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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理模型思维链

站起来的动作

李德顺在四十二岁那年秋天,被工地上的预制板砸断了三根肋骨和左腿小腿骨。

当时是下午三点二十分,天气很好,太阳照在水泥地上晃眼。他记得自己躺在地上的时候,看见头顶的塔吊还在转,铁钩子空着,晃悠悠地从他视线上方经过。有人喊他的名字,声音像是隔着棉花。他动了一下脖子,脖子还能动。他试着动了动右手,右手也能动。然后他去看自己的左腿,小腿歪成了一个从没见过的角度,像是膝盖下面多长了一个关节。

他没有喊疼。

他被抬上救护车的时候,想的不是腿,想的是这个月的工钱还没结。老板姓周,每个月的工钱都拖十天。今天是十九号,按习惯还得等六天。

医院里消毒水的味道很重。医生给他打了石膏,肋骨的地方缠了绷带。病房里的灯管嗡嗡响,李德顺躺在床上,盯着天花板数那条裂缝。从床头数到床尾,裂缝拐了四个弯。

他老婆刘桂兰是第二天中午到的。她进门的时候手里提着一个红色塑料袋,里面装着两个馒头和一瓶水。她站在床边,看了一眼他的腿,然后把塑料袋放在床头柜上。

“吃了吗?”她问。

“吃了。”他说。

“疼不?”

“不疼。”

刘桂兰在床边坐了一会儿,拿出一个馒头开始吃。吃到一半,她站起来去走廊里接水。回来的时候水洒了一些在鞋面上,她低头看了看,没擦,继续坐下吃馒头。

李德顺在工地上干了十四年。十四年前他还是个种地的,地里有麦子和玉米。后来修高速公路,占了他们村的地,一个人头补了八千块钱。他用那八千块钱买了一辆二手摩托,带着刘桂兰和儿子搬到了县城边上。儿子李强那时候四岁。

摩托骑了三年就坏了。他去修车铺问过,修好要三百块。他把摩托推回家,在院子里放了两年,后来当废铁卖了八十五块钱。

工地的活是一个老乡介绍的。老乡叫王德发,比他大三岁,在工地上绑钢筋。王德发说你来吧,一天三十五,管一顿午饭。李德顺就去了。

第一天干活,他搬了一天的砖。晚上回家,两只手的手指头伸不直,蜷着像鸡爪子。刘桂兰给他用热水泡了泡,第二天早上还是伸不开。他又去了。

到第十四年的时候,他已经一天能挣九十块了。

李德顺在医院住了二十三天。第二十四天出院,左腿打着石膏,拄着一根木头拐杖。拐杖是王德发送来的,用一根柳木削的,手柄的地方缠了一层黑胶布。

出院那天是刘桂兰来接他的。她借了一辆三轮车,让李德顺坐在车斗里。车斗里有几根烂菜叶子和一个空塑料袋,李德顺坐在白菜叶子上,拐杖横在膝盖上,两只手握着它。

从医院到家骑了四十分钟。到家门口的时候,三轮车停下,刘桂兰先下车,然后去扶他。李德顺屁股先蹭到车斗边上,然后手撑住车帮,右腿先落地,拐杖再跟上。这个动作花了大概一分多钟。

他们的房子是租的,在县城最边上,一个月一百二十块。两间平房,一间住人,一间做饭。院子里有一根晾衣绳,两头拴在钉在墙上的铁钉上。钉子锈了,绳子上挂着一件灰色的工作服和一条蓝色的裤子。

李德顺拄着拐杖走进院子的时候,他看见了晾衣绳上的衣服。衣服已经晒干了,袖子和裤腿被风吹得微微晃动。刘桂兰从他身边走过去,把衣服取下来,搭在胳膊上,进了屋。

李德顺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,然后拄着拐杖走到墙根。墙根放着一个马扎,他用拐杖拨了一下,确认它稳当,然后坐下来。

周老板在第四十二天才来结工钱。

那天也是下午,周老板骑着一辆摩托车来的。车停在院门口,发动机没关,突突突地响着。他走进院子,手里拿着一个信封。

“老李,对不住啊,一直忙。”他说。

李德顺坐在马扎上,拐杖靠在墙边。

周老板把信封递过来。李德顺接了,没数。

“还有两千是药费。”周老板又拿出一个信封。

李德顺也接了。

“以后还能干不?”

