行李
一九八七年的夏天，李建民记得那个热。
热是从地上长出来的，从墙缝里渗出来的，从人身上的毛孔里往外冒。李建民蹲在院子里抽烟，烟灰掉在地上，和土混在一起。他看见自己的影子缩成一团，贴在脚边。
他女人王秀英在屋里喊他。
“建民，你来看看。”
声音从堂屋传过来，穿过那扇半开的木门。李建民没应，把烟头按进土里，站起来。膝盖响了一下。那年他四十二岁，膝盖已经开始响了。他走进堂屋，看见王秀英蹲在一只帆布箱子前面。
那箱子是他六年前在镇上供销社买的。军绿色，四个角包着铁皮，拉链是铜的。六年前买的时候，售货员说这箱子牢实，用十年没问题。李建民当时想，十年后的事谁知道呢。现在六年过去了，箱子还在，拉链有点涩，但还拉得上。
王秀英把一件蓝布棉袄叠得四四方方，往箱子角落里塞。箱子已经快满了，她还在找地方。
“装不下了。”李建民说。
王秀英没抬头。她把棉袄抽出来，重新叠，叠得更小，又往那个角落里塞。塞进去了。
“还有那双胶鞋。”王秀英说。
胶鞋是新的。上个月赶集买的，花了八块钱。李建民说不用买新的，旧的那双还能穿。王秀英说旧的磨平了底，下雨天打滑。她买了新的，一直放在柜子里，没让他穿。现在她拿着那双鞋，用报纸包好，放在棉袄上面。
李建民看着箱子。箱子里的东西码得整整齐齐，像砌墙一样。最底下是两身换洗衣服，上面是棉袄，再上面是胶鞋，边上塞着一袋花生，是前天炒的。还有一瓶辣酱，用塑料纸包了好几层，怕漏出来。辣酱旁边是一袋红薯干，王秀英自己晒的。缝隙里还塞着几条洗脸的毛巾，新的。
“就这些了。”王秀英说。
她说着，又起身去了厨房。李建民听见她开柜子的声音，塑料袋响的声音。她提着一袋东西回来了。
“鸡蛋。”她说，“带了二十个，路上吃。”
鸡蛋是熟的。王秀英早上起来煮的，煮好了放凉，用布袋子装着。她把布袋子找地方塞，箱子里已经没有缝隙了。她想了想，把辣酱拿出来，把鸡蛋放进去，再把辣酱放在鸡蛋上面，用手按了按。
“鸡蛋会碎。”李建民说。
“不会。我放了糠。”
她在鸡蛋之间塞了米糠，一个一个分开的。李建民看着她把辣酱重新包好，用一根绳子扎紧，放在最上面。她的手指粗粗的，骨节大，指甲缝里有泥。那是昨天摘菜时留下的。她洗了好几遍手，指甲缝里的泥还是没洗掉。
“行了。”李建民说，“装不下了。”
王秀英没说话。她蹲在那里，看着箱子。她的手还放在箱子上，手指摸着那根铜拉链。李建民看见她的手指在拉链上来回摸，摸得很慢。那手指粗粗的，骨节大，现在不动了，就放在拉链上。
箱子已经合不上了。里面的东西鼓出来，拉链拉了一半就拉不动。王秀英试了几次，拉链卡在那里，不动了。她使了使劲，铜拉链发出吱的声音，还是没拉动。她松开手。
“那件褂子。”她说。
“什么褂子。”
“你穿那件，袖子破了的。”
“不带了，”李建民说，“那边有缝纫机，以后再说。”
王秀英直起腰，站起来。她站起来的时候，膝盖没响。她比李建民小三岁，三十九了，膝盖还没响。她走到里屋，拿出那件褂子。是的确良的料子，灰色的，腋下破了。她把褂子抖开，看了看那个破洞，又叠好。
“带着，”她说，“天凉了多一件衣服。”
“装不下了。”
“挤挤。”
