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芽
马援朝第一次见到那棵树的时候，是一九六三年。
那年他十七岁，跟爹从河南老家扒火车到的陕西。车皮里挤满了人，尿骚味和旱烟味搅在一起，马援朝靠着车皮蹲着，看见外头的黄土坡一层一层地往后退。他爹蹲在旁边，手揣在袖子里，闭着眼。
到了铜川，下了车。站台上有人拿喇叭喊，煤矿招工，管吃管住，月钱十二块。马援朝他爹睁开眼，朝那个方向走过去。马援朝跟在后面。
矿上的宿舍是土坯房，一排一排，房顶上压着油毛毡。马援朝分到靠西头那间，八个人一间屋，铺盖往地上一铺就算安顿下了。他爹在隔壁屋。
第二天就下井。
井下黑。头上的矿灯照着面前三四尺远的地方，煤壁子湿漉漉的，往下渗水。马援朝拿着镐，学旁边人的样子刨煤。镐头落下去，震得虎口发麻。旁边的人不说话，各自刨各自的。刨下来的煤用锹铲到皮带上，皮带哼哧哼哧地往外运。
头一个月，他手里磨出七八个水泡。水泡破了流黄水，黄水干了结成茧，茧再磨破再长。到第三个月，手上的皮肉成了一层硬壳，攥镐把没感觉了。
他爹从来没问过他手疼不疼。
一九八一年，马援朝三十五岁。
他娶了矿上食堂的王秀兰。王秀兰是当地人，家在铜川老区街上。人瘦，颧骨高，说话声音低。他们经人介绍见过三回面，就去公社领了证。婚后住在矿上分的筒子楼里，一间屋子，走廊尽头是公厕和水房。屋里有灶。
王秀兰早晨五点起来做饭，马援朝五点半吃，六点到井口。白菜梆子切丝和面糊糊煮一锅，就咸菜。他不挑，吃完嘴一抹就走。
他结婚那年，矿上来了个技术员，姓刘，戴眼镜，白净。刘技术员说矿上要搞绿化，从外面拉了一车树苗子，白杨，细条条的，一米来高。矿办门口栽一排，家属区路边栽两排。栽剩下的搁那儿没人管了。
马援朝下工回来，顺手拿了一棵。那苗子根部包了泥，上头的芽尖是黄绿色的，嫩得发白。他走到自己住的楼下，把那苗子往地上一放，第二天才扛着锹去挖坑。
楼洞口左边有个空，地是硬的，踩实了。他刨了三锹就觉得不对，底下有碎砖头瓦片子。这片地方盖楼的时候填的建筑垃圾。他蹲下，改用手一块一块把碎砖抠出来，抠一个多钟头，攒了一小堆。坑挖了半臂深，他把苗子放进去，填土，踩实，浇了一桶水。
王秀兰下班回来看见了，说：“能不能活？”
马援朝说：“明年来看了。”
第二年春天，那树苗活了。芽尖变成了三四片小叶，叶面上泛着白光。马援朝早晨出门时看了一眼，端着碗站在树跟前喝糊糊。王秀兰在楼上喊他碗端上来，他没应。他看那叶子，看了一阵，把剩下的糊糊倒进树坑里，转身走了。
又一年，树长过了他的腰。
张建国路过时问他：“老马，种这个干啥？又不结果子。”
马援朝蹲在树下拔周围冒出来的草，说：“站在那儿也怪闲的。”手继续拔草。
他手上那些老茧在煤灰里泡了这些年，纹路里全是洗不掉的黑色。拔草时黑手在绿草上一揪一揪，草茎断了冒出清亮的水。
一九八七年，矿上减员。张建国被裁了。
那几天下井的人少了，剩余的班要加倍干活。马援朝在掌子面待的时间从八个钟头变成十个钟头。上来的时候天全黑了，脸洗三遍还有煤印子。他不上楼，先在楼洞口石头沿上坐会儿，背靠着墙。
那棵树已经长到快两人高了，树身有两指粗。他坐在树下，有时候摸出烟来抽。烟卷头上明一下暗一下，照着树根底下一小片地。
有天马援朝靠着墙抽烟，听到远处矿办那头有动静，像是有人在闹。他站起来看，见几个被裁的矿工家属围在矿办门口，有个女人坐在地上拍大腿。远处看不清楚是谁，也听不清说什么。马援朝把烟头扔地上踩灭，上楼了。
