扶住
一九九三年的秋天，村里人都说王素兰的儿子死了。
消息是李桂英带回来的。那天下午她坐着从县城回来的班车，下车时脸上的肉紧紧绷着，像是在风里吹了一路。她走过村口的老槐树，走过陈秀莲家的院子，走到王素兰家门口。王素兰正蹲在门槛上择豆角，手指捏着豆角的两头，一掰一拉，筋就下来了。她择得很慢，豆角在她手里一根一根地变成两截。
李桂英站在她面前，嘴巴张了张，又闭上。王素兰抬头看了她一眼，继续择豆角。
“素兰。”李桂英叫了一声。
“嗯。”
“你儿子……”
王素兰的手停了一下。就那么一下，然后她又把一根豆角掰成两截，筋从中间扯出来，丢进脚边的破搪瓷盆里。搪瓷盆的边沿磕掉了一块瓷，露出里面黑色的铁。
“在工地上。”李桂英说，“从架子上掉下来的。送到医院的时候人已经不行了。”
王素兰把手里那根豆角择完，放到旁边的竹篮子里。她的手在围裙上擦了擦，然后站起来。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响了一声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断了。
“进屋里坐。”她说。
李桂英跟着她进了屋。屋里很暗，窗户上糊着的报纸已经发黄，有的地方破了，外面的光从破洞里漏进来，在地上投下几个歪歪扭扭的白点。王素兰走到灶台前，拿起水瓢从缸里舀了一瓢水，倒在锅里。她蹲下去，从灶膛边的柴堆里抽了几根玉米秆，折断，塞进灶膛。火柴划了三下才着，她用手笼着火苗，凑到玉米秆下面。
火着了。她把锅盖盖上。
“你……”李桂英站在门口，手不知道往哪里放，“素兰，你坐会儿吧。别忙活了。”
“水要开了。”王素兰说。
李桂英走也不是留也不是，最后在门槛上坐下来。她看着王素兰的背影，那个背影瘦瘦小小的，肩膀的骨头从衣服下面顶出来，像是两根衣架撑着一件褂子。王素兰从碗柜里拿出两个碗，碗口都磕了边。她往每个碗里放了一撮茶叶，是从铁皮盒子里倒出来的，盒子上的图案已经磨没了，只剩下一块一块的锈。
水开了。王素兰掀开锅盖，白气从锅里涌出来，糊了她一脸。她用瓢舀了开水冲进碗里，茶叶在被烫得卷起来又散开。
“你儿子的东西呢？”王素兰问。
“还在县里。”李桂英说，“工地上的人让家里人去一趟。”
一碗茶端到李桂英面前。李桂英接过来，手被碗烫了一下，她换了一只手端住，在碗边吹了两口气。王素兰也在门槛另一边坐下来，端起另一碗茶。她喝了一口，很响，是那种嘴里含了一口气再吸进去的声音。
“明天去。”王素兰说。
李桂英点点头。她想说点什么，但她看见王素兰端着碗的手很稳。那双手指节粗大，手背上有一条一条的裂纹，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泥。她端着碗喝了一口，又喝一口。
“你……”李桂英又张了张嘴。
“这茶叶放得有点久了。”王素兰说，“没什么味道。”
李桂英低头喝了一口，茶水很烫，烫得她的舌头有点麻。茶确实没什么味道，只是白水里有了一点点颜色，像是这屋子里的光线一样寡淡。
第二天一早，王素兰坐了最早的一班车去了县城。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，裤子是灰的，脚上一双解放鞋，鞋面破了一个洞，大脚趾的位置。她怀里揣着一个布包，布包是旧枕巾缝的，里面装着三百块钱。那是她攒了三年攒下的。本来是打算过年时给儿子买件新棉袄的。儿子去年过年回来的时候，身上的棉袄袖口磨得露出了棉花，她对儿子说，明年妈给你买件新的。儿子说不用，这件还能穿。