她把褂子往箱子里塞，塞在侧面。侧面本来夹着毛巾，她把毛巾抽出来，把褂子塞进去，再把毛巾叠小，塞在另一侧。拉链一点一点地拉过去，吱，吱，吱，拉到褂子的位置又卡住了。她用手指把褂子往里捅了捅，再拉，拉过去了一点点，又卡住了。她膝盖跪在地上，用手肘压在箱子上，另一只手拉。拉链过去了，过了那个最鼓的地方，然后就顺了。
她一直拉到头，站起来，把箱子拎了拎，试重量。李建民看见她的肩膀歪了一下，腿上的裤子沾着地上的土。
“三十斤有了。”她说，“长途车上挤，别让别人踩着。”
李建民嗯了一声。
他是明天早上的车。从村里到镇上，镇上到县城，县城再到省城。他弟弟李建军在省城一个工地上做小工头，说那边缺一个记数的，让他去。一个月一百二十块钱，管住不管吃。一百二十块钱，比他在家种地强。他算了账，除掉吃饭，一个月能攒八十。一年下来就是九百多，够家里用了。
地里的活留给秀英。两个孩子，大的十四岁，小的十一岁，都能帮上手。家里五亩地，种的是小麦和玉米。够吃了，但是没有钱。修房子要钱，孩子上学要钱，人情往来要钱。他在家种地，一年到头见不到现钱。弟弟说去，他就去。
那天晚上吃完饭，秀英炒了四个菜。腊肉炒蒜苗，鸡蛋炒韭菜，花生米，醋溜白菜。平常家里是三个菜，今天是四个。李建民坐在桌边，看见碗筷都摆好了，秀英在厨房里站着，没坐下。
“吃饭了。”李建民说。
“你先吃。”
秀英还在厨房里。他听见锅盖响，油响，又有东西下锅的声音。他坐着等了一会儿，秀英端着一碗红烧肉出来了。肉是上午从集上买的，五花三层。碗里油亮亮的，酱油色，搁了几粒八角。秀英把碗放在桌子中间，摆在腊肉旁边。
“吃肉。”她说。
两个孩子的筷子立刻伸过去。大的夹了一块，小的夹了一块，碗里少了两块肉。秀英看了看，给李建民的碗里夹了两块，然后自己坐下，端起饭碗。
“你怎么不吃。”李建民说。
“我吃了。”
李建民没再说话。他夹起一块肉，放进嘴里。肉炖得烂，肥的入口就化了，瘦的还有点嚼头。秀英炖肉的时候放了糖，吃起来回甜。他嚼着肉，看秀英吃饭。她低着头，筷子在碗里扒饭，只夹面前的醋溜白菜。
“把辣酱带好，”秀英说，“那边不一定有这种酱。吃的时候拿开水烫一下瓶子再开，不然盖子拧不开。我拧紧了。”
“知道。”
“花生在路上吃。鸡蛋也路上吃，先吃，放不住。”
“知道。”
“棉袄入秋了再穿。现在穿不着，放着占地方。但以后要穿。”
“知道。”
秀英没再说话。她吃完饭，站起来收拾碗筷。李建民看见她把剩下的一点腊肉推到红烧肉的碗里，有肥有瘦，还有蒜苗。她把碗端进厨房，然后李建民听见水响，锅响，碗碰着碗的声音。
他坐在堂屋里抽烟。外面的天已经黑了。夏天的天黑得晚，八点多了，天边还有一点红。他抽完一根烟，又点一根。院子里有蛐蛐叫，叫得很响。
夜里睡觉的时候，秀英翻了好几次身。李建民躺着，在黑暗里睁着眼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他听见秀英的呼吸声，听见她翻身的窸窣声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身边的动静停了。秀英的呼吸变匀了，她睡着了。李建民还没睡着。他听着那均匀的呼吸声，后来也睡着了。
