半碗水
一九七五年,李素芬十七岁,在柳村大队食堂帮厨。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烧火,先烧一锅水,灌进两个暖壶,剩下的舀到搪瓷盆里。她先给自己倒半碗,搁在灶台角上凉着,再往锅里下米。米是糙米,里面有沙子,她用手搅三遍,沙子沉在盆底,再倒进锅里。母亲进来,看见那半碗水,说:“先别喝,把火看好。”她嗯一声,拿火钳捅了捅灶膛。水在碗里冒着热气,她等热气没了,端起来喝一口,含在嘴里漱了漱,咽下去,再喝一口。然后拿抹布擦灶台,从左擦到右,从右擦到左,擦三遍。墙上挂着一面小圆镜,铁皮边生了锈,她把镜子摘下来,对着自己照一照,用手把耳边的碎发抿到耳后。母亲说:“照什么照,火要灭了。”她把镜子挂回去,说:“没灭。”
一九八〇年,李素芬嫁到柳村东头的王长贵家。嫁妆是一床红被子,一只暖壶,一面镜子。镜子还是那面小圆镜,铁皮边上的锈用砂纸磨过,亮了一些。结婚第二天天没亮,她就起来了,烧水,灌暖壶,舀半碗水搁在灶台上凉着。王长贵从屋里出来,站在灶房门口揉眼睛,问:“你做啥?”她说:“烧水。”王长贵说:“水呢?”她把那半碗水推过去。王长贵端起来喝了,咂咂嘴,说:“淡的。”她说:“放了糖的。”王长贵又咂咂嘴,好像品了品,然后说:“没尝出来。”她没再说话,往锅里下米。王长贵蹲在门槛上抽烟,抽完了站起来,把烟头丢在地上用脚碾灭,说:“我去地里了。”她说:“嗯。”他走了以后,她把那半碗水又倒回锅里,重新舀了半碗,这一回她放了半勺糖,用筷子搅了搅,自己喝了。糖在碗底没化完,她用指头蘸着吃了。
一九八三年,李素芬生了儿子王小军。生完第三天,她就下地做饭。先烧水,灌暖壶。暖壶的塞子松了,她用布裹了一圈塞回去。给自己舀半碗水搁在灶台上,这一回她没有先喝,把孩子从炕上抱起来,用温水给他擦脸,擦手,擦屁股。孩子哭,她把奶头塞进他嘴里,孩子不哭了,她空出来的那只手端起碗,喝了一口。水凉了,她又兑了点热的,喝完把碗放下,开始和面。面盆边上有一圈干面痂,她用指甲刮下来,揉进面里。王长贵从外面回来,看见孩子在炕上,问:“没掉下来吧?”她说:“没有。”王长贵说:“我走了。”她说:“嗯。”
一九八六年秋天,王长贵在镇上的砖窑出了事。窑塌了,砸死了三个人,他是其中一个。李素芬是听村支书说的。村支书站在她家门口,没进来,说:“长贵没了。”她正在切土豆,刀停在半空,问:“没了是啥意思?”村支书说:“就是没了。”她把刀放下,用围裙擦了擦手,说:“知道了。”村支书走了以后,她接着切土豆,切完一个,又拿一个,切到第三个的时候,手抖了一下,刀切在左手食指上,切了一道口子,血渗出来。她把手指放进嘴里嘬了嘬,然后找了块布条缠上,接着切。晚上土豆炖了一锅,她盛了两碗,一碗给自己,一碗放在王长贵平时坐的位置上。王长贵没回来,那碗土豆放到第二天早晨,她起来烧水,看见碗还在桌上,土豆上面结了一层油膜。她把那碗土豆倒进锅里热了热,自己吃了。王长贵的碗洗了,扣在灶台上,从那天起一直扣在那儿。
一九八八年,王小军五岁。李素芬每天早晨照旧烧水,灌暖壶,舀半碗水搁在灶台上凉着。水凉了,她先给王小军喝,王小军不喝,说要喝糖水。她往碗里放了一点糖精,王小军喝了,说苦。她说:“不苦,甜的。”王小军说:“你喝。”她喝了一口,糖精放多了,确实苦。她说:“下一回少放。”下一回她还是放那么多,王小军又嫌苦,她就把剩下的喝了。然后送王小军去村里的小学。走路要过一条土沟,沟里没水的时候是干底,有水的时候是黄泥汤。她背着王小军过去,把他放下,说:“放学自己回来,过沟看着点。”王小军说:“嗯。”她往回走,走到沟中间又回头看了一眼,王小军已经跑进学校门了,书包在屁股上一颠一颠的。她回到家里,把灶台擦了三遍,把镜子摘下来照了照,发现嘴角起了一个泡,用指头按了按,疼,就没再按。
