鞋
老刘在镇南后街修鞋，今年六十二了。这条街上还有一家裁缝店、一家劳保店、一家卖花圈的。他在这里修了快三十年，街坊都喊他老刘，他本名叫刘新根，很少有人知道。
每天早上四点四十，天还没亮，他就醒了。不是自然醒，是隔壁卖豆腐的搬锅动静把他弄醒了。他不睁眼，先听一会儿，听见铁锅碰着炉子的声音，然后“哗”地一声，水倒进去，接着是木头盖板落下的响。他知道，这该是五点半了。他起来穿衣服，摸黑去厨房，伸手拉了一下灯绳，灯泡黄澄澄地亮了，十几平米的厨房显得旧而静。他淘米，煮粥。
米是去年秋天买的，装在一个绿色的塑料桶里，用一只木瓢舀。他舀了三瓢，想了想，又倒回半瓢。水从水缸里舀，倒进锅里，清亮亮地漫过米。他盖上锅盖，坐在灶前的小凳子上，等着它开。
等粥开的那段时间，他做几个动作：把前一天晚上洗过的碗筷从竹篓里拿出来，在裤子上蹭了蹭，其实已经干了，他还蹭，像是擦灰；再把咸菜坛子打开，用一双长筷子夹出几根，抖两下，放在一个豁了口的白瓷碟子里。然后，粥就开了。锅盖四周一圈白气，噗噗地响。他掀开锅盖，拿筷子进去搅一圈，再盖上。火小下去。
他喝粥的声音很响，呼噜呼噜，像雨从瓦檐上滴下来。咸菜不很咸，带着一点酸，嚼起来咯吱响。他连喝两碗，肚子撑得实实在在，像是里头也放进去了一块温热的布。然后他走到屋后的茅厕蹲了一会儿。出来，在水缸边洗手，手指头在裤子上擦干。这时候天已经麻麻亮了。
六点零五分，他出门。门是木头的，锁是老式铜锁。钥匙挂在腰上，用一根红绳系着，红绳已经被汗和油渍浸成了暗褐色。他锁门时要把锁眼对好，左转半圈，再回一下，咯嗒一响。这个声音他每天听一次，不听一次，一天就不算真正开始。
从家到铺子，走路需要八分钟，年纪大了，最近要十分钟。他认得路上的每一块砖。路中间有一块凹下去，雨天积水，他靠右走；路口有一棵槐树，春天落花，秋天落叶；过了槐树左转，就是后街。后街窄，两边是旧房子，墙皮剥落，露出里面的青灰砖。他的铺子在后街中间，门面只有一扇门板的宽度。他走到门口，在裤兜里翻找铜钥匙，再开一次锁。这次锁眼是直的，不用左转，一捅就开。他推门，门板发出“咯”一声，像有人哑着嗓子答了一声。
他把门板卸下来，靠在左手边墙上。门板上有一个洞，是前年夏天被人用脚踏进去的，当时一个喝醉的人睡在门口，脚一蹬就穿了。他没有换。门板靠墙的时候，那个洞正对着墙上一道裂痕，像一只眼睛。接着他抬起矮凳，放到门口内侧，面朝街，背朝里。然后他坐下。
他这一坐，就是一天。做鞋、修鞋、补鞋、换底、上胶、穿线，全在这张矮凳上。那张凳子比寻常凳子矮一截，是他自己做的，四条腿不齐，其中一条腿下头垫了一块折了四折的硬纸板。他坐上去，微微向左倾，正合适。久了，他朝左边歪的习惯也长在了身体里。镇上的人从门口走过，看到的永远是这同一个角度：一个人侧着身子，低着头，手上拿着什么，看不清。
他修鞋的手艺好。鞋底磨穿了，他先用刷子把鞋底刷干净，晾在太阳底下晒一会儿，再拿一块从旧轮胎上割下来的胶皮，涂上胶，贴上去，用小锤子敲平。那把小锤子不大，从他三十岁那年开始用，木柄上深深的五个指头印，像用斧子砍出来似的。鞋帮裂了，他就拆开，用锥子穿眼，再用麻线一上一下地缝。麻线是买的成卷的，有些发黑，他穿针之前先放在嘴里唆一下，让线头并拢，一口唾沫，就进去了。