早上五点，天还没全亮。秀英起来做的早饭。面条，里面窝了两个鸡蛋。李建民的碗里窝了两个，孩子的碗里一人一个。李建民把他碗里的一个夹给小的，小的看了一眼秀英，没敢吃。
“给你的你就吃。”李建民说。
小的吃了。
吃完早饭，李建民拎着箱子出了门。两个孩子去上学了，大的走前面，小的走后面，书包拍着屁股，一颠一颠的。李建民站在院门口看了一会儿，然后往村子口走。班车在村口等，六点钟到。
秀英跟着他走。他们一前一后，走在土路上。土路上的土很干，脚踩上去扬起来，落在裤腿上。早晨的天是灰的，有几只鸟在叫，麻雀，叽叽喳喳的。李建民走在前面，手里拎着箱子。秀英走在后面，手里拿着一把伞。
“别忘了，”秀英说，“在箱子最底下，我把伞塞在棉袄底下了。下雨用。”
“知道了。”李建民说。
“到了就打个电话。村头小卖部有电话，他家媳妇接，让她叫我。”
“知道。”
村口到了。班车还没来。他们站在路边等着。李建民把箱子放在地上。太阳出来了，照得土路发白。一群麻雀从一棵树上飞到另一棵树上，叫了几声，飞走了。秀英站在那里，看着前面那条路。路是土路，一直通到镇上去。这是村子唯一出村的路。
班车来了。车很旧，车身上有泥点子，车厢的铁皮响了一路。停在村口的时候，车没熄火，发动机还在突突响。
李建民拎起箱子。
“我走了。”
“嗯。”
秀英把伞递给他。他看了看伞，然后把伞插在箱子侧面的绑带上。车门口站着售票员，是个女人，嗓门很大，喊着上车了上车了。李建民上了车。车厢里坐了七八个人，都是赶早去镇上的。他把箱子放在脚边，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。
车发动的时候，他透过车窗看外面。秀英还站在那里。她穿着一件灰布褂子，领口有点翘，头发用夹子夹在脑后。她没有挥手，也没有说话。她就那么站着，看着车。班车开动了，扬起来的土把她裹在里面，看不清了。
车子开到镇上，又从镇上开到县城。县城车站人多，李建民排了半个小时的队买了去省城的票，又在候车室里等了一个钟头。候车室的椅子是铁的，坐上去凉。他坐在那里，箱子放在两腿之间，手按着箱子。旁边有人在吃馒头，有人在打牌，有小孩在哭。他坐在那里等车，没动。
上了长途车，他把箱子塞在头顶的行李架上。行李架很高，他举起来的时候箱子差点掉下来。旁边的人托了一把，他回头看了一眼，点了点头。车开了，从县城往省城去。一路上经过了好几个镇子，上来一批人，又下去一批人。李建民靠着窗户，看着外面的地。
地里有玉米，长得比人高。有人在玉米地里干活，看不见人，只看见玉米叶子动。车子一过，路边的树往后退，退出去了又出现新的树。他看了一会儿，眼睛累了。箱子的重量压在那里，行李架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。
到省城已经是下午了。车停在车站，一股汽油味和人的汗味混在一起。李建民从行李架上把箱子取下来，跟着人群出了站。他站在车站门口，身上是蓝布褂子，脚上是新胶鞋。路上走了大半天，胶鞋的鞋帮沾了点泥。
弟弟骑摩托车来接他的。摩托车是工地上一个四川人转手的，旧了，消音器坏了。李建军骑过来的时候声音很大。他走过来，接过箱子，往摩托车后面绑。
“这么沉，”弟弟说，“嫂子把家搬过来了?”