班车在土路上颠了两个钟头，停下来的时候扬起一片灰。王素兰从车上下来，站在县城的街上。街上人多，来来往往的，有人骑着自行车，有人的板车上堆着白菜萝卜。她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，然后拉住一个路人问路。
“县医院怎么走？”
路人指了指前面，“一直走，过两个路口往右拐。”
她顺着指的方向走。过第一个路口的时候，有一辆三轮车从她身边擦过去，差点撞到她。她往旁边躲了一步，三轮车过去了，带起一阵风，把她的头发吹得散了几绺下来。她把头发往耳朵后面别了别，继续走。
县医院是栋三层的楼，外墙的白灰掉得斑斑驳驳的，露出里面的红砖。门口停着两辆板车，一个人躺在板车上，盖着一条花被子，旁边蹲着一个女人在哭。王素兰从他们旁边走过去，进了医院的门。
走廊里弥漫着一股味道，消毒水的味道混着什么东西腐烂的味道。走廊的地是水泥的，被无数双鞋底磨得发亮。王素兰走到一个窗口前，窗口后面坐着一个女的，正在磕瓜子。
“我来找我儿子。”王素兰说，“他叫刘建国。”
那个女人抬起头看了她一眼，“刘建国？”
“工地上掉下来的。”
“哦，那个。”女人拍了拍手上的瓜子壳，“太平间在地下一层。你从那个楼梯下去，往左拐就到了。”
王素兰顺着楼梯往下走。楼梯很窄，光线很暗，墙上挂着一盏灯泡，灯丝发着红光。她的解放鞋踩在水泥台阶上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到了地下一层，空气凉了许多，有一种潮湿的感觉。她往左拐，看见一扇门。门上刷着绿漆，漆皮一片一片地翘起来。门没锁，她推开门走了进去。
房间里很暗，只有墙的高处有一个小小的窗户，窗玻璃上蒙着灰，透进来的光像是一层薄薄的浆糊。墙边有一个台子，台子上放着什么东西，盖着一块白布。
王素兰走过去，站在台子旁边。她伸手捏住白布的一角，掀开了。
刘建国的脸是灰的。眼睛闭着，嘴巴微微张开，嘴唇干得像两片树皮。额头上有一道口子，已经缝过了，针脚粗粗的，像是一条蜈蚣趴在脑门上。王素兰看着他，看了一会儿。她伸出手去摸他的脸，脸很凉，像是冬天的石头。她把手缩回来，然后又把白布往下掀了一点，看见了儿子的脖子，脖子上也有一道口子，也缝过了。再往下，胸口上全是缝过的口子，一道一道的，像是破了的衣服被胡乱地补过。
她把白布拉回去，一直拉到儿子的下巴。她站在那里，手放在台子边上。台面也是凉的，凉意从手指尖传上来，一直传到手腕，传到手肘，传到肩膀上。
门外有脚步声。一个穿白大褂的男的走进来，手里拿着一个夹子。
“你是刘建国的家属？”他问。
“我是他妈。”
“签字吧。”他把夹子递过来，上面别着一张纸，纸上印着表格，表格里填着一些字。王素兰不认识几个字，她看见了儿子的名字，还看见了那个名字旁边印着“死亡原因”四个字，后面跟着一行她看不明白的话。
“这是什么？”她问。
“死亡证明。得签个字，才能把遗体运走。”
王素兰接过了他递过来的笔。笔是那种按压的圆珠笔，笔芯短了一截，写起来有点涩。她把笔尖按在纸上，手在纸上慢慢地画，画出一个歪歪扭扭的“王”字，然后又画了一个“素”字，“兰”字的三横被她画成了四横。她把笔还给那个人。
