纸船
李建国是在一个没有风的下午发现那艘纸船的。
他蹲在河边，看着那艘用作业本纸折成的小船，在几乎静止的水面上微微打转。河面很静，静得能看见水底墨绿色的水草，一根一根，像女人散开的头发。纸船的白在浑浊的河水里显得格外扎眼，像一块没化开的猪油。
“这水不流了。”李建国对自己说。
他记得这条河以前不是这样的。三十年前，河水能冲走一头牛。现在，它连一艘纸船都送不走了。
李建国站起身，膝盖发出咔哒一声响。五十六岁的骨头开始学会说话了，每天早晨它们会告诉他天气，下雨前它们会隐隐作痛，像一群忠诚又唠叨的老伙计。他沿着河岸慢慢走，手里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捡起了那艘纸船。纸已经被水浸得半透明，能看见背面蓝色的横线，还有一行用铅笔写的字：“明天要交数学作业”。
字迹很稚嫩，像刚学会走路的小鸡留下的脚印。
李建国把纸船小心地摊在手心，用粗糙的拇指抹去上面的水珠。他想起了自己的儿子。儿子小时候也折纸船，用的是他工厂里带回来的废图纸。那些船更大，更结实，能顺着河水漂出很远很远，远到儿子要沿着河岸跑着才能追上。
“爸，我的船能漂到长江吗？”
“能，能漂到大海。”
儿子就笑，缺了两颗门牙的笑容，像个小老头。
那是哪一年？九八年？还是九九年？李建国记不清了。时间这东西，你盯着它看的时候它走得很慢，一不留神，它就跑得没影了。就像这条河，就像他工作过的纺织厂。
纺织厂是三年前关门的。关门前最后一个月，李建国每天上班都能听见织布机的声音越来越少，像一个人慢慢停止呼吸。先是三车间的机器停了，然后是二车间，最后轮到他们一车间。厂长站在车间门口，手里拿着一张纸，纸上盖着红章。厂长念得很慢，每个字都像从喉咙里抠出来的石头。
“根据上级决定……”
后面的话李建国没听清。他只看见厂长的嘴在动，看见工友们的脸，一张张脸，像秋收后地里剩下的茄子，紫的，皱的，没有光泽。
下岗那天，李建国在厂门口站了很久。他看着那块挂了四十年的牌子——“红星纺织厂”，红字已经褪成了粉色，像女人老去的嘴唇。门卫老张走过来，递给他一支烟。两个人就站在那儿抽烟，谁也不说话。烟抽完了，老张说：“走吧。”
李建国就走了。走的时候没有回头。
现在他每天早晨还是会准时醒来，六点半，比闹钟还准。醒来后他会躺在床上，听着外面渐渐热闹起来的声音——送孩子上学的电动车铃声，早点摊的叫卖声，邻居家电视早间新闻的声音。这些声音很真实，真实得让他觉得自己像个旁观者。
妻子三年前去世了，癌症。查出病的时候已经是晚期，医生说最多三个月。她撑了五个月零七天。最后那段时间，她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，躺在床上，像一片秋天的叶子。但她每天都要李建国扶她到窗边坐一会儿，看楼下的梧桐树。
“叶子又黄了几片。”她说。
“嗯。”
“建国，我走了你怎么办？”
“我能行。”
她就笑，笑得咳嗽起来。李建国轻轻拍她的背，感觉手下的骨头硌得慌。
妻子走后，儿子回来过一次。儿子在上海工作，做IT的，很忙。回来待了三天，帮李建国把家里的水电检查了一遍，换了两个坏掉的灯泡，在手机上下载了几个买菜的应用，教他怎么用。
“爸，要不你跟我去上海吧？”
“不去。这里挺好。”
“你一个人我不放心。”
“有什么不放心的。几十年都过来了。”
儿子走的时候，在火车站抱了抱他。李建国闻到了儿子身上陌生的香水味，那种味道让他想起大商场的一楼，亮晶晶的柜台，穿着制服的小姑娘。儿子小时候身上是肥皂味，晒过太阳的棉布味，汗味。现在那些味道都没了。
火车开走后，李建国在车站的长椅上坐了很久。他想起儿子小时候，他骑自行车送儿子上学，儿子坐在后座，小手紧紧抓着他的衣服。那时候路不好，颠簸的时候儿子会吓得叫起来：“爸！慢点！”
慢点。慢点。
可是时间不会慢点。
李建国走到河边的长椅旁，坐了下来。长椅是木头的，漆掉得差不多了，露出里面发黑的木头。他小心地把那艘纸船放在旁边，从口袋里掏出老花镜戴上，仔细看那行字。