李建民没说话。弟弟把箱子绑好了，拍了拍，说行。李建民跨上摩托车后座，一手抓住后架，一手抓着弟弟的衣服。摩托车发动了，声音突突的。路上的人很多，自行车一排一排的，公交车开得很慢。弟弟骑着摩托车在人缝里钻来钻去。
到了工地，是一栋还没盖完的楼，灰色的水泥，钢筋伸出来，一根一根的。工棚在楼后面，是一排铁皮房子，铁皮发白，下雨留下来的水印一条一条的。弟弟带他进了一间，里面有四张床，上下铺。李建民的床是下铺，靠墙。墙上贴着旧报纸。
“你先收拾，”弟弟说，“我去看看他们干活。”
李建民把箱子放在床上，打开。箱子打开的那一下，辣酱的味道散出来。是豆豉辣酱，蒜味重，还有点麻。秀英做辣酱的时候放了花椒，炒过的花椒擀成面，闻着就麻。他把辣酱捧出来，放在床底下的木板架上。辣酱从箱子里拿出来，还有那天秀英身体的余温，只是错觉。辣酱旁边他放上一双旧拖鞋，工地干活穿的。
他一样一样往外拿。蓝布棉袄，叠得四四方方。他把棉袄抖开，摸了摸，挂在床头。褂子，袖子破了的那件，折痕很深。他抖了几下，折痕还在。胶鞋，报纸包着的，他拆开报纸，放在床底下。洗脸毛巾，三条，新的，有股洗衣粉的味道。他拿出一条，其余的塞在枕头下面。花生，一袋。鸡蛋，布袋子里的，他打开一看，碎了两个。蛋壳裂了，蛋黄露出来，沾在米糠上。他把碎的两个挑出来，放在碗里，剩下的重新扎好袋子，放在床底下的纸箱里。红薯干，一袋，他抓了一块放嘴里嚼。辣酱给隔壁床一个叫刘德海的人闻到了，“好香，你媳妇做的？”李建民嗯了一声。
最后是那把伞。他把伞抽出来，黑色的，布面，木头把。他撑开看了看，又收起来，立在墙角。
晚上吃完饭，李建民去工地的水龙头那里洗脸。水很凉，他洗了把脸，又洗了洗脖子。水顺着脖子流下去，把褂子领口弄湿了。他抬头的时候，看见对面那栋楼上有人在焊东西，火星从高处掉下来，在半空中就熄了。
接下来半个月，李建民每天早上去工地，傍晚回来。他是记账的，坐在一个集装箱改的办公室里，把每天进出材料的数字记在本子上。水泥多少袋，钢筋多少根，沙子多少车。闷在集装箱里，热得很，他把褂子脱了光着膀子，面前是账本轮着。干了半个月，他开始明白工地上是怎么回事了。哪个班组领了多少料，哪个材料商送了货没结账，门道慢慢摸清楚了。
辣酱他隔两天吃一回。用搪瓷缸子装一点，到食堂打饭的时候拌在饭菜里，咸咸香香麻，多吃半个馒头。半个月过去了，一瓶辣酱吃了小半瓶。他每次吃完都把盖子拧紧，放回床底下原来的位置。
红薯干吃完了。自己吃了一点，分给工棚里的人吃了一点。一个叫孙大有的人吃了一把，说甜，问还有没有。李建民说没了。
花生在第二天就吃完了。鸡蛋在第三天就吃完了。
七月十五号，他到省城正好半个月。那天下午下了一场大雨，雨来得快，是夏天那种。李建民在集装箱里听见雨砸在铁皮上的声音，咚咚咚的很大声。他透过窗户看出去，看见雨水从房顶流下来，一道一道淌在地上。
雨停的时候，他回工棚。进门一看，墙角那把伞还在那里，没动过。下雨的时候他在集装箱里，伞在工棚里。
八月到了。天气更热了。有一天中午，李建民在工地上数钢筋，远远看见有人站在工棚门口张望。走近了才看清，是秀英。她穿了一件白底蓝花的短袖，裤子是黑的，脚上是布鞋。旁边站着建军媳妇，两个人在一起说话。秀英看见他，没笑，脸上皮肤紧了紧。
