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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理模型思维链

一九七一年的雨是从六月初开始下的。王有福记得很清楚,那天他正往河滩上走,要去看看船底有没有漏水。雨点砸在河面上的时候,他没抬头,先是闻到一股潮湿的土腥味,然后脖子上一凉,他用手抹了一下,手背上湿了一片。他继续往船那边走。雨点越来越密,打在河滩的卵石上发出噼啪的声音,他走到船边,蹲下来,把船底侧过来看了看,用手指甲抠了抠木板缝里的泥。

雨下了三天没停。河滩上的那条木船已经侧扣在岸上,雨水沿着船底的木板流下来,在船沿上挂成一道一道的水帘。王有福没去河边。他蹲在自家屋檐下磨一把菜刀。磨刀石是从河滩上捡的,青灰色,中间已经磨出了凹槽。他把刀在石上来回推,每推一下,石面上就泛起一层灰白色的浆。雨水从屋檐上落下来,就落在他左脚边的泥地上,砸出一个拳头大的坑。他往左边挪了挪,继续磨刀。

他女人陈桂英坐在门槛上择菜。菜是自家地里拔的白菜,菜叶子上都是虫眼,她一片一片地择,把有虫眼的叶子丢进脚边的一个搪瓷盆里。搪瓷盆的边沿磕掉了好几块瓷,露出底下的黑铁。盆里的菜叶子越来越多,雨水溅进去,菜叶子就泡在一层浅水里。

“这雨下好几天了。”陈桂英说。

王有福把刀翻了个面,继续磨。磨刀的声音很匀,一下一下,像锯木头。

“河里的水涨到坝子跟脚了。”陈桂英又说。

王有福把刀拿起来,用拇指刮了刮刀刃,刮下一层灰白色的浆。他把刀放到鼻子底下看了看,又放回磨刀石上。

“你听见没有?”陈桂英说。

“听见了。”王有福说。

“听见了你不吭声。”

“嗯。”

王有福把刀磨好,站起来,把磨刀石上的泥浆用袖子擦了擦。他把菜刀放在檐下的一个木架子上,然后走进灶间。灶间里很暗,只有灶台后面那一小扇窗户透进来一点灰蒙蒙的光。他揭开锅盖,锅里还有早上剩的玉米糊,已经凉了,表面上凝了一层膜。他拿碗盛了一碗,站在灶台边吃。陈桂英也走进来,从他身边挤过去,揭开另一个锅盖,里面是空的。她把锅盖盖回去,也拿碗盛了一碗玉米糊,站在灶台另一边吃。两个人隔着灶台,谁也不说话,灶间里只有筷子碰碗沿的声响。

雨又下了四天。第七天早上,王有福醒来的时候,听见雨打在瓦片上的声音变了,变得稀疏了。他坐起来,套上裤子,走到门口。天还阴着,但雨真停了。院子里积的水在门槛下边漾着,一片浑浊的黄。院子里的那棵枣树被雨打得耷拉着叶子,树干上贴着一层湿漉漉的青苔。

陈桂英也起来了,她端着一个木盆去院子里倒水。木盆里的水泼出去,溅在积水上,水面晃了晃,又平了。

“雨停了。”陈桂英说。

王有福嗯了一声,走到院子中间,积水没过他的解放鞋鞋底。他低头看了看水里自己的影子,影子在水面上皱巴巴的,看不清楚。他抬起脚,水从鞋面上淌下来。他走出院子,往河滩方向走。路上全是烂泥,每踩一脚,鞋就陷下去一半,拔出来的时候带着一声闷响。

河滩变了样。原来的碎石滩已经看不见了,河水涨到了岸边的柳树根底下,柳树的半截树干都泡在水里。那条木船还在,水已经淹到了船腰,船身歪向一边,船底的木板被水泡得发黑。王有福站在岸上看了很久。河面上漂着枯枝和碎草,从上游下来的水很急,打着漩涡。河对岸的田地已经看不到了,全淹在水底下,只有几棵高粱的穗子还露在水面上,被水冲得歪歪扭扭。

他转身往回走。走到半路,太阳从云缝里漏出来一点光,照在路边的水洼上。水洼被照亮了,泛起一层白光。王有福没抬头看天,他低着脑袋走,眼睛看着脚下的路。烂泥地上有别人踩过的脚印,脚印里积着水。

那年夏天,河水一共涨了三次。第一次刚退下去,七月里又下了一场大雨,河水又涨上来。王有福的那条木船第二次进水的时候,他干脆不管了,让它在水里泡着。他说不泡也烂,泡也烂。船是队里的,不是他自己的,他自己那份工分已经记在账上了。涨水那几天他不用下河,就在岸上帮队里修坝。修坝的人有十来个,都是和他年纪差不多的男人,有的拿着铁锹往麻袋里装沙土,有的扛麻袋。王有福扛麻袋。麻袋很沉,压在右肩上,他走一步,右肩就往下一沉。沙子从麻袋缝里漏出来,漏在他脖颈上,和汗水混在一起,变成一道一道的泥痕。

修坝修了五天。第五天下午,太阳又出来了。王有福收工回家,走到村口的时候,他听见有人在喊什么。他没听清楚,继续走。走到自家院门口,陈桂英站在门槛上,手里拿着一个搪瓷缸子,正仰着脖子喝水。她看见王有福进来,把缸子放下,用手背抹了一下嘴角。