他一天能修多少双鞋？不一定。有时三双，有时七双。来人多的时候，他把活儿堆在左边地上，来人走了，他一双一双地拿过来。没人催，他也就没有急。
说话少，几乎不说话。来人站着说鞋哪里坏了，他“嗯”一声，接过去。来人说什么时候来拿，他说个“后天”或者“下周一”，很少超过五个字。镇上的人也都知道他的脾气，把鞋放下就走，到时候来取，给他钱，他把钱放进一个铁盒子里。那铁盒原先装过饼干，盖子上画着一对小娃娃，红脸蛋，毛边了。等到铁盒子里的一毛两毛五毛一块攒得冒了尖，他就把零票子数出来，去街角那家酱园店换成整票。酱园店的老板娘每次看见他，老远就喊：“刘鞋匠，又给国家清理钞票了？”他不搭话，把钱捋平了递过去，老板娘接了，往装酱黄瓜的坛子边一放，腾出手来给他数。有一回，她在钱里翻出一张两毛的，上面沾着胶，已经半透明了，她举起来对着光照了照，说：“这张不能用，拿回去给您闺女玩去。”老刘没说话，把那张两毛票拿回来，叠了叠，揣进裤兜。他没有闺女。
他在铺子后头藏了一个小木箱，从不上锁，里头放着锤子、锥子、线卷、鞋钉、两块磨刀石。还有一个小收音机，红色的，塑料壳，天线断了，信号只收得到一个台。他下午不忙的时候，把收音机打开，声音开得小，像蚊子绕在耳朵边上。多半是些卖药的广告，一个男人在里头喊“人参健脾丸，一丸顶二斤鸡蛋”，喊得后街都能听见。他就那么听着，手里继续拉线。有一回，收音机里换了个女人的声音，说“下面请听评书《三侠五义》第十三回”。老刘的手停了一下。那女人说话很像一个人，不是声音像，是那个慢悠悠的调子。他听了一会儿，才低头接着修鞋。那一回，他多听了一个钟头，直到收音机里出来“明天请听下回”，他才关了它。
午饭在铺子里吃。他从家带一个饭盒，蓝色的，搪瓷，磕掉了几块皮。饭盒里装米饭，压得实，上头放几根咸菜，有时有半块豆腐。他不挑。他坐在矮凳上吃，饭粒掉在地上，他低头看看，不捡，抬脚拨到一边去。吃完，把饭盒拿到后头的水龙头下冲一冲，甩两下，放回柜子里。
水龙头是后街共用的，铜的，安在墙根下头，已经很旧了，拧的时候要往旁边先推一下，再转，不然就滴水。他拧惯了，一天要拧好几回。他的手粗，指甲缝里嵌着黑泥，洗也洗不净。他把手放在水柱下面，用手掌摩擦，发出轻微的沙沙响。那水冰得很，他从来不嫌。
下午的日子比上午长。街上的太阳斜过来，照到铺子东面的墙上，墙皮就亮堂堂的，上面的裂缝一道一道，像谁用指甲划出来的。他看那些缝，看得多了，就记住了每一条的位置。最上面一条短，中间一条深，最下面一条分了叉，像一棵倒过来的树。他有时觉得那裂缝在动，再看一眼，又不动了。
傍晚收工，他站起来，两条腿好一会儿不打弯。他先站一会儿，等腿里的血顺了，再弯下腰，把矮凳搬到墙边靠好。然后装门板。门板很重，他抬起来，先对下头，再合上头。装好后，挂锁。那把铜锁不大，锁环磨得发亮，像个小月亮。他转身回家。
回家的路跟早晨的路是一条，但他走得慢。经过那棵槐树时，天已经红了一片。他抬头看天的时候不多，鸟都归巢了，从头顶上扑棱棱地飞过去，他听见声音，并不抬头。他低头看路。路是青石板铺的，有些是后来补的水泥，颜色不一样，很分明。他踩在那些接缝上，一步一块，像踩着一条老蛇的脊背。