李德顺看了一眼自己的左腿,没说话。

周老板站了一会儿,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,抽出一根递过来。李德顺接了,别在耳朵后面。

“那行,你好好养着。”周老板转身走了。

摩托车的声音远了。

李德顺把两个信封叠在一起,放进衣服里面的口袋。然后他摘下耳朵后面的烟,别回衣服口袋里。他不抽烟。

接下来的两个月,他每天坐在院子里的马扎上。

早上天亮了,刘桂兰出门去上班。她在一家饭店洗碗,一个月六百块,管两顿饭。她走的时候会把早饭放在马扎旁边的地上,一碗稀饭,一个馒头,有时候还有一碟咸菜。

李德顺吃完早饭,就把碗放在地上,等刘桂兰晚上回来收。

他坐在马扎上看院子里的那面墙。墙上刷的白灰剥落了十几块,露出了里面的红砖。每一块砖的颜色都不一样,有深红的,有浅红的,还有一块是青灰色的。砖缝里的水泥有的地方鼓出来了,有的地方塌进去了。

他每天数这些砖。横着数一遍,竖着数一遍。横着是六十二块,竖着是四十三块。数完之后,他再数砖缝。横着的砖缝是六十一条,竖着的是四十二条。

有一天他发现墙根长出了一棵草。草从砖缝里钻出来,叶子很小,颜色发黄。他看着这棵草想,砖缝里没有土,这草是怎么长出来的。第二天早上再看,草被夜里的风吹倒了,贴着地面。到了中午太阳晒了一会儿,它又直起来了。他看着那棵草直起来的动作,很慢,像是有人在下面用一根看不见的线提着一片叶子,一点一点往上拉。拉直了,风又来了,又倒了。倒了再直。他看着,一直看到刘桂兰回来。

刘桂兰进门的时候,他还在看那棵草。

“吃了吗?”刘桂兰问。

“吃了。”他说。

其实他没吃。早上的稀饭还在马扎旁边,上面结了一层干皮。碗里的稀饭比早上的时候又少了三分之一——是中午的时候有只麻雀飞过来,在碗沿上站了一会儿,喝了三口,飞走了。他看见了。

三月二十号,李强回来了。

李强在省城念书,中专第二年,学的财会。他回来那天穿着一条新裤子,蓝色的牛仔裤,膝盖上破了一个洞——这种裤子本身就带着洞。

他看见李德顺拄着拐杖站在院子里,就站在院门口不动了。

“爸。”

“嗯。”

李强走过来,背着一个黑色的书包,书包鼓鼓囊囊的。他站在李德顺面前,比他爸高出半个头了。

“腿还疼不?”

“不疼。”

李强低头看着那条打着石膏的腿。石膏已经脏了,上面有一些黄色的水渍和一些黑色的手印。李德顺在石膏上贴了一层旧报纸,报纸破了几个洞。

刘桂兰从屋里出来,接过李强的书包。书包很重。

“带什么了?”

“书。”

刘桂兰把书包拎进屋里去了。李强还站在原地。他又看了一眼那条腿。

“能走不?”

“能。”

李德顺拄着拐杖往前走了两步示范给他看。拐杖先点地,右腿跟上,再是拐杖,再是右腿,左腿一直悬着。

“慢了点。”李德顺说。

李强在家的那两天,每天早上起来就会搬一个凳子坐在院子里。院子很小,两个人坐着,膝盖几乎碰到一起。李强有时候从书包里拿出一本书翻,有时候不翻,只是看着院墙发呆。

李德顺在旁边看那棵草。草又长高了一点,叶子从两片变成了三片。

“学校怎么样?”李德顺问。

“还行。”

“功课跟不上?”

“跟得上。”

“钱够花不?”

李强顿了一下。他把手里书翻了一页,又翻回来。

“够。”

李德顺没再问。他又去看那棵草。刚才起了一阵风,草倒下去了,现在没风了,它在往回直。

李强也看着那棵草。

“爸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我想休学。”

李德顺看草的目光没动。

“休学干嘛。”

“回来干点活。”

“什么活。”

“还没想好。”

