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墙钥匙
陆文爱每天早上六点钟开门。门板是两扇对开的旧木板，上过桐油，年头久了，油光变成了一种黑。她用左手托第一扇，右手托第二扇，往里面推，再往两边推。门轴是铁做的，声音发闷，吱呀一声，像谁叹了一口气。
开了门，她头一件事是看墙。
那面墙就在柜台后头，钉了七个钉子，每个钉子上挂一串钥匙。钥匙串是用各种颜色的塑料绳拴的，红的、黄的、绿的，大部分已经褪了色，剩下一种说不清是什么颜色的颜色。她走过去，把最左边那串拿下来，看了看，又挂回去。钥匙跟钉子碰了一下，叮。她又把第二串拿下来，看了看，挂回去。一串一串看过去。有的钥匙上面贴了白胶布，胶布上用圆珠笔写着字，字迹被摸得模糊了，只剩下一个“王”字，或者一个“张”字。有的什么也没贴。她看完一圈，拿起柜台上的搪瓷杯，去提水壶。
水壶是铝的，灌满水，放在煤炉上。煤饼是昨天夜里封好的，拨开上面那层灰，底下的火还发红。她把炉门打开一条缝，火苗就往上窜。然后她坐到柜台后面那把竹椅里。竹椅靠墙放着，她往后一靠，后背就抵着那面墙上的钥匙了。钥匙在她脊背后头轻轻摇晃，叮叮当当，声音很碎。她听了听，不动了。水壶开始响，先是一丝丝的响，像鞋底在砂地上拖，后来变成咕噜咕噜。
六点二十分左右，老张来了。
老张是隔壁做豆腐的，每天这个点过来买一包烟，便宜的，五块那种。他进店的时候身上带着一股黄豆的酸味。他把皱巴巴的五块钱放在柜台上，陆文爱伸手把烟从架子上拿下来，放在钱旁边。老张拿起烟，拆开，抽出一根。然后他摸自己的口袋，没摸到火柴。陆文爱把柜台角落一盒火柴推过去。老张划了一根，点着烟，把火柴棒甩了甩，丢在地上。他抽一口，看着门外的石板路，不做声。陆文爱也不做声。老张抽完那根烟，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，说了一句话，走了。他说的是：“今天豆腐做多了。”陆文爱没接话。她拿过柜台上的抹布，把老张刚才放钱的地方擦了一下。抹布是蓝布的，洗了太多次，中间破了一个洞，擦过的地方有一道浅浅的水痕。
七点钟，巷子里的人多起来了。买菜的、送孩子上学的、骑电瓶车去工厂的，声音从门口漫进来。有人在门口喊：“陆阿姨，给我拿袋盐！”她就站起来，走到货架跟前，拿一袋盐。来人把钱扫一下墙上的二维码，塑料袋拎着就走。也有人用现金，一块的、五毛的硬币，放在柜台上。她收进一个铁盒子里，那个铁盒以前是装饼干的，盖子上印着一只黄猫。她把大票子理整齐，压在铁盒底下的硬纸板下面。
这间小卖部开了很多很多年了。最早是在头蓬老街西边那个路口，后来那边拆了，往东挪了二十米，就到了现在这个位置。门面不大，十几平方，三面墙都打了木架子。靠门口的架子上放的是香烟、打火机、火柴、肥皂、洗衣粉这些。中间的架子上是零食，饼干、方便面、棒棒糖、话梅。最里面那排架子上堆着几箱酒，白酒是本地酿的，自己喝的人买得多。货架背后那面墙，就是挂钥匙的墙。墙上那七个钉子，最早只有一个。
陆文爱记不清是哪一年了。只记得那天下午，隔壁开杂货铺的老周来找她。老周那时候六十出头，腰板还直。他说：“老陆，我要去城里儿子那里住一阵子，房子空着，怕有人来，钥匙放你这里。”她把钥匙接过来，想了想，转身找了根红塑料绳，拴在靠柜台最左边的钉子上。那根钉子是钉货架时多下来的，露在外面一截，正好挂东西。老周走了以后，隔了两个月才回来。回来那天她正在烧水，他从她手里把钥匙拿走，说了句“在城里住不惯”。后来他又把钥匙送回来了，说下个月还要去。