建军媳妇后来告诉李建民，嫂子坐了四个小时车来的，晕车，吐了两回。来送秋衣，顺道看看建民住的地方。
“你怎么来了。”李建民走过去。
“送衣服。”秀英说。
她手里提着一个布袋子。进了工棚，她把布袋子的东西往外拿。一件毛衣，灰色的，手织的。收口收得紧紧的，袖子织得长，好像怕他手长。那时候李建民刚把夏天的衣服穿惯，还想不到秋天的事，毛衣就这么来了。
“过两个月天凉。”秀英说。
她的话总是短的。天凉了要穿，出门带伞，鸡蛋先吃。她的话像一个一个单独的字，之间没有连接的东西，但意思都在那里。
还有一袋花生，一袋红薯干，一瓶辣酱。放在上次那位置上。她蹲在地上把东西码好，辣酱靠里放，花生放在辣酱旁边，红薯干搁在纸箱里，码好了站起来，拍拍膝盖上的土。
她在工棚里站了一会儿。她的眼睛从这张床看到那张床，从墙壁看到窗户，从地面看到天花板的铁皮，最后落在李建民的床上。被子叠得不整齐，枕头上放着两条毛巾。她看见那件蓝布棉袄挂在床头，袖子上落了一层灰。她伸手拍了两下，灰飞起来，在光里飘了一阵落下去。
“褂子呢。”她问。
“在工地穿着。”
她点了点头。然后她看着床底下的胶鞋。胶鞋靠墙立着，鞋底朝外，还没怎么穿过。她蹲下去，把胶鞋拿起来，看了看鞋底，又放回去。
建军媳妇留她吃饭，她说不了，要赶车。建军媳妇说吃了再走，她说不了。李建民送她到工地门口，站住了。秀英往前走，没回头。她走路的姿势和在家里时一样，步子不大，脚后跟先着地。他一直看到她拐了个弯，看不见了。
十一月，天真正凉了。风从北边吹过来，刮在脸上像刀子。李建民把毛衣穿上了。白天在集装箱里还行，傍晚出来的时候得有棉袄。他把蓝布棉袄从床头取下来，抖了抖灰，穿上。棉袄有点紧，身上比离家时厚实了。干粗茶淡饭的活养人，不养钱。
他扣上扣子，手插在口袋里。左边口袋里有东西。他摸出来一看，是卷成一团的钱，都是十块的，一共三张，三十块钱。他拿着钱站了一会儿。秀英什么时候放进来的，没听她提过一句。她把钱放进棉袄口袋里，大概想着他不常穿，到天冷穿上就找到了。
他重新把钱揣进口袋，下午到邮局，寄了钱回家。一百块钱，加上这三十，一共一百三，是两个月攒下的。在汇款单上写名字时，他写了个王秀英。写完自己念一遍，又念一遍，没念错。寄完钱走回工棚，天已经黑了。
第二年春节，李建民在工地上过的年，没回家。建军回去了，问他要不要带东西。他说不用。建军说嫂子肯定给你塞东西，你看着吧。建军回来的那天晚上，提了两个蛇皮袋到李建民工棚里。李建民打开一看，腊肉，辣酱，花生，红薯干，腌萝卜，还有一双棉鞋，秀英做的，布面千层底，絮了棉花。
“嫂子说了，腊肉先吃，吃不完挂起来。棉鞋现在就能穿。萝卜放的住慢慢吃。辣酱吃完了拧紧盖子——”建军一样一样指给他看，学秀英说话，“——不然干掉了。花生在路上吃也行在屋里吃也行，怎么都行。红薯干也是，什么时候吃都行。棉鞋别踩水。”
李建民听着。建军学完，自己笑了，说嫂子这人，每回都是这些话，跟背书一样。
李建民把棉鞋穿上，在地上踩了踩。底子厚实，踩下去软。他到工地上厕所都换着那双鞋穿，天冷，夜里踩在冻住的水泥地面上，脚底下不凉。腊肉他挂在床头上方，靠近铁皮顶棚的地方，风从门缝里钻进来，晾着慢慢吃。