日子就这样，今天和明天一样，这个月和上个月一样。他像一只钉子，被敲在了后街这把旧椅子上，锈了，但还在。没有人知道他想什么，他也不告诉人。镇上的人说他年轻时能吃苦，他年轻时的确能吃苦，一天修过二十双鞋，手上的茧子厚得能当鞋底。后来老了，慢下来了。人慢下来的时候，时间就快了。他有时觉得一年眨眼就过了，像翻一页纸，纸上的字还没看清，就到了另一页，后来他把这感觉也放下了，不去想。
直到那天下午，意外来了。这个意外是一个女人的一双鞋。
那天下午，铺子里没有客人。他正在给一双解放鞋换带子。鞋带是军绿色的，穿过鞋眼。他忽然听见脚步声近了。不重，不轻，是个女人。他没有抬头。
“修鞋。”女人说。
他抬了抬下巴，示意她把鞋放下。
女人把鞋放到他脚边的地上。他瞥了一眼。那是一双半新的黑布鞋，方口，千层底。鞋跟那里歪了，走路有些偏。
“鞋跟。”女人说。
他拿起鞋，翻过来看了看。鞋跟的塑料皮已经磨穿，露出里头的木头。木头上有一个洞，被磨成了斜口。他说：“加个子，三天后来取。”
“多少钱？”
“一块五。”
女人没说话。他听见她站了一会儿，然后脚步远了。他这才抬起头。她的背影不高，头上扎着一个髻，灰色的上衣，黑色的裤子，走路很稳。
三天后，女人来了。他正在门口劈一块做鞋底的皮子。女人喊了一声：“师傅。”
他把皮子放下，从铺子里的台子上拿过那双修好的鞋。鞋跟子已经换上了。黑色的橡胶，用胶水和钉子固定。他递过去。女人接过来，在手里翻来覆去看了看。她用手指头在鞋跟新换的橡胶上按了按，又看看四周的针脚。
“多少钱？”女人问。
他说：“一块五。”
女人从兜里掏出一个灰布口袋，打开，把票子和钢镚倒在掌心里，一张五块。她说：“有没有零钱找？”
他看了看铁盒子，说：“有。”他打开，翻了翻，数出三块五，递过去。女人接过钱，放进灰布口袋，口子一折，再折，掖进兜里。她提起鞋，走了。
她走后，他继续劈皮子。刀口下去，皮子裂开一道口子，露出里头白生生的断面。他把劈好的皮子按在鞋底上比了比，又低头用刀修了修边。
过了几天，女人又来了。这回带来一双旧棉鞋，鞋底裂开了。他接过去看了看。不是粘的，是缝的。四边全开了，只剩前头一小段还连着。
“这个不划算。”他说，“鞋帮也旧了。”
女人说：“还能不能补？”
他抬起头，看了她一眼。她的脸不算好看，但干干净净，眉毛淡，眼角的皱纹不深。他说：“能补。就是工钱不低。”
“多少？”
“三块。”
女人想了想，说：“补吧。”
他没再说什么，把鞋收下，放在左边地上。女人走了。
自那以后，女人就隔三差五地来。有时是鞋，有时是包，有时是衣服上的拉链。她大多在下午来，有时三点，有时五点半。有时候铺子里有别人，她就站在门口等，不催。等人走了，她再进来，把东西放到他脚边。他抬头看她一眼，她也看他一下，然后他把东西拿起来。
两个人的话还是不多。她总是说：“这个能修吗？”或者说：“多少钱？”他也总说：“能。”“放这。”“后天来拿。”他们的对话像两把钝刀，碰在一起，声音不响，但有闷闷的分量。
有一天下午，下起了雨。雨来得很急，像有人把水从天上泼下来。街上的人往两边跑。他坐在铺子里，正在穿一根针。线头怎么都过不去。他把线放在嘴里唆了一下，又穿，还是不行。他正打算去后头换根针，忽然看见门口站了一个人。