第二个把钥匙放在她这里的是巷子东头的吴婶。吴婶的闺女在宁波，生了孩子，她去帮忙带。走之前一个晚上来的，手里端着一碗米豆腐，米豆腐上面浇了辣椒油，红汪汪的。她说：“嫂子，这个你吃，我明天走了，钥匙放你这。”陆文爱把米豆腐接过来，吃了。钥匙就挂在了第二个钉子上。吴婶在宁波待了半年，回来的时候孙子会走路了。她把钥匙取回去，看了看，红塑料绳换了一根绿绳子，钥匙被磨得亮了些。
后来就有了第三个、第四个。有时候是出远门，有时候是搬去城里跟儿女住，有时候是房子出租了，租客要来看房，钥匙留在她这里方便。再后来，有些人不走了，钥匙也不拿走，就挂在墙上。有人说：“陆阿姨，就放着吧，万一来个亲戚要进去看看。”这些钥匙有些已经不知道是谁家的了，胶布上的姓也认不出来。但钥匙还是挂在钉子上，她每天把它们看一遍。
中间那个钉子上挂的那串，她记得最清楚。三把钥匙用一根灰绳子拴着，一把大门走廊的，一把进屋门的，一把信报箱的。那串钥匙的老钱，前年没了。老钱是腊月里走的，早上还好好的，在巷口买了一碗豆浆两根油条，回去以后坐在藤椅上看电视，看着看着头一歪。他儿子来敲门，问她有没有她家老房子的钥匙，说要进屋拿几件衣服给殡仪馆的人。她从中间那个钉子上把那串钥匙解下来，给了他。过了三天，他儿子把钥匙送回来，还给她。她接过来，重新挂在钉子上。那串钥匙在钉子上挂了一个月，她每天早上看一遍。一个月后她把信报箱那把钥匙拿下来，用钳子剪断了绳头，然后又把另外两把拴回去。信报箱的锁前几天被撬了，那把钥匙已经打不开。她没把钥匙扔掉，拴在绳子尾巴上，等于多了一个铁坠子。
老钱的老房子后来租出去了。租给了一对从四川来的夫妻。男的在一个工地上开翻斗车，女的在超市收银。他们来看房那天，还是她拿着老钱儿子送回来的那把钥匙去开的门。开了门，四川女人站在门口往里看了看，说了句“还可以”，当天就定下来了。老钱儿子来签合同的时候，又把钥匙留在了她这里，跟她说：“阿姨，租客有什么事你帮着看一下。”钥匙还是那串，两把，少了一把信报箱的。她把绳子重新打了一个结，挂回中间那个钉子。
陆文爱的男人走得更早。走的那年她刚满五十。她男人在建筑队上干活，从三楼摔下来。送到医院的时候人还有气，跟她说想喝一口甜的。她到医院门口的小卖部买了一瓶橘子汽水，回来的时候人已经不在了。她男人喝汽水的东西没有了，她把汽水放在床头柜上，后来不知道被谁收走了。她没有留在医院，把事交代给男人的弟弟，自己回店里开门。那天下午店里来了五六个客人，有人买了包烟，有人打了二两酒，有个小孩来买棒冰。她一样一样地拿，一样一样地收钱。到黄昏的时候，她把货架上的东西补齐，然后烧了一壶水，坐在竹椅上喝了半杯。第二天也是六点开的门。
她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。女儿嫁到了萧山，儿子在杭州做装修。两个都还算孝顺，每个月打两次电话，过年回来一趟。儿子跟她说过好几次，让她把店关了，去杭州跟他们住。她说不去。儿子问为什么。她说：“这几年街坊邻里都认得我，换个地方，不认得。”儿子又说房租也不贵，你过去住帮你租个房子。她没有接话，手上拿一包方便面，摆正了角度放到架子上。儿子站了一会儿，走了。过年再回来，没有再提。
