合适的标题：《被褥》
一九八五年的时候，刘德厚的儿子刘建国在县化肥厂当搬运工。那天是七月十四，刘建国早上出门时，他娘往他兜里塞了两个煮鸡蛋。鸡蛋还烫手，是早上现煮的。刘建国把鸡蛋揣进裤兜，骑上那辆二八大杠走了。
刘德厚那会儿正在院子里修鸡窝。他蹲在地上，手里拿着一把锤子，鸡窝的门框朽了，他用几根旧木板条重新钉了一个。他听见儿子的自行车链条咔咔响了两声，然后是轮胎碾过石子路的声音。他没有抬头。钉子还剩三颗。他把三颗钉子一颗一颗钉进去，钉完最后一颗的时候，锤子在钉子帽上敲了三下，每一下都震得虎口发麻。
刘建国那天没回来。化肥厂的氨气管道漏了，他在里面关阀门，吸进去太多氨气，被人拖出来的时候眼珠子上的水已经干了。送到县医院，医生说人没了。厂里派人骑摩托车到村里报信的时候，是下午四点多。刘德厚正在院子里把钉好的鸡窝往墙角挪。鸡窝不重，但他挪得很慢，因为有一只母鸡蹲在窝里，他怕惊着它。
报信的人站在院子门口，骑摩托来的，发动机没熄，突突突地响。那人张了张嘴，说了什么。摩托车声音太大，刘德厚没听清。他把鸡窝放稳，直起腰，朝门口走过去。走到还剩三步的时候，他听清了。
刘德厚站了一会儿。然后他转过身，走回鸡窝旁边，把刚才没有对齐的那一边又重新挪了挪。他挪了大概有两分钟，挪到一个自己觉得正好的位置。然后他走进屋里，端起灶台上的半碗剩稀饭，站着喝完了。他把碗搁回灶台，对他女人说，鸡窝修好了。
第二年春天，刘德厚在屋后的自留地里种了半亩红薯。他给红薯起垄的时候，他女人跟他说，儿媳要改嫁了。刘德厚手里的锄头没停。他把土垄拍得紧实，拍得每一条垄都直得像是用墨线弹过的。红薯苗插下去之后浇了头遍水，他用扁担去井边挑水，肩膀上的扁担压得咯吱咯吱响。挑到第三担的时候，儿媳抱着孩子站在地头。刘德厚看见了她脚上穿的是一双新布鞋，鞋面上沾了点湿泥。儿媳说，爸，我要走了。刘德厚把两桶水倒进垄沟里，看着水慢慢渗进土缝。他说，嗯。
儿媳带着孙子走了之后，他女人坐在灶房门槛上哭了一场。刘德厚没过去。他在堂屋里把那张掉了一条腿的八仙桌翻过来，用斧子削了根木楔子，打进榫眼里。他削得很慢，木楔子削得不够合缝，他又削了一个。削到第三个的时候，刚好能严严实实吃进去。他把桌子翻回来，晃了晃，桌子不摇了。
孙子叫刘盼，改了姓之后叫郑盼。郑盼五岁那年，他娘托人带过一回话，说郑盼身子骨弱，老咳嗽。刘德厚听了，在屋里坐了一下午。第二天一早，他杀了家里唯一的一只下蛋母鸡，炖了一锅汤，用搪瓷缸子装了，走了三十里路送到镇上儿媳娘家门口。他没进去，把缸子搁在门墩上，朝门里喊了一声郑盼的名字。然后他转身走了。搪瓷缸子是新的，盖子扣得很紧，放在地上的时候晃了两下才稳住。
天黑了他才走回村里。他女人问他，你看见孙子没有。刘德厚说，缸子送过去了。他女人又问了一遍，你看见没有。刘德厚说，缸子是新的，盖子紧。然后他坐在门槛上，用指甲抠鞋底上粘的一块干泥，抠了一会儿，那块泥掉下来了，他用手指碾碎了，撒在门外的地上。