是那个女人。她站在屋檐下，雨从檐口流下来，像一道薄薄的水帘。她已经湿了一半，头发贴在额头上，那件灰上衣变成了深灰色。她望着街面，不动。
他说：“进来吧。”
她回过头，看了看他，又看看雨，说：“等小一点就走。”
他不再说话。雨还在下。他把手里的线又放在嘴里唆了一下，这回穿过去了。他继续修鞋。过了很久，雨没有停。天暗得更快了。女人还站在门口。
他又说：“进来坐。”
女人这才跨进来。她坐在门槛上，两条腿并拢，一双布鞋脚尖对着鞋跟，手放在膝盖上。铺子里很小，他们隔了不到两尺。雨声很大，打在瓦上，像几千只蚕在吃桑叶。他不说话，她也不说话。
他到后头拿了一个搪瓷杯子，在一个竹壳热水瓶里倒了一杯水，放在她脚边。她说：“谢谢。”没有喝。那杯水就放在地上，热气升起来，很快被潮湿的空气吞掉了。
雨下了两个多钟头。天已经完全黑了。街上的路灯亮起来，黄黄的一团，照出路面的水洼。雨小了。
女人站起来，说：“走了。”
他“嗯”了一声。
她跨出铺子，朝街头走去。他看见她的灰色背影一点一点变小，最后拐了个弯，不见了。地上那杯水还放在那里。他端起来，喝了一口，已经凉透了。
后来，很多个下午，她都在雨里出现。不是真的下雨，是他一抬头，就看见她站在门口那一片光里，像从时间里头走出来的人。她来的次数多了，他就有了一个习惯：每天下午三点过后，他修鞋的手会不时停一下，抬头朝街口望一眼。望见没有，再低下头去。这个动作一天要重复很多回，他自己不觉得。
女人也变了。她不再是每次来都说“修鞋”或“多少钱”。有时候她只是路过，在门口站一站。有时候她带一把青菜，说：“路上买的，多了一把。”他把菜放进后头的水池子里，也不说谢。有时候她坐在门槛上，跟他说街上谁家的房子漏了，谁家的女儿嫁了，谁家的老人死了。他一边修鞋一边听。她不问他答不答。他有时候“嗯”一声，有时候什么声音也没有。
那样的下午，时间过得快，也过得慢。快，是说话间太阳就从东边挪到了西边，暖烘烘的一摊光从门口缩进去，缩到墙角，再缩到看不见。慢，是她走后，他又要坐到天黑，再一针一线地做他的活。两下一比，他就觉得，有她在的时候，时间轻得走路没有声音。
到了秋天，两个人已经熟了。他知道她叫李秀兰，在本镇的生资公司做仓库保管员。三年前死了男人，是癌症，走时不到五十。一个独生女，在省城读完书就没回来。她的家在北门，离后街三站路，走路半个钟头。她知道他叫刘新根，六十二岁，鳏了多年，有两个儿子，都在南方打工，好几年不回来一次。这些都不是谁专门告诉谁的，是在那些零碎的话里，一块一块拼出来的。
那年中秋节，镇上到处飘着一股豆沙味。下午，李秀兰来了，提着一小盒月饼，三只。她把月饼放在台子上，说：“公司发的，给你两只。”
他说：“你留两只。”
她说：“我不吃甜。”
他看着那盒月饼，纸皮是红的，上面印着嫦娥，怀里抱着一只兔子。他伸出手，拿起一只。月饼很硬，他用牙咬，咬下一小块，在嘴里磨了几下。豆沙的，甜得不正经，像把糖往喉咙里塞。
她坐在门槛上，看着外头的天。月亮已经出来了，又大又白，像一块白铁片，贴在灰蓝灰蓝的天上。街上有小孩跑来跑去，举着小灯笼。她忽然说：“我女儿小时候，每年中秋都要买兔子灯笼。纸糊的，里头点一根小蜡烛。有一年烧着了，她哭到半夜。”