一九九二年,王小军上初中,学费要八十块。李素芬在镇上的“丰收饭馆”帮工,一个月挣六十块。每天早晨四点半起床,先烧一锅水,灌进暖壶,舀半碗水搁在灶台上凉着。然后煮一个鸡蛋,搁在碗里带着路上吃。鸡蛋是向养鸡的刘婶买的,一个月买三十个,一天一个。她剥鸡蛋的时候把蛋壳放进左边衣兜,走到饭馆门口,把蛋壳掏出来扔进门口的泔水桶。这个动作她做了很多年,后来衣兜磨出了毛边,她把毛边剪了,又缝了一道边。饭馆老板娘姓赵,人称赵嫂,每天早上来店里先检查灶台,用手摸一把,看有没有灰。有一回摸到灶台角上有半碗水,问:“谁搁的?”李素芬说:“我的。”赵嫂说:“灶台上不能搁东西。”李素芬说:“我马上喝。”她端起碗喝了,把碗洗了,扣在碗架上。第二天她还是舀半碗水,不过这回搁在碗架上,不搁灶台了。
一九九五年,王小军考上县里的中专,学费一千二。李素芬把存折里的钱取了,存折上还剩三块二。开学头天晚上,她给王小军收拾东西,两身衣裳,一双新球鞋,牙刷,牙膏,还有一面小镜子——就是她结婚时那面,铁皮边的锈又重了,她用砂纸磨了磨,磨不掉了。王小军说:“镜子不要,学校里有。”她把镜子放回自己兜里,说:“那就不要。”第二天早晨她四点钟起来烧水,灌暖壶,舀了半碗水搁在碗架上。王小军起来撒尿,看见她在灶前坐着,说:“你起这么早?”她说:“烧水。”王小军说:“水开了。”她说:“嗯。”王小军撒完尿回去接着睡,睡到六点起来,她已经把鸡蛋煮好了,搁在桌上,旁边是那半碗水,凉好了。王小军喝了一口,说:“妈,你也喝。”她说:“我喝过了。”她没喝,那半碗水被王小军喝完了。
一九九八年,王小军去省城打工,头一年没回来。李素芬还在饭馆干,赵嫂的儿媳妇开始掌灶,李素芬从灶上退下来,改洗碗。每天早晨她还是四点半起来,烧水,灌暖壶,舀半碗水搁在碗架上。洗碗要泡一池子热水,她把手放进去试了试,烫,缩回来,等了一会儿又放进去,这回不烫了。手泡久了发白,指头肚起皱。中午吃饭,她给自己舀半碗汤,搁在窗台上凉着,等别人都吃完了,她才端起来喝。赵嫂说:“你怎么不跟大伙一块吃?”她说:“不饿。”赵嫂说:“不饿你还喝汤?”她说:“喝汤又不顶饭。”赵嫂笑了一声,走了。她把碗底的汤喝干净,去把碗洗了扣好。
二〇〇〇年,王小军回来过年,带了一箱方便面,两瓶酒,一件棉袄。棉袄是化纤的,枣红色,摸上去滑溜溜的。李素芬试了试,说:“大了。”王小军说:“不大,冬天里面还要穿毛衣。”她说:“我没有毛衣。”王小军没说话,从包里又掏出一条围巾,灰的,腈纶的。她把围巾围上,在镜子前照了照。镜子上的锈已经从边上烂到中间,照出来的人脸上像有几道黑印子。王小军说:“换个镜子吧。”她说:“不换。”过年那几天,她每天早晨还是四点半醒,醒了就起来烧水,灌暖壶,舀半碗水搁在碗架上。王小军睡到九点才起,起来看见那半碗水,说:“妈你天天搁半碗水,喝不完不浪费?”她说:“喝得完。”她端起碗喝了,碗底上有一层水垢,她用指头蹭了蹭,蹭不掉。
二〇〇三年,饭馆改制,赵嫂把店盘给了别人,新老板不要年纪大的。李素芬回了柳村,在自家门口摆了个缝纫摊,给人改裤边、换拉链、补窟窿。缝纫机是王长贵活着的时候买的,蝴蝶牌,踏板掉了一块漆,走起来吱呀吱呀响。她把缝纫机搬到门口的老槐树下,每天早晨先烧水,灌暖壶,舀半碗水搁在缝纫机的台板上,凉着。然后坐下来给人改衣服。第一个月挣了四十三块,第二个月挣了三十八块,第三个月挣了五十一块。挣五十一块的那个月,她去镇上给自己买了一双棉鞋,黑的,里面有绒。卖鞋的问:“给谁穿?”她说:“我穿。”卖鞋的说:“你穿三十六的?”她说:“三十七的。”她拿回家试了试,有一点点大,垫了一双鞋垫,正合适。第二天早晨出门摆摊,穿上新鞋,脚底下暖和,踩踏板的时候声音都不一样了,闷闷的。她踩了两下,又踩了两下,然后低头看了看鞋面,上面沾了一点灰,她用手擦了。