“东头老赵家的房子塌了。”陈桂英说。

“什么时候?”王有福问。

“今儿晌午。人没事,出来得早。”

“嗯。”

王有福走进灶间,从水缸里舀了一瓢水,咕咚咕咚喝下去。水从嘴角淌下来,淌在胸口的衣襟上,衣襟上本来就有泥,水浸进去,泥痕就洇开了。他放下水瓢,用袖子擦了擦嘴。陈桂英端了一碗饭过来,放在灶台上。米饭是杂粮米,颜色发黄,里面掺了红薯丁。王有福端起来吃,筷子夹起一块红薯丁送到嘴里,嚼了两下就咽下去。

“老赵家今晚住哪儿?”陈桂英问。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你吃完饭去问问。”

“问什么?”

“问问要不要帮忙。”

王有福把碗里的饭扒干净,站起来,放下碗。他走到院子里,从晾衣绳上扯下一条毛巾,在脸盆里浸了浸,拧了两把,擦了擦脸和脖子。毛巾上全是泥色的水渍。他把毛巾搭回晾衣绳上,又走回灶间。陈桂英正在洗碗,碗在水里碰出响声。王有福从她身后走过去,进了里屋。

里屋的墙角有一面糊了报纸的墙,报纸已经发黄,边角都卷起来了。王有福在床上躺下来,眼睛看着房梁。房梁上挂着蜘蛛网,网上粘着几只干瘪的飞虫。他看了半天,然后闭上眼睛。

老赵家的房子塌了之后,队里匀了半间仓库给他们住。老赵搬进去的那天下午,天又阴了,云压得很低,像是又要下雨。王有福从仓库门口经过,看见老赵正往里面搬东西。一张床板,一口铁锅,两条长凳,一个木箱子,就这些。老赵女人坐在长凳上,怀里抱着一个包袱,眼睛看着地。老赵的儿子蹲在仓库门口,用一根树枝在地上划拉。王有福停了一下,然后继续走。

他没去帮忙。他觉得自己不是不去帮忙,是怕去了反而碍事。东西就那么几件,老赵自己搬得动。他走过了仓库,走到村后面的山坡上。山坡上种着红薯,薯秧子趴在地上,叶子被雨水打得烂糊糊的。他用脚拨开一片薯秧,看看底下,土还湿着。他蹲下来,用手扒了扒土,土很黏,扒到第二下,指甲缝里就塞满了泥。

山坡上能看见整条河。河水已经退了,河滩又露出来,碎石子上覆着一层干了的河泥,泛着灰白色。那条木船还在,侧躺在河滩上,船底的木板裂了好几道缝。王有福看着那条船,看了很久。他觉得船这个样子像是死了一条狗。狗死了就侧躺在路边,肚子瘪下去,四条腿直挺挺地伸着,毛上沾着泥。

他站起来,拍拍膝盖上的土,下山了。

一九七五年,王有福三十七岁。这一年春天没下雨,到了夏天也没下。河里水少了,河滩露出来的部分比往年多了一倍。那条木船已经完全不能用了,船底的木板朽了,用手一掰就断,茬口是黑的,一捏就变成粉末。队里又造了一条新船,用的是公社批下来的木材,新船的木板上还能闻到松脂的味道。王有福用它运化肥和粮食,隔几天运一趟。撑船的时候他站在船尾,竹篙往河底一戳,船就往前走。河水浅,竹篙经常戳到石头,发出梆梆的声音。

不下雨也有不下雨的难处。地里的土裂成一块一块的,红薯秧子晒得蔫在垄上,叶子卷成一团。王有福每天从河里挑水浇地,扁担压在肩上,左肩换右肩,右肩换左肩。水桶是木头的,浸了水之后很沉,一路走一路洒,到地头的时候每桶只剩下大半桶。他把水倒进垄沟里,水很快就渗进土里不见了,土又变成了干裂的样子。

陈桂英在地里锄草。锄头落下,地上的土扬起一层灰。她戴着草帽,草帽的帽檐破了,露出一截草梗。她的胳膊晒得很黑,上面有一层细密的皮屑,用手一搓就掉下来。

“河里快没水了。”陈桂英说。

“还有。”王有福说。

“再不下雨,红薯就旱死了。”

王有福把两个空桶挑起来,往河边走。桶在扁担两头晃荡,偶尔撞到膝盖。他走到河边,放下扁担,提着桶走到水边。河水只剩中间一溜,两边都是露出来的河床,河床上的泥被晒干了,裂成龟壳一样的纹路。他弯腰舀水,桶在水里晃了两下,舀满了。他提起桶,桶底带上来一层泥浆。

到了七月底,天终于阴了。云是从西边过来的,先是薄薄的一层,后来越来越厚,厚得像是谁在天上铺了一层旧棉絮。王有福那天正在河滩上补渔网。网是队里的,破了几个洞,大的有拳头那么大,小的能伸进一根手指。他坐在一块石头上,腿上铺着网,手里拿着一根竹梭子,梭子穿过网眼,把线带过去。他补得很慢,手指不灵巧,竹梭子有时候会卡在网眼里拔不出来。