他嚼着月饼，说：“我儿子从不哭。”
她回头看了他一眼，笑了一下。那笑很短，像风吹过水面，一皱，就平了。她说：“你有儿子，跟没有一样。”
他想了想，说：“是。”
两个人不再说话。他把另一只月饼也吃了。她不要，他全吃了。吃到最后，月饼渣掉了一身。他拍了两下，没拍干净。
月亮升得更高了。她说：“走了。看月亮去。”
他站起来，等她也站起来。她摇摇头，说：“你坐，我明天还来。”
明天是星期一。他嗯了一声。她走了。走到门口，她又回过头，说：“那月饼盒留着。我下回还要装东西来。”
他说：“留着。”
第二天下午，她没有来。他想，星期一，仓库要盘货。他继续修鞋。
第三天她来了。带来一袋橘子。她把橘子从袋子里倒出来，青的，圆滚滚的。她说：“外头买的，太酸了。”他捡了一个，剥开皮，咬了一口，酸得把眼睛闭了一下。她看着，又笑了。那笑还是短的，但比上次长了一点。
十月过了，十一月过了，十二月过了。天冷下来。街边的槐树掉光了叶子，灰色的枝子叉在风里，像一双洗旧了的手。她的仓库在冬天没什么活。她来得多了，几乎天天下午都来，有时在铺子里一坐就是两个钟头。他找来一个小电炉，放在她脚边，通上电，电热丝红起来。她伸着手在炉边烤，说：“你这儿倒比仓库暖和。”他说：“嗯，就是费电。”她说：“我出电钱。”他头也不抬：“不用。”
腊月的一天，她带来一双棉手套。黑色的，手背上有毛。她说：“街上买的，大了。你试试。”他看了看自己的手，黑乎乎的，指肚上全是茧和胶水。他说：“我不戴。你拿去退了。”她说：“退不了，你试试。”他擦了擦手，拿过来。套上去，有些紧，五个手指头像五根短萝卜。她说：“小了。”他说：“正好。”她没有再说话。那手套他后来没戴过，放在铺子后头的抽屉里。
过了年，正月初七，他的铺子第一天开门。李秀兰来了。她穿着一件红毛衣，外面罩着一件灰棉袄，脸上红扑扑的，像在风里走了很远的路。她站在门口，说：“新年好。”他说：“好。”
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包，放到他手边的台子上。他看了一眼，说：“我不要。”她说：“不给你，是给你买鞋底子的。”他拿起来，掂了掂，里头有张票子，不小。他放在一边。两个人坐了一会儿。她说仓库这几天要清点，来不了。他说：“你忙。”她站起来，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风吹进来，把她的头发吹乱了一些。她说：“我初九再来。”他嗯了一声。
初九她没来。初十没来。正月十五，她来了。她站在门口，脸色有点白。他说：“过来了。”她看着他的脸，看了很久，说：“老刘，我要走了。”他正在穿鞋带，手里的动作停了一下。他问：“去哪里？”她说：“省城。我女儿生了，让我去带孩子。”他问：“去多久？”她说：“说是帮到上幼儿园。我算算，要三年。”他低头把鞋带穿进最后一个眼。他说：“三年，不算长。”她站在门口，说：“你等我回来。”他抬起头，看了她一眼。她的眼睛很亮，像有光在里面转。他说：“我不等谁。”她不再说话。然后，她走了。