门口的路修过好几次。最早是青石板，坑坑洼洼，下雨天踩上去，石板缝里的水会滋出来。有个踩三轮车的老头，每天早上从她门口过，车轮卡在石板缝里，要下来推。后来社区来铺了水泥，水泥上划了格子，看着像石板，其实是平的。三轮车不卡了，老头也没有再来。说是去富阳的闺女那边了。
社区改造的时候在巷子两头装了升降桩，防外面的车乱停。升降桩要用遥控器。遥控器被社区的人交到了陆文爱手里，因为她的店正好在巷子中间，白天晚上都有人在。遥控器跟车钥匙差不多大，上面有三个按钮，红的绿的黄的。红的按一下，桩子升起来；绿的按一下，桩子降下去；黄的按了没反应，她一直没搞明白是干什么用的。社区的人教了她一遍，她记住了红绿两个。遥控器就放在柜台上，一个铁盒子里，跟打火机放在一起。铁盒里还放着一支笔、几张便签纸。有人来借遥控器，她就让人自己拿。用完还回来，都放回铁盒。
去年冬天有个晚上，半夜两点多，电话响了。是巷子里开理发店的小刘打来的。小刘说，住在巷尾的那个百岁老太太不好了，叫了救护车，车进不来，你快给降一下桩。她从被窝里爬起来，披了棉袄就往外走。棉袄是旧的羽绒，拉链拉不上了，用两边的按扣，按扣断了一个，她往里掖了掖。外面下着雨夹雪，鞋底是泡沫的，踩在湿地上有一点滑。她小跑到巷口，从口袋里摸出遥控器，按了绿的。桩子嗡嗡响着往下降，降到底是咚的一声。她站在雨里朝大路上看，等了一会儿，救护车的灯在拐弯的地方亮起来，她就站在那里招手。车开过来，她指着巷子里面说：“一直开，开到第二棵梧桐树那里，左边第二个门。”车门旁边的车窗摇下来，里面的人朝她点了一下头，车往里开了一段。小刘已经在那边等着了。
弄完了她往回走，在家门口站了一会儿，跺了跺脚上的水，把棉袄帽子上的雨珠子抖了抖。进来把遥控器还是放回铁盒，然后重新躺下。被窝已经凉了。她侧过身，把手伸到枕头底下。枕头底下压着一条毛巾，干的，是她白天叠好塞进去的。她攥着毛巾，慢慢把身子蜷起来。
第二天早上她还是六点开的门。老张来买烟，看见她右眼有些红，问了一句“昨晚没睡好”。她说：“嗯，起了一趟。”老张没有再问，抽完烟，走了。她照例把墙上的钥匙串挨个拿下来看了一遍。看的时候手有点抖，绳子从塑料环里滑出去，掉了一把。她弯腰去捡，起来的时候头有些晕，扶着货架站了一阵。货架上的方便面袋子被她碰歪了两包，她伸手摆正。
巷子里的人都说，陆阿姨人好。
有人当面跟她这样说过，说的时候带着一种肯定过什么的语气。她听了就摆摆手，说：“什么都好的，就是看个店。”她真觉得没什么。有人出远门把钥匙放在她这，是顺路；有人的钥匙丢了，到巷子口来问，她翻翻抽屉，抽屉里还有十几把钥匙，是别人忘在她这儿的，或者是什么时候多配的，她拿一块硬纸板，上面用圆珠笔写了“多余钥匙”三个字。来找的人看了看，有时能认出自己家的那把，有时认不出。有一个骑摩托车的小伙子来找钥匙，看了半天，说：“阿姨你这有没有一把铜的，上面有个圆孔的。”她从纸板后面捡出一把铜钥匙。小伙子接过去看了看，说：“就是这个，我媳妇太粗心，出门忘带了。”小伙子走了，她在那块硬纸板上重新写了一遍字，原来的字被手摸模糊了。
那些钥匙各有各的样子。有的很新，齿牙尖利，能割手。有的磨圆了齿，插进锁里要用点力。有一把钥匙上面系了一个小的铜铃铛，是老街上一个五六岁的小孩拴上去的。小孩说这样钥匙不会丢，丢了会响。小孩后来跟着大人搬走了，钥匙没拿走，铃铛过了一年多也不响了，里面生锈了。陆文爱也没剪掉铃铛，就那样挂着。
