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慢品人间

李老头死的那天,太阳特别大。

我蹲在村口的槐树下,看着送葬的队伍像一条黑色的蚯蚓,在黄土路上慢慢蠕动。唢呐声断断续续的,吹得人心里发慌。王寡妇说,李老头是半夜走的,走的时候手里还攥着半块发硬的馍。

“八十七了,够本了。”村长磕了磕烟袋锅子。

我没说话。我想起三天前,李老头还坐在这个树墩上,眯着眼睛看天。我问他在看什么,他说在看云。

“云有什么好看的?”

“你看那朵,”他枯瘦的手指颤巍巍地指向天空,“像不像一头牛?慢慢走,慢慢走,一会儿就散了。”

那时候我不懂。现在看着送葬的队伍转过山坳,我突然明白了点什么。

我们村叫慢坡村。

不是因为它真的有个坡,而是因为这里的一切都慢。牛车慢,人说话慢,连时间都像是被黏稠的麦芽糖粘住了脚。我爷爷说,民国三十一年闹饥荒的时候,村里人饿得走不动路,还是慢吞吞地排队领救济粮。排到最后一个时,粮已经没了。那人也不急,慢悠悠地说:“明天再来。”

我就是在这个慢地方长大的。

十八岁那年,我决定离开。我要去南方,听说那里一天能挣这里一个月的钱。我爹没拦我,只是在我背包里塞了十个煮鸡蛋。

“慢点走,”他说,“路长着呢。”

我没听。我坐上了去县城的拖拉机,又转汽车,再转火车。三天后,我站在了广州火车站。人真多啊,多得让人喘不过气。每个人都走得飞快,快得像是背后有鬼在追。

我在建筑工地找到了活。工头姓陈,脸上有块疤。他说:“在这里,慢就是死。”

我们每天早上五点开工,晚上十点收工。混凝土搅拌机轰隆隆地响,塔吊把钢筋一捆捆吊到半空。我学会了砌墙,一天能砌八百块砖。手掌磨出了血泡,血泡破了变成茧。晚上躺在工棚里,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,咚咚咚,快得像要跳出胸膛。

第一个月发工资,我数了三遍。一千八百块。在慢坡村,我爹种一年地也挣不到这么多。

我给家里寄了一千。在汇款单附言栏里,我写:“爹,我很快就能接你出来。”

工地上死过两个人。

第一个是从十二楼掉下来的,姓张,河南人。掉下来的时候没叫,就听见“噗”的一声,像装满粮食的麻袋砸在地上。救护车来得很快,拉走了。工头让我们继续干活,说工期耽误不起。

第二个是累死的。晚上加班浇混凝土,突然就倒下了。送到医院,医生说心肌梗死。才三十二岁。

那天晚上我睡不着,爬到还没封顶的天台上抽烟。城市真亮啊,亮得看不见星星。我想起慢坡村的夜晚,黑得纯粹,能听见虫鸣和风声。

“想家了?”

我吓了一跳。是老赵,工地上年纪最大的,五十六了。他蹲在我旁边,也点了根烟。

“老赵,你说人活着为了什么?”

老赵吐了个烟圈,烟圈慢慢上升,慢慢散开。“为了活着呗。”他说。

“就这么简单?”

“就这么简单。”老赵说,“我干了三十年建筑,去过十几个城市。见过高楼起来,见过高楼塌。见过人发财,见过人跳楼。到最后发现,快有快的死法,慢有慢的活法。”

他掐灭烟头,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。“睡吧,明天还得早起。”

我在广州待了三年。

第三年冬天,我爹托人捎信来,说我娘病了。我请了假回去,坐最快的火车,还是花了整整两天。

到家时,我娘已经下不了炕了。她瘦得只剩一把骨头,眼睛却特别亮。她拉着我的手说:“三儿,你走得太快了。”

我在家待了半个月。每天给我娘喂药,擦身子,陪她说话。她说得最多的是我小时候的事:怎么学走路摔跤,怎么偷邻居家的枣,怎么第一次下地干活累哭了。

“你小时候啊,做什么都慢,”她说,“吃饭慢,说话慢,连哭都慢吞吞的。后来怎么就越走越快了呢?”

