红色。李老四没见过棉花开花，他种了一辈子麦子，从来没种过棉花。花谢之后，结出了棉桃。小小的，绿色的，像未成熟的桃子。

李老四每天都要去看那些棉桃。他看着它们一天天变大，颜色从绿变褐，最后裂开，露出里面白花花的棉絮。

“真好看。”他自言自语。

八月的一天，革委会主任又来了。这次不是批斗他，是通知他要去修水库。“明天一早出发，带够干粮。”

李老四点点头。他看了看自己的田，麦子已经黄了，棉花也开了。他说：“等我收完这一季。”

“不行，明天必须走。”主任的语气没有商量余地。

李老四不再说话。他回到屋里，收拾了几件衣服，又包了两个窝头。晚上，他拿着镰刀下了地，借着月光割麦子。一捆，两捆，三捆...他割到半夜，终于把麦子都割完了。然后他走到棉株前，小心地摘下一朵最白的棉花，揣进怀里。

第二天天没亮，李老四就跟着队伍出发了。修水库的地方在三十里外，他们要走一整天。路上没人跟他说话，他也不跟别人说话。中午休息时，他坐在路边，掏出那朵棉花看。阳光照在棉絮上，白得刺眼。

“看什么呢？”一个年轻人凑过来。

李老四把棉花递给他看：“我田里长的。”

年轻人接过来，捏了捏：“真软。这是什么花？”

“棉花。”李老四说。

年轻人笑了：“我还没见过长在地里的棉花呢。”他把棉花还给李老四，“我叫刘文化，县中学的学生。”

李老四点点头，把棉花小心地放回怀里。

到了水库工地，李老四被分去挑土。一担一担的土，从这边挑到那边，每天重复。他的肩膀磨破了，结痂，又磨破。晚上，他躺在工棚的通铺上，听着其他人的鼾声，掏出那朵棉花看。棉絮已经有些发黄，但还是软的。

有一天，刘文化来找他：“李大叔，我听说你有一本《诗经》？”

“烧了。”李老四说。

刘文化叹了口气：“可惜了。我爹也有一本，也烧了。不过他教过我几句，我还记得些。”

李老四抬起头：“你会背？”

“会一点。”刘文化看了看四周，压低声音，“‘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’...”

李老四接下去：“‘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’。”

刘文化惊讶地看着他：“您认得字？”

“不认得。”李老四说，“我爹教的，就会这几句。”

从那天起，刘文化经常偷偷来找李老四，教他认字。没有纸笔，就用树枝在地上划。先学最简单的：人、口、手、日、月。李老四学得慢，但认真。他五十岁了，手指粗糙得像树根，握树枝的时候总是发抖。

“种子，”有一天他突然问刘文化，“这两个字怎么写？”

刘文化在地上划出来。李老四盯着看，看了很久，然后用脚抹平，自己又划了一遍。划得歪歪扭扭，但能认出来是“种子”。

“为什么想学这两个字？”刘文化问。

李老四看着远处的山：“种子在土里，看不见，但它会长出来。”

冬天来了，水库工程暂停，他们可以回家过年了。李老四背着空了一半的干粮袋，走回村子。三十里路，他走了一整天。到家时天已经黑了，他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，点上煤油灯。

屋里和他离开时一样，只是多了层厚厚的灰尘。他从怀里掏出那朵棉花，已经黑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。他把它放在桌上，开始生火做饭。

过年那天，赵寡妇端来一碗饺子。“一个人过年冷清，”她说，“要不来我家吃吧。”

李老四摇摇头：“不了，习惯了。”

赵寡妇没再劝，放下饺子走了。李老四吃着饺子，想起小时候过年，爹娘都在，桌上总会有一盘红烧肉。现在什么都没了，只剩下他一个人，和这间漏风的土房。

春天又来了。李老四下地时，发现去年那株棉花旁边，又长出了几株新苗。可能是落下的种子自己发的芽。他小心地绕着它们锄草，生怕伤着。

日子就这样过着，平静得像一潭死水。直到有一天，村子里传来消息：要恢复高考了。刘文化来找李老四，兴奋得满脸通红：“李大叔，我要去考大学！”

李老四不明白什么是高考，什么是大学，但他为刘文化高兴。“去吧，”他说，“好好考。”

刘文化从包里掏出一本书：“这个送给您。是我偷偷抄的，《诗经》选篇。”

李老四接过书，手有些抖。书的封面是牛皮纸做的，里面的字工工整整。

“我教您认的字，够读一些简单的了。”刘文化说。

李老四翻开书，找到了“关关雎鸠”那一页。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认，速度很慢，但确实读出来了。

刘文化走后的那个晚上，李老四点灯熬油地读那本书。他不认识的字就空过去，连猜带蒙，居然也能读懂大意。当他读到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”时，突然明白了什么意思——是写芦苇的，秋天河边的芦苇。

他想起爹说过的话：“留着，将来有用。”

有什么用呢？他现在明白了。不是有用，是有什么东西，不能被连根拔起。

第二年春天，李老四在田边种了一排棉花。村里人笑话他：“老四，种这个干啥？又不当饭吃。”

李老四不解释，只是每天照料它们。棉花开花的时候，白的、粉的、黄的，好看得很。孩子们经常跑来看，问这是什么花。李老四就告诉他们：是棉花，你们穿的衣服就是它做的。

有一个小女孩特别感兴趣，每天放学都来看。李老四就教她怎么给棉花授粉，怎么除虫。有一天，他摘下一朵开得最好的棉花送给她。

“谢谢李爷爷。”小女孩说，眼睛亮晶晶的。

李老四笑了。他很少笑，但这次是真的笑了。

秋天，棉花收获了，李老四把棉絮收集起来，请赵寡妇帮他纺成线。赵寡妇问：“你要织布做衣服？”

李老四摇摇头：“不做什么，就留着。”

他就把那些棉线放在屋里，有时候拿出来看看，摸摸。软软的，暖暖的，像阳光的味道。

多年以后，李老四死了。无声无息地死在那个冬天，就像一片叶子落下。村里人整理他的遗物时，发现了一个木盒子。里面装着一本手抄的《诗经》，一些发黄的棉絮，还有一张纸，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：

“种子在寂静的泥土里生长。”

没人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就像没人知道李老四的一生究竟有什么意义。他们把他葬在村后的山坡上，坟头正对着他的那片田。

第二年春天，坟周围长出了几株野棉花。白色的花朵在风中轻轻摇晃，像在诉说什么，又像什么都没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