磨刀石
李建国第一次见到死亡是在七岁那年。
那天下午，他蹲在自家门槛上啃着半块玉米饼，看见隔壁王瘸子被人从河里捞上来。王瘸子的身体泡得发白，像一块被水浸透的木头。捞尸的老张头把他平放在河滩上，用一块破布盖住了脸。那块布太小，盖不住王瘸子肿胀的脚。
“为啥要跳河？”李建国问父亲。
父亲正在磨镰刀，磨刀石发出“刺啦刺啦”的声音。他头也不抬：“他女人跟人跑了。”
“跑了就跑了，为啥要死？”
父亲停下手中的动作，看了他一眼：“等你长大就懂了。”
李建国没等到长大，第二年春天，父亲也死了。不是跳河，是在公社的采石场被滚落的石头砸中了脑袋。母亲哭晕过去三次，醒来后第一件事是接过父亲留下的磨刀石，继续磨那把生锈的镰刀。
“妈，别磨了。”李建国说。
母亲没停手：“地里的麦子不会因为人死了就不长。”
磨刀石在母亲手中发出和父亲磨刀时一模一样的声音。刺啦，刺啦，像某种活物在呼吸。李建国忽然明白了，生活就是这块磨刀石，不管你愿不愿意，都得把脖子凑上去。
十八岁那年，李建国有了选择的机会。
高考恢复了，他是镇上中学成绩最好的学生。班主任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建国，你能行，一定能考上大学，离开这里。”
母亲没说话，只是把磨刀石推到他面前。磨刀石已经被磨得中间凹陷，像一弯黑色的月亮。
“你要走，我不拦。”母亲说，“但你要想清楚，走了还回不回来。”
李建国想了三天三夜。第四天清晨，他把录取通知书叠好，塞进炕席底下，然后拿起磨刀石，开始磨家里所有的农具。镰刀、锄头、铁锹，一件接一件。磨刀石发出的声音填满了整个院子，填满了整个早晨。
他没走。不是不能，是不想。就像父亲当年有机会去县里的工厂，却选择留在村里一样。就像王瘸子的女人明明可以留下，却选择跟货郎走一样。
选择从来不是问题，问题是选择之后的事。
二十二岁，李建国娶了邻村的秀英。
婚礼很简单，三桌酒席，来的都是亲戚。秀英穿着红色的确良衬衫，辫子上扎着红头绳。她不爱说话，只是笑，嘴角有两个浅浅的梨涡。
新婚之夜，秀英从陪嫁的木箱里拿出一块新的磨刀石。
“我妈给的。”她说，“她说，过日子就像磨刀，不能停。”
李建国接过磨刀石，发现它和父亲留下的那块几乎一模一样，只是棱角更分明些。他把两块磨刀石并排放在窗台上，一旧一新，一凹一平。
生活开始了。真正的，属于自己的生活。
每天清晨，李建国第一个起床，磨镰刀，磨锄头。秀英生火做饭，炊烟从烟囱里袅袅升起。然后他们一起下地，一个在前头刨坑，一个在后面撒种。中午坐在地头吃饭，窝头就咸菜，喝凉白开。傍晚收工回家，一个挑水，一个喂猪。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像磨刀石上的刀，一遍遍磨过，发出单调而坚实的声音。
秀英怀孕那年，村里开始分田到户。李建国分到了六亩地，其中三亩是坡地，石头比土多。村里人都说那地种不出东西，劝他去找村长换。
李建国没换。他带着秀英，一筐一筐地把石头捡出来，堆在地头。捡出来的石头垒成了一堵矮墙，他又在墙根下种了南瓜。夏天，南瓜藤爬满了石墙，开出一朵朵黄花。
秋天，坡地上的玉米居然长得比平地的还好。村里人来看，都说邪门。李建国蹲在地头，咬着一根草茎：“石头多的地透气，根扎得深。”
秀英的肚子越来越大，像地里的南瓜。临产前一夜，她突然对李建国说：“给孩子起个名吧。”
“你想叫啥？”