李德顺把手里的拐杖换了一个位置,从右手边换到左手边。拐杖碰到地上发出轻轻的一声咔哒。

“念着吧。”他说。

李强没再说话。他把手里的书翻了十几页,哗啦哗啦的,然后又合上了。

第三天李强就走了。走的时候他穿的是那条破洞的牛仔裤,背上是他那个黑色书包。刘桂兰送他到汽车站,回来的时候手里拎着一袋橘子。

“李强买的。”她把橘子放在桌子上。

李德顺剥了一个橘子,吃了。

三月底,李德顺拆了石膏。

拆石膏那天是他自己去的医院。早上天还没亮他就出门了,拄着拐杖,走了四十分钟到医院。到的时候医院还没开门,他在门口的台阶上坐了二十分钟。

医生用小锯子锯开石膏的时候,他的小腿露了出来。腿比另一条腿细了两圈,肉是白色的,软塌塌的,像是在水里泡了太久的死面。腿上的汗毛稀稀拉拉的,皮肤皱起来,用手按一下,凹下去的位置半天不弹回来。

“得练。”医生说。

“怎么练?”

“走路。”

李德顺那天是自己走回家的。他把拐杖夹在腋下,右腿迈一步,左腿拖一步。从医院到家走了将近两个小时,到门口的时候,左边的鞋头已经在地上蹭出了一个白色的毛边。

刘桂兰那天回来得早,下午四点就到家了。她看见李德顺没拄拐杖,先看了一眼他的腿,然后进了屋。

晚饭的时候,李德顺端碗的手抖了一下。不是因为激动,是因为肉疼。小腿骨里面像是有一根铁丝在来回抽。

他吃完了一碗面。

四月,他开始重新学走路。

每天天不亮就起来,趁着街上没人,扶着院墙往外走。先走到巷子口,再折回来。第一天走了三个来回,路上歇了四次,屁股坐在马路牙子上,腿伸在前面,左腿放着右腿下面,因为左腿太细了,放在上面它会自己滑下来。

走到第五天的时候能走六个来回了。

第十天的时候能从房子最东头走到最西头。

巷子最东头有一个修鞋的摊子。摊主是个老头,姓马,左眼瞎了,右眼上戴着一个放大镜,也不知道那放大镜管不管用。每天早上六点半,马老头拉着一辆小铁皮车到巷口,把车上的东西一件一件搬下来——一个木箱子,一个小马扎,还有一个用塑料布包着的修鞋机。

李德顺来来回回地走,从他面前经过的时候,马老头从来不看。他只是低着头,拿锥子扎鞋底,扎一个眼,穿一根线,再扎一个眼,再穿一根线。

两个人在巷子里待了一个多月,没说过一句话。

五月的某一天,李德顺走完了十二个来回之后,在马老头旁边的马路牙子上坐了下来。他的左腿还在抖,小腿肚子一跳一跳的。

马老头把手里的鞋放在膝盖上,拿下眼睛上的放大镜,擦了擦,又戴上。

“那腿,得用。”他说。

“嗯。”

“不用就更不行了。”

“嗯。”

李德顺看马老头修鞋。他的手很稳,锥子从鞋底扎进去,从另一面钻出来,力道刚刚好。针穿过去的时候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声音。

“学了多久?”李德顺问。

“一辈子。”

马老头说他从十六岁开始修鞋,今年六十四了。四十八年里,他的手扎穿过多少次,他已经记不清了。

“刚开始的时候,”马老头说,“锥子经常扎到手上。手出了血,擦一下,继续扎。”

他伸出一根手指头给李德顺看,指尖上密密麻麻的针眼,有的新,有的旧,有的叠在一起,像是褪了色的针脚。

李德顺看了一会儿。

“你这活儿,难不?”

“不难。主要是手稳。”

“我能学吗?”

马老头抬起头看了他一眼。那一只眼睛透过放大镜看过来的时候,显得异常的大。

“这活儿不挣钱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你拿过来一个鞋我修给你看,看完你就知道怎么做了。但是修鞋的人越来越少,你学这个没用。”

李德顺没接话。他站起来,左腿晃了一下,站稳了。

“明天我拿鞋来。”

回家之后,他翻遍了家里所有的鞋。刘桂兰有两双鞋,一双布鞋,一双解放鞋,都还能穿。他自己有一双布鞋和一双胶鞋,布鞋底子磨薄了,左脚那只因为一直蹭地,鞋底比右脚薄了一半。

他选了那只薄底的鞋。

第二天,他拿着鞋子去给马老头看。马老头接过来,翻过来翻过去看了两眼,然后从木箱子里拿出一块橡胶皮,用剪刀铰出一个鞋底的形状。

“旧底子得揭掉,这个新底子比旧底子厚,走路不会那么踮。”