二〇〇五年开春,隔壁修鞋的老周搬来一台补鞋机,就摆在槐树另一侧,中间隔了三尺远。老周是个哑巴,跟人说话靠比划,嗯嗯啊啊的。头一个月两个人没说过话。第二个月有一天,李素芬发现自己的茶缸子——一个印着红双喜的搪瓷缸,缺了一块口——那个缺口被磨平了,摸上去不拉手了。她看了看老周,老周低着头在给一只皮鞋上线,锥子扎进去拔出来,扎进去拔出来。她没问。第二天早晨她在缝纫机台板上多搁了一个煮鸡蛋,老周来摆摊的时候看见了,拿起来剥了吃了,吃完把蛋壳扔进自己的工具箱里。中午他给李素芬修了缝纫机的踏板,紧了紧螺丝,上了点油。李素芬说:“多少钱?”老周伸出两根手指。她给了他两块钱。老周接过去揣兜里,回去接着修鞋。
二〇〇八年,王小军在省城结了婚,没回来办酒,说路远。李素芬收到一封信,里面有一张照片,王小军和一个穿红裙子的姑娘站在一块大石头前面,石头上面刻着两个字:天涯。她把照片放在缝纫机的抽屉里,抽屉里还有一张王小军小学毕业的合影,照片发黄了,上面有十几个孩子,她一眼就能认出哪个是王小军。那天她也照常出摊,改了一条裤子,换了两根拉链。傍晚收摊的时候,她从抽屉里把照片拿出来又看了一眼,然后放回去,把抽屉推进去。晚上她给自己擀面条,原来只打一个荷包蛋,那天她打了两个。两个荷包蛋卧在碗里,她把面捞进去,浇了汤。先吃了一个蛋,又吃了一个蛋,然后把面吃了,汤也喝了。
二〇一二年,老周的补鞋机坏了,修了三天没修好,急得直跺脚。李素芬说:“我看看。”她蹲下去看了看,是梭床里的线卡住了,她用小起子挑了挑,把线头拽出来,又紧了紧梭皮,踩了两脚,好了。老周冲她竖大拇指。她说:“线太粗了。”老周点头,比划着要给她钱。她说:“不用,你给我磨的茶缸子也没要钱。”老周就笑了,露出两颗金牙。从那以后,老周每天早晨给她带一碗豆腐脑,搁在缝纫机台板上。李素芬每天早晨给他带一个煮鸡蛋。豆腐脑是咸的,上面有黄豆和榨菜末。她吃豆腐脑的时候,老周就坐在他那边的马扎上修鞋,两个人中间隔着三尺,谁也没说话。
二〇一五年冬天,老周死了。头天晚上还好好的,收摊的时候把补鞋机用塑料布蒙好,压了两块砖头。第二天早晨李素芬出来摆摊,看见补鞋机还在,塑料布没揭开,老周没来。她也没多想,坐下来踩缝纫机。到中午还没来,隔壁卖早点的孙嫂过来说:“老周夜里走了,心梗。”李素芬正改着一条裤边,手没停,说:“哦。”孙嫂说:“你说这人,说走就走。”李素芬说:“嗯。”她把裤边改完,收了三块钱。中午回家做饭,焖了米,炒了白菜,又多炒了一个鸡蛋。她盛了一碗米,搁在老周常坐的那个位置前面的地上。那碗米搁了三天,上面干了,裂了缝,她才倒进泔水桶。碗拿回来洗了,和老周那个补鞋用的铁盒子——里面装着锥子、剪子、线轴——一起放在墙角的柜子底下。
二〇一八年,李素芬六十岁。眼睛不行了,穿针要戴老花镜,老花镜是在镇上集市买的,十块钱一副,镜腿用胶布缠着。每天早晨她还是四点半醒,起来了先烧水,灌暖壶,舀半碗水搁在缝纫机台板上。然后坐下来穿针,穿三回能穿进去一回。缝纫机踩得慢了,原来一天能改十条裤子,现在改五条就累得慌。她把价钱降了一块,改一条收两块。有人给三块,她说:“找你一块。”那人说:“不用找了。”她说:“那不行,该多少是多少。”她把一块钱塞回去。
