落笔铺陈

一九七六年春天，李建国在县印刷厂当校对员。

他每天的工作很简单，就是坐在靠窗的木桌前，用红笔圈出报纸上的错别字。窗外是印刷车间，机器轰鸣声从早响到晚，油墨的气味渗进墙壁、衣服、头发里，洗也洗不掉。

李建国喜欢这份工作。安静，稳定，不需要说话。他说话结巴，从小就是。

“李、李建国，这、这份校样好了吗？”车间主任老张站在门口问。

李建国点点头，把校样递过去。老张接过，翻了两页，眉头皱起来：“这、这、这怎么还有错字？你、你怎么校对的？”

李建国低下头。他知道老张不是故意学他结巴，老张着急时也结巴。印刷厂里的人都这样，油墨闻多了，说话都不利索。

“对、对不起。”李建国说。

“算了算了。”老张摆摆手，“下午县里要来人检查，你把仓库收拾一下，那些旧版都搬出来晒晒。”

仓库在印刷厂最里面，常年不见阳光。李建国推开厚重的木门，灰尘扑面而来。他咳嗽几声，打开灯。昏黄的灯光下，一堆堆旧报纸、旧书版堆到天花板。

他一张张搬出来，搬到院子里。四月的阳光很好，照在泛黄的纸页上，那些铅字在光线下微微反光。他搬了十几趟，汗湿了衬衫。最后一趟时，他在仓库角落发现一个木箱。

木箱很旧，锁已经锈坏了。李建国打开箱子，里面是一叠手稿。纸页泛黄，边缘卷曲，字迹工整有力。他拿起最上面一页，看到标题：《清河镇纪事》。

他坐下来，开始读。

手稿记录的是清河镇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九年的故事。作者叫陈文远，是镇上的私塾先生。他写镇上的茶馆、药铺、铁匠铺，写赶集的日子，写婚丧嫁娶，写日本兵来的那天，写游击队进山，写土改分田。

李建国一页页翻着。他读到陈文远写自己的儿子：“明儿今日满月，啼声洪亮，眉眼像我。妻说，将来定是个读书人。我笑而不语，只愿他平安长大，在这乱世里。”

读到这一句，李建国的手停住了。

他想起自己的父亲。父亲也是读书人，在县中学教语文。一九六六年秋天，父亲的书被烧了，人也被带走了。母亲哭了一夜，第二天照常去纺织厂上班。那年李建国十岁，他开始结巴。

“过往已落笔。”李建国轻声念道。纸页上的字迹在阳光下微微颤动，像是有生命。

他继续往下读。手稿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那天中断了。最后一页上写着：“今日新中国成立，红旗招展，万人空巷。我站在镇口老槐树下，想起这十二年间所记种种。过往已落笔，未来正铺陈。愿山河无恙，人间皆安。”

落款是：陈文远，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夜。

李建国坐在院子里，直到太阳西斜。他数了数，手稿一共三百二十七页，用细麻绳整齐地捆着。他该把它们交上去，交给厂里，或者交给县文化馆。但他没有。

他把手稿放回木箱，把木箱藏在一堆旧报纸下面。然后他锁上仓库门，钥匙放进口袋。

那天晚上，李建国失眠了。他躺在床上，眼前全是手稿上的字。那些字活了，从纸页上跳下来，变成清河镇的青石板路，变成茶馆里冒热气的茶壶，变成游击队夜里行军的火把。

第二天，李建国照常上班。校对，圈红字，搬纸张。但他心里装着那个木箱。下班后，他又去了仓库。他打开木箱，取出手稿，用油纸仔细包好，藏在自行车后座的工具箱里。

他骑车回家。家在城东的筒子楼，三楼，十八平米。母亲已经做好了饭，白菜炖粉条，窝窝头。母亲老了，背驼了，眼睛花了，但还在纺织厂做临时工。

“厂里怎么样？”母亲问。

“还、还行。”李建国说。

他吃完饭，帮母亲洗了碗，然后回到自己房间。房间很小，一张床，一张桌子，一个书架。书架上摆着父亲留下的书，大部分是教材，还有几本鲁迅和茅盾。

李建国从工具箱里取出手稿，放在桌上。他打开台灯，开始抄写。

他抄得很慢，很仔细。陈文远的字工整，他的字也工整。他抄茶馆掌柜老周每天擦三次柜台，抄药铺先生用戥子称药材时屏住呼吸，抄铁匠打铁时火星四溅，抄日本兵来的那天全镇的狗都不叫了。

抄到第十页时，李建国停住了。他盯着纸页上的字：“今日清明，携妻儿上坟。坟头青草已长，焚纸钱时，灰烬盘旋而上，如魂归天。儿子问，人死后去哪里？我答，去书里。书在，人就在。”

李建国哭了。没有声音，只是眼泪往下掉，打在纸上，晕开了墨迹。他赶紧用袖子擦，但已经晚了，“书”字化开，像一朵小小的黑花。

从那天起，李建国每天抄写。他买了新的笔记本，蓝皮，一百页一本。他每晚抄五页，有时抄到凌晨。母亲起夜时看见他房间的灯光，在门外站一会儿，叹口气，又回去睡了。

一个月后，李建国抄完了整部手稿。三百二十七页，抄了六本笔记本。他把原稿重新包好，放回木箱，但木箱没有放回仓库。他把它藏在床底下。

他想，他得做点什么。

一九七六年七月，唐山地震。消息传到县城时，印刷厂正在印当天的报纸。车间里的机器停了，工人们聚在院子里，听收音机里的报道。死亡数字不断更新，两万，五万，十万。

老张蹲在地上抽烟，一根接一根。李建国站在人群边缘，看着天空。天空很蓝，云很白，和往常一样。他想，唐山的天也这么蓝吗？那些被埋在废墟下的人，最后看到的是什么样的天空？