第二天吃饭时，王秀兰说：“刘技术员给辞了。”马援朝嚼着馒头嗯了一声。王秀兰又说：“矿上绿化的钱全省了呀。”马援朝没接话，吃完收碗出去刷。
水房里的水龙头只有一个，他蹲在地上刷碗。楼道那头有人炒菜，油烟气漫过来。马援朝刷完碗回到屋里把碗搁在搁板上，拿起缸子喝水，喝完放回原处，出去下楼。
他走到树下摸了摸树皮。树皮已经粗了，褐色的纹路顺着树干往上爬。上面分杈的地方长出一簇新枝，叶子迎风翻过来，背面白花花的。
他想起来，这树快种了五年了。
矿上的活越来越重。到一九九一年，开采进了薄煤层，大个子站不直腰，只他这样的中等身量还能撑住。用镐的地方少了，用风镐的多。震劲儿从胳膊传到肩膀再震到后脑勺，一天干完耳朵眼子里都是嗡嗡声。
从井下上来，马援朝觉得手夹不住筷子。王秀兰炒了盘土豆丝端上来，他拿筷子去夹，食指一抖，土豆丝掉桌上了。他换勺子。用勺子柄把菜拨到碗里，低头扒饭。王秀兰看看他，什么也没说。
吃完饭王秀兰收拾碗筷，马援朝站起来在屋里走了两步，又坐下，把一只手放在膝盖上，另一只手攥拳头来回搓指头。指头关节在灯光下看起来粗了一大圈。他搓了半天，关节搓热了，手才不打颤。
那年冬天冷。井口挂着棉帘子，掀开钻进去，先是一股热风扑脸，越往下走越潮闷。马援朝弓着背在巷子里走了半个来钟头才到掌子面。里面的空气混着煤尘和水汽，呼进肺里黏糊糊的。作业时候他不怎么吭声，偶尔喊一嗓子：“停一下。”那是让外头的人把风机拧大，风筒口的风吹过来才好喘气。
这天他升井时感觉右膝盖有点木。
木了几天又好了。然后是左膝盖。左膝盖木完变成了酸胀，蹲下去时骨头咯嘣响。马援朝不知道是骨头还是筋，蹲一会儿站起来要扶着煤壁子。旁边的张建国回来了——矿上效益不好后又把人招回来一部分——张建国说老马你慢着点。
马援朝说：“你煤刨完了？”
“刨完了。”
张建国走前面，马援朝跟在后面。走了十几步，张建国回头看看他。他低着头看脚下，矿灯光柱一晃一晃照着巷道底板。
第二年春天，马援朝蹲不下去了。
他去矿区卫生院看了。穿白褂子的大夫让他卷起裤腿，按了按两边膝盖，又让他伸直、弯回来。大夫问疼不疼，马援朝说不疼，就是蹲不下去。大夫低着头在他病历本上划拉着写了什么，说拿些药贴。
后来马援朝和王秀兰去过铜川市里的医院，拍片子。片子夹在灯箱上亮起来，他看见自己膝盖上两块骨头的缝比正常人窄了。医生说干得太久了，骨缝磨没了。马援朝把片子拿回家，搁床底下。
那棵树已经很高了。
白杨树长得直，七八年前还是细细一株，如今从楼洞口仰头看，树梢快够到四楼的窗户。树身最下面的干皮裂出了竖纹，一片一片，像干河滩的泥。上面是光溜的青白色皮，再往上分杈，枝杈越分越密。
春天飞絮子，绒毛飘得满院都是。王秀兰说呛得慌，把屋里窗子关了。马援朝在楼下看树。
树根把地砖拱起来了，一块一块翘起，踩上去摇晃。没人修。马援朝绕开那块走，也不说什么。
一九九七年。
他的骨缝快磨没了，走路得拄棍。他还是天天往井口走。矿长见了他，说马师傅你这个样子还能下井？马援朝说能，反正下井不用蹲。矿长看了看他，走了。
他负责看风机。坐在巷道风口处，手里攥一个扳子，听风机嗡嗡响。响得不对劲了，用扳子把固定螺丝紧一紧。他坐了半年风机口风墙边，然后矿上让他回家。
回家以后他每天坐在楼洞口石沿上。那棵白杨树在旁边，树身粗得一个人抱不过来，高大得把路面整个遮出了一片荫凉。早上一片荫凉盖着楼洞口，下午移到了楼西头去。马援朝挪着凳子跟着那片荫凉，手里拿着一个搪瓷缸子，里头是浓茶，喝一口，放地上，过半天再端起来喝一口。