第一滴雨落在他手背上。他没动。第二滴落在渔网上。他还是没动。第三滴落在他后脖颈上,凉了一下。他抬头看了看天,天已经全阴了。他把渔网叠起来,夹在腋下,站起来往回走。走到半路,雨就下大了。雨点砸在路面上,溅起一片尘土,尘土很快就被雨水压下去了,路面变成了烂泥。他小跑了几步,然后又走了起来。反正已经湿了,跑也没用。

那场雨下了两天。第三天早上,王有福醒来的时候,听见雨声里夹着别的声音。他仔细听了一下,是河水在响。他穿上衣服走到门口,看见河里的水又涨到了坝子跟脚。他站在门口看了很久,然后回到里屋。陈桂英正坐在床上缝衣服,针扎进布里,拔出来,再扎进去。

“水又涨了。”王有福说。

“嗯。”

“和七一年一样。”

陈桂英把针在头发上蹭了蹭,继续缝。

“涨就涨,人没事就行。”她说。

“嗯。”

王有福在床上坐下来,脱掉鞋,把脚缩上来,用手揉着脚趾头。脚趾头缝里都是泥,他用手指甲抠了抠,抠出来的泥放在鼻子上闻了一下,然后又抹在床沿上。他躺下来,闭上眼睛,听外面的雨声。雨打在瓦片上的声音很均匀,像是一把豆子不停地撒在地上。河水的声音闷闷的,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。

河水又涨了三天,退了两天,然后又开始涨。这一次涨得比上一次还高,水漫过了坝子,流进了河滩边上的几户人家的院子里。王有福家地势高,水没进来,但他院子里的积水已经没到脚脖子了。他和陈桂英用铁锹在院墙根下挖了一条沟,让水往外流。水是浑黄色的,流得很慢,沟里的泥被冲下去,沟就越挖越宽。

水位最高的时候,王有福站在院子里能看见河滩。实际上已经没有河滩了,河和岸连成了一片,根本分不清边界。柳树只剩下树冠露在水面上,远远看去像是一丛一丛的水草。王有福心想,要是那条新船还在河上,不知道会被冲到哪里去。但他知道新船已经拖上岸了,拴在村后面的一棵老槐树上。

水退了之后,王有福去河滩上看。河滩上厚厚的一层淤泥,踩上去,脚陷进去能没到小腿。他费了很大劲才走到栓船的老槐树跟前,船还在,但船底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个洞,有盆口那么大。王有福蹲下来,把手指伸进那个洞里,摸了摸木头茬口,茬口很新,是硬伤。他把手抽出来,站起来,踢了船一脚。船晃了一下,又不动了。

一九七九年的时候,很多事情都变了。队里的地分了,船也分了。王有福分到了那条破船和河滩边上的一块地。破船修了修,木板换了几块,又能用了。但王有福已经不怎么撑船了,他在分到的地里种了麦子,每天早上下地去,中午回来吃饭,下午再去,天擦黑回来。日子和从前没什么两样,只是记工分的本子没有了,队里的钟也不敲了。

儿子王军那年十四岁,在镇上的中学念书。每个星期六下午走回来,星期天下午走回去。回来的路上要过一条小河沟,水不深,但下了雨水就大。王有福跟儿子说,下了雨就别回来了。儿子说好。但下了雨他也回,回来的时候膝盖以下全是湿的,鞋上裹着一层泥。陈桂英拿干毛巾给他擦腿,毛巾擦黑了,腿还是湿的。

六月里下了一场大雨,雨下了整整一天一夜。王有福坐在堂屋里抽旱烟,烟从嘴巴里吐出来,散在房梁底下,把房梁上的蜘蛛网熏得晃了晃。陈桂英在灶间里蒸馍,蒸汽从灶间门口涌出来,带着一股面味。

儿子没回来。

王有福抽完一袋烟,把烟袋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,磕出一堆烟灰。他站起来,走到门口,门外的雨还是那么大。雨水从屋檐上挂下来,像是一道一道的绳子。院子里的积水已经很深了,枣树泡在水里,树下的土被冲出一个小坑,树根露出来一截。王有福看了一会儿,又坐回去,往烟袋锅里塞烟叶。烟叶塞得太紧,吸不动,他用火柴棍捅了捅,又吸,总算通了。

陈桂英从灶间出来,手里端着一盘馍。她把馍放在桌子上,拉了拉王有福的袖子。

“军儿今天该回来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雨这么大,别出了事。”

王有福把烟袋放下,又站起来走到门口。雨水打在院子里的积水上,水面不断地冒着泡泡。他看了一会儿,从门后面拿起一把油纸伞,撑开,走进雨里。油纸伞有一根伞骨断了,伞面歪向一边,雨从歪的那边流下来,浇在他左肩上。他没管,一直走出院子,走到村道上。

村道上全是泥水,走一步滑一步。他走上通往镇上的那条路,路边是一片一片的麦地,麦子已经割了,地里只剩下麦茬,被雨打得东倒西歪。路前面灰蒙蒙的,什么也看不清楚。他走了大概两里地,停下来。前面路面上有一个大坑,坑里灌满了水,水浑得看不出有多深。他绕到路边上,从麦茬地里走过去,麦茬扎在鞋帮上,发出沙沙的声音。