“工地上的人呢？”她问。
“在外面。”那人说，“你出去就能看见。他们留了人等你。”
王素兰又看了一眼儿子，然后转身往外走。走出太平间的时候，她的鞋底在地上蹭了一下，发出吱的一声响。她低头看了一眼，地上有一滩水，不知道从哪儿漏下来的。她绕过去，上楼。
医院门口，一个戴着安全帽的男人蹲在台阶上抽烟。他一看见王素兰出来，就站起来把手里的烟扔在地上，用脚踩了踩。
“您是刘建国的母亲吧？”他说。
王素兰点点头。
“这事，我们也很难过。”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，“这是工地上给的一点抚恤金，两万块。您收着。”
王素兰接过信封。信封是牛皮纸的，鼓鼓囊囊的。她捏了捏，里面的钱很厚。
“他的东西呢？”她问。
“什么东西？”
“衣服。还有他平时用的东西。”
那人想了想，“哦，都在工棚里。我让人去拿。您等等。”
他朝外面喊了一声，一个小伙子跑过来，说了几句话又跑走了。王素兰站在台阶上等，手里攥着那个信封。面前走过来走过去的人，有的人手里提着药袋，有的人手里捧着一个饭盒，有的人抱着孩子。没有人看她。
等了一会儿，那小伙子又跑回来了，手里拎着一个蛇皮袋。王素兰接过来，拉开拉链往里看了看。里面有几件衣服，一双鞋，一个搪瓷缸子，一个牙刷，还有一卷卫生纸。衣服上面放着一个塑料袋，塑料袋里装着几张纸。她抽出一张纸来看，纸上印着什么单位的名称，下面有儿子的名字。她不认识那些字，但她知道那是儿子的名字。她把纸放回去，拉上拉链。
“他欠了食堂的账吗？”王素兰问。
戴安全帽的男人愣了一下，“什么账？”
“食堂的饭钱。他每个月的饭钱是从工钱里扣的。最后一次工钱还没发，他吃了食堂的饭，还没给钱。”
“这个……”那人想了想，“不用给了。这个就算了。”
“欠了多少？”
“真的不用了。”
王素兰没再说什么。她把蛇皮袋拎起来，扛在肩膀上。蛇皮袋不重，里面的东西不多。她下了台阶，往车站的方向走。
车站的候车室里只有几排长条木椅，椅子上坐着几个人，有的在打瞌睡，有的在吃馒头。王素兰找了个空位置坐下来，把蛇皮袋放在脚边，把怀里的布包掏出来，把信封塞进布包里，又把布包塞回怀里。她坐在椅子上等着。墙上挂着一个钟，钟面上的玻璃裂了一道纹，秒针走到那道纹附近的时候会顿一下，像是被什么卡住了，然后才跳过去。
她坐了一个钟头，然后站起来走到售票窗口。
“南乡。”她说。
里面伸出一只手，丢出一张票。她接过来，把票捏在手里，又回到椅子上坐下等。又等了半个钟头，广播里喊了一个什么，她没听清，但她看见旁边的人都往一个方向走，她就站起来拎着蛇皮袋跟着走。
班车还是来的时候那辆。车身上的绿漆掉了一块又一块，露出下面锈红色的铁皮。她上了车，坐在靠窗的位置，把蛇皮袋放在膝盖上。车开了，窗外的街道往后退，退得很快，然后渐渐慢下来，变成了两排白杨树。白杨树的叶子黄了，落了一地。
她看着窗外，忽然想起一件事。儿子小的时候，有一回发高烧，烧得脸通红，嘴唇干得起皮。她用湿毛巾给他擦脸，擦了一遍又一遍。儿子迷迷糊糊地喊渴，她就用勺子舀水往他嘴里喂，一勺一勺的，喂了好几十勺。后来烧退了，儿子醒了，说想吃面条。她下了一碗面，里面打了一个蛋。儿子把面吃完了，汤也喝干净了，碗底的那一丁点儿葱花都被他舔干净了。她问儿子还吃不吃，儿子说不吃了。她把碗收走，转过身的时候，觉得自己眼眶上有什么东西。