李德顺蹲在旁边从头看到尾。马老头的手法不快,每一个动作都看得清楚。他的手指头粗壮,指甲缝里嵌着黑黑的鞋油和胶水,但是干活的时候比年轻人的手还灵活。

修完李德顺的鞋,马老头又拿出下一双,是一双女式的高跟鞋,跟掉了。

“你拿这个试试。”马老头把工具递给他。

李德顺接过锥子。锥子的木头柄被磨得油亮,握在手里很趁手。他对准鞋跟的孔扎下去,扎偏了。

“手没稳。”

他又扎了一下,这回扎进去了,但深度不够,针穿不过去。

“再往里点。”

李德顺用了点力。锥子穿透了鞋底,针跟了过来。第一针,他用了将近半分钟。

“继续。”马老头说。

第二针,第三针。扎到第六针的时候,李德顺的手指缝已经开始出汗了。锥子滑了一下,在他大拇指上划了一道白印。

他没停。

那个夏天,他天天往巷口跑。

天刚亮他就起来,刘桂兰还没走,他就已经出了门。左腿走起路来还是有点跛,但速度比四月的时候快了不少。他走到巷口的时候,马老头通常已经在摆摊了。

他开始学粘底、上线、钉跟、补面。活不复杂,但每一道工序都靠手上的功夫。同一只鞋放在两个人手里修出来,马老头修的跟新的一样,脚踩上去不打滑不硌脚。他修的,该打滑还是打滑,该硌脚还是硌脚。

“手得记住鞋底的弧度。”马老头说,“每只鞋的弧度不一样。”

李德顺就把修过的鞋拿在手里摸。闭着眼摸,摸着鞋底的弧度,摸着针脚的间距,摸着胶皮的厚度。

他摸了一个夏天。

到了九月,他修出来的鞋,穿在脚上不硌了。

马老头说:“行了。”

然后他又说:“这行挡不了饭吃。”

李德顺用袖子擦了擦手。手上全是胶水的印子,指甲缝里的污垢怎么洗也洗不干净。

“我试试。”

李德顺的摊子是十月一号摆出来的。

他的摊子和马老头的摊子隔了不到二十米。马老头在巷子的东头,他在巷子的西头。

他没有铁皮车,就拎着一个蛇皮袋。袋子里装着马老头送给他的一把旧锥子、一团线、几块胶皮、一支小刷子和半瓶胶水。他坐在自己从家里带的小马扎上,面前铺一块塑料布,上面放着三只他修过的鞋——一只他自己没穿的那只,另外两只是左邻右舍给的旧鞋。

第一天,没有一个人来。

他在巷子西头坐了一个上午。上午的太阳从他背后照过来,影子从脚底下缩成一小片。中午他回去吃了饭,下午又出来继续坐。下午的太阳转到前面了,照在他脸上和胸前,他眯着眼。西头的巷口比东头窄,过的人也比东头少。偶尔路过的人看了他一眼,然后脚步不停地走过去了。

第二天,来了第一个人。是个中年女人,拎着一只断了带子的凉鞋。

“多少钱?”

“一块。”

中年女人看了看他,又看了看二十米外马老头的摊子。

“老马那儿才八毛。”

李德顺没接话。

女人犹豫了一下,把鞋放在了他面前的塑料布上。

“那你弄吧。快点啊。”

李德顺拿起那只凉鞋,翻过来看了看。带子断的地方靠近鞋头,断面是斜的,像是被什么东西钩断的。他把刷子蘸了胶水,在断面上薄薄地涂了一层,等它半干。等了大概四十秒,然后把两头接在一起。他用手压着一分多钟,松手的时候,手指和鞋子之间拉出了一根细细的胶丝。