“要是男孩，就叫石头。”秀英说，“像地里的石头，看着没用，垒起来就是墙。”
李建国点点头，从窗台上拿下父亲留下的那块磨刀石，放在秀英枕边。
“要是女孩呢？”秀英问。
“也叫石头。”李建国说，“女孩也能垒墙。”
第二天，秀英生了个男孩。接生婆拍着婴儿的屁股，孩子哇哇大哭，声音响亮。李建国站在门外，听见哭声，忽然想起父亲磨刀的声音。刺啦，刺啦，一声接一声，停不下来，也不想停。
石头五岁那年，村里开始有人出去打工。
最先走的是村东头的二狗子。他去了深圳，第二年春节回来，穿着西装，打着领带，给村里人发烟，是带过滤嘴的。他说深圳满地是钱，弯腰就能捡。
越来越多的人走了。年轻人，中年人，甚至有几个五十多岁的也跟着去了。村里空了，地荒了，只有李建国和几个老人还在种田。
秀英问李建国：“咱们不走吗？”
李建国正在磨镰刀，磨刀石已经薄得像一片瓦。他磨得很慢，很仔细，刀刃在石头上划过，发出均匀的沙沙声。
“你想走吗？”他反问。
秀英想了想，摇头：“不想。”
“为啥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秀英说，“就是觉得，走了就不是咱们了。”
李建国点点头，继续磨刀。磨好了，他用拇指试了试刀刃，一道细细的血线渗出来。他把手指含在嘴里，尝到了铁锈和血混合的味道。
那天晚上，李建国做了个梦。梦见自己站在深圳的高楼之间，四周都是人，都是车，都是声音。他张开嘴想喊，却发不出声音。然后他醒了，听见院子里蟋蟀在叫，一声一声，清脆得很。
他推醒秀英：“咱们不走了。”
秀英迷迷糊糊：“本来也没说要走。”
“真不走了。”李建国说，“死也不走。”
秀英笑了，在黑暗里握住他的手：“那就死也不走。”
石头十八岁那年，考上了省城的大学。
送儿子去车站的那天，李建国把两块磨刀石包好，塞进儿子的行李箱。
“爸，这太重了。”石头说。
“带着。”李建国说，“想家的时候看看。”
火车开动了，秀英哭了。李建国没哭，他只是看着火车消失在铁轨尽头，然后转身往家走。走着走着，他忽然想起自己十八岁那年，想起炕席底下的录取通知书。
回到家，他掀开炕席，通知书还在。纸张已经发黄，字迹模糊，但还能看出“录取通知书”五个字。他看了很久，然后把它重新叠好，放回原处。
秀英问：“后悔吗？”
李建国摇头：“不后悔。”
“为啥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李建国说，“就是觉得，要是走了，就没有石头了，也没有你了。”
秀英笑了，眼角的皱纹像绽放的菊花。她拿出新的磨刀石——这些年来，他们已经用坏了七块——开始磨菜刀。刺啦，刺啦，声音和三十年前一模一样。
石头大学毕业后留在了省城，娶了城里的姑娘，生了孩子。他几次要接父母去城里住，李建国和秀英都拒绝了。
“地谁种？”李建国说。
“爸，咱家那几亩地，一年挣的钱还不如我一个月工资。”石头在电话里说。
“不是钱的事。”李建国说。
“那是啥事？”
李建国答不上来。他挂了电话，走到院子里。正是秋天，地里的玉米熟了，金黄金黄的。风吹过，玉米叶子沙沙响，像无数人在低声说话。
秀英从屋里出来，递给他一把镰刀。镰刀是新磨的，刀刃闪着寒光。
“该收了。”秀英说。
李建国接过镰刀，走向玉米地。他弯下腰，挥动镰刀，玉米秆应声而倒。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动作熟练得像呼吸。汗水顺着额头流下来，流进眼睛，涩涩的。他直起腰，用袖子擦擦汗，看见秀英在地那头，也在弯腰收割。
