行囊里的昨日
李建国收拾行囊的时候，天还没亮。
他把那件洗得发白的工装叠得方方正正，放进帆布包的最底层。工装胸口的位置有个褪色的红字——“红旗纺织厂”。手指抚过那粗糙的布料，他想起三十年前第一次穿上它的样子。那时他十八岁，刚顶了父亲的班，母亲站在门口，看着他穿上那身深蓝色的工装，说：“建国，好好干。”
好好干。他干了三十年。
纺织厂的机器声好像还在耳边，轰隆隆的，从早响到晚。夏天车间里热得像蒸笼，汗水把工装浸透，贴在背上，湿了干，干了又湿。冬天又冷得刺骨，手指冻得发僵，还得在纱线间穿梭。可那时候不觉得苦，真的不觉得。每个月十五号发工资，四十二块五，交给母亲三十，自己留十二块五。能买两包烟，看一场电影，还能存下一点。
他把工资条也放进去了。那些泛黄的小纸条，用橡皮筋捆着，厚厚一沓。最早的一张是1978年3月，基本工资二十八元，夜班补贴两块五，全勤奖三块。最后一张是2008年11月，基本工资八百六十元，加班费两百，扣掉社保医保，实发九百四十二元。
三十年。从二十八块到九百四十二块。
李建国点了根烟，坐在床沿上。这间屋子他住了三十年，从结婚到现在。墙上的石灰剥落了几块，露出里面的砖。窗户关不严实，冬天漏风，他用报纸塞过，用胶带贴过，后来索性不管了。妻子五年前走了，癌症。儿子在南方打工，一年回来一次，有时候一次也不回来。
“爸，别守在那儿了，”儿子上次打电话说，“厂子都倒闭三年了，你还等什么？来我这儿吧，我给你找个看门的活儿。”
李建国没说话。他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天渐渐亮了。灰白色的光从窗户透进来，照在水泥地上。地上有个印子，是当年放缝纫机留下的。妻子以前在服装厂上班，晚上接私活，踩缝纫机到深夜。哒哒哒，哒哒哒，那声音比纺织厂的机器声轻，但更密，像雨点。有时候他半夜醒来，看见妻子弓着背，在昏黄的灯光下踩踏板，头发垂下来，遮住半边脸。
他把妻子的照片也放进去了。黑白的那张，结婚照。她扎着两条辫子，笑得腼腆。照片背面有字：“1979年10月1日，永结同心。”字是他写的，钢笔字，现在有些模糊了。
永结同心。可人死了，心还怎么结？
李建国站起来，走到五斗柜前。最上面的抽屉里有个铁盒子，生锈了，打开要费点劲。里面是粮票，布票，工业券。早就没用了，但他舍不得扔。有一张1979年的肉票，可以买半斤猪肉。那年春节，他和妻子排了三个小时队，买到一块肥多瘦少的五花肉。妻子把肉切成薄片，和白菜一起炖，香了整个筒子楼。
对门的王婶探进头来：“建国，真要走啊？”
“走。”李建国说。
“去哪儿？”
“南方。儿子那儿。”
王婶叹了口气：“走了好，走了好。这地方没什么可留恋的了。”
真的没什么可留恋的吗？李建国看着窗外。筒子楼的走廊上晾着衣服，一件衬衫在风里晃荡。楼下那棵槐树是他结婚那年种的，现在比三层楼还高。春天开白花，香得腻人。秋天落叶，扫也扫不完。
他想起1983年夏天，儿子出生那天。他在产房外等了六个小时，听见里面妻子喊叫的声音，一声比一声凄厉。他蹲在墙角，一根接一根抽烟。后来护士抱着孩子出来，说：“是个男孩，六斤四两。”他接过那个裹在襁褓里的小东西，手抖得厉害。那么小，那么软，像没有骨头。
儿子第一次走路，是在这间屋子里。摇摇晃晃，扑进他怀里。儿子第一次叫“爸爸”，是在他下班回来，满身棉絮的时候。儿子考上高中，是他用自行车驮着行李，骑了二十里路送到学校的。
可现在儿子在电话里的声音，客气得像对陌生人。