班车在南乡的站口停下来。王素兰下了车，太阳已经偏西了，天边的云被烧成了红的。她拎着蛇皮袋往回走，路过村口的老槐树，路过陈秀莲家的院子，路过那口井。井边上蹲着几个女人在洗菜，她们看见王素兰，停下手里的活计，抬起头来看着她。
王素兰从她们身边走过去，一直走到自己家门口。院门虚掩着，她推开，进去，把蛇皮袋放在屋里地上。她站在屋子中间，四面看看，灶台还是那个灶台，碗柜还是那个碗柜，墙角的几根玉米秆还是那几根玉米秆。
她走到灶台前，拿起水瓢从缸里舀水，水瓢碰到缸底，没舀上水来。缸里的水没有了。她把水瓢放下，拎起水桶，推开后门。后门外有一条小路通往井边，路窄窄的，两边的草长了老高。她挑着水桶走过去，到了井边，那几个洗菜的女人已经不在了。她把桶放下去，听见桶碰到水面发出闷闷的一声响，然后提上来，一桶水满了。她再放下去一桶，又满了。她挑着两桶水往回走，肩膀被扁担压着，脊梁弯曲的弧度比来的时候又深了一点。
回到屋里，她把水倒进缸里。一桶，又一桶，倒完最后一勺的时候缸满了。她把水瓢放在缸沿上，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，然后走进里屋。
里屋有一张床，一个柜子，柜子上放着一面镜子。镜子里的那个人头发白了一半，脸上的皮松松地挂下来，眼睛下面的眼袋垂着，嘴唇干裂。王素兰看着镜子，看了好一会儿。然后她伸出手，用指腹碰了碰镜子里那张脸的嘴唇。
手是凉的。嘴唇也是凉的。
她放下手，走到床边坐下来。床板硬邦邦的，棉褥子薄薄的，她坐在床沿上，两条腿垂着，脚板够不到地。她坐了一会儿，身子往后一倒，躺在了床上。天已经黑了，窗户外面不知道什么时候涌上来一层云，遮住了月亮。屋子里什么都看不见了，只有一些模模糊糊的影子。柜子的影子，窗户的影子，她的影子。
她闭上眼睛。
然后她开始说。
“建国，你在那边冷不冷？”她的声音在空屋子里响起来，很轻。
黑暗中没有回答。
“那件棉袄，妈本来今年过年要给你买的。现在不用买了。”
她翻了个身，脸冲着墙。墙是土墙，墙面上有细小的裂缝，冬天的时候风会从那些缝里挤进来。去年冬天，儿子回来的时候，她看见他缩着脖子，胳膊肘的棉花露在外面。她说，明年妈给你买件新的。儿子说不冷，习惯了。她坚持说，要买的。她从兜里掏出二十块钱塞到儿子手里，儿子又悄悄放了回去，她后来在枕头底下发现了那两张皱巴巴的票子。
“你给妈的钱，妈都攒着呢。两万块，还有以前攒的三百块。妈花不着。”
她把被子拽过来盖在身上。被子沉甸甸的，里面装的棉花已经板结了，像是一块一块的石头。她用手捏着被子的一角，把那角捏在手指间来回搓。那个动作做了很多遍，一遍又一遍的，手指在布面上来回地蹭。
“你小时候怕黑，晚上睡觉要把灯开着。后来大了就不怕了，灯也不用开了。”
她又翻了一个身，把脸从墙上转过来。黑暗中她的眼睛睁着，看着天花板上某一个看不见的地方。
“隔壁陈婶子家的狗生了五个小狗崽子。白的，有一只脑门上有个黑点。你要是看见，肯定喜欢。”
她的声音在屋子里散开，像是水泼进沙子里，一下子就没了。
“今天去县里，坐的那个车，跟去年送你上车的时候坐的那辆车一个样。车窗关不严，风灌进来。去年你坐在我前面，我就在后面看着你的后脑勺。你头发剪短了，后脖子上有一颗痣，妈那时候看见了，心里想着下次跟你说。一直忘了说。”
她的嘴唇蠕动着，话从嘴唇中间慢慢挤出来，一字一字的，像是老太太摁豆角筋，慢腾腾又认真的。