走到小河沟的时候,天已经开始黑了。雨里的天黑得更早,也黑得更透,像是有人把墨水倒进了水里。小河沟已经涨成了一条河,水浑浊湍急,冲得岸边的草全部倒伏在水里。王有福站在岸这边,往对面看,对面模模糊糊的,只能看见几棵树的影子。

他站了很久。雨打在他的伞上,伞面上的破口越来越大,雨水顺着伞柄流下来,他的手都湿了。他喊了一声,声音不大,但被雨声盖住了,连他自己都没听清楚。他又喊了一声,这次用了力,嗓子发紧,喊出来的声音被风吹散了,散在雨幕里。他把伞举高了一点,往上游走,河沟上游有一座石桥,不高,水一大就被漫过去。他走到石桥跟前,桥上果然已经漫水了,水从桥面上冲过去,溅起白沫。

他往回走。走到家的时候,陈桂英坐在门槛上,手里端着一碗水,水没喝,碗端在手上一动不动。她看见王有福一个人走回来,把手里的碗放在地上,站起来。

“没接着?”

“水太大。”

陈桂英没再说话,转身进了灶间。王有福把湿衣服脱下来,拧了两把,水从衣服里挤出来,流了一地。他换了件干衣服,坐下来继续抽旱烟。烟袋锅里的烟叶只剩一点火星,他吸了两口,又灭了。他懒得再点,把烟袋放下。

半夜的时候,雨小了。王有福没睡着,躺在床上一动不动,眼睛看着窗户。窗外有闪电的光,亮一下,暗一下。陈桂英也醒着,她翻了个身,背对着王有福。

门外有脚步声。王有福坐起来,光着脚走到门口,拉开门栓。儿子站在门口,浑身湿透了,头发贴在额头上,嘴唇发白。他肩上扛着书包,书包用塑料袋裹着,没湿。

“你怎么回来的?”王有福问。

“河水浅了,我从桥上趟过来的。”

王有福侧过身,让儿子进来。儿子把书包放下,塑料袋解开,里面的书本还是干的。陈桂英已经起来了,她从灶间端来一碗热水,放在儿子手里。儿子的手在发抖,水在碗里晃。

“桥上水到我膝盖。”儿子说。

王有福嗯了一声,又坐回去。他看着儿子把那碗热水喝完,然后躺到床上。儿子很快就睡着了,呼吸声很平稳,胸口一起一伏。王有福也躺下来,他听见雨打在瓦片上的声音越来越小,最后变成了细细的沙沙声。他闭上眼睛,脑子里什么也没想。

一九八三年,王军考上了县城的师范学校。通知书来的时候是八月初,天正热。王有福从地里回来,看见儿子站在院门口,手里拿着一张纸。他把锄头靠在墙上,接过那张纸,看了看。上面盖着红章,字是铅印的,一行一行很整齐。他看完,把纸还给儿子。儿子把纸叠好,放进信封里。

“什么时候走?”王有福问。

“九月一号报到。”

“嗯。”

王有福走进院子里,从水缸里舀了一瓢水,咕咚咕咚喝下去。他把水瓢放下,坐在枣树底下的石头上。枣树上结了几颗青枣,被太阳晒得发亮。他抬头看了看天,天很蓝,一丝云也没有。他已经很久没见过彩虹了。或者说,他从来就没有正眼看过。有时候下完雨,天上确实会挂一道弯弯的彩带,但他总是低着脑袋走路,或者蹲在屋檐下磨刀,或者躺在床上听雨声,等他想起抬头的时候,那道彩带已经散了。

他想,彩虹这个东西,有没有都一样。明天还是要下地,后天也要下地,地里的麦子不会因为天上挂了道彩虹就自己收到仓里去。他把这想法在心里过了过,然后又扔掉了。

陈桂英从灶间出来,手里端着一碗绿豆汤,递给他。他接过来喝了,碗底剩了几粒绿豆,他用手指扒进嘴里,嚼了嚼。

“军儿要出去念书了。”陈桂英说。

“嗯。”

“念完就不用种地了。”

王有福把碗放在地上,站起来,拍了拍裤子上的土。他的裤子膝盖那块已经磨薄了,磨得快透了,能看见里面腿的形状。他走过去拿起锄头,在磨刀石上蹭了两下。锄刃上的泥干了,蹭下来一块一块的,掉在地上。蹭完锄头,他把锄头扛起来,又往外走。

“还去地里?”陈桂英说。

“地还没锄完。”

他走出院子,日光白亮亮的,他的影子和锄头的影子一起铺在地上,他走一步,影子也跟着走一步。路两边的玉米长得很高了,玉米叶子被风吹得沙沙响,像是一千个人同时在说悄悄话。他走在玉米地中间的小路上,肩膀上扛着锄头,锄头在太阳底下闪着白光。

儿子走的那天,王有福没去送。他一大早就下地了,等中午回来的时候,家里只剩陈桂英一个人。陈桂英坐在枣树底下纳鞋底,线很长,她拉一下,线就发出嗤的一声。枣树的影子已经移到了墙根底下,树上有只知了在叫,叫了几声停下来,过了一会儿又叫起来。

“走了?”王有福问。

“走了。”

“谁送的?”