一九八八年，村里通了自来水。水龙头安在村口的大槐树底下，全村人都在那儿接水。刘德厚每天清早去挑水，两只铁皮桶，挑回来倒进水缸。第一天去接水的时候，别人都在排队，他也排。排到他了，他把桶放在水龙头底下，拧开开关，水哗地冲出来，溅了他一裤腿。他没躲。他看着水往桶里灌，看着桶里的水从桶底涨到桶沿，看着水在桶沿上晃了两晃，然后溢出来。他关了开关，把桶提下来，换另一只。他女人后来说，他那天的饭吃得很慢，筷子夹菜的时候手有一点点抖，但夹得很稳。
一九九二年，刘德厚开始在镇上收废品。他推一辆破板车，车斗是用几块旧木板拼的，轮子有一个不大圆，走起来会吱吱扭扭地响。他在镇上几条巷子里转，收纸壳子，收废铁，收玻璃瓶。他不吆喝，就推着车慢慢走，有人喊他就停下来。他收东西不讲价，给多少是多少。有时候收了一堆废铜烂铁回来，他女人帮他分拣，他就蹲在旁边抽烟，烟是镇上买的最便宜的那种，纸卷的，抽起来有一股子秸秆味儿。
那年秋天，郑盼上了小学。郑盼的娘又托人带话，说孩子上学了，想买个书包，她说家里的钱紧。刘德厚第二天多收了二十斤废铁，拉着板车走了十二里路到了县城，在供销社买了一个帆布书包，蓝颜色的，上面印着一只白鹤。他把书包送到儿媳娘家的巷子口，没进去，托一个在巷口择菜的老婆子带进去。老婆子问他，你姓啥。刘德厚说，你就说是个送书包的。老婆子拿着书包进去了，刘德厚推着板车往回走。他走了大概半里路，突然觉得脸上多了几滴水。他用手背擦了擦，抬头看了看天，天上没下雨。他又擦了擦，手背上又多了两滴水。他把手在裤子上蹭了蹭，推着车继续走。
郑盼上三年级的时候，学校运动会，他跑了第二名。郑盼的同学有一个住在镇上，回村的时候跟他奶奶说了，他奶奶又在串门的时候跟刘德厚的女人说了。刘德厚那天收完废品回来，他女人把这个事告诉了他。刘德厚把车斗里的纸壳子卸下来，捆好，码在墙角。码完最后一摞纸壳，他问，第二名发了啥。他女人说，发了一个本子，塑料皮的。刘德厚嗯了一声，走进屋里，从灶台上端起一碗面条，蹲在门槛上吃。他吃了大概半碗，突然放下筷子，对还在院子里的女人说，塑料皮的，能管好几年哩。
废品收了三年多，刘德厚攒了点钱。他把堂屋那面漏雨的墙重新抹了一遍泥，换了屋顶上几片坏掉的瓦。泥是自己和的，瓦是他去镇上买的旧瓦，比新的便宜一半。瓦匠来给他上瓦的时候，问他，刘大爷你这墙抹得挺平啊。刘德厚说，原来漏雨的位置，我多抹了一层。瓦匠说，那挺好的。刘德厚说，嗯。
一九九七年，化肥厂倒闭了，当年的厂房拆了，原地盖了一片楼房。刘德厚听说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拆一个旧纸箱。他把纸箱踩扁，摞好，用绳子捆结实了。他女人在旁边说，国儿当年干活的车间，已经拆平了。刘德厚手上没停，把绳子又紧了一圈。他说，纸壳子涨了，每斤涨了五分。他女人看了他一眼，没有再说话，转身进屋去了。刘德厚把捆好的纸壳搬到板车上，码齐，又用一块砖头压住最上面的一摞。砖头是一块残的，只有半个，刚好能压住。
郑盼上初中的时候，个子蹿了一截。有回刘德厚在镇上收废品，看见一群学生从学校里走出来，他一眼就在那群孩子里认出了郑盼。郑盼比别人高了半个头，走路的样子跟刘建国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两只手插在裤兜里，步子迈得不快，但每一步都踩得很实。刘德厚把板车停在了路边的一个电线杆后面，他装作在整理车上的绳子，把绳子解开又系上，系上又解开。等那群学生走远了，他才推着车继续往前走。那天回去的时候他的板车是空的，他没收到东西。他女人问他怎么空车回来了，他说，今天镇上没啥好收的。然后他洗了把手，坐在门槛上，把两个手掌摊开放在膝盖上，反复地看，好像上面有什么东西。