“明天要交数学作业”。
字是用铅笔写的，用力很深，纸都被划出了凹痕。李建国想象着写这行字的孩子，可能是咬着笔头，可能是皱着眉头，可能一边写一边想着放学后要去哪里玩。作业，对那个孩子来说是天大的事，是整个世界。
李建国忽然很想见见这个孩子。
他折起纸船，沿着河岸往回走。河的这一段靠近老城区，岸边是些有些年头的居民楼，阳台上晾着衣服，花盆里种着葱和蒜。几个老人在树下下棋，棋子落在棋盘上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
“将军！”
“嘿，你这老家伙……”
李建国走过他们身边，没有人抬头看他。他成了这座城市里无数老人中的一个，穿着灰色的夹克，微微驼背，走路很慢。影子在身后拉得很长，长得像一条尾巴。
他走到一个小卖部门口，犹豫了一下，走了进去。店主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，正在看手机上的短视频，笑声很夸张。
“买点什么？”
“请问，这附近有没有上小学的孩子？大概……三四年级的。”
女人抬起头，警惕地看着他：“你问这个干什么？”
李建国举起手里的纸船：“我捡到这个，上面写着要交作业，想还给人家。”
女人的表情缓和了一些：“可能是后面那栋楼的孩子。这几天总看见几个小孩在河边玩。”
“谢谢。”
李建国走出小卖部，绕到后面的居民楼。楼很旧了，墙皮斑驳，像得了皮肤病。楼道里堆着自行车、纸箱、空花盆。他站在楼下，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他总不能一层一层敲门，问谁家孩子丢了纸船。
他在楼下的石凳上坐下来，点了支烟。烟是便宜牌子，呛得很，但他抽惯了。烟雾在静止的空气里慢慢上升，直直的，像一根灰色的线。
一个背着书包的小男孩跑进楼道，过了一会儿又跑出来，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。男孩大概八九岁，穿着蓝色的校服，脸上有汗。
李建国站起来：“小朋友。”
男孩停下来，看着他。
“这个是你的吗？”李建国举起纸船。
男孩的眼睛亮了一下，跑过来：“是我的！我在河边放的，怎么在你这里？”
“我捡到的。水不流了，船漂不走。”
男孩接过纸船，发现已经湿透了，小脸垮了下来：“完了，作业写不成了。”
“作业？”
“数学作业。”男孩指着纸船背面，“我写在上面了，想一边玩一边想题，结果船放下去就忘了。”
李建国这才注意到，那些横线之间确实写着几道数学题，还有解题的步骤。字很小，很认真。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“王小明。”
“几年级了？”
“三年级。”
李建国想了想：“作业很难吗？”
“难。”王小明苦着脸，“应用题，关于速度时间的，我老是搞不清。”
李建国忽然笑了：“这个我会。我以前在工厂里，天天算这些。机器转多快，布出多长，都要算。”
“真的？”
“真的。来，我教你。”
他们在石凳上坐下来。李建国从口袋里掏出笔——他习惯随身带笔，几十年养成的习惯——在纸船空白的部分写起来。他写得很慢，一边写一边解释。王小明凑得很近，小脑袋几乎要碰到他的胳膊。
“你看，这道题的关键是要找到等量关系……”
李建国讲着讲着，忽然想起了儿子。儿子小时候也这样，遇到不会的题就来找他。他那时候总是很累，上完十二个小时的班，骨头像散了架。但他还是会坐下来，陪儿子写作业。台灯的光是黄色的，照在作业本上，儿子的睫毛在脸上投下小小的阴影。
“爸，这道题怎么做？”
“我看看……”
时间过去了。儿子长大了，不再需要他讲题了。后来儿子学的那些东西，他完全看不懂了。那些代码，那些程序，像另一种语言。他们之间的话越来越少，每次打电话，都是那几句：
“吃饭了吗？”
“吃了。”
