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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扰之城

李建国死的那天,太阳特别大。

王秀兰记得清楚,那是1976年7月28日后的第三个月。唐山已经塌了,可他们这个河北小县城还立着,只是人心早就塌过一遍又一遍。李建国是凌晨三点咽的气,肺痨,咳了三年血,终于把最后一滴咳完了。

王秀兰坐在丈夫床边,看着他凹陷下去的脸颊,突然想起二十年前他们刚结婚时,李建国说要在院子里种棵枣树。“等枣子熟了,”他说,“咱们的孩子就在树下捡枣吃。”

枣树种了,孩子没来。不是怀不上,是怀了三次,掉了三次。最后一次,王秀兰在床上躺了两个月,还是没保住。那天李建国从公社回来,手里攥着两个鸡蛋,说是书记特批给病号的。王秀兰看着鸡蛋,眼泪就下来了。

“哭啥,”李建国说,“没孩子就没孩子,咱俩过。”

现在,连“咱俩过”也没了。

办完丧事,王秀兰发现自己不会说话了。

不是真的哑巴,是她突然觉得说话没意思。邻居张大妈来慰问,说了一车轱辘话,从“节哀顺变”到“以后有啥困难尽管说”。王秀兰只是点头,嘴唇抿成一条直线。

“秀兰啊,你可别憋出病来。”张大妈拍着她的手。

王秀兰把手抽回来,继续叠李建国的衣服。一件蓝布中山装,领子磨得发白,袖口补了三次。她叠得很慢,先把袖子对齐,再把衣身对折,最后抚平每一道褶皱。叠好了,放在膝盖上,又拆开,重新叠。

张大妈叹口气,走了。

王秀兰听见关门声,手上的动作停了。她抬起头,看着空荡荡的屋子。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,灰尘在光柱里跳舞。李建国活着的时候最讨厌灰尘,每天都要用鸡毛掸子掸一遍。现在没人掸了,灰尘自由了。

她突然站起来,走到墙边。墙上挂着一面镜子,镜框是木头的,漆掉了一半。王秀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:四十五岁,头发已经白了一半,眼睛下面是深深的黑影,嘴角向下耷拉着,像被人用线缝住了上扬的可能。

她伸出手,摸了摸镜子里的脸。

“建国,”她说,“我怎么办?”

镜子不说话。灰尘还在跳舞。

第二天,王秀兰开始砌墙。

不是真的墙,是她心里的墙。第一个进来的是街道主任老赵,带着一张表格。

“秀兰同志,组织上关心你,”老赵推了推眼镜,“这是抚恤金申请表,你填一下。”

王秀兰接过表格,看着那些格子: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与死者关系、家庭成分、政治面貌……她的目光停在“政治面貌”上。李建国是党员,她不是。她只是个群众,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群众。

“这里填‘群众’。”老赵指着格子说。

王秀兰拿起笔,手有点抖。她写得很慢,一笔一划,像小学生学写字。写完了,递给老赵。

老赵看了看,皱眉:“你这字……算了,能认就行。对了,下个月街道组织学习,你还得来参加。”

“学什么?”

“批判‘四人帮’的新材料。”老赵压低声音,“上面新发下来的,很重要。”

王秀兰点点头。等老赵走了,她走到窗前,看着外面。街道上贴满了大字报,红的、白的、黄的,层层叠叠,盖住了墙本来的颜色。有风吹过,纸角哗啦啦响,像在哭,又像在笑。

她拉上窗帘。

黑暗里,她开始砌第一块砖。砖是看不见的,但她能感觉到它的重量和形状。她把砖放在心的周围,用记忆做水泥,一块一块,砌得很认真。

砌墙的第三天,妹妹秀珍来了。

秀珍比王秀兰小十岁,在纺织厂上班,说话声音大,走路带风。她一进门就嚷嚷:“姐,你这屋子怎么这么暗?窗帘拉上干啥?”

“阳光刺眼。”王秀兰说。

秀珍一把拉开窗帘:“刺什么眼,多点阳光好!”她转过身,盯着王秀兰,“姐,你别这样。人死不能复生,你得往前看。”

王秀兰不说话,继续择手里的韭菜。一根一根,把黄叶去掉,把根掐掉,整齐地放在篮子里。

“跟你说个事,”秀珍凑过来,“我们厂有个老刘,去年死了老婆,人不错,工资也高……”

“我不嫁。”

“你才四十五,以后几十年怎么过?”