墙上还挂过一把钥匙，挂了好多好多年，是那种老式的长条钥匙，铁的，锈了一层又一层，红褐色的。那把钥匙是谁家的她实在想不起来了，也没人来取。有一年巷子里的老孙头来店里，看到那把钥匙说，这不是以前打铁铺老陈的钥匙吗，打铁铺拆了以后钥匙还有什么用。她看了一眼，说：“用不上也是钥匙。”老孙头笑了笑，买了一袋盐走了。那把钥匙继续挂在墙上，锈还在往深处透，钥匙柄上的圆孔边缘已经磨出了粉末，攒在塑料绳的结下面，细碎的，像铁屑。
巷子里的人越来越少了。年轻人都往外面搬，搬去了城里。留下来的要么是老人，要么是外地来的租户。租户不认得陆文爱，也不认得墙上的钥匙。有个租户来买东西，看见墙上的钥匙串，问她：“老板娘，这些是什么？”她说：“钥匙。”租户又问：“什么钥匙？”她想了想说：“别人的。”租户没听懂，拿着买的东西走了。她在柜台后面坐了一会儿，把铁盒子里的硬币倒出来数，数一毛的，十四个一摞。数到一半的时候停了一下，因为外面有个人喊她：“陆大姐，有热水没有？”她应了一声，把硬币拨到一边，起身去提暖瓶。
傍晚收摊的时候，她把货物归位，把柜台上的抹布叠成方块压在搪瓷杯底下，然后把墙上的钥匙重新整理一遍。有一串的绳子断了，她从抽屉里找了一截新的，尼龙的，重新穿过钥匙环，系紧，挂回钉子上去。她把每一串都摆正，让它们垂下来不绞在一起。夕阳从门口斜进来，照在钥匙上，钥匙的影子落在墙上，一道一道的，像一扇看不见的门的门缝。
她把门板合上。左扇，右扇，上了一根铁栓。铁栓也生了锈，推上去的时候要往上抬一点。她关了灯，拿着那个铁盒子推开后面的门，进到里间。里间有一张床、一张桌子、一个衣柜、一个电磁炉。她煮了一碗面，卧了一个鸡蛋，面汤里面搁了半勺猪油。吃完面她把碗洗了，倒扣在桌上。然后她坐到床沿上，把遥控器从铁盒子里拿出来，看了看上面红绿黄三个按钮，笑了笑，放到了枕头下面。
第二天是晴天。她六点开的门。先看了看墙上的钥匙，没有少，也没有多。然后提了水壶去烧。水还没开的时候，老张照例来买烟。五块钱放在柜台上，烟拿过来，抽出一根。火柴在角落，自己拿。老张抽完，把烟头踩灭，说了一句话，走了。他今天说的是：“明天豆腐多放点水。”陆文爱把柜台上那五块钱收进铁盒里，然后拿抹布把刚才放钱的地方擦了一下。抹布上的洞又大了一点。
太阳升到了巷子上面，把石板上的露水晒干了。巷口有人按电瓶车的喇叭。陆文爱站起来，走到门口，眯着眼朝外看了看。隔壁卖菜的摊子已经摆开了，红塑料盆里泡着几把芹菜。她弯腰把门口一块松动的砖踩了踩。然后回到柜台后面坐下，从铁盒子里把遥控器拿出来，擦了擦上面的灰，放回去。
这天上午来了一个年轻人，二十多岁的样子，背着一个双肩包。他在门口站了一下，进来问：“阿姨，老街上有没有房子出租？”陆文爱说：“西头有一间，门上贴了纸的。”年轻人说了声谢谢，退出去往西走了。走到巷子中间的时候，回头看了一眼她店门上面的招牌。招牌是塑料的，上面的字已经褪成了浅灰色，只认得出“头蓬”两个字。年轻人走远了，陆文爱把柜台上那个空烟盒丢进垃圾桶，然后抬头看了看墙上的钥匙。阳光从窗格子里进来，照在钥匙上面。钥匙安安静静地挂着，一个挨着一个，有些响动就轻轻地互相碰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