“工作忙吗？”
“还行。”
“注意身体。”
“你也是。”
然后就是沉默。沉默像一堵墙，越长越高。
“爷爷，你讲得真好。”王小明说，“我们老师都没你讲得清楚。”
李建国愣了一下。爷爷。他第一次被人这样叫是在什么时候？好像是去年，在公交车上，一个年轻妈妈对孩子说：“给爷爷让个座。”他当时没反应过来，直到那个孩子站起来，他才意识到是在叫自己。
爷爷。他成了爷爷辈的人了。
“你爷爷呢？”李建国问。
“在老家。”王小明说，“我爸妈在这里打工，把我接来了。爷爷不肯来，说城里住不惯。”
李建国点点头。他理解那个不肯来的爷爷。有些根，拔出来就活不了了。
作业讲完了。王小明把纸船小心地折好，放进口袋：“谢谢爷爷。我要回家了，不然妈妈要骂了。”
“快回去吧。”
王小明跑进楼道，脚步声在楼梯间回荡，像一串跳跃的音符。李建国坐在石凳上，没有动。太阳开始西斜了，阳光变得柔和，给旧楼镀上一层金色。晾衣绳上的衣服在微风里轻轻摆动，一只猫从墙头走过，脚步轻盈。
李建国忽然想起妻子去世前说的最后一句话。那时候她已经说不出完整的话了，只是握着他的手，眼睛看着他。他俯下身，把耳朵凑到她嘴边。她用了很大的力气，说：
“你要……好好活。”
声音很轻，像一片羽毛。
李建国当时点了点头。但他不知道什么叫“好好活”。吃饭，睡觉，散步，看电视，等儿子电话——这就是他全部的生活。这算好好活吗？他不知道。
但现在，坐在这张石凳上，看着夕阳把影子越拉越长，他忽然明白了什么。好好活，也许就是还能被需要。还能教一个孩子做数学题，还能捡到一艘纸船并把它还给主人，还能在黄昏时分坐在这里，感受风吹过脸颊的温度。
他从口袋里掏出烟盒，发现已经空了。他把烟盒捏扁，扔进旁边的垃圾桶。起身的时候，他看见王小明又从楼道里跑出来，手里拿着一个苹果。
“爷爷，给你。”小男孩把苹果塞到他手里，“我妈妈说你一定是好人。”
苹果很红，在夕阳下像一颗小小的心脏。
李建国接过苹果：“谢谢。”
“爷爷，你明天还来这里吗？”
“来。”
“那我明天放学来找你玩。”
“好。”
王小明又跑回去了。李建国握着那个苹果，站了很久。河面还是那么静，但仔细看，能看见微微的波纹，很慢很慢地向东移动。水还是在流的，只是流得很慢，慢到几乎看不见。
但它在流。
李建国沿着河岸慢慢走回家。手里的苹果散发着淡淡的香气。路过小卖部时，下棋的老人还在，棋盘上的厮杀已经到了最后关头。
“和棋吧。”
“不和，再走三步将死你。”
“吹牛。”
李建国走过他们身边，这次一个老人抬起头，对他点了点头。他也点点头。
回到家，天已经快黑了。他打开灯，灯光是白色的，很亮。他把苹果洗了，放在桌上。然后他走到书桌前，拉开抽屉，里面有一个铁盒子。他打开盒子，里面是妻子和儿子的照片，还有他的下岗证，红色的封皮，像一道伤口。
他看了很久，然后把盒子盖上，放回抽屉。
他拿起那个苹果，咬了一口。很脆，很甜。
窗外，城市的灯光一盏一盏亮起来。远处传来电视的声音，炒菜的声音，孩子的笑声。这些声音混在一起，成了夜晚的背景音乐。
李建国吃完苹果，把核扔进垃圾桶。他走到阳台，看着外面的夜色。河的方向是暗的，但他知道河在那里，静静地流着，带着泥沙，带着落叶，带着某个孩子的纸船，慢慢地，固执地，流向远方。
明天他还会去河边。也许能再遇见王小明，也许不能。但这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他有了一个要去的地方。
静谧中，反思与希望悄然交织。
就像那条河，表面平静，底下却在流动。就像他的生活，看似停滞，却还有明天可以期待。就像那艘纸船，虽然湿了，破了，但上面的字还在，那些稚嫩的、认真的字，写着“明天要交数学作业”。
明天。明天。
李建国关上阳台的门，打开电视。新闻正在播报天气预报：“明天晴，微风，最高气温二十二度。”
是个好天气。
他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