“你后脖子上有一颗痣。”
说完这句话，她停了一会儿。屋子里安静极了，只有不知道哪儿的老鼠在咬东西，细碎的声响从墙角传过来。
“其实也没什么。”
她把被子又往上拉了拉，盖住了肩膀。肩膀缩在被子底下，小小的，像是两个瘦弱的山包。
“明天去自留地看看，红薯该收了。收了煮一锅，给你爹的坟前放几个。他也爱吃。”
她停了停。
“你们爷俩现在凑一块儿了。也好。能说说话。”
她的声音越来越轻，最后变成了一种含混不清的呢喃，像是小孩子困了的时候嘴里嘟囔的那种没有意义的音节。她就这么在床上躺着，在黑暗中睁着眼睛，嘴里细细地说着话。不知道说了多久，声音渐渐小了，断了，只剩下均匀的呼吸。
第二天早上，天还没亮，王素兰就起来了。她走到灶台前，从缸里舀水，洗脸，梳头，把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髻。她从灶台旁边的墙上取下锄头，扛在肩上，推开院门，往自留地的方向走。
自留地在村子的东边，一块窄窄的地，种着红薯。她走到地头，放下锄头，蹲下去用手扒拉红薯秧。秧子已经枯黄了，一拽就断。她拿起锄头，在一株红薯秧旁边刨下去，锄头入土，她抬起锄头把，一块泥土翻了上来，泥土下面露出两个红皮的红薯。
她把红薯从土里捡起来，用手抹掉上面的泥。红薯皮很光，在手心里沉甸甸的。
她继续刨。锄头一下一下地落下去，抬起来，泥土被翻开，红薯一个一个地露出来。她刨了大半个早晨，刨出来一堆红薯。太阳升起来了，照着她的后背，热乎乎的。她直起腰来，用手背擦了一把额头。额头上有汗，汗里混着泥土，在手背上留下一道灰印子。
她把红薯装进竹筐里，挑着往回走。走进院子的时候，隔壁的李婶在门口站着。
“素兰，吃了没？”
“还没。”
“我这儿做了稀饭，过来吃一碗吧。”
王素兰放下担子，“行。”
她在李婶家的灶房里坐下来。桌上放着一碗稀饭，一碟咸菜。她端起碗，用筷子往嘴里扒饭。李婶坐在她对面，看着她，嘴巴张了几次都没说出话来。
“他那个工地，”王素兰喝了一口稀饭说，“欠食堂的账，人家说不用给了。”
李婶愣了一下，然后赶紧接上话，“那是那是，都那样了，这点账还不能免。”
“两万块。都在这儿了。”王素兰又喝了一口。
“也好歹是个钱。”李婶说。
“嗯。”
王素兰把一碗稀饭吃完了，把咸菜碟子里的最后几根萝卜丝也夹起来吃了。她把碗放下。
“中午蒸红薯。”她说，“你过来吃几个。”
李婶点点头。
王素兰站起来，走出李婶家，回到自己的院子里。她把红薯筐搬进灶房，蹲下来一个一个地洗。她洗红薯洗得很仔细，连红薯缝里的泥都抠出来。水凉凉的，从指尖流过，红薯在水里泡着，红色的皮越来越亮。
她听见门口有响动，抬头看了一眼。是村东头的刘老头，他站在门口往里探头。
“素兰啊，这事你节哀。”他说。
王素兰把一个洗干净的红薯放进盆里，又拿起另一个。
“人都有这一天。”她说。
刘老头站在门口，手不知道该往哪儿放。站了一会儿，他转身走了。
王素兰把一筐红薯都洗完，然后生火烧水。她把红薯一个一个放进锅里，码整齐，盖上锅盖。灶膛里的火旺起来，锅里的水开始咕嘟咕嘟地响。白气从锅盖的缝隙里挤出来，带着红薯的甜味，弥漫在灶房里。
她坐在灶膛前，往里面添玉米秆。玉米秆燃烧的时候发出噼啪噼啪的声音，火星子从灶口溅出来，落在她脚边的地上，灭了。她的手放在膝盖上，手掌朝上摊开。手掌上有一层厚厚的茧，硬硬的，手指摸上去像是摸着一块木头。她用另一只手的大拇指按着掌心那块最厚的茧，按下去，松开，又按下去，又松开。