“老赵家用拖拉机送的。”

“嗯。”

王有福去灶间吃饭。灶台上放着一碗面,上面卧了一个荷包蛋。他把碗端起来,站在灶台边吃。荷包蛋煎得有点焦,边上起了泡,他咬了一口,嚼了嚼,又咬了一口馒头。馒头是自己蒸的,面发得不够,有点硬。他把馒头掰碎泡在面汤里,用筷子搅了搅,呼噜呼噜喝下去。

吃完了饭,他走到堂屋里,坐在那张木椅子上。椅子上铺着一张破席子,席子的边角磨出了毛刺。他坐在那里,一动没动,看着对面墙上那张发黄的报纸。报纸上的字他大部分不认识,但他知道那上面印着一个什么内容,因为从前有人念给他听过。他的眼睛从报头看到报尾,又从报尾看到报头,像是要把那些不认识的字一个一个记下来。

下午他还是去地里了。太阳偏西的时候,他直起腰,用手捶了捶后背。后背酸得厉害,骨头缝里像是塞了东西。他抬起头来,往天上看了一眼。天边有一片云,云被夕阳照成了橙红色,底下还有一层淡淡的紫色。他看了一会儿,又弯下腰,继续锄地。

一九八八年的麦子收成不好。先是春旱,麦苗长得只有往年的一半高,穗子也小。到了五月灌浆期,天还是不下雨,麦粒瘪瘪的,捏一捏就扁了。王有福在地里割麦子的时候,镰刀一挥,麦子就倒下一片,倒得很轻,没有往年那种沉甸甸的声响。他把割下来的麦子打成捆,捆起来的麦捆也比往年细,麦秸干得发脆,绳子一勒就断了。他用腿压着麦捆,重新打绳子,绳子在麦秸上勒出两道印子。

割完麦子的那天下午,他坐在地头喘气。地头上有一棵歪脖子榆树,树荫不大,刚好能遮住一个人。他坐在树荫底下,从腰间抽出烟袋,往里塞烟叶。烟叶是自己晒的,碎渣子多,塞进去的时候漏出来不少。他舔了舔烟纸的边,卷紧了,点上。烟是苦的,吸进去喉咙发紧。他连着吸了好几口,然后把烟头在鞋底上捻灭。他没舍得扔,剩下的半截又放回烟袋里。

地那边有人在说话。是隔壁地里的老赵,也在割麦子。老赵割了两垄就直起腰,用手捶后背,捶完了又弯下去割。王有福看着他,觉得他弯下去的背影像一张弓。弓弦绷得太紧,随时都会断。

收完麦子,地要犁一遍,准备种秋玉米。犁地用的是牛,牛是几家合养的,一头黄牛已经很老了,骨架凸出来,走路的时候能看见肋骨的形状。王有福扶着犁,牛在前头拉。犁铧翻起来的土是黄的,里面没有水分,干得冒烟。他的嘴唇也干得起皮,他用舌头舔了舔,舔到一股咸味。犁到地中间的时候,牛站住了,四条腿杵在地上,怎么吆喝都不走。王有福用鞭子抽了一下牛背,鞭子落下去很轻,他舍不得下重手。牛甩了甩尾巴,还是不走。他把犁杖松开,走到牛前头,看见牛的眼睛里有一层白蒙蒙的东西,眼角上糊着眼屎。他伸手摸了摸牛鼻子,牛鼻子是干的,没有水分。他从地头的桶里舀了点水,泼在牛鼻子上,牛打了个响鼻,抬起脚往前迈了一步。

那天下午犁完地,他牵着牛往回走。牛走得很慢,每一步都要花很大的力气。王有福跟在牛后面,手里牵着缰绳,缰绳松松垮垮的,耷拉在牛背上。走到村口的时候,太阳已经落下去了,西边的天还是亮的,有一道一道的霞光从云层后面射出来。他抬头看了一眼,那霞光让他的眼睛眯起来。他想,要下雨了。又说不上来为什么觉得要下雨,只是觉得这霞光不太对。

第二天果然下了雨。不是大雨,是那种细细的、密密的小雨,从早上一直下到晚上,中间没停过。下雨的时候王有福坐在堂屋里搓草绳。稻草是去年的,已经发灰了,搓的时候草屑飞起来,钻进他鼻子里,他连着打了两个喷嚏。草绳搓出来很结实,他把搓好的绳子一圈一圈盘起来,放在墙角。墙角已经攒了几十圈绳子了,从小到大,码得很整齐,像是谁在那里放了一摞饼。

陈桂英坐在他对面剥花生。花生壳很硬,她剥得很慢,大拇指上起了一个泡,破了,露出里面的红肉。她用针把泡挑开,挤出水,用布条缠了缠,继续剥。花生仁丢进碗里,发出当当的响声。

“军儿有半年没回来了。”陈桂英说。

“他忙。”王有福说。

“忙什么?”