我不知道怎么回答。

我娘走的那天早上,精神特别好。她让我扶她到院子里坐坐。院子里有棵柿子树,叶子掉光了,枝头还挂着几个冻硬的柿子,红得像小灯笼。

“你看,”我娘指着柿子,“它们挂在那儿三个月了。鸟不来啄,风不吹落,就慢慢等着,等到该落的时候自然就落了。”

中午,我娘睡着了,再没醒来。

办完丧事,我爹坐在门槛上抽烟。抽完一袋,又装一袋。我说:“爹,跟我去广州吧。”

他摇摇头。“我哪儿也不去。你娘在这儿,你爷你奶在这儿,我的根在这儿。”

“可是这里太慢了,什么都慢。”

“慢不好吗?”我爹看着远处的山,“山慢,水慢,日子慢。慢才能品出滋味来。”

我又回了广州。

但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。我还是每天砌八百块砖,还是每天被工头催着快点快点,可我的心慢下来了。我开始注意一些以前忽略的东西:早晨混凝土搅拌机转动时溅起的水花,在阳光下像碎钻石;中午蹲在脚手架下吃饭时,碗里油花慢慢聚拢又散开;傍晚收工时,夕阳把高楼染成橘红色,一层一层褪去。

老赵说:“你小子变了。”

“哪儿变了?”

“说不清,”他眯着眼睛看我,“像是……没那么急了。”

那年春节,我没回家。工地不放假,三倍工资。年三十晚上,我们十几个工友凑钱买了酒菜,在工棚里过年。电视里播着春晚,声音开得很大,盖过了窗外的鞭炮声。

喝到半夜,大家都醉了。小王哭着想老婆,小李吹牛说明年要当包工头,老赵抱着酒瓶子唱歌,唱的是他们老家的山歌,调子拖得老长。

我走到外面。城市难得安静,偶尔有车驶过,轮胎摩擦地面的声音由远及近,又由远及去。我抬头看天,居然看到了几颗星星,很淡,但确实在那里。

手机响了,是我爹。

“三儿,过年好。”

“爹,过年好。”

电话两头都沉默。我能听见他那边的风声,还有隐约的狗叫。

“爹,我想回来了。”

“想回就回吧,”我爹说,“慢坡村一直在那儿。”

我是开春时回去的。

没坐飞机,没坐高铁,坐了最慢的绿皮火车。哐当哐当,走了两天一夜。车上人不多,有个老太太带了只母鸡,用绳子拴在座位底下;有个年轻人在读一本厚厚的书,一页页翻得很慢;还有个孩子趴在车窗上看风景,每过一个隧道就兴奋地大叫。

我睡了醒,醒了睡。时间像被拉长的麦芽糖,黏稠而透明。

到县城时是下午,我转乘去镇上的中巴车。中巴车破旧,开起来浑身响。售票员是个胖女人,一边嗑瓜子一边和司机聊天。车在山路上盘旋,开得很慢,慢得能看清路边野花的颜色。

在镇上,我遇到了王寡妇。她老了很多,背驼了,但眼睛还是那么亮。

“回来啦?”她笑眯眯的,“不走了吧?”

“不走了。”

“不走了好,”她说,“慢坡村的水养人。”

我步行回村。五里山路,我走了一个小时。路边的油菜花开得正盛,黄灿灿的一片。蜜蜂嗡嗡地飞,不着急,一朵花一朵花地拜访。远处,慢坡村的屋顶在树丛中若隐若现,炊烟袅袅升起,笔直笔直的,升到一定高度才慢慢散开。

村口的老槐树还在。树墩也还在,被磨得光滑发亮。我放下行李,坐在树墩上。这个位置,正好能看到整个村子:李老头家的瓦房,村长家的二层小楼,我家低矮的土坯房,还有更远处层层叠叠的梯田。

太阳慢慢西斜,把影子拉得很长。

我爹从地里回来,扛着锄头,走得不急不缓。看见我,他停下脚步。

“回来啦?”

“回来了。”

“吃饭吧,”他说,“你婶子送了条鱼来。”

我在村里住下了。

用攒的钱承包了三十亩荒山,种果树。桃树、梨树、柿子树。村里人都说我傻,说果树三年才挂果,太慢了。我不说话,慢慢挖坑,慢慢栽苗,慢慢浇水。

第一年,苗子死了三分之一。

第二年,剩下的苗子长高了,但没开花。

第三年春天,桃树先开了花。粉白的一片,像落在山坡上的云。我坐在果树下,看蜜蜂在花间忙碌。它们不着急,这朵花停停,那朵花停停。有风吹过,花瓣簌簌地落,落在我的肩上、头上。

我爹也常来山上。他不帮忙,就坐在石头上看。有时候看一上午,有时候看一下午。

“爹,你看什么呢?”