锅里的水开了很长时间，白气越来越浓，红薯的香味也越来越浓。她站起来，掀开锅盖，用筷子戳了戳红薯。筷子一下子就扎进去了，红薯已经烂了。
她从碗柜里拿出一个碗，盛了三个红薯放进碗里。端着碗出了院门，往村后的山坡上走。山坡上是一片坟地，大大小小的土包，有的长满了草。她找到一个比较新的坟包，坟前的土还是松的。她把碗放在坟前。
“吃吧。”她说。
她在坟前站了一会儿，然后转身往回走。太阳已经升到了头顶，天很蓝，一丝云彩都没有。她走下山坡，迎面碰见一个男人。那男人四十来岁，穿着件灰色的夹克衫。他看见王素兰，停下来。
“你怎么在这儿？”王素兰认出他来了。他是镇上的，儿子在小学念书时，他跟王素兰在家长会上见过。
“我去你们家了。”那男的说，“听说你儿子的事，过来看看。”
“哦。”
那男的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，递过来，“一点心意。”
王素兰没接，“不用了。”
“拿着吧。都是街坊。”他把信封塞到王素兰手里。
王素兰拿着信封，捏了捏。里面大概有几十块钱。
“有心了。”
“应该的。往前看吧。”那男的说。
王素兰点点头。
那男的站了一会儿，没什么别的话说了，就掉头走了。王素兰继续往回走，走到家门口的时候，看见李桂英在院子里站着。
“你来了。”王素兰说。
“我琢磨着你这儿缺点什么。”李桂英放下手里提的一个袋子，“买了点白菜。腌咸菜用。”
王素兰接过袋子，打开看了看。菜心很紧，叶子是绿的。她把袋子放进灶房里。
“中午蒸了红薯，你吃。”
两个人在灶房里坐下来。王素兰揭开锅盖，锅里还剩七八个红薯，皮都蒸得裂开了，里面黄澄澄的红薯肉翻出来，冒着热气。她拿了两个碗，一个碗里放了三个，端给李桂英一碗，自己端了一碗。两个人坐在门槛上，剥红薯皮吃。
红薯很甜，李桂英吃了一口，烫得吸了两口气。
“你儿子小时候，有一回偷我家树上的枣。”李桂英说，“我看见了，没吭声。他以为我没看见，把枣藏衣服里跑了。”
“他从小就那样。”王素兰说，“也不管谁家的东西，拿去就吃。吃过人家陈婶子家的柿饼，吃过老李家树上的梨。有一回在镇上看人家摊上卖的芝麻糖，站那看了半天，人家看他可怜，掰了一块给他。”
“这小子。”
“不是坏。就是馋。”
两个人吃着红薯。红薯皮在地上扔了一堆，红红的一片。
“往后你怎么打算？”李桂英问。
“该怎么过怎么过。地里的红薯刨完了，把地翻了，明年春天种玉米。院子里那棵柿子树今年结了不少，过些天该摘了，晒柿饼卖。”
“一个人能忙得过来？”
“慢慢来呗。”
李桂英把手里的红薯吃完了，用袖子擦了擦嘴。她的袖子是深蓝色的，上面有洗不掉的油渍，旧的油渍下面叠着新的油渍。
“有件事。”李桂英说，“你儿子以前跟我家大勇一起在县里干过活。大勇跟我说过一件事，我一直没跟你提。”
“什么事？”
“你儿子在县里谈了个对象。是医院里的，给人家扫地的。大勇见过一回，说你儿子跟那个女的在街上走，手牵着手。”
王素兰手里的红薯放下来了。她看着李桂英。
“后来怎么样了？”她问。
“你儿子没跟你说？”
“没有。”
“大勇说，好像后来散了。那个女的家里人嫌你儿子是农村的，不同意。”
王素兰把手里剩下的红薯皮撕下来，放进嘴里嚼。皮上带着一点红薯肉，嚼起来有点韧。她嚼了一会儿，咽下去。