“教书。”

陈桂英把一颗花生丢进碗里,花生在碗沿上弹了一下,滚到底下。她的手指头又按住另一颗花生,使劲捏,壳裂开了,她把壳剥开,里面的花生仁是瘪的,两头尖中间细,像一颗干枣核。她把这个瘪花生仁放在一边,继续剥下一颗。

“过年回不回?”陈桂英问。

“才八月。”

“我问过年。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草绳在膝盖上越搓越长,王有福把搓好的那一截放开,又拿了一把新稻草续上。稻草很干,在他手掌里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。他的手掌很厚,掌心里全是茧子,草梗扎在茧子上,感觉不到疼。他的手指头已经很粗了,关节突出来,指甲缝里永远是黑的,怎么洗都洗不干净。他把续上的稻草拧紧,两只手掌来回搓,草绳就一点一点地变长。

雨下到后半夜就停了。第二天早上,王有福出门的时候,看见天边挂着一道彩虹。彩虹的颜色很淡,像是有人拿毛笔蘸了颜料在宣纸上轻轻画了一笔,画到一半就走了。他看了一会儿,然后转身去拿扁担。今天要挑粪浇菜地,粪坑在猪圈后面,已经积了半年多了,上面的液体泛着黑绿色,太阳一照,表面上浮着一层油光。他把粪桶放进去,咕咚一声,粪桶沉下去,再提起来的时候里面灌满了黑乎乎的东西。他挑起来,扁担在肩上压弯了。他从院子里走出去,一路上都是那股酸臭的味道,他不觉得难闻,已经闻惯了。粪水从桶沿上晃出来,洒在他的鞋面上,他不管,继续走。走到菜地的时候,两只桶里的粪水已经洒了四分之一,他的裤脚上也是斑斑点点的印子。他把粪瓢伸进桶里,舀起来,往菜垄上泼。粪水落在地里,很快就渗进去了。他泼完一桶,又泼第二桶。泼完第二桶,他直起腰来,用袖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。汗水是咸的,流进眼睛里,辣得他眯起眼睛。他眯着眼睛往天上看,天已经全蓝了,那道彩虹不知道什么时候散了。

一九八九年,儿子王军结了婚,在县城安了家。王有福去过一次县城,坐的是老赵家的拖拉机。拖拉机上还坐了几个人,都是去县城办事的,有的怀里抱着鸡,有的腿边放着一篮子鸡蛋。鸡在笼子里咕咕叫,叫了一路。拖拉机在土路上颠了半天,到了县城的时候,王有福的腰已经直不起来了。他用手撑着车斗的边沿,慢慢站起来,腿麻了,他跺了跺脚,脚底板像是针在扎。

儿子在县城师范当老师,住的是学校分的宿舍,一间屋子,一张床,一张桌子,两把椅子,墙角放着脸盆架。桌上摆着玻璃板,玻璃板底下压着几张照片,有一张是儿子和媳妇的结婚照,两个人挨在一起,笑得嘴都咧开了。王有福看着那张照片,看了一会儿。儿媳妇端了一杯茶过来,放在桌上,茶冒着热气,茶叶梗子在水里翻了个身,慢慢沉下去。他端起来喝了一口,烫了舌头。

“爹,您住一宿再走。”儿子说。

“不了,下午有拖拉机回去。”

“那吃了饭再走吧。”

“嗯。”

儿子带他去食堂吃的饭。食堂里很多人,都是老师,端着饭盒排队。儿子让他在桌子边坐着等,自己拿着饭盒去打饭。王有福坐在那里,看着那些人从自己面前走过去,有的人戴着眼镜,有的人夹着书本,有的人一边走一边和旁边的人说话。他们说的什么,王有福听不太清楚,只听见一阵一阵的笑声。他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,膝盖上的裤子已经磨得发亮了,两只手放在上面,感觉下面的凸起硌在掌心。他低头看了看那双手。十个指甲缝里都是黑的,指关节粗大,掌心的老茧很厚,像贴了一层硬壳。他把手翻过来翻过去看了两遍,然后把手放回到膝盖上。

儿子端了饭盒回来,放在他面前。饭盒里是米饭,上面盖着一层菜,有肉,有豆腐,还有白菜。肉是红烧肉,颜色酱红,肥的多,瘦的少。王有福夹了一块肉放进嘴里,嚼了嚼,咽下去。肥肉的油在嘴里化开,腻腻的,他很久没吃过这么肥的肉了。他把米饭和菜拌匀,大口大口地吃。儿子也坐在对面吃,吃得慢,一边吃一边跟旁边的人打招呼。旁边的人也端着饭盒坐下来,是个年轻人,戴着眼镜,和儿子聊起学校里的事。王有福低头吃饭,筷子在饭盒里发出沙沙的声音。

吃完饭,儿子送他到路口等拖拉机。路口的风很大,吹得路边树上的叶子哗哗响。儿子站在他旁边,两只手插在裤兜里,风吹起他的头发,露出一大片额头。他的额头上已经有两道细纹了,细到几乎看不出来,但王有福看到了。他想到儿子小时候额头上摔过一道疤,摔在门槛上,血糊了一脸,他抱着儿子跑到赤脚医生家缝了两针。他看了看儿子额头上的那两道纹,没说话。

拖拉机来了,还是来的时候那辆。同村的人已经在车斗里坐好了,鸡笼子空了,装鸡蛋的篮子也空了,只有一个人脚边多了一个布包,鼓鼓囊囊的。王有福爬上拖拉机,在车斗边上坐下。拖拉机轰隆隆地开了。他回头看了一下,儿子还站在路口,风把他头发吹得更乱了。拖拉机转过一个弯,路口和儿子就都看不见了。