第三年夏天，李建民回了一趟家。地里的玉米正好要收，他请了十天假回去帮忙。坐长途车回去，还是那条路。车子进村的时候，他看见秀英在地里，戴着草帽，弯着腰在砍玉米秆。她直起腰擦了把汗，看见班车，站着一动不动，草帽的阴影把脸挡住，看不见眼睛。然后她开始往村口跑。她跑的时候胳肢窝夹着草帽，手在裤子上蹭了两下。李建民下车的时候，秀英已经跑到村口了。她站在他面前，喘气。脸上晒得红，又晒得黑，红和黑搅在一起的。
“回来了。”她说。
“嗯。”
她把手在裤子上又蹭了一下，接过他手里的箱子。箱子比去的时候沉了。里面有他给秀英买的布料，给两个孩子买的衣服和鞋。秀英拎着箱子走在前面，他空手走在后面。他看见她的后背，褂子湿了一片，贴在背上，能看见脊梁骨的形状。
那十天，他天天早起下地，天黑才回来。玉米掰完了挂了一院子，金黄的。晒干的玉米棒子码在墙角。他每天都从院子里进进出出，经过那些玉米棒子，没怎么注意它们。有一天晚上，他蹲在院子里吃饭，抬头看见满院子挂的玉米，在月亮底下发着黄。
走的那天，又是早上，又是五点钟。秀英又炒了四个菜，又是腊肉炒蒜苗，鸡蛋炒韭菜，花生米，醋溜白菜。还有一碗红烧肉，肥的居多。吃饭的时候，她没怎么说话。吃完她去厨房收拾，锅碗响了一阵，然后她拿出箱子，开始装东西。
这次箱子装得更满。腊肉塞了两块，辣酱两瓶，花生、红薯干是照常的。还有一袋新下来的玉米面，一塑料袋酸菜。酸菜用绳子扎了好几道，怕漏水。秀英把酸菜放在最底下，上面压着腊肉，再上面是衣服。还是那件蓝布棉袄，已经穿得发白了，她叠好放进去。毛衣也放进去，洗过了，有皂角味。箱子的拉链又是一点一点拉过去的，比第一次还费劲。
“过两个月天凉。”她说。
每年离家前她都这句话。天凉了的事，她总挂在心上。好像他这里没有秋天，没有冬天，什么都需要她准备。
“知道。”
李建民坐在门槛上系鞋带。系完一只，系另一只。系好他站起来，准备走。秀英叫住他。
“等会儿。”
她又回厨房提了个塑料袋出来，里面是煮好的鸡蛋，热的，隔塑料袋还烫手，十来个。她让他拿在手上，说路上吃，这个放不住。李建民接过塑料袋，热透过塑料袋传到手上。他低头看看鸡蛋，又看看秀英。她正在拉箱子的拉链，拉链卡住了，她蹲下去膝盖跪在地上用手按了按箱子盖，再拉。拉链齿咬合的声音从她手底下传过来，吱，吱，吱。
他转过身，拎起箱子走出堂屋。鸡蛋塑料袋挂在手腕上，一晃一晃的。
走到村口，班车还没来。秀英跟在后面，离他两步远。她不说话，他也不说话。麻雀还是那群麻雀，在树上叫，飞走了又飞回来。太阳刚冒头，地上的影子拉得斜长。
班车来了。车门开，售票员还是那个嗓门大的女人。李建民上了车，还是靠窗的位置。车子发动，他回头从车窗看秀英。她站在那里，和第一次一样，站得直直的，手垂在身体两边，不挥，也不说再见。车扬起的土把她裹了进去，比第一次更浓。土落下去的时候，她还站在那里，看不清表情，也看不清眼睛。只看见一个人形，灰布褂子，领口有点翘，慢慢变远变小模糊。
太阳升高了，把土路晒得明晃晃的，什么也看不见了。
一九九零年春天，李建民在省城接了一个电话。是打到他弟弟手机上的，建军跑到集装箱来找他，把手机递给他，嘴里说：“嫂子打的，打到我这来了，说家里有事。”
手机还是翻盖的，按键很小。李建民接了电话，听筒里秀英的声音很远。声音本身没什么不同，一样说话短，不连。她说，妈前天摔了腿，你回来一趟吧。她话说到这里停了一下，又说，不重，但得你回来看看。