王秀兰每天早晨五点去食堂，中午回来做顿饭，下午再去，晚上回来。来回都从树下过，她从树那边走过来，马援朝看见她腿有点弯，走路时身子往右偏。她在食堂也站了一辈子了。
王秀兰走到楼洞口，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，里头四个馒头。她说：“皮里的煤洗不掉了。”
马援朝看看自己的手，又看看她的。
“洗不掉就洗不掉吧。”他说。
二〇〇三年，矿上改制。
好多工人被买断工龄，拿了钱走人。马援朝的计算工龄三十七年，按每一年九百块算，拿了两万八。王秀兰算三十年，两万四。
他们把钱存进银行，继续住那间筒子楼。楼里好多户搬走了，走廊慢慢空了。没人住的门上贴着居委会发的防火通知，纸黄了卷了边，在过堂风里哗啦哗啦响。
那棵树还在长。树冠高出楼顶一大截，站在矿上的任何地方抬头都能看见那一片绿。夏天蝉在树上叫，从早叫到晚。到了秋天叶子落，楼下铺一层黄色，踩上去脆响。马援朝不扫，任它铺着。风来一层刮走一层，又来一层。
那天，张建国来了。
张建国拄一根比马援朝那根还粗的棍，左腿少了半截，裤子从膝盖往下是空的，掖进裤腰里。他说是去年出的事，皮带夹了脚，赶到医院已经坏死了，只能锯。
马援朝看着他的腿，问：“在家歇着？”
张建国说歇着。两个人在楼洞口坐着，树影子落在他们身上。张建国仰头看看那棵树，说：“这树是你种的？”
马援朝嗯了一声。
“真高。”张建国仰着脸看。
马援朝没有说话。他端起地上的搪瓷缸子喝了口茶，又放下。
张建国坐了一会儿走了，拐杖戳在碎砖地上一下一下响，声音越来越远。马援朝没有目送。他看着面前的树根。那些根拱出地面，粗的像胳膊，细的像手指，缠在一起，扎进地砖缝里。砖缝里早看不出水泥的颜色，全是根。
他想起来这树是他随手拿的一棵苗子。那年树苗子有一大车，矿办门口种死了好几棵，家属区那边也死了几棵，只有他种的这棵活了。
其实是没人管它。
第一年浇了那桶水之后，他就再没有特意给它浇过水。它自己往地下扎，扎到有水的地方。屋顶的雨水流下来从它根上淌过去，洗衣服倒的废水也淌到它根上。还有倒在树坑里的那半碗糊糊，咸的，带着手汗的味道。
这些就够了。
二〇一〇年，王秀兰夜里起来上厕，在走廊上摔了一跤。
马援朝听见外头扑通一声，他拄着棍出了屋，看见王秀兰倒在走廊上，手里还攥着手电筒，光柱朝天打在房顶上。他叫她，她不应。
送到医院时人已经没了。医生说是心梗。
马援朝在医院椅子上坐到天亮。天亮以后张建国来了，带着他儿子。张建国的儿子帮着办手续，一张一张签字。马援朝从兜里掏钱付，数了两遍，正好。
骨灰盒拿回来，搁在五斗橱最上面一层，旁边放着王秀兰的旧梳子。马援朝把五斗橱上的灰擦了擦，出门了。
他坐在楼洞口，还是那个位置。
眼眶的位置上有水。
他用袖子抹了一下，抹完把手放在膝盖上。风从树冠里穿过，叶子哗啦啦响，像远处有条河。他听着那个声音，人没动。坐了一上午。
中午张建国的儿子端了碗面过来，说叔你吃点。他接过来吃了，吃完把碗还给人家，说了句咸淡正好。
后来他一个人过。
早晨起来把被子叠了，烧壶水，泡茶。搪瓷缸子里续上开水，端着下楼。在石沿上坐到中午，上来自己做饭。炒个白菜或者炖个豆腐，做一顿吃两顿。下午还下去坐。坐到天黑上楼，开电视，看不进去，关掉，躺下睡觉。
他每天在树下坐的时候，抬头能看见树枝。