回来的路上,拖拉机颠得比去的时候还厉害。天是阴的,从头到尾没见着太阳。王有福坐在车斗里,一只手抓着车板边沿,一只手盖在膝盖上。风吹到脸上,他的脸上已经有褶子了,褶子里夹着灰。他的眼睛看着远处,远处的天和地连在一起,灰蒙蒙一片,分不清界限。他想,今天要是下雨也得回去,地里该收萝卜了。萝卜在地里多经一场雨就多裂一道口子,裂了口子的萝卜没人要,拿到集上也卖不出价钱。他又想,裂了也就裂了。

没有下雨。

一九九三年的冬天,陈桂英的腿开始疼。先是右腿膝盖,早上起来的时候硬邦邦的,弯不下去,要用热水敷一阵子才能活动。后来左腿也疼起来。她走路开始变成一点一点往前挪,步子很碎,扶着一根竹竿,竹竿是王有福从后山上砍来的,剥了皮,磨光了,握在手里不扎手。她拄着竹竿走到灶间去做饭的时候,每走一步竹竿先探出去,然后左脚跟上去,右脚再拖过来。从堂屋到灶间一共十几步的路,她要走好几分钟。

王有福带她去镇上的卫生院看过。医生让她把裤腿卷起来,用一只小锤子在膝盖上敲了敲。她没反应。医生又敲了敲,还是没反应。医生放下小锤子,说了句什么,王有福没听清楚,让医生再说一遍。医生说,可能是骨头上的毛病,要去县医院拍片子。

去县城的那天,天不亮他们就起来了。陈桂英穿了一件厚棉袄,棉袄是黑布面的,袖口磨破了,露出里面的棉絮。王有福把竹竿递给她,她接过来,扶着竹竿站起来,走了两步,竹竿在地上杵出一声闷响。两个人出了门,走到村口等车。等了大概有一个钟头,来了一辆面包车,是拉人到县城去的,车钱两块钱一个人。王有福扶着陈桂英上了车,让她坐在靠窗的位置,自己坐在她旁边。车开起来之后,车窗外的房子和树都往后跑,她看着窗外,眼睛里没有表情。手放在膝盖上,膝盖上盖着一块旧围巾。围巾是蓝花的,花已经洗得看不清楚了,剩下一片模糊的蓝。

县医院很大,进门是一个大厅,地上铺着白色的地砖。王有福走在前面,陈桂英拄着竹竿跟在后面,竹竿杵在地砖上发出的声音很脆,一下一下的。他们找到骨科,坐在走廊的椅子上等。走廊里有一股药水的味道,白白的光从头顶的灯管里射下来,照得地砖锃亮。等了很久,护士叫到陈桂英的名字。王有福扶着她进去。医生是个年轻人,戴着眼镜,让他们坐下。又问了一遍腿的情况,开了张单子,让他们去拍片子。

拍片子的屋子在一楼,门很厚重,上面贴着黄色的警示标志。王有福把单子递进去,一个护士让他们在门外等。等的时候,陈桂英坐在门口的椅子上,手里的竹竿靠在椅子扶手上。王有福站在她旁边,双手抱在胸前。过了一会儿,护士开门出来,让他进去把陈桂英扶到拍片子的机器前面。

片子拍完之后,他们又回到二楼等结果。等了又有一个钟头,医生把他们叫进去。医生的桌上放着一张黑乎乎的片子,他对着光看了看,用笔在片上点了点。

“这里,骨头之间有增生。”医生说,“还有这里,关节间隙变窄了。”

王有福站在旁边,也对着那张片子看。片子上的东西他看不明白,只觉得那白的地方很白,黑的地方很黑,中间有些灰影子。

“能治吗?”王有福问。

“能缓解,不好根治。”医生说,“开点药回去吃,平时注意保暖。”

拿了药从医院出来的时候,已经过了中午。他们在路边的一个小摊上吃了两碗面条。面是阳春面,清汤寡水,上面漂着几片葱花。陈桂英吃得很慢,筷子一根一根地挑起面条,送进嘴里,嚼半天才咽下去。王有福把自己的面吃完了,坐在那里等她。冬天的日光很淡,照在人身上没有温度。路边的树光秃秃的,树皮上有一层白霜。他看着那些树,觉得树站着不动也挺好。

吃了面条,他们又坐面包车回去。车上的人比来的时候多了几个,挤得很紧。王有福侧着身子,让陈桂英靠着车窗。车子开起来之后,窗外的一切又往后跑了。陈桂英的眼睛闭着,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闭目养神。王有福看着她脸上的皱纹,一条一条的,从眼角到嘴角,从额头到鬓角。他想起她年轻的时候,两条辫子很粗,编得很紧,扎在脑后,走路的时候左右晃。那时候她走路很快,挑着一担水走上坡,扁担弯下去,水桶在扁担两头晃,一滴水都不洒。现在她走路要扶着竹竿了。

他转过头,不看她的脸,看车窗外面。车窗外面是灰扑扑的冬日的田野,麦苗还没返青,地里全是土的颜色。天也是灰的,没有云,也没有太阳。他想,回去得给猪圈添点草,天冷了,猪也怕冻。又想,明天去集上买点煤,今年冷得早。