他把凉鞋递给女人。

女人接过来,用力扯了一下带子。带子没断。

“行。”她掏出一个硬币放在塑料布上,走了。

李德顺把那个硬币拿起来,放进口袋。一块钱。

他看了一会儿自己刚才粘带子的那两根手指头,指肚上沾了一层干胶水,白白的。

那天他只接了那一单。

第三天还是那个女人。她又拿来一双鞋,是她男人的皮鞋,鞋头开胶了。

“你这手艺还行。”她说。

李德顺用锥子把鞋头的旧胶刮干净,重新涂胶,压紧。这次他用力比昨天大了些,手指关节压得发白。

也是一块。

到了第十天,他一天能接四五双鞋了。来的人都是从马老头那边过来的——马老头的摊子前面排了太多人,有的人等不及,就走到他这边来了。

李德顺修鞋的速度不快。马老头一双鞋一刻钟,他要半个钟头。但是他的手越来越稳了。他开始能闭着眼摸出鞋底的弧度,能听出锥子扎进鞋底的声音是闷还是脆——闷了就对了,脆了就说明没扎透,针线会松。

十二月的时候天冷下来了。

巷子里的风从东头灌进来,不留死地,把每个角落都灌满了。李德顺的手上长了冻疮,右手的小指头和无名指肿了一圈,弯不回来。他找了个旧的棉手套,把右边那只剪掉了三个手指头——大拇指、食指和中指——好让指头露出来干活。

马老头也戴着手套。他的手套是完整的,但是干活的时候他经常不戴。他说戴了手套手感不对,摸不准鞋底的软硬。

李德顺试过不戴,手僵得握不住锥子。他就又把那半截手套戴上了。

那年冬天下了两场雪。下雪的时候摊子摆不出去,李德顺就待在家里。他把工具摆在堂屋的方桌上,脚头放一个炭盆,火不大,刚好暖手。

堂屋的方桌是房东的,桌面上有一道裂缝,从左边一直裂到右边。李德顺把工具摆在那条裂缝的两边,左边放鞋和胶皮,右边放锥子和线。他坐着修刘桂兰的旧鞋,修完了放回去,等穿坏了再修。一双布鞋修了三次,鞋底上全是补丁,灰色压着黑色,黑色压着红色,层层叠叠,像是一截岩石层面。

他晚上不做鞋子。晚上吃过饭,他就在马扎上坐一会儿,然后起来拿手电筒看院子里那棵草。草在冬天的时候枯了,倒在地上,风大了就贴着地皮滚几下。到了春天,它自己长回来,还是原来的地方。

雪化完的那天,李德顺的摊子又摆出来了。

第二年春天,儿子李强来信了。

信是寄到房东家的。房东姓黄,是个退休的工人,住在隔壁院子。他把信送来的时候李德顺正在院子里往修鞋机上装线。

“你儿子的信。”

“哪儿来的?”

“省城。”

李德顺擦干净手,撕开信封。里面有一张纸,折叠得整整齐齐,信纸上印着学校的红头。他认识的几个字——儿子的名字、班级、还有最后落款上的年月日。中间那一大段话他认不全,但大概意思是学校里安排了实习,在一家工厂的财务室。

他把信递给刘桂兰。刘桂兰看了两遍,又把信折好,放回信封里。

“实习有工资不?”

“没说。”

那天晚上,李德顺坐在院子里看墙上的砖头。

他数了横着的砖,还是一样。他又数竖着的,还是一样。他不再数了。他拿着手电筒,看那棵草的尖上已经冒出了新芽,颜色特别嫩,比春天的树叶还要淡。

刘桂兰从屋里走出来,披着一件旧棉袄。

“强子实习要是干得好,以后可能就留在那边了。”

“嗯。”

李德顺把手电筒从草上移开,照到她脸上。她眯了一下眼。

“他留在那边,我们就省心了。”她说。

“是。”

手电筒的光暗了一点。

四月的一天,马老头没出摊。

李德顺早上走到巷口的时候,没有看到那辆小铁皮车。他走到自己摆摊的巷子西头,把东西放下来,然后站了一会儿,又走到东头看了看。马老头常坐的那个位置空着,地上有几片吹来的树叶。

他回去坐下,开始修今天的第一双鞋。

到十点多的时候,东头来的人问:“老马呢?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来人在那里站了一会儿,然后把鞋放在了李德顺的摊子上。

到了下午,来的人多了起来。有老马的老顾客,也有新来的。李德顺的摊子前面排了三个人,一个拿皮鞋,两个拿运动鞋。他一双一双地修,手没停过。

第三天,马老头还是没来。

李德顺收摊之后去了马老头住的地方。他以前去过一次,是冬天的时候,马老头让他帮忙搬一个木头箱子。马老头住在巷子中间一间平房里,跟他的摊子隔了两户人家。

他站在门口敲了敲门。没有人应。

他又敲了一下。

门从里面开了。马老头站在门后面,上身披着一件棉袄,下面穿着线裤。他看起来像是刚睡醒,左眼还是那样闭着,右眼里有一些黏液。

“躺着呢。”马老头的声音比平时轻。

“怎么了?”