她是李建民的妈。一瘫痪就得有人照应，秀英一个人忙不过来。
李建民跟工地请了假，坐车回去。从省城到县城，县城到镇上，镇上到村里。到了村口，班车还没停稳，他就看见秀英站在村口等着。和每次回来一样，她站在那个老位置，灰布褂子，脚上是布鞋，手臂上多两块护袖。她的脸比上次见时瘦了，颧骨高了些，下颏尖了。
“妈呢。”李建民下车。
“躺屋里。”
“多久了。”
“六天。”
他们往家里走。一进院门，李建民就看见廊檐下多了两根拐杖，是木头现做的，树皮还在上面，光溜溜的，秀英绑了布条作垫。妈的腿上绑着竹板和绷带。
接下来几天，李建民在家伺候妈，秀英下地，两人替换着。一个管白天，一个管夜里。每天早晨秀英去地里的时候，他还是会看看她后背。她还是那个后背，脊梁骨的地方被汗湿透了，褂子贴在骨头上。五年了，他每次回来都看见这个后背，没变过。
妈能下床的时候，李建民又得走了。还是早上，还是五点多，还是秀英炒菜做饭。吃完饭，秀英把箱子拿出来。箱子还是那个箱子，军绿色，四个角包铁皮。用了九年了，铁皮生了锈，帆布磨出了白线，铜拉链变成黑的了。
秀英蹲在地上装东西。腊肉，辣酱，花生，红薯干，酸菜。她一样一样往里放。放好了，站在箱子前面看。看了一会儿，她进里屋去了。
李建民在门口系鞋带。系好了，他站起来，拿起箱子。
“等等。”秀英的声音从里屋传出来。
她走出来，手里拿着一件东西。是一件棉背心，新做的，深蓝色的布面，针脚密密的，看得到细细的线。她抖开，让他穿上试试。
“船上有风，贴身穿。”
李建民穿上。背心刚合适，贴着身子，不紧不松。领口齐脖子根，袖窿不大不小。他把背心掖进裤子里，然后拎起箱子，走出门。秀英跟在后面。
到了村口，班车还没来。他们站在那里等。太阳升起来了，照得土路发白。秀英看着路，不说话。李建民看着手里的箱子，也不说话。麻雀在树上叫。
班车来了。李建民上车，找靠窗的位置坐下。车开了，他回头看。秀英站在那里，手垂着，不挥手。灰色的身影一点一点变远变小。
回到省城，行李放进工棚，他打开箱子。东西一样一样往外拿。腊肉挂起来，辣酱放床底，花生放纸箱里，红薯干也放纸箱里，酸菜靠墙放着。他伸手摸箱子底，摸到棉袄底下有东西。他把棉袄掀开。
箱子最底下，棉袄下面，压着一个布包。他拿出来，打开。布包里是一沓钱，全是一块两块五块的票子，纸币上有陈旧的折痕，数了数，四十六块。布包最里面还夹着一张纸，是从孩子作业本上撕下来的，对折的，打开，没写字，只画了两样东西。一根直线，下面垂着一个圆圈。看了一会儿，是伞。
他拿着那张纸，坐在床边。
过了很久，他把东西放下，站起来，走过去把工棚的门关上。铁皮门合上的时候，声响很大。他在床边坐着，手里还攥着那张纸。
那把伞立在墙角，已经落了一层灰。他看了看那把伞，然后站起来，走过去，把伞拿起来，用袖子擦了擦灰，又放回原处。
傍晚的时候，刘德海回来了，看见他坐在床边，问他吃了没有。他说没吃。刘德海说食堂还有饭，再不去就没了。李建民站起来，往食堂走。走到门口，他回头看了一眼那把伞，然后推开门走了出去。
门在他身后哐当一声关上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