“爸，你什么时候到？我去车站接你。”
“不用，我自己能行。”
“那行，到了给我打电话。”
对话总是这样，三句，五句，然后沉默。
李建国把铁盒子放进帆布包。又翻出几本笔记本，是他在厂里当小组长时记的。生产进度，人员排班，机器维修记录。字写得歪歪扭扭，但一笔一划都很认真。他只有初中文化，这些字是自学的。
有一页上写着：“1989年4月12日，三号织布机故障，停产四小时。原因：主轴断裂。处理：更换主轴。责任人：李建国。”
那天他被扣了半个月奖金。妻子没怪他，只说：“人没事就好。”
人没事就好。可现在人都不在了。
李建国拉上帆布包的拉链。包很沉，装满了东西。其实大部分都用不上了，工装不会再穿，粮票不能再换粮食，妻子的照片他早就记在心里。但他还是要带着。
因为这些都是昨日。
昨日是什么？是那些已经过去的时间，是那些再也回不来的人，是那些消失的地方。昨日是红旗纺织厂震耳欲聋的机器声，是筒子楼里共用的厨房飘出的油烟味，是肉票换来的半斤五花肉，是儿子第一声含糊的“爸爸”，是妻子深夜踩缝纫机的哒哒声。
昨日是苦的，也是甜的。是重的，也是轻的。
李建国背上行囊。帆布包压在他的肩上，很沉，但他习惯了。三十年，他扛过更沉的东西。扛过纱锭，扛过布匹，扛过生活的重担。
他锁上门，钥匙在锁孔里转了两圈。咔嚓一声，像是什么东西断了。
走下楼梯时，他遇见几个老邻居。老张，老刘，都是厂里的老工人。厂子倒闭后，老张在街口修自行车，老刘捡废品。
“走了？”老张问。
“走了。”
“还回来吗？”
李建国想了想，摇摇头。他不知道。
老刘递给他一根烟：“保重。”
“保重。”
他走出筒子楼，站在那棵槐树下。槐花已经谢了，叶子绿得发黑。他抬头看了看三楼的窗户，那是他的家，曾经是。
不，现在也是。只要他记得，就永远是。
李建国转过身，朝车站走去。帆布包在背上晃荡，里面的东西发出轻微的碰撞声。工装摩擦着铁盒子，粮票贴着笔记本，妻子的照片挨着他的换洗衣服。
每一步，都压着昨日。
每一步，都带着昨日。
车站人很多，挤来挤去。他护着帆布包，怕被人撞到。包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，但都很重要。比钱重要。
上车的时候，乘务员说：“行李放上面。”
李建国摇摇头：“我抱着。”
他找到座位，靠窗。把帆布包放在腿上，双手抱着。车开了，城市向后退去。筒子楼，槐树，纺织厂的废墟——现在那里要建商场了，听说。
他闭上眼睛。
机器声又响起来了。轰隆隆，轰隆隆。还有缝纫机的声音，哒哒哒，哒哒哒。还有妻子的笑声，儿子的哭声，邻居的吵架声。还有肉香，槐花香，棉絮的味道。
这些声音，这些味道，这些画面，都叠在一起，整整齐齐地，叠进了他的行囊里。
行囊很沉。
但李建国抱得很稳。
他知道，只要这个行囊还在肩上，昨日就还在。妻子就还在，儿子小时候就还在，纺织厂就还在，筒子楼就还在，那些苦的甜的日子就还在。
车越开越快，窗外是陌生的风景。
李建国抱紧行囊，像抱着自己的整个生命。
昨日很重。
但再重，也得带着走。
因为丢掉了昨日，今天就不知道该怎么过了。
明天也是。
车向前开，一直开，开向南方，开向儿子在的地方，开向一个没有纺织厂、没有筒子楼、没有粮票的世界。
李建国抱着行囊，睡着了。
在梦里，他十八岁，第一次穿上工装。母亲站在门口，说：“建国，好好干。”
他说：“好。”
好好干。
好好活。
带着昨日，好好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