二〇〇一年，郑盼考上了县里的高中。郑盼的娘又嫁了一回，嫁到了外县，把郑盼带走了。去之前，郑盼的姥爷托人找到刘德厚，说孩子要去外地上学了，有没有什么要交代的。刘德厚那天在院子里劈柴，听完这话他把斧子握在手里，握了一会儿，然后他放下斧子走进屋里。他在屋里待了有十来分钟，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两样东西，一个是那个蓝帆布书包，已经洗得发白，但还能看出那只白鹤的样子。书包上有一块补丁，是他女人用一块灰布补的。另一个是一封信，写在烟盒纸的背面，字写得很大，很用力，有几个字写歪了，有几个地方纸戳破了。他把书包和信递给郑盼的姥爷，说了一句，信是给他娘的。姥爷拿着东西走了，刘德厚回到柴堆前，重新拿起斧子。他劈柴劈到天黑，劈了一大堆，劈完后整整齐齐地码在墙根下。
郑盼去了外县之后，一年回来一次。每年正月初三，他会到刘德厚这里来坐坐。郑盼来了就在堂屋的凳子上坐一阵子，刘德厚给他倒一杯水，然后就坐在旁边的椅子上抽烟。两个人不说话，有时候能坐一顿饭的工夫。到要走的时候，郑盼站起来说，爷爷，我走了。刘德厚说，嗯。郑盼走到门口，刘德厚突然说，等一下。他走进里屋，拿出一个塑料袋，里面装着两瓶罐头，一瓶橘子的一瓶梨的。他把塑料袋塞进郑盼手里，说，路上吃。郑盼说，好。然后郑盼就走了。刘德厚站在院门口，看着郑盼的背影往村口走，看了一会儿，他就会转回来，继续做手里的事。有一年他回来把桌子上那杯郑盼没喝的水端起来，看了看，然后自己喝了。水是凉的，他喝得很快，喉咙里咕咚咕咚响了两声。
二〇〇五年，刘德厚的女人过世了。那天早上她起来的时候还好好的，做了早饭，是玉米糊糊，蒸了几个红薯。刘德厚吃了两碗，把碗筷搁在水池子里泡着，然后推着板车出去收废品。他中午回来的时候，他女人躺在灶房的地上，旁边是一个摔碎的盘子。她是在端盘子的时候倒下去的。刘德厚把她抱到床上，她的身子已经很硬了。
第二天办丧事，刘德厚去镇上买了棺材。棺材铺的老板问他，要什么木的。刘德厚说，一般的就行。老板又问了一遍，你确定要这个价位的？刘德厚说，嗯。他付了钱，用手在棺材盖子上摸了摸，摸到了一处没打磨好的毛刺。他对老板说，有把砂纸没有。老板给他找了张砂纸，他把那根毛刺打磨平了。他磨得很仔细，直到那个地方摸起来跟其它地方一样光滑了才停手。
女人下葬之后，屋里空了。刘德厚把女人用过的东西一件一件收拾起来，该洗的洗，该扔的扔。女人有一件棉袄，穿了十几年了，袖口磨得翻出了棉花。他拿着那件棉袄在手里掂量了一会儿，然后叠整齐了，放进了柜子里。柜子门合上的时候有一点松，他找来一颗钉子，把铰链重新固定了一下。
二〇〇八年，郑盼大学毕业了，在省城找了份工作。正月初三他回来拜年的时候，穿了一件新西装，皮鞋擦得亮亮的。他坐在堂屋的凳子上，端着那杯水，没喝，拿在手里转。刘德厚坐在旁边抽烟，烟灰掉在了膝盖上，他用手掸了掸。郑盼说，爷爷，我上班了，一个月挣两千多。刘德厚说，嗯。郑盼又说，我们公司是做机床的。刘德厚说，铁家伙？郑盼说，对，铁家伙。刘德厚把烟屁股掐灭了，按在烟灰缸里，说，铁的家伙，结实。