她走后的第二天，他照常开门，坐下修鞋。好像没有什么不一样。门口的街还是那条街，人还是那些人，他手里的针线还是从早响到晚。
三天，五天，十天，一个月。他慢慢觉得，有些事情不一样了。下午三点过后，他还会抬头朝街口望一眼。望见没有人，再低下头去。这个动作还是天天发生，只是现在，他不知道自己在望什么。缝完一双鞋，他把鞋放到左边地上。左边地上一空，那堆没修的鞋已经全部修完了。他就那么坐着，看外头。
春天来了。南风潮乎乎的，像一块湿布贴在脸上。有一天，他看见对面墙根下长出一小丛草。他看了很久，那草在风里摇，摆来摆去。他用鞋尖点了一下，没点着。过了些日子，那草又长高了一点。他不再看它。
夏天，他收到一封信。信封是牛皮纸，上面写着他的铺子地址，没有寄信人名字。他拆开，里面是一张白纸，对折，写着一行字：外孙女满月了，长得像她妈，也像你。他认得这字。她把“像”字写得很小。他没回信。他把信折好，压在台子下面一块磨刀石下头。下午来了一个客人，修一双凉鞋，他一边修，一边觉得那磨刀石下头有什么东西在。他去看了看，是信。他把信抽出来，又看了一遍，再压回去。
秋天，李秀兰还没有回来。她的消息越来越少。有人说她在省城又找了一个人。也有人说她在外头帮人看店。他听到这些，不说话。他还是在修鞋。街坊说，老刘现在修鞋更慢了，穿一根线都要半天。他听了，也不说话，继续穿。
第三年，镇上的房子拆了很多。后街要拓宽。有人挨个铺子找，说：“下个月搬吧。给补几个钱。”他问补多少。来人说：“你这破铺子，顶多三千。”他想了想，说：“不搬。”来人笑了，说：“不搬也要拆。”他不再说话。那天下午，他坐在铺子里，从台子下面摸出那封信，又看了一遍。字还在。他把信放进裤兜里。晚上回到家，他把信放在枕头底下。他躺下，觉得枕头有点厚，又抽出来，放进抽屉里。他关灯，睡下。
冬天，他关了铺子。没有跟任何人说。那天早上，他走到门口，没有掏钥匙。他摸出那串钥匙，把那把开铺子的铜钥匙摘下来，又看了看，不知放哪里。他把它扔进抽屉里，对那抽屉说：“不去了。”然后他转身回屋，躺在床上，拉过被子盖上。他听了半上午的北风，风把窗纸吹得一鼓一鼓的。
他躺了一天。第二天，他还是起来了。他煮粥，吃咸菜，洗两个碗。他去屋后蹲了一会儿。他洗了脸。他坐在堂屋里，看太阳从东边的窗户移到西边的墙上。天快黑的时候，他拿了一根线，穿进针鼻。他对着光穿，没穿上。他把线放在嘴里唆了一下，又穿，穿上了。他拿着针线，在手里转了两圈，不知道要缝什么。他抬眼看了看四周，椅子、桌子、箱子、水缸，都安安静静地待着。他把针线放回抽屉。然后他走到院子里，站了一会儿。天上有月亮，又大又白，像一张烧透了还没灭掉的纸。
夜里，他摸黑把灯绳拉灭。黑暗从墙角涌进来。他听见很远的地方有火车的汽笛声，呜呜地响。他想，那是往省城去的火车。他翻了个身，把脸朝向墙，那墙缝里正有一点月亮光渗进来，细细的。
他闭上眼睛。现在，那双棉手套、那封信、那只空空的月饼盒子，全都在暗处，安静地放着。而他躺在这黑暗当中，竟觉得比哪天都轻。他呼出一口气，那么轻，轻得连自己都听不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