“难怪前年过年回来的时候，他问我要不要搬到镇上去住。”她说。
“你怎么说的？”
“我说在这儿习惯了，不想动。”
院子里起了一阵风，把地上的红薯皮吹得滚了几滚。王素兰抬脚踩住一片，那片红薯皮粘在她的鞋底上。
“你说，人活着，总得有个想去的地方。”王素兰说，“我儿子，他在县里，在这儿，在哪儿，都待不住。”
李桂英没接话。她又拿起一个红薯，剥了皮，掰成两半，一半递到王素兰手里。
红薯的热气在两个人之间冒了会儿。然后散了。
三天后，王素兰去了镇上。
她拿着那两万块钱，去了信用社。柜台里面的姑娘问她存多长时间的。
“死的。”她说。
“您是说定期？”
“嗯。”
姑娘噼里啪啦地在一个机器上按了按，打出一张单子，让她签字。这次她把名字写得没那么歪了，三个字还是四横，但那个“兰”字比上一次画得顺溜了一点。
她把存折包在枕巾布包里，裹了好几层。出信用社的门，她在街上走了一圈。镇上的街比十几年前长了些，多出了几个铺子。有一家卖衣服的，门口挂着好几件棉袄。她走进去，摸了摸那些棉袄的料子，有的厚有的薄，有的颜色深有的颜色浅。
老板过来招呼她，“婶子，买棉袄？”
“不买。”王素兰说。
她看了好一阵子。把那些棉袄一件一件地摸过去，有的袖子长，有的袖子短，有的领子带绒，有的没有。最后她在一个蓝色的棉袄前停下来。这件棉袄不厚，但摸起来很软，领子的绒细细的。她把棉袄从衣架上取下来，拿在手里看了又看。
“这件多少钱？”
“这件便宜，六十五。”
王素兰从布包里摸出钱，一张一张数给老板。全是十块的，有的票子皱得厉害，她用手一张一张地捻平。老板等了一会儿，问了一句，“给儿子买的?”
王素兰把钱数完了，六张十块的，一张五块的。正好六十五。
“不。”她说。
她把棉袄叠好，装进老板给的塑料袋里。拎着袋子出了门。
路过镇上的车站，她站在路边等班车。风从街上刮过来，吹得塑料袋哗啦啦响。她把袋子搂在怀里。
班车来了。她上了车，坐在靠窗的老位置。她把装着棉袄的塑料袋放在腿上，看着窗外一排排往后退的房子和树。白杨树的叶子快落光了，剩下的几片挂在枝头上，黄黄的，被风吹得抖。
回到村子里，天已经擦黑了。她走进院子，把塑料袋放在床上，然后去灶房生火烧水。把水烧开了，灌进暖瓶里。又从碗柜里拿出剩的红薯，在灶上热了热，吃了两个。然后把锅刷了。碗也刷了。把碗倒扣在碗柜的格子里。
她走进里屋，拉开灯。灯泡瓦数低，屋子里昏惨惨的。她从塑料袋里把那件棉袄拿出来，摊开在床上。蓝色的棉袄，缝得不算好，有几处的针脚歪了，但料子摸着是好的。
她把棉袄叠起来，放回到塑料袋里。
第二天一早，她拎着那个塑料袋去了后山坡。坟地的草又长高了一点，她用手拔了拔坟前的一些野草。然后把塑料袋放在坟前。
“天冷了。”
她站在那儿，看着那个土包。土包上的草根连成一片，风吹过来，草往一边倒。
“活着的人，就这点麻烦，总惦记着。死了的人倒好了，什么都不惦记了。”
她说这话的时候，语气跟在家里说锅里的红薯蒸好了差不多。她说完以后又站了一会儿，然后转身往回走。走下山坡的时候她绊了一下，脚踢在一块石头上，身子晃了晃。她站稳了，低头看了一眼那块石头，绕过去，继续走。
走到村口的时候，她碰见了一个邻居，那邻居抱着孩子在门口晒太阳。看见她，问了一句：“素兰，吃饭了没？”
“吃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