“没怎么。老了。”

马老头转身往回走,李德顺跟着进了屋。屋里很黑,窗户被一块旧布挡着。正中间放着一个炉子,炉子上坐着一壶水,水没开。

马老头坐到床边,拿被子裹住腿。

“这几天出不了摊。”他说。

“行。”李德顺站着。

“那些顾客你接得过来?”

“还行。”

马老头的手从被子里伸出来,拿起床头的一个掉了漆的搪瓷缸子。缸子里的水已经凉了。他喝了一口。

“以后估计也少出了。”马老头说。

李德顺看着他手里的缸子。缸子外面的搪瓷磕掉了好几块,露出来的铁皮锈了。

“那就我来吧。”李德顺说。

马老头把缸子放回去,在床头放稳。

“你扎鞋的时候,锥子的那个劲……不能太狠。太狠了针穿不过去,会断在鞋底里头。”

“我记住了。”

“你现在一天能接多少?”

“十几个。”

“够了。再多也修不过来。”

水开了。李德顺走过去把壶拎下来,给马老头的缸子里续上热水。然后他走到门口,把门带上。

七月份的时候李德顺的生意好起来了。

县城里的人开始不修鞋了,嫌麻烦。但是附近几个村子的人还是会来。有的是赶集的时候顺路来的,有的是骑着电动车专程来的。他们听说东头的老马不干了,西头来了个新的,活儿不错。

李德顺的摊子上多了一条小长凳。来的人坐着换鞋,等的时候也能坐。小长凳是他在废品站花三块钱买的,面上有两道裂纹,他用胶布缠了缠,不夹屁股。

来修鞋的人什么样都有。有老头有婆娘,也有在镇上工厂上班的年轻人。年轻人穿运动鞋的多了,那种鞋旧了底子会磨平,走在坡上容易打滑。李德顺给这种鞋换底换得多。换一只底一块五,换一双三块。

有一回一个年轻人来取鞋,试了试说太硬了。李德顺说多穿几天就软了。年轻人说不行,让他重新做。他重新做了一只,那人试了一下说还是硬。

李德顺没说话。他把那只鞋拿过来,用手掌来回搓,像揉面一样。他搓了很久,那只鞋底被他手心的温度磨得稍微软了些。他的手在鞋底上反复按,手指头上的肉陷进去,再弹回来,陷进去,再弹回来。大约有二十分钟的时间。

“你再试试。”

年轻人接过去一脚蹬上,走了两步。

“行吧。”

那天晚上收摊的时候,李德顺发现右手掌的中间脱了一块皮。

他坐在马扎上摊开手掌看。那块皮脱得不算大,一个指甲盖大小,下面是粉红色的新肉。周围还没脱的皮已经起了白白的泡,一碰就晃。

他就那样摊着手掌坐着。风从巷子里吹过来,吹得手掌上的皮一颤一颤的。

晚饭的时候他端碗,手掌握不紧。筷子滑了一下,差点掉地上。他换了个姿势继续吃。

那年秋天,李强没来信。

冬天也没来。

刘桂兰问了两回,李德顺说信在路上丢了吧。她就没再问了。

到了来年春天,还是没有信。李德顺每天出摊之前会看一眼门缝,没有信封。他的眼睛已经花了,看近的东西得眯起眼,锥子上的针孔要穿三次才能穿进去。有一次他把线头放进嘴里抿湿,结果线头上沾了一粒饭粒子,针眼堵住了。他把线头拿出来,换了一头,重新抿了,再穿。

穿了进去。

夏天的时候李强回来了。

他走进院子的时候,李德顺正坐在马扎上擦锥子。锥子上生了锈,他用一块砂纸来回地磨。李强站在院门口,手里没拎包,身上穿着一件白衬衫和一条黑裤子,皮鞋擦得挺亮。

李德顺抬起头。

“爸。”

“嗯。”

李强走过来。他走到李德顺面前的时候,李德顺注意到他白衬衫的袖口上有一小块圆珠笔印子。李强站在那里,看上去像是什么也没拿。

“实习完了吧。”

“完了。”

“留下了?”