那一年郑盼走的时候，刘德厚给了他一个信封。信封口没封，里面装着一千二百块钱，都是五块十块的旧票子，用橡皮筋扎着。郑盼推辞了一下，刘德厚把信封塞进他西装口袋里，说，拿着，我这里用不着。郑盼说，谢谢爷爷。刘德厚没有应声，他拿起墙角的笤帚，弯腰扫起了院子。
二〇一二年，村里的那条土路铺了水泥。铺路的时候来了不少施工队，挖掘机突突地响了大半个月。刘德厚每天坐在院门口看他们干活，有时候一看就是一下午。路修好以后，他推板车出去方便多了，再也不用在泥坑里使劲了。但他说了一句话，他对邻居老赵说，这路修平了，走路不那么费劲了。老赵说，那不挺好。刘德厚说，好是好，就是太快了。老赵没听懂，刘德厚也没有解释。
郑盼结亲是二〇一五年的事。他给刘德厚打了个电话，说是村里小卖部的座机，小卖部的人跑到家里来喊他接的。电话里郑盼的声音变了，不是当年那个少年的声音了，粗了不少。郑盼说，爷爷，我要结婚了，对方是我们公司的同事。刘德厚握着听筒，没说话。郑盼又说，婚礼在省城办，到时候我回来接你。刘德厚说，不用接，我自己去。挂了电话之后，他站在小卖部门口，站了一会儿，忽然想不起自己出门的时候锁没锁门。他又走回去了一趟，门是锁了的，锁挂得好好的。他把锁摸了一下，又走回了家。
婚礼那天，刘德厚穿了一件新做的中山装，是他去镇上裁缝铺做的，花了九十块钱。他还理了发，刮了胡子。他坐中巴车去的省城，车上人多，他没有座位，站了两个多小时。到了省城客运站，郑盼在出站口等着他。郑盼旁边站了一个姑娘，圆脸，戴着一副黑框眼镜。郑盼介绍说，这是小周。那个姑娘叫了他一声爷爷，声音轻轻的。刘德厚把手里提的一个布袋子递过去，说，给你。袋子里是两个枕头套，他女人活着的时候绣的，鸳鸯戏水的图案，放在柜子里压了十来年了，那天他拿出来用熨斗烫了烫，叠得四四方方的。那姑娘接过去说了声谢谢。刘德厚说，旧的。她又说了一声谢谢。刘德厚看着这个姑娘的眼镜框，觉得那副眼镜把她的脸衬得特别小。他想说什么，但没说出口，只是把手在裤子上蹭了蹭。
婚礼在酒店办，摆了十几桌。刘德厚被安排在主桌上，坐在郑盼旁边。桌上铺着白桌布，白得反光，他不敢把手肘往上搁。上了菜他也没怎么动筷子。郑盼给他夹了一块鱼，他把鱼放在碟子里，看了很久，然后小心翼翼地用筷子挑了一小块，放进嘴里。鱼刺挑得不是很干净，有一根小刺卡在了他的牙缝里，他没用手指去剔，就那么含着，慢慢地用舌头去顶，顶了好一阵子才把那根刺顶出来。他把刺放在碟子边上，继续坐着。
主持人让郑盼的亲人上去说话的时候，郑盼的父亲郑长河——刘建国的老丈人——上去说了一大串。刘德厚坐在底下听着，他听见郑长河说他这个外孙如何如何优秀，如何如何不容易，他两只手放在膝盖上，不急不缓地搓着裤子的布料。等郑长河说完，主持人又喊了一嗓子，请新郎的爷爷上来讲两句。刘德厚愣了愣。郑盼在旁边用胳膊肘碰了碰他，说，爷爷，叫你。刘德厚站起来，走到台上。他站在麦克风前面，底下十几桌人看着他，白桌布晃得他眼睛有点不舒服。他张了张嘴，说了一句，盼盼，好好的。然后他鞠了个躬，走了下来。
