钟摆
许永昌到城南钟表店的那年，他十六岁。
学徒的日子从春天开始。师傅姓赵，六十多岁，手背上的皮肤松垮垮地垂着，像是挂了一辈子钟表，连自己的皮都挂不住了。赵师傅第一次把钟摆拆下来递给他的时候，那铜件儿还带着上一个钟的体温，沉甸甸地压在掌心里，凉意从铜锈的位置往外渗。许永昌拿拇指蹭了蹭锈迹，锈粉沾在指纹上，他低头看了看，什么也没说。
店里到处都是钟。墙上的挂钟、柜台里的座钟、架子上的闹钟，几十个钟各走各的，秒针走动的声音叠在一起，像是屋外头永远在下着一场细密的雨。赵师傅在里屋干活的时候，偶尔会突然开口说一句"那个三五牌慢了"，也不看哪个钟，只凭耳朵听。许永昌那时候还听不出区别，他只觉得所有的滴答声都一样，均匀地往耳朵里灌，灌久了就像水一样淹过去，什么都听不见了。
赵师傅教他认齿轮。一个钟拆开了，大大小小的齿轮摊在白布上，铜的、钢的，齿尖磨得发亮。赵师傅拿镊子夹起一个最小的齿轮，举到窗户跟前，阳光穿过齿缝，在桌面上投下一排细密的阴影。"看见没，"赵师傅说，"这齿跟骨头节儿一样。"许永昌凑过去看，那齿轮在光里头确实像一截指骨，细的、白的、关节处有个小小的凸起。他看了会儿，又去看赵师傅的手，那手正在摆弄另一个齿轮，手指关节粗大，皮肤皱褶里嵌着黑色的油泥，跟桌上那截铜齿轮摆在一起，分不清哪个是肉长的哪个是铜打的。
许永昌学了三年。三年里他拆过的钟有上百个，每个钟拆开都是一样的零件，发条、齿轮、摆轮、擒纵叉，装回去还是那些零件，拆了装装了拆，日子就在螺丝刀底下转过去了。赵师傅第三年冬天死的，死之前没什么征兆，那天早上还坐在工作台前校一个老座钟，校到一半，手里的螺丝刀搁下了，人往椅背上一靠，就这么过去了。许永昌从外屋进来的时候，看见师傅闭着眼，以为他睡了，走过去把那个校了一半的座钟拿过来继续校。校完了，上了发条，钟摆开始晃，滴答声响起来，他才发现师傅的手已经凉了。
赵师傅死后，店就归了许永昌。那年他十九岁，接了师傅的铺子，也接了师傅那一屋子的钟。他把师傅葬在城北的公墓里，回来的时候路过菜市场，买了半斤猪头肉，回店里坐在工作台前吃了。桌上是那个校好的座钟，钟摆还在晃，滴答声和吃肉的吧唧声混在一起。吃完了，他把油纸团了团扔进垃圾桶，开始拆下一个钟。
钟表店的隔壁是家粮店。粮店老板姓周，五十来岁，人矮，肚子大，走路的时候肚子先到，人才跟着到。周老板每天早上六点开门，把米袋子一袋一袋搬出来摆在门口，搬完了就站在门口抽烟，烟灰弹在地上，风一吹就散了。许永昌有时候早起修钟，从窗户里看见周老板搬米，看他搬完最后一袋，直起腰来点烟，那动作每年都一样，连点烟用的火柴划几下都是固定的——三下，从来不会四下，也不会两下。
许永昌在钟表店待了四十年。
四十年里，城南这条街变了又变。粮店先是关了，换了一家理发店，理发店开了三年关了，又换了一家录像厅，录像厅开了五年关了，又换了一家美容院。美容院的招牌是粉红色的，晚上亮起来的时候整条街都是粉红色的光。那光透过钟表店的玻璃门照进来，落在满墙的钟上，钟面反着粉红色的光，像是所有的钟都害了病。
许永昌没变。他还是每天早上六点起来，把店门打开，坐在工作台前拆钟修钟。他的眼睛花了，看齿轮的时候要凑得很近，铜齿轮上的齿几乎要碰到鼻尖。他的手开始抖了，最开始只是早上抖，后来全天都抖，夹齿轮的时候镊子尖儿老是对不准齿缝。他想了个办法，把胳膊肘支在桌面上，用左手握住右手腕，这样抖得轻一些。