那天晚上，李建国开始写自己的手稿。

他在新的笔记本上写下标题：《一九七六年》。然后他写印刷厂，写校对员的桌子，写油墨的气味，写老张结巴的样子，写仓库里的灰尘，写那箱手稿，写唐山地震的消息传来时，院子里突然的安静。

他写得很慢，比抄写时还慢。有时一晚上只写几行。但他坚持写。写母亲的白发，写筒子楼里邻居的争吵，写粮票和布票，写县城唯一一条柏油路上驶过的吉普车。

九月，毛泽东逝世。印刷厂连夜赶印悼念特刊，李建国三天没回家。车间里灯火通明，机器二十四小时运转。工人们红着眼睛，手上全是油墨。老张的嗓子哑了，说话时像破风箱。

李建国在校对悼词时，发现了一个错字。“丰功伟绩”印成了“丰功伟迹”。他用红笔圈出来，但这一页已经印了五千份。老张看了，沉默了很久，说：“就这样吧，迹和绩，差不多。”

但李建国记住了这个错字。他在手稿里写：“九月九日，印刷悼念特刊。发现错字，未改。老张说，就这样吧。我想，历史会不会就这样错了？但谁又能改历史的错字？”

十月，“四人帮”被粉碎。消息传来时，印刷厂正在开大会。厂长念完文件，院子里爆发出欢呼声。有人把帽子扔上天，有人抱在一起哭。老张握着李建国的手，使劲摇，说不出话。

李建国也激动，但他没哭。他回到仓库，打开木箱，取出陈文远的手稿。他翻到最后一页，看着那句话：“过往已落笔，未来正铺陈。”

现在，轮到他铺陈未来了。

一九七七年，恢复高考。李建国报了名。他白天上班，晚上复习。母亲把家里唯一的鸡蛋都留给他，说自己不爱吃。筒子楼里的邻居知道了，有人笑他：“三十岁的人了，还考什么大学？”有人把旧课本送给他：“拿去，我家小子用不上了。”

李建国不理睬，也不解释。他复习到深夜，困了就用冷水洗脸。有时他看着父亲留下的书，想，如果父亲还在，会说什么？父亲会说：“去考吧，考上了，给我看看录取通知书。”

考试那天，李建国早早起床。母亲给他煮了面条，加了香油。他吃完，骑车去考场。考场设在县中学，正是父亲教书的地方。他走进教室，找到自己的座位，坐下。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照在黑板上，照在课桌上，照在他的手上。

他的手在抖。

试卷发下来，语文作文题目是：《我最难忘的一天》。李建国看着题目，想了很久。他想起很多天：父亲被带走的那天，读到陈文远手稿的那天，唐山地震消息传来的那天，毛泽东逝世的那天。

但他最后写的是另一天。

他写一九七六年四月的那天，他在印刷厂仓库发现手稿。写泛黄的纸页，写工整的字迹，写“过往已落笔，未来正铺陈”那句话。写他如何抄写，如何开始写自己的手稿，如何在历史转折的关口，试图记录普通人的生活和感受。

他写道：“历史不只是大人物的历史，也是小人物的历史。不只是正确字的历史，也是错别字的历史。过往已经写在纸上，无法更改；未来正在我们手中，一页页铺陈。每一笔，每一画，都是我们对这个时代的回答。”

他写满了答卷纸，还觉得不够。

考试结束后，李建国回到印刷厂。一切照旧，校对，圈红字，搬纸张。但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。他看报纸时，不再只看错别字，还看文章的内容，看字里行间的意味。他听收音机时，不再只听新闻，还听新闻背后的声音。

一九七八年春天，录取通知书来了。李建国考上了省城师范大学中文系。老张在车间里宣布这个消息时，工人们都鼓掌。有人拍他的肩，有人握他的手。老张说：“去了好好学，学成了，回来教我们孩子。”

李建国点点头。他收拾行李时，把六本手稿抄本和父亲的书装进箱子。陈文远的原稿，他想了很久，最后决定交给县文化馆。他骑车去文化馆，找到馆长，说明情况。馆长是个戴眼镜的老先生，他仔细看了手稿，说：“这是珍贵的地方史料，我们会妥善保存。”

“能、能不能复印一份给我？”李建国问。

馆长想了想，说：“可以，但得等几天。”

三天后，李建国拿到复印本。他用牛皮纸包好，放进箱子。出发前一夜，母亲帮他整理行李，把衣服叠了又叠，把煮鸡蛋塞进背包角落。她一直没说话，直到李建国说：“妈，我走了。”

母亲抬起头，眼睛红了：“去吧，你爸会高兴的。”

李建国抱住母亲。母亲很瘦，肩膀硌人。他闻到母亲身上纺织厂棉絮的味道，和印刷厂油墨的味道不一样，但都是生活的味道。

第二天，李建国坐上去省城的班车。车开出县城时，他回头看了一眼。印刷厂的烟囱冒着烟，筒子楼的窗户反射着阳光，街道上自行车铃声响成一片。这是他的过往，已经落笔在纸上。

车驶上公路，两边的田野向后飞驰。远处是山，更远处是天。李建国打开背包，取出笔记本和笔。他在新的一页上写下日期：一九七八年三月五日。

然后他写下第一行字：“班车驶离县城时，我想起陈文远手稿里的那句话……”

过往已落笔。未来正铺陈。

笔尖划过纸面，发出沙沙的声音，像春蚕食叶，像细雨润土。车窗外，田野无边无际，新绿的麦苗在风中起伏，如铺向远方的稿纸，等待书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