二〇二〇年春天,王小军打电话来,说外面有疫情,叫她别出门。她没听明白什么叫疫情,问:“啥?”王小军说:“就是传染病,出门要戴口罩。”她说:“知道了。”第二天早晨她照常出摊,居委会的人来发口罩,白颜色的,用纸包着。她接过来看了看,挂在墙上的钉子上。那个口罩就一直在钉子上挂着,挂到秋天,挂到冬天。她出摊的时候不戴,因为街上没人,从东头看到西头,就她一个摊。风把槐树叶子吹下来,落在缝纫机台板上,她用手扫下去,接着踩。有一天王小军又打电话来,问:“口罩戴了吗?”她说:“戴了。”王小军说:“你骗我。”她说:“你怎么知道?”王小军说:“你说话不闷,戴了口罩说话是闷的。”她笑了一声,说:“那我戴上。”她把那个口罩从钉子上取下来,挂在耳朵上,对手机说:“戴了。”王小军说:“好。”她说:“你也好好的。”
二〇二二年,王小军带着媳妇和儿子回来过年。孙子五岁,叫王念。李素芬提前半个月开始准备,把东屋炕烧上,被子拆洗了重新缝,枕头皮用米汤浆了,硬邦邦的。年三十晚上她包了饺子,猪肉白菜馅的。王念不吃白菜,把饺子皮剥开,光吃馅。李素芬说:“皮也好吃。”王念说:“不好吃。”她就把他剥下来的皮自己吃了。初一早晨,她四点半起来烧水,灌暖壶,舀半碗水搁在台板上。王念六点醒了,从屋里跑出来,看见那半碗水,问:“奶奶,这是啥?”她说:“水。”王念说:“谁喝?”她说:“我喝。”王念说:“你为什么把水放在这里?”她说:“凉着。”王念说:“凉着干什么?”她说:“喝。”王念说:“为什么要凉着?”她说:“热的烫嘴。”王念想了一会儿,走了。她端起碗喝了,水不凉不热,正好。
二〇二三年秋天,王小军打电话说今年过年不回来了,单位忙,孩子要上补习班。她说:“知道了。”王小军说:“你一个人行不行?”她说:“行。”王小军说:“给你打点钱。”她说:“不用,够花。”王小军还是打了,两千块。她去镇上信用社取出来,存折上又加了两年定期利息。取钱那天她给自己买了一斤蛋糕,鸡蛋糕,上面有一层油纸,油纸揭下来能看见蛋糕上印着红戳子,写着“吉祥”。她回家掰了一块吃,太甜,又掰了一块,还是甜。她把剩下的包好,搁在碗柜里,每天早晨喝那半碗水的时候掰一小块就着吃。一斤蛋糕吃了十二天。
二〇二四年开春,缝纫机彻底坏了。踏板踩下去弹不回来,梭床也不转了。她蹲下去看了看,看不出名堂。老周要是活着能修,她想。她把缝纫机擦了擦,用塑料布蒙上,压了一块砖。然后她把台板底下的抽屉抽出来,里面除了照片、顶针、皮尺、线轴,还有一面镜子——就是那面小圆镜,铁皮边上的锈烂得只剩半圈了。她把镜子拿出来,擦了擦,镜面上一道裂缝从左上斜到右下,把她的脸劈成两半。她对着镜子把头发梳了梳,白头发已经全白了,她用手蘸了点水,把两边的头发抿到耳后。然后她把镜子支在窗台上,开始烧水。水开了,灌进暖壶,舀半碗搁在窗台上,凉着。她搬了把椅子坐在门口,太阳从东边柳树后面往上爬,先照到屋顶的瓦,再照到槐树杈,最后照到她的膝盖。她把手放在膝盖上,手心朝上,阳光照在手掌心里,手纹清清楚楚的。她坐了一会儿,站起来回屋,端起那半碗水喝了。然后找出针和线,翻出一块蓝布——是王小军小时候的褂子拆下来的——比划着要缝一个书包。王念秋天要上一年级了,她说要给孙子缝个书包。她眼睛不行,穿针穿了十几回穿不进去,最后把线头在嘴里抿了抿,又抿了抿,穿进去了。她坐在门槛上开始缝,一针扎进去,一针拔出来,扎进去,拔出来。太阳升到槐树顶上的时候,她把书包的底边缝好了,翻过来看了看,针脚歪歪扭扭的,但结实。她把书包搁在腿上,手心在布面上抹了两遍,抹平了,接着缝背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