“嗯。”

李强在院子里的另一个马扎上坐下来。他坐下来的时候习惯性地拍了拍裤子大腿的地方,虽然地上没有灰。

“在财务科?”

“对。”

“工资多少?”

“八百多。”

李德顺把擦了一半的锥子放在膝盖上。他用手摸了一下锥子尖,锈没磨干净,还是有一点钝。他用砂纸又打了几下。

“以后能涨不?”

“能。”

刘桂兰从屋里出来了。她的围裙上沾着面粉,手里还端着一个盆。她看见李强就往围裙上擦手。

“你怎么不提前说一声。”

“临时决定的。”

“吃了没?”

“没。”

刘桂兰转身又进了厨房。李强坐在马扎上,看李德顺磨锥子。

“爸,你还在修鞋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挣钱吗?”

“够。”

李强把皮鞋挪了一下位置。那双皮鞋是新的。

“我跟你说个事。”李强说。

李德顺手上的锥子停了一下。

“我想在这里也弄个账本的活。我们单位搞财务,我在城里学了一套管账的办法——是电脑上用的那种。我想用那套办法,帮县里的厂子做账本。这里很多厂的账都还是手写的。他们需要。”

李强说这话的时候没看李德顺,他的眼睛看着院子里的那面墙。墙上有一块白灰在往下掉渣。

李德顺又开始磨锥子了。砂纸和锥子摩擦的声音细细的。

“那叫啥?”

“什么?”

“你刚才说的那个——电脑的。”

“就是电脑上的账。比手记快,不容易错。”

李德顺把锥子举起来看了看。尖上的锈磨掉了,闪出一点光。

李强站起来。他走到那面墙前面,伸手摸了一下剥落的白灰,然后转过身。

“爸,你那年摔了腿,回来在院子里坐着的时候,每天在看那面墙是吧。”

李德顺没接话。他又摸了一下锥子尖,手指肚按上去,针尖扎进去了一点点。

“我那时候以为你是在等腿好。”李强说。“我觉得你腿好了就回去干活了。但是你没有。你后来是去巷口坐着。”

李德顺把锥子放下来,拿起旁边一只修了一半的女式皮鞋用手指头探鞋底的弧度。他从鞋底摸到鞋头,熟悉的轮廓,指尖在恰到好处的位置停了下来。他跟着又用掌心顺着那条弧线再捋了一遍。掌心里那层被磨掉的皮已经变成了薄薄的疤,按上去不疼,但也感觉不到太多。只有指尖那一点,还能摸出鞋底微小的凹凸。

“不是我以为的那种。”李强看着他手掌的动作,“你每次都是在巷口摆摊。没人的时候你就坐在那儿。刮风也去,下雪天不能摆摊你就在屋里修。你没在等。”

李德顺把女鞋放回塑料布上,又拿起旁边一双男鞋。鞋底上的针脚有一处跳了一针,他摸了摸那个跳针的位置,把锥子扎进去,补针。

“我在外面学那套东西的时候,”李强说,“有一次做错了。全部做错了。电脑上的东西,错一个字,后面的就全不对了。带我的那个人说这个要重新做,从开头重新做。我说好。我重新做了。”

李德顺的手很稳。

“后来又错了一次。还是重新做的。错了多少次我记不清了。”李强把手从墙上拿下来,白灰沾了一些在他手指头上。

“每次要重新做的时候,我就想起你在巷子里坐着。你从来没说过,但是我知道。”

李德顺补好了那一针。他把线打了个结,用锥子柄压紧,然后手指头顺势刮了一下剩余的那一截短线头。他从口袋里掏出剪子,干脆利索地剪掉多余的线。

他站起来,把修好的鞋码整齐,放在蛇皮袋上面。

“饿了,先吃饭。”

他转身往屋里走。左腿走路的时候还是有点跛,落地比右脚轻,迈步的幅度也比右脚小了一点。但每一步都踩在实地上,很稳。

李强站在院子里,看着李德顺走进去。他的白衬衫袖口被风吹得动了一下,那块圆珠笔印子比刚才好像淡了一些。

堂屋的方桌上摆了三副碗筷。刘桂兰端着一碗炒鸡蛋从厨房里走出来,鸡蛋还冒着热气。她把碗放在桌子中间,又转身去端下一碗。李强也进了屋,拉开一张凳子。

李德顺坐在桌子边,拿起筷子。筷子拿得稳稳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