他们的动作几乎同步，像一场舞蹈，一场排练了四十年的舞蹈。
中午，他们坐在地头吃饭。窝头，咸菜，凉白开。和四十年前一样。
秀英忽然说：“石头又打电话了，说孙子想爷爷奶奶。”
“那就想吧。”李建国说。
“你真不想去城里看看孙子？”
“想。”李建国咬了一口窝头，“但更想待在这儿。”
“为啥？”
李建国看着眼前的土地，看着倒下的玉米秆，看着远处自家的房子，烟囱里正冒出炊烟。他想起父亲，想起王瘸子，想起那些离开的人，想起那些留下的人。他想起自己十八岁那年做的选择，想起之后四十年里的每一天。
“不知道。”他说，“就是觉得，这儿才是家。”
秀英笑了，没再问。她拿起水壶，给李建国倒了一碗水。水是清的，能看见碗底的花纹。
喝完水，李建国继续收割。镰刀划过玉米秆，发出“嚓嚓”的声音。这声音和磨刀石的声音不一样，更干脆，更利落，但也更短暂。每一刀下去，都有一棵玉米倒下。每一棵玉米倒下，都意味着一些东西结束了，又意味着一些东西即将开始。
傍晚时分，他们收完了最后一棵玉米。李建国直起腰，感到一阵眩晕。他老了，腰不行了，眼睛也花了。但他还能收割，还能磨刀，还能在清晨第一个起床。
秀英走过来，递给他毛巾。毛巾是湿的，带着井水的凉意。
“回家吧。”秀英说。
李建国点点头，扛起最后一捆玉米秆。玉米秆很重，压得他肩膀生疼。但他走得很稳，一步一步，踩在土地上，发出坚实的脚步声。
回到家，他把玉米秆堆在院子里，然后走进屋，从窗台上拿下磨刀石。磨刀石已经薄得透明，几乎能看见后面的光线。他用手指摸了摸石面，光滑，温润，像老人的皮肤。
秀英生起了火，锅里煮着玉米粥。粥香飘出来，弥漫了整个屋子。
李建国坐在门槛上，开始磨镰刀。磨刀石在镰刀下发出最后的声音，刺啦，刺啦，一声比一声轻，一声比一声弱。终于，在某个瞬间，磨刀石“咔嚓”一声，裂成了两半。
李建国看着手中的两半石头，看了很久。然后他站起身，走到院子里，把石头埋在樱桃树下。
秀英从屋里出来：“磨刀石坏了？”
“嗯。”
“明天我去镇上买块新的。”
“好。”
夜幕降临了，星星一颗颗亮起来。李建国和秀英坐在院子里，谁也没说话。远处传来狗叫声，近处有蟋蟀在鸣叫。风从田野上吹过来，带着泥土和庄稼的味道。
秀英忽然说：“这辈子，你最爱啥？”
李建国想了想：“你。”
“还有呢？”
“地。”
“还有呢？”
李建国看向窗台，那里曾经放着两块磨刀石，一旧一新。现在空了，只有月光照在上面，白花花的一片。
“磨刀。”他说。
秀英笑了，握住他的手。她的手很粗糙，有很多茧子，但很温暖。
“我也是。”她说。
他们就这样坐着，直到月亮升到头顶。月光如水，洗净了院子，洗净了土地，洗净了四十年的时光。
李建国忽然明白了父亲当年没说完的话。生活的真谛不在于选择——选择从来不是最重要的。重要的是选择之后，你还能不能爱。爱那块磨刀石，爱那把镰刀，爱那片长满石头的坡地，爱那个为你生火做饭的人，爱这个你选择留下又选择了你的世界。
他握紧秀英的手，握得很紧，像握住整个生命。
院子里，樱桃树的影子在月光下轻轻摇晃。树下，两块破碎的磨刀石静静躺在泥土里，等待着变成泥土的一部分，等待着长出新的根，发出新的芽。
而生活，还在继续。像磨刀石上的刀，一遍遍磨过，发出单调而坚实的声音。刺啦，刺啦，一声接一声，停不下来，也不想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