铁匠的收音机

镇东头的老铁匠死了。

消息是清晨卖豆腐的李三传出来的。他说他照例凌晨四点去铁匠铺门口取修补好的豆腐框，却看见七十岁的铁匠陈建国直接挺地躺在打铁炉旁，手里还握着一把小锤子。

镇上没人知道铁匠的全名，大家都叫他“陈铁匠”或者直呼“铁匠”。他太不起眼了，佝偻的背，满脸的褶子和烫伤的疤痕，右腿有些瘸，走路时身体倾斜得厉害。孩子们私下里叫他“钟楼怪人”，胆大的还会朝他扔小石子。

铁匠从不理会，只是日复一日地守在铺子里，叮叮当当地敲打着铁器。他的铺子又黑又脏，墙上挂满了各种铁具，地上堆着煤块和铁屑。夏天时，他光着上身，汗水沿着脊沟流下；冬天则裹着一件油光发亮的棉袄，领口露出瘦削的锁骨。

没人愿意靠近他，更别说进他那脏乱的铺子。大家需要修补锅具、打制农具时，都把东西放在门口，隔天再来取。钱就压在石头底下，从不多说一句话。

铁匠死后，镇上派了两个人来收拾他的遗物。一个是民政科的小张，一个是街道办的刘大姐。他们戴着口罩和手套，站在铺子门口犹豫了很久才走进去。

“这味道...”刘大姐皱紧眉头，用手在鼻子前扇风。

铺子比外面看起来还要狭小阴暗。打铁炉已经冷了，旁边散落着未完成的铁器。一张破旧的木板床靠在墙角，被褥黑得发亮。墙角堆着几个麻袋，里面不知装了什么。

小张踢了踢床脚下的一个铁盒子，“看看有什么值钱东西没，好歹给他买口棺材。”

铁盒子没上锁，小张轻易就打开了。里面是整整齐齐的一沓沓现金，用橡皮筋捆着，面额从一元到一百元不等。刘大姐倒吸一口气，数了数，足足有三万七千多元。在九十年代初，这是一笔巨款。

“这老铁匠，哪来这么多钱？”小张惊讶地说。

他们继续翻找，在床底下发现了一个木箱。打开后，里面是一台老式收音机，保养得很好，旁边还有十几本厚厚的笔记本。

刘大姐翻开一本笔记本，愣住了。

“1982年3月15日，今天修好了王寡妇家的铁锅，她多给了五毛钱，我记下了，下次少收她一些。”

“1985年7月22日，李家的二小子考上大学了，真为他高兴。偷偷在他家锄头里塞了二十块钱，希望他买几本好书。”

“1989年11月3日，天气转冷，张大爷的棉袄破了好几个洞，昨晚趁他睡了，把新做的棉袄放在他家门口。他关节炎重，受不了寒。”

笔记本密密麻麻记录着二十多年来铁匠为镇上人做的每一件事，大部分是暗中相助，从未有人知道。最后一页写着：

“1993年5月7日，收音机说今晚有雨，得去把河边的独木桥加固一下，免得孩子们上学踩滑。”

小张和刘大姐面面相觑，说不出话来。

他们继续翻看箱子里的其他物品。一张泛黄的照片掉出来，上面是一个年轻英俊的男子，穿着中山装，站在一所气派的学校门前。照片背面写着：“华东师范大学，1956年毕业留念，陈建国。”

还有一封信，信纸已经发黄脆化：

“建国，学校已决定留你任教，为何执意回乡？以你的才华，留在大城市方能施展抱负。望三思。”

底下是铁匠工整的字迹：“家乡需要教师，我答应了孩子们。”

他们找到了更多信件和文件，拼凑出了铁匠不为人知的故事：陈建国，1956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，是镇上第一个大学生。毕业后放弃留校机会，回到家乡当小学教师。1966年，学校关闭，他被批斗，右腿被打瘸，脸上也被烫伤。妻子带着儿子离开了他。之后，他自学铁匠手艺，靠此维生。

“我想起来了，”刘大姐突然说，“陈老师...他是我们小学的老师啊！我一年级时他教过我们，那时他又高又帅，讲课生动有趣，我们都最喜欢他。”

小张沉默地拿起那台收音机，发现下面压着一本《诗经》，书页已经翻得发毛。他随手翻开一页，看到铁匠在“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”旁用小字批注：“皮囊不过表象，灵魂方为真我。”

镇上为铁匠举行了简单的葬礼。出于意料，来了很多人。那些曾经被他帮助过的人，那些曾经是他学生的人，那些甚至不知道他名字的人，都来了。他们听着刘大姐念出铁匠笔记本里的片段，许多人低下头，抹着眼泪。

铁匠的坟立在镇外小山上，正对着他曾任教的小学。墓碑上刻着：“陈建国老师——灵魂如铁，经千锤百炼而不失其坚；内心似火，在至暗时刻仍散发光热。”

葬礼结束后，小张和刘大姐最后离开。夕阳西下，整个镇子笼罩在金色的余晖中。

“我们都以为他只是一个可怜的、丑陋的老铁匠。”小张说。

刘大姐望着远处的铁匠铺，轻声道：“他用三十年时间，给我们上了最后一课：别以貌取人。”

一阵风吹过，铁匠铺门口的风铃叮当作响，那是他用废铁片做的，挂了三十年，镇上的人却从未留意过它的声音如此清脆悦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