一九九八年,王有福六十岁了。他的背驼了,走路的时候脑袋往前探,像是随时要看地上的东西。他每天早上还是起得很早,起来之后先把院子里的鸡放出来,洒一把玉米在地上,然后坐到枣树底下抽烟。枣树比他老得更快,树皮皴裂得不成样子,枝头上已经没有几颗枣子了。他抽完烟,把烟袋锅子磕干净,站起来去地里。

地里种的是玉米,已经收过了,玉米秆还立着,枯黄的叶子上挂着露水。他走进地里,把玉米秆一根一根地拔起来,拢成一堆。玉米秆的根部带着土块,拔的时候需要使很大力气。他弯下腰,抓住一根玉米秆的根部,往上一提,土块松了,再一拔,秆子就拔出来了。拔了几根之后,他的手开始发抖,不是冷,是力气不够用了。他停下来,用膝盖顶着玉米秆,换了左手去拔。左手也使不上劲。他直起身子,大口大口地喘气。呼出来的气变成白雾,在眼前散开。

他想起有人说过,不管雨下多久,最终彩虹会出现。说这话的人是谁,他记不得了,是个教书的,还是哪个广播里听到的。但这话让他觉得可笑。他想,下雨就是下雨,彩虹就是彩虹,雨下得再久,和彩虹有什么关系。那些说这话的人,大概是没在地里锄过草,没在河里撑过船,没在雨天里送过去县城念书的儿子。彩虹他见过,见了又怎样呢,该挑粪的还是挑粪,该推磨的还是推磨。他把玉米秆又拔起来一根,扔在堆上。

快晌午的时候,他从地里回来。走到院门口的时候,他听见有人叫他。声音从后面来的,他转过头去看,一个女人站在路上,四十多岁的样子,头发剪短了,手里拎着一个提包。他又看了两眼,认出是女儿王秀。女儿嫁到外县已经十几年了,每年过年回来一次,有时候两年一次。

“回来了。”王有福说。

“嗯,回来看看。”王秀说。

父女俩走进院子。陈桂英坐在堂屋里择菜,看见女儿进来,放下手里的菜,扶着桌子站起来。桌上的菜篮子里放着一把韭菜,韭菜叶子发黄,根上还带着泥。陈桂英站起来之后,一只手撑着桌子,另一只手去摸竹竿。竹竿就靠在椅子边上,她摸了一下没摸着,王秀走过去把竹竿递给她。

“你腿还是不好。”王秀说。

“老样子。”陈桂英说。

王秀从提包里往外拿东西,拿出来一袋奶粉,一袋白糖,一块猪肉,还有一瓶药酒。她把东西放在桌上,药酒的瓶子是玻璃的,放在桌面上磕出一声脆响。王有福看着那瓶酒,没动。他坐在门口的凳子上,掏出烟袋来卷了一根烟。王秀走过去,从兜里掏出一个打火机,嚓的一声点着了,递到他面前。

“你抽的这个烟,呛得很。”王秀说。

“抽惯了。”王有福说。

他吸了一口,把烟从鼻子里喷出来。烟雾在日光里变成蓝色,慢慢往上飘。王秀在他旁边坐下来,也看着院子。院子里的枣树已经不结枣了,枝头上只有干枯的树枝和几片卷起来的叶子。鸡在枣树底下刨土,刨出一个一个小坑。

“外面都说日子好了。”王秀说。

“嗯。”

“你们还种地?”

“种。”

“别种了,身子骨不行。”

“不种地干什么。”

王秀没接话。她看着院子里的那棵枣树,看了很久。鸡把刨出来的虫子叼在嘴里,仰着脖子吞下去了。阳光落在院子里,落在地上那些鸡刨的坑上,坑里有鸡的脚印和碎土渣。王有福把烟抽完了,把烟头扔在地上,用脚碾了两下。

陈桂英做好了饭,端了一盆白菜炖粉条上来。粉条是红薯粉,颜色发黑,煮烂了,夹一筷子就断。白菜是老帮子,纤维很粗,嚼起来咯吱咯吱响。三个人围着一张矮桌子吃饭,谁也不说话。筷子碰着碗沿的声音很清脆,和着屋外母鸡咯咯的叫声。

吃完了饭,女儿收拾了碗筷去洗。王有福坐在椅子上,头靠着墙,闭上了眼睛。他听见女儿在灶间里洗碗,自来水流进盆里,哗啦哗啦的。然后是碗碰碗的声音,筷子被拢起来放在灶台上的声音,灶台抹布拧干了擦灶台的声音。这些声音他很熟悉,听了大半辈子,闭着眼睛也知道哪一个声音对应哪一个动作。渐渐地,声音越来越远,越来越模糊。他听见水龙头关上了,听见女儿的脚步声从灶间走到了堂屋门口,停了下来。她想说什么,没说出来,脚步又走回去了。他听见灶间里重新响起了水流的声音,很轻,像是把水龙头拧得很小很小。那声音细细的,像是三十年前的那个晚上,儿子浑身湿透了回来,他躺在床上听见的雨声。那雨声也是这样越来越小,越来越细,最后什么也听不见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