他修钟的价格四十年来没怎么变过。七十年代换一个发条收三毛，八十年代收五毛，九十年代收一块。到了两千年，有人拿来一个电子表让他修，他拆开了，里头没有齿轮，没有发条，没有摆轮，只有一块绿莹莹的电路板。他拿着那块电路板翻来覆去看了半天，又递回去，说不会修。那人说这有什么不会修的，换个电池就行了。许永昌没吭声，转回去继续修他的机械钟。
后来找他修钟的人越来越少了。先是少了一半，后来又少了一半，到了最后，一天里头有时连一个人都没有。许永昌就坐在店里听钟，几十个钟各走各的，滴答声还是像雨，只是这雨越下越稀了。有的钟走着走着就停了，他也不急着修，就那么让它们停着。一面墙上十二个挂钟，走着走着停了三个，又走着走着停了五个，最后只剩一个还在走。那个钟是他十九岁那年从赵师傅手里接过来的老座钟，德国货，铜齿轮，摆锤是黄铜的，磨得锃亮。他每天早上给这个钟上发条，拧七下，不多不少，拧到第七下的时候能感觉到发条吃上劲儿了，再拧就紧了。
许永昌五十岁那年，街对面开了一家钟表店，卖电子表的，老板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。小伙子姓刘，见了人就笑，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。他店里的电子表挂了一墙，花花绿绿的，有的能报时，有的能计算，有的能计时，还有一个能测心跳。开业那天刘老板过来串门，站在许永昌的店里看了一圈，说许师傅你这店里的钟都是老古董了，现在谁还买机械钟。许永昌正在校一个闹钟，头也没抬，说了句"就是"。刘老板又说你要是愿意，我可以帮你把店盘出去，这条街的铺面现在值钱了。许永昌这回连"就是"都没说，只把闹钟后盖扣上，上了发条，闹钟响了，铃声在满墙的停摆的钟之间回荡，像是有人在空屋子里敲铁皮。
许永昌六十岁那年，身体开始出毛病。先是腰，站久了就疼，坐久了也疼，只有躺着的时候好一点。后来是膝盖，上下楼的时候能听见骨头响，不是咯吱咯吱那种，是咔嗒咔嗒的，跟钟表的擒纵声差不多。他听着自己膝盖的响法，心里算着频率，一秒一次，正好是秒针走一步的速度。他想，原来人身上也有齿轮，只是这齿轮没法拆下来上油。
他开始修不动钟了。手抖得太厉害，镊子夹不住齿轮，螺丝刀也对不准螺丝槽。他把那个老座钟从货架上搬下来，放在工作台上，拆开了，零件摊了一桌，可是他装不回去了。铜齿轮散在白布上，发条松了，像一条死蛇一样盘在那里，摆锤搁在一边，黄铜面上映着他模糊的脸。他试了三次，每一次都装到一半就装不下去了，手一抖，齿轮掉下来，在桌面上弹两下滚到地上，他弯腰去找，膝盖咔嗒一声响，疼得他扶着桌沿半天直不起腰。
第四次他终于装回去了。花了整整一天，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八点，中间吃了一碗泡面，连口水都没喝。装完了，他拧发条，一下两下三下四下五下六下七下，松手，钟摆开始晃。滴答声响起来的那一刻，他坐在椅子上，眼睛看着那个晃动的钟摆，从左晃到右，又从右晃到左，铜摆锤在灯光下亮一下暗一下亮一下暗一下。他看着看着，眼眶位置上有了水，他没擦，就那么让水积着，积满了就自己流下来，流到嘴角，咸的。
那天晚上他没关店门。钟摆晃了一夜，他在椅子上坐了一夜。
许永昌是在那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倒下的。当时他正在给老座钟上发条，拧到第四下的时候突然觉得胸口一闷，手松了，发条钥匙掉在地上蹦了两下滚到墙角。他弯腰想去捡，身子一歪就从椅子上滑下去了。滑下去的时候肩膀碰到了工作台，工作台上那个拆了一半的闹钟掉下来，砸在他胸口上，又滚到一边。