那天晚上他坐夜班车回的家。郑盼留他住一晚，他说鸡没人喂。其实鸡已经没有了，他那个鸡窝几年前就空了，但他还是说了这个理由。中巴车在夜里的国道上开，车窗外的灯一盏一盏地往后退。刘德厚坐在靠窗的位置，窗玻璃上贴着他的脸，他看见玻璃上映着一张老脸，眼皮耷拉下来，嘴唇瘪进去了。他抬起手擦了擦玻璃，发现那张脸还是在那儿。
二〇一八年，刘德厚的腿开始不行了。先是右腿膝盖，早上起来的时候有点僵，得在床边坐一阵才能站起来。后来是左腿，走路的时候左脚的脚趾拖地，走几步就要停一下。他去镇卫生院看了看，医生说，年纪到了，骨质增生，没办法治，只能慢慢养着。刘德厚问，用不用开刀。医生说，你这个年纪了，开刀划不来。刘德厚嗯了一声，出了卫生院，在门口的台阶上坐了一会儿。那天太阳很大，他把手搭在膝盖上，感觉到膝盖骨在里面一点一点地磨，好像有什么东西碎在里面了。
他不再收废品了。那辆板车靠在院墙上，车轮子瘪了，车斗里的木板又朽了一块，他找了块旧铁皮钉了上去。钉完之后他摸了摸那块铁皮，觉得手感不对，又拆下来，重新找了块木料，削了半天，做成一个跟原来那块差不多的形状，再钉上去。
郑盼给他买了个手机，老年机，按键很大。郑盼教他怎么用，他把老花镜戴上，一个键一个键地认。郑盼说，找我的时候按这个绿色的键两次。刘德厚把那颗绿色的键摸着，指腹在上面反复地揉了揉，好像是要把键上的那个平面记住。后来他学会了在电话簿里找到郑盼的名字，但他几乎不主动打过去。每隔一段时间，郑盼会打电话来，问爷爷吃饭了没有，身体怎么样，要什么东西。刘德厚每次的回答都差不多：吃了，没事，不要。有一回他多说了一句：你要是忙的话就不用老打电话。郑盼说，不忙。刘德厚说，那就好。两个人隔了几秒钟没说话，然后刘德厚说，我挂了。他把手机合上，继续坐在堂屋里，看着院墙外面那棵槐树。槐树是他三十年前种的，现在已经比院墙高了，树冠伸出去一大片，夏天的时候能遮住半个院子。
二〇二〇年秋天，槐树有一根大枝子被风刮断了，压到了邻居老赵的屋顶上。刘德厚去给老赵赔礼，提了一壶自己酿的米酒。老赵说，你也太客气了，那点小事。刘德厚说，树枝子压了瓦。老赵说，就碎了两片瓦，换了就完了。刘德厚把那壶米酒放在老赵桌上，说，我酿了好些日子。老赵打开闻了闻，说，闻着不错啊老刘。刘德厚没点头也没摇头，他看着老赵桌上的一本书，封面上的字他不认识几个，但他盯着看了好一会儿。老赵说，我孙子的英语书。刘德厚说，翻得挺旧的。老赵说，那小子不好好学。刘德厚说，书翻旧了就值了。
郑盼那个秋天给他寄了一床新棉被。他打电话来的时候说，爷爷，天凉了，我寄了床被褥，新疆棉的，厚实。刘德厚说，旧的还能盖。郑盼说，新的暖和。隔了几天，邮递员骑着摩托车把包裹送了过来，是一个四方的大纸箱，用胶带缠了好几圈。刘德厚用剪刀把胶带划开，把被子从里面拽出来。被子是米黄色的，拿在手里沉甸甸的，闻起来有一股新棉花的味道。他把被子抱进里屋，铺在那张老式木床上，用手掌在上面慢慢地按了按。被子陷下去一个手印，又慢慢弹起来一点。他把被子叠好，重新放回了纸箱里。他晚上还是盖旧的。