那些树枝分了七八层，最上面一层探出去比楼顶还高，细枝末梢上挂着一两片去年的枯叶子，在风里抖。树皮爆出了一道一道纵深的裂纹，从树根一直裂上去，像旱年的地。树身上钉着片生了锈的铁皮牌子，蓝底白字，字被锈吃了一半，还看得见“矿办”两个字。那是三十年前钉上去的，钉子眼早就长进了肉里。
马援朝有时候摸一摸那个牌子的铁锈。
二〇一七年，马援朝七十一岁。
这天来了几个穿制服的人，开着一辆车，停在楼前头。他们下车看了看那棵树，又看了看后面的楼。楼的外墙剥落得厉害，砖缝的灰往外翻，窗框子漆掉完了。树根顶起来的碎砖地面在脚下深深浅浅。
其中一个人手里拿着本子，问马援朝：“老师傅，这树是你种的？”
马援朝说：“是。”
“哪年种的？”
“八一年。”
那人低头在本子上记。然后又抬头看看树。树的影子落在地上，层层叠叠，把整栋楼洞口遮得严严实实。
“矿这片要拆迁了，地质沉陷区。”那人指着树，“这棵树要伐。”
马援朝没说话。
那人说补偿方案后面会通知，让他等信。又说楼里的住户政府会安置，新楼盖在新区，面积比这边大。马援朝听完，点了点头。
那几个人上了车，车开走了。马援朝还坐在石沿上。
他看看那棵树。
树身最底下有一块巴掌大的疤，是三十多年前他刨坑时被铁锹铲掉块皮留下的。那块疤早就长平了，只剩一圈皱起来的木纹，颜色比旁边深。他站起来，走过去，手按在那块疤上。
树皮的粗糙感传到手掌心里。他按了一会儿，转过身，拄着棍回楼上了。
伐树的工人来的那天是个好天，太阳很亮。
开来一台吊车，一辆卡车。工人拿油锯从树上往下一截一截锯。先砍掉了旁枝，巨大的枝干从高空往下掉，砸在地上轰的一声，碎枝碎叶溅起来。锯完了枝才开始锯主干，油锯的声音刺耳，嗡嗡响了两三个钟头。
马援朝没出去。
他坐在屋里，五斗橱上放着王秀兰的梳子和骨灰盒，他面朝着墙，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。
窗子外头，油锯切入树干的最后一段时，声音突然变了。从嗡嗡转为尖利的呲啦声，然后是一声钝响，像一堵墙塌了。那截主干砸在地上，地面一震。窗玻璃嗡地颤了一下。
响声过后，院子里安静了。安静了好久。
马援朝站起来，拄着棍走到走廊上，从四楼往下看。
那棵树没有了。楼洞口亮得晃眼，阳光直接打在碎砖地面上，白花花一片。地面上一层厚厚的锯末子，黄的白的混在一起，散着一股新鲜的木头气味。空气里全是那种气味，生湿的，带一丝甜。
楼洞口空了。
他扶着走廊栏杆，往下看了很久。
几天以后，拆迁办的人又来了一趟。带来一份表格让他签字，是关于树补偿的。按高径大小算，赔两百块。马援朝签了。
他把那张两百块的收据折好，放进五斗橱抽屉里。抽屉拉开时，带出来一粒东西，在抽屉底滚了一下。
是半个核桃。
壳上糊着干泥，裂开了手指宽一条缝。他认不出是哪年放进去的，也想不起来。他把核桃拿起来，放在手心里。
他端着这半个核桃，出了屋，下了楼。站在楼洞口那个空了的地方。太阳晒着头顶。他低头在那片被树根拱裂的地砖缝里找到一块松动的土，用脚跟把碎砖子往旁边拨了拨。
弯下腰，膝盖咯嘣响了一声。
他把那半个核桃按进土缝里，用手把浮土往上拢了拢，拍了拍，拍实了。
然后他直起腰，拄着棍上楼。上楼时一步一停，层数多走了好一会儿。进屋以后他关上门，拿起搪瓷缸子喝水。茶凉了，他一口喝完，把缸子搁回原处。
窗子外头，那片空地上的锯末子被风刮起来，在阳光里飘了一阵，又落下去。
第二天，他照常起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