他就那么躺在地上。地砖是凉的，凉意透过衣服往皮肉里渗。他的脸贴着地砖，眼睛正好对着那个老座钟的底部，从下往上看，能看见钟摆的底部，黄铜的摆锤在离地两尺的位置来回晃，一下，又一下，又一下。他数着晃动的次数，数到十七的时候忘了数到哪儿了，又从一开始数。数到二十三的时候又想不起来之前数的是二十三还是二十四，又在心里从头开始。
钟摆还在晃。他眼睛里的摆锤越来越模糊，黄铜的颜色化开来，变成一团模糊的光，那团光晃来晃去，像是水面上的倒影。他把手伸出去，手指在地上爬了两下，指甲刮着地砖缝里的灰，爬不动了，手就那么伸着，指尖的方向是那个老座钟。钟摆在晃。他听见滴答声和膝盖的声音混在一起，分不清哪个是钟表的哪个是自己的。他想，原来骨头里也藏着时间，一节一节的，软的。
傍晚的时候对面的刘老板发现他。刘老板端着一碗馄饨过来，想给许师傅送一碗，走到门口看见许永昌躺在地上，馄饨碗掉在地上碎了，馄饨汤溅了一地。他跑过去把人翻过来，喊许师傅许师傅，许永昌的眼睛还睁着，嘴动了动，没出声。
救护车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。救护人员把许永昌抬上担架，刘老板跟在后面，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店里。满墙的钟都停了，只有那个老座钟还在走，钟摆在黑暗里一晃一晃，铜摆锤反射着街对面美容院的粉红色灯光，一下亮一下暗。
许永昌在医院里躺了十一天。
第十一天早上，护士进来量体温，体温计夹在腋下，三分钟到了，护士抽出来看了看，三十六度五，正常。她把体温计甩了甩，插回笔筒里，转头去隔壁床了。许永昌躺在那里，眼睛看着天花板，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，形状像一片叶子。他看了会儿水渍，又把头转过去看窗外。窗户外面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堵墙，墙上长着青苔，青苔是深绿色的，看上去湿漉漉的。
他出院那天，刘老板来接他。两人坐公交车回去，车上人多，没有座位，许永昌抓着扶手站着，车一晃他就跟着晃，膝盖咔嗒响了一下，他听见了，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膝盖，又抬头看窗外。街景从车窗里流过，商店、行人、红绿灯，一帧一帧地过去。
回到店里，刘老板帮他把门打开。店里有一股灰尘的味道，混合着铜锈和机油的气息。许永昌走进去，坐到工作台前。那个老座钟还在走，钟摆晃了十一天，还在晃。他看了看钟面，时间不对，慢了将近两个小时。他伸手去拧发条，手指捏住发条钥匙，拧了一下，两下，拧到第三下的时候手又开始抖，抖得发条钥匙从指间滑下来，落在桌面上当啷一声。
他坐着不动了。钟摆在晃。滴答声在空荡荡的店里回荡，那声音单薄得很，像是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敲一根铜管。
过了很久，他从工作台底下摸出一个纸盒子。盒子旧了，纸皮磨得起毛，边角用胶带粘过好几道。他打开盒子，里面是一堆零件，齿轮、发条、摆轮、擒纵叉，都是这四十年里修钟换下来的废件。他把零件倒在桌面上，铜的铁的混在一起，有的生锈了，有的还亮着。他拿起两个齿轮，齿对齿试着啮合，一个三十二齿，一个十五齿，对不上。他又换了两个，一个四十八齿，一个十二齿，正好能配上，一对上就咬在一起，严丝合缝。