二〇二一年腊月，郑盼带着媳妇小周和女儿回来过年。郑盼的女儿叫心悦，刚满两岁，扎了两个小揪揪，穿着一件红色的羽绒服，像一个小红灯笼。小周把心悦抱到刘德厚面前，让心悦叫太爷爷。心悦看着他，眼睛里亮亮的，叫了一声“太爷爷”，声音奶声奶气的，叫得不是太清楚，听着像是“太爷爷儿”。刘德厚的手在膝盖上动了动。他看着这个小女孩的脸，忽然想到了很久以前他在镇上看到的那群放学的小学生，想到那个走在人群里、手插在裤兜里的高个子少年。他伸手想摸一下心悦的脸，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来，在裤子上擦了擦，然后才伸过去，用一根手指轻轻碰了碰心悦的脸颊。心悦的脸很软，软得让他不敢用力，就像当年他把那个搪瓷缸子搁在门墩上时一样小心。
大年三十晚上，小周下厨做了一桌子菜。刘德厚坐在桌边，看着这一家人围在灶房里忙活，锅铲的声音，油爆的声音，小周和郑盼说话的声音，还有心悦在院子里跑来跑去的声音。他忽然觉得灶房变小了，热气把整个屋子挤得满满的。他站起来走到院子里，在墙根站了一阵。槐树的枝子在夜风里晃，晃一下他就看一眼，看了一阵他把手揣进袖筒里，又转身进了屋。
小周给他盛了一碗热汤，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。汤冒着白气，白气飘起来在他脸上散开。刘德厚端起碗，嘴唇贴住碗沿，嘬了一小口。小周问，烫不烫，爷爷？刘德厚说了一句，正好。然后他把汤喝完了，连里面的一块骨头也嚼了几下，没怎么嚼动，又放回了碗里。
守岁的时候，郑盼坐在堂屋里玩手机，小周抱着心悦在屋里转悠。刘德厚坐在那张他修过的椅子上，手里拿着一把剪子，在剪脚趾甲。他的趾甲又厚又硬，大脚趾的趾甲有点发黄，剪下去的时候会咔地响一声。他每剪一下都要把剪子退出来看看剪掉的那一块，然后再对准下一个地方剪下去。小周在旁边看着，说爷爷要不要我帮你。刘德厚说不用。他把十个脚趾头都剪完了，把剪下来的趾甲扫进手心里，走到灶房灶口前，把手一撒，趾甲掉进灶灰里，不见了。
二〇二二年开春之后，刘德厚的腿更不行了。他走路要拄一根竹竿，竹竿是他从屋后那片竹林里砍的，挑了一根粗细合适的，用刀把节疤刮平，拿纱布把把手缠了好几圈。他拄着竹竿在院子走，走得很慢，竹竿头点在地上哒哒的响。他去井边打水的时候，一个人要分两次把水桶提回来，中间要在井台边歇半分钟。井台上的石头被磨得很亮，照得出人影，他低头看了一眼，水里有个老头的样子，低着头也在看他。
六月里，刘德厚摔了一跤。是在堂屋门槛上绊的，门槛他迈了四十多年了，从来没绊过。那天他抬脚的时候，右脚没有完全抬起来，脚趾挂住了门槛的上沿，整个人往前一栽，额头磕在了地上的方砖上。他在冰冷的地面上趴了一会儿，自己撑着胳膊坐起来，拿手摸了一下额头，摸了一手的血。他没喊人，从口袋里掏出叠得方方正正的灰手帕，按在伤口上，按了一会儿。等血不怎么流了，他把手帕从头上拿下来看了看，上面洇了一大片暗红色，他把手帕翻了个面，用干净的那一面又按了上去。
他自己拄着竹竿走到了村卫生所，赤脚医生给他缝了四针，没有打麻药。针扎进去的时候，刘德厚咧了咧嘴，下颌骨绷了一下，但没出声。医生说，你回去歇几天，别再到处跑了。刘德厚说，嗯。医生又说，你这个年纪了，身边得有个人照应着。刘德厚说，嗯。他从卫生所走出来，竹竿点在水泥地上，哒，哒，哒，声音比去的时候慢了些。