王秀兰抬起头:“我有手有脚,能过。”

秀珍叹口气,从包里掏出两个苹果:“厂里发的,你留着吃。”她站起来,走到门口,又回头,“姐,人得现实点。”

秀珍走了。王秀兰看着那两个苹果,红彤彤的,像孩子的脸蛋。她拿起一个,擦了擦,咬了一口。很甜,甜得发腻。

她走到院子里,那棵枣树还在。二十年了,树干有碗口粗,叶子开始发黄。她抬头看,枝头挂着几颗枣子,小小的,青青的,还没熟透。

李建国说过,等枣子熟了。

她伸出手,摘下一颗青枣,放进嘴里。涩,涩得舌头都麻了。她没吐,慢慢嚼,慢慢咽。

回到屋里,她砌了第二层砖。

墙砌到一人高的时候,秋天来了。

街道组织学习,王秀兰去了。会议室里挤满了人,烟雾缭绕。老赵在台上念文件,声音抑扬顿挫:“……‘四人帮’的流毒必须彻底肃清……”

王秀兰坐在角落里,看着自己的手。手很粗糙,关节粗大,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韭菜味。李建国说过,她的手是劳动人民的手。他说这话时,正给她涂蛤蜊油,说冬天快到了,别裂口子。

“王秀兰同志!”

她抬起头,发现所有人都看着她。老赵在台上问:“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?”

什么问题?她没听见。但她知道该说什么。这些年,她学会了该说什么。

“我坚决拥护组织的决定,”她说,“彻底肃清流毒。”

老赵满意地点点头,继续念文件。

散会后,张大妈拉住她:“秀兰,你刚才发什么呆?”

“没发呆。”

“还没发呆,眼都直了。”张大妈压低声音,“听说没?老孙家出事了。”

王秀兰不想听,但张大妈已经说开了:“他儿子偷听敌台,被抓了。你说这孩子,好好的学不上,听那玩意儿干啥……”

王秀兰加快脚步,把张大妈的声音甩在后面。回到家,关上门,背靠着门板喘气。心怦怦跳,像要跳出胸膛。

她走到镜子前,看着自己。眼睛还是那双眼睛,鼻子还是那个鼻子,但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。是什么?她说不清。

晚上,她梦见李建国。梦里,李建国在砌墙,用真的砖,真的水泥。他砌得很高,高到看不见顶。王秀兰喊他,他不回头。她走过去,想推倒那墙,手刚碰到砖,墙就塌了,砖块砸下来,把她埋在下面。

她惊醒,浑身是汗。

月光从窗户照进来,在地上画出一个白格子。她看着那格子,突然明白了。她在砌墙,不是为了把自己关起来,是为了把一些东西挡在外面。

什么东西?她想了想:同情、怜悯、建议、流言、批判、关心……所有那些不需要的东西。

她需要什么?她不知道。但她知道不需要什么。

墙砌到顶的时候,冬天来了。

第一场雪下得悄无声息。王秀兰早上推开门,看见满院子白。枣树披着雪,枝条压弯了腰。她走到树下,摇了一下树干,雪簌簌落下,落在她头上、肩上。

她想起小时候,和妹妹在雪地里跑,摔倒了也不疼,因为雪是软的。母亲站在门口喊:“回来!冻着了!”她们不回去,继续跑,继续笑。

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?三十年?四十年?

她蹲下来,用手捧起一捧雪。雪在手里慢慢融化,变成水,从指缝流走。她看着空空的掌心,纹路纵横,像地图上的河流。

“姐!”

秀珍又来了,这次带着一个男人。男人五十岁左右,穿着蓝色工装,手里提着一包点心。

“这是老刘,”秀珍说,“我跟你说过的。”

老刘点点头,有点局促:“王同志,你好。”

王秀兰站起来,拍拍手上的雪:“屋里坐。”

屋里很冷,没生炉子。秀珍一进门就叫起来:“姐,你怎么不生火?这不得冻