“看树长,”他说,“你看那棵梨树,比昨天又高了一点。”

我看了半天,没看出来。“哪儿高了?”

“高了就是高了,”我爹说,“眼睛看不出来,心能看出来。”

那年秋天,桃树结了果。不多,稀稀拉拉的,但每个都又大又甜。我摘了一筐送人,村里每家都分到了。王寡妇说,这是她吃过最甜的桃子。

“慢工出细活,”她说,“树和人一样,不能催。”

去年,李老头的孙子从城里回来了。

叫李明,比我小五岁,在深圳开了家公司,据说身价上千万。他开着一辆黑色轿车回村,车轮卷起的尘土半天不散。

他在村里待了三天,给祠堂捐了十万,说要重修。村长高兴得合不拢嘴,摆了三桌酒席。

酒桌上,李明挨个敬酒。敬到我时,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。

“我认识你,”他说,“你以前在广州工地干过,对不对?”

我点点头。

“怎么回来了?”他问,“城里多好啊,机会多,挣钱快。”

“累了,”我说,“想慢点。”

李明笑了,笑里有点别的东西。“慢?现在谁还讲慢?你看我,一天飞三个城市,时间就是金钱。”

“是啊,”我说,“时间就是金钱。”

但我没说的是,有些东西比金钱重要。比如看着桃树一年年长高,比如陪我爹在院子里晒太阳,比如下雨天坐在屋檐下听雨声,一滴,两滴,慢慢连成线。

李明走的那天,又来找我一次。他说他在做一个乡村旅游项目,想承包我的果园,开民宿。

“价钱好说,”他说,“你开个价。”

我摇摇头。

“嫌少?我可以再加。”

“不是钱的事,”我说,“这山、这树,我得慢慢守着。”

李明不理解。他摇摇头,上车走了。车轮还是卷起很高的尘土,但这次,尘土落得很快。风一吹,就散了。

今年我三十五了。

桃树已经第六年挂果,梨树第五年,柿子树第四年。果园有了模样,春天是花海,夏天是绿荫,秋天是果实。我在果园边盖了两间瓦房,一间自己住,一间放农具。

村里有人开始学我,承包荒山种果树。他们问我秘诀,我说没有秘诀,就是慢。

“树有树的时候,果有果的时候,急不来。”

我爹七十三了,身体还硬朗。每天早晨,他慢慢走到果园,坐在那块石头上。有时候看我干活,有时候看天,有时候什么都不看,就是坐着。

昨天傍晚,我和我爹坐在院子里。夕阳把西边的天空染成橘红色,一层一层,从深到浅。有鸟飞过,飞得很慢,翅膀一下一下地扇。

“爹,你记不记得李老头死的那天?”我突然问。

“记得,”我爹说,“怎么了?”

“他死前三天,坐在这儿看云。他说云像牛,慢慢走,慢慢走,一会儿就散了。”

我爹点点头,装了一袋烟,慢慢抽。“李老头是个明白人。”

“明白什么?”

“明白慢的道理,”我爹吐出一口烟,烟在夕阳里慢慢上升,慢慢散开,“人间的事啊,急不得。得慢品,才能品出滋味;得静观,才能看到变化。”

我不说话了,和我爹一起看天。

云真的在走,很慢很慢,慢得几乎看不出来。但如果你一直看,就会发现它们确实在移动,形状也在变化。刚才还像座山,现在像匹马,再过一会儿,可能就像别的什么了。

天色渐渐暗下来,第一颗星星出现了,接着是第二颗、第三颗。它们一直就在那里,只是白天看不见。就像有些道理一直就在那里,只是走得太快时,看不见。

“吃饭吧,”我爹站起来,捶了捶腰,“你婶子今天送了豆腐来,慢慢炖,应该入味了。”

我跟在他身后进屋。厨房里飘出豆腐的香气,混着柴火的味道,暖暖的,实实在在的。

慢品人间,静观其变。

原来这八个字,不是说出来,不是写出来,是一天天、一年年,慢慢活出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