他开始组装。先把两个齿轮固定在底座上，大齿轮咬着小齿轮，转一下大齿轮，小齿轮跟着转，速度刚好差四倍。他又加上第三个齿轮，第四个，第五个，齿轮越摞越高，齿跟齿咬在一起，一转全转。他的手抖，每装一个齿轮都要花很长时间，镊子夹不住，他就直接用手，手指捏着齿轮轴，对准轴孔，一点一点往里送。轴尖对进孔里的那一瞬间，能感觉到一个细微的咔嗒声，那声音顺着指尖传上来，像是在关节里种了一颗种子。
他装了两天。两天里除了上厕所和泡面，他没离开过工作台。第二天晚上十一点，他装完了。桌上立着一组齿轮，从上到下一共十六个，大的有拳头那么大，小的跟指甲盖差不多。他用手指拨了一下最上面那个齿轮，齿轮转起来，一个带一个，十六个齿轮全转了。因为齿比不一样，有的转得快有的转得慢，最上面那个转一圈，最下面那个才转了不到半圈。
他看着那些齿轮转。没有发条，没有动力，纯靠他手指那一下的惯性，转了不到两分钟就停了。齿轮停下来的顺序跟转的速度一样，转得快的停得早，转得慢的停得晚，最后停的是最下面那个大齿轮，它停下来的时候轻轻地晃了一下，像是在找一个停在哪里的位置。
许永昌把这组齿轮放在工作台正中间。钟摆在旁边晃，滴答滴答。齿轮不动了。他用手在膝盖上擦了擦，手指上的油渍蹭在裤子上，深了一块。
那个老座钟还在走。他给钟上发条，拧七下，拧完松手，钟摆继续晃。他把那组齿轮挪到老座钟旁边，两个东西放在一起，一个在动一个不动。老座钟的钟摆晃过来的时候，影子落在齿轮上，晃过去的时候影子又走了。齿轮在影子里一明一暗。
他每天看着这两个东西。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是给老座钟上发条，拧七下，然后坐回椅子上，看钟摆晃。看够了他就拨一下那组齿轮，齿轮转起来，转不到两分钟就停了。他开始数齿轮转的圈数，最上面那个小齿轮转一圈，中间那个转半圈，再往下转四分之一圈，再往下转八分之一圈。他数着圈数，发现了规律，每个齿轮转的圈数正好是上一个的一半。他想，这就是时间的骨节了，一节比一节小，一节比一节细，到了最后那节，已经细得看不见了，可是它还在转。
有一天他又拨了那组齿轮，齿轮转起来，他看着最下面那个大齿轮慢慢地转，转了不到半圈，停了。他伸出手指，摸那个齿轮的齿尖，铜齿磨得光滑，指尖沿着齿根慢慢滑过去，一个齿两个齿三个齿。他摸着摸着，突然开口说了一句："四十八个。"
齿轮有四十个。他数错了。他把手指收回来，在衣服上蹭了蹭，又去看钟摆。钟摆在晃。
刘老板有时候过来坐坐。他坐在许永昌对面，看着桌上那组齿轮，问许师傅这个能走吗。许永昌说不走，就是摆着看看。刘老板说那有什么好看的，许永昌没回答，伸手拨了一下齿轮，齿轮转起来，两个人看着齿轮转，转了不到两分钟停了。刘老板又说许师傅你该出去走走，天天待在店里闷得慌。许永昌说就是。
刘老板走了以后，店里又只剩许永昌一个人。他站起来，走到门口，推开门，街上的声音涌进来，汽车的喇叭声，人的说话声，对面美容院放的流行歌曲。他站在门口，阳光照在他脸上，他眯起眼睛，站了不到一分钟，又退回去把门关上了。
回到工作台前坐下。钟摆在晃。齿轮不动了。他拿起螺丝刀，把老座钟的后盖打开，看里面的机芯。擒纵叉一左一右地摆，擒纵轮一格一格地转，发条松了紧紧了松。他把后盖装回去，螺丝拧紧。钟摆在晃。
那年秋天，许永昌开始咳嗽。开始只是早上咳两声，后来越咳越厉害，咳起来弯着腰，手扶着工作台沿，指节发白。咳完了，他直起腰，嘴里有铁锈味，吐出来的唾沫里带着血丝。他看了一眼唾沫，用鞋底蹭了蹭，蹭干净了。