七月十四那天，刘德厚一早就起来给他女人和儿子的坟头上除草。两座坟挨着，坟头的草长得老高，他蹲下去拔了起来，拔一撮，放在一边，再拔一撮。他一直拔到太阳移到头顶上。汗水沿着他的太阳穴流下来，顺着脸上的褶皱往下走，挂在下巴尖上，停一会儿，然后滴到土里。
他拔完草，在两座坟前各放了一碗白米饭，饭上插了两根筷子。他站了一会儿，说了一句，米还是那块地种的。然后他顺着田埂慢慢走回家。他回头看了一眼那两座坟，坟头上的土很新鲜，拔过的草茬子整整齐齐的。他忽然想起那只搪瓷缸子，想不起来那个缸子后来怎么样了，大概是随着儿媳嫁人的时候带走了罢。
二〇二三年正月，郑盼又带着一家回来拜年。这次心悦已经快三岁了，会跑会跳了，话也说得多了。她看见刘德厚就伸手要他抱。刘德厚不敢抱，怕自己手劲不够摔着孩子，就蹲下来，让心悦站在他面前。心悦伸手摸他额头上的疤，说，太爷爷这里怎么了。刘德厚没有回答这个问题，他问小周，这孩子几月生的。小周说，三月十六。刘德厚说，三月里桃花开。小周说，对，她小名就叫桃子。
刘德厚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红纸包，塞进心悦的小手里。心悦捏着红包，回头看她妈妈。小周说，快谢谢太爷爷。心悦说，谢谢太爷爷。刘德厚站起来，右膝盖嘎嘣响了一下，他脸上的皮肤紧了紧。他走进里屋，把去年那床棉被——那床他叠好了一直放在纸箱里、盖过一次就舍不得再盖的棉被——从箱子里捧了出来。他对小周说，带去城里，给孩子焙着。
小周接过被子，说爷爷你自己怎么不用。刘德厚说我有旧的。他把旧被子抱出来，那床被子已经薄得快透明了，被里被面洗了不知道多少遍，布料的纹路都洗没了。小周摸了摸那床旧被子，半天没说话。她又摸了摸被角的地方，被角那里有一块补丁，是用针线密密缝上去的，针脚缝得很细，一针一针挨得很紧。
郑盼一家走的时候，刘德厚送到院门口。心悦回头冲他摆手，他也摆了一下手，摆得很慢，像竹竿点在水泥地上那么慢。那辆小汽车发动以后，沿着村里的水泥路开走了，车屁股在拐弯的地方消失不见。刘德厚在门口站着，一直站到那辆车扬起的土全部落回地上。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下，水泥地上有四个轮胎的印子，浅浅的，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。
他转身走回院子。院子里很安静，槐树还没发芽，枝子在头顶交叉着，分成很多条细细的线条。他走到墙角，把那辆旧板车上的铁皮又摸了摸。铁皮生了锈，手指擦过去是涩的。他想起当年钉这块铁皮的时候，那块木头不太合适，他削了很久。他其实可以钉上去就算了，但他削了很久。
他走到堂屋门口，在门槛前停了一下。他低头看着那道门槛，木头的，被踩了四十多年，中间凹了一个浅浅的槽，像一道无声的疤。他把右脚抬起来，抬得很高，比门槛高出许多，然后他放下去，放得很稳。然后他又抬左脚，还是那么高，还是那么稳。他不急，他有一整个下午的时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