他没去医院。每天还是给老座钟上发条，拧七下，然后坐着看钟摆晃。他瘦了，颧骨突出来，眼眶凹下去，手腕细得跟那个老座钟的发条钥匙差不多粗。衣服挂在身上，像是别人的。
十一月的一个晚上，他又咳了，这回咳得比以往都厉害，咳着咳着就觉得胸口一紧，喉咙一甜，一口血喷出来，溅在工作台上，溅上了那组齿轮。血是暗红色的，在铜齿轮上慢慢往下淌，淌到齿缝里，凝住了。
他用手背擦了擦嘴，手背上也是一道红印子。他站起来，走到水池边，拧开水龙头，冲了冲手背，又洗了把脸。水冰凉，激在脸上，他打了个哆嗦，关掉水龙头，用袖子擦了擦脸。
回到工作台前。他没擦齿轮上的血，就那么让它凝着。老座钟的钟摆在晃，滴答声依然均匀，一秒一下，不快不慢。
他坐在椅子上，看着钟摆。左，右，左，右。铜摆锤在灯光下一明一暗。他的眼皮开始往下坠，坠下去又抬起来，坠下去又抬起来。坠到第五次的时候，没抬起来。
钟摆在晃。
第二天刘老板发现他的时候，他歪在椅子上，头垂在胸前，像是睡着了一样。老座钟还在走，钟摆在晃，滴答滴答。工作台上那组齿轮上凝着暗红色的血，血干了以后变成褐色，嵌在齿缝里，像是一层薄薄的锈。
刘老板通知了许永昌在乡下的一个远房侄子。侄子来了，把店里的东西收拾了一下，钟表该卖的都卖了，废铜烂铁卖给了收废品的。那组齿轮也被收走了，收废品的老头拎起来看了看，扔进蛇皮袋里，铜铁相撞的声音叮当响了一下就没声了。
老座钟侄子留下了，说是个古董，值点钱。他试着给钟上发条，拧了两下，拧不动了。他不知道许永昌每次拧七下，他拧得太猛，发条断了。钟摆晃了最后一下，停下来，就那么停在中间，既不在左也不在右。
侄子把钟搬到车上，开走了。店门锁上，卷帘门拉下来，铁皮上被人喷了广告，红色的字，写的是"高价回收旧家电"。
那条街上很快就没有人记得许永昌了。隔壁的美容院换了老板，招牌换了颜色，从粉红变成橘黄，晚上的灯光也变成了橘黄色。那光打在卷帘门上，铁皮的纹路在橘黄光里一道一道的，像是某种巨大的指纹。
隔了一年，那家美容院也关了，换成了一家奶茶店。奶茶店的生意好，年轻人在门口排长队，手机屏的光照亮他们的脸。他们不知道这个位置以前是一家钟表店，不知道有一个人在这里坐了四十年，每天给一个座钟上发条，拧七下。
城南钟表店什么都没剩下。只有那个老座钟的钟摆，在侄子的储物间里挂在钟壳里面。侄子搬到城里以后把它塞在纸箱里，和其他杂物一起堆在角落。纸箱上落了一层灰，偶尔搬运东西的时候碰到箱子，钟摆会轻轻晃一下，又停了。
那个齿轮组被收废品的卖给了废品站，废品站又倒手卖给了熔炼厂。熔炼厂的工人把齿轮倒进化铜炉里，炉温升到一千度，铜化了，齿轮的形状消失了，变成一汪铜水，在坩埚里晃荡，表面泛着暗红色的光。铜水倒进模子里，冷却了，变成一根铜锭，铜锭上贴着标签，写着重量和批次。
谁也看不出来这根铜锭曾经是一组齿轮，曾经被人用手指拨着转，曾经凝过一个人的血。
铜锭后来被卖到一家零件厂，重新铸造，做成了一根铜管。铜管被一家乐器厂买走，切割、打磨、钻孔，做成了一个小号的零件。小号被一个中学生买走了，他参加学校乐队，每周三下午在操场上排练。他吹小号的时候，手指按在阀键上，嘴唇压在号嘴上，用力一吹，声音从喇叭口里冲出来，在操场上空荡开。
那声音里有那根铜管。那根铜管里，也许，还锁着那四十八个齿尖留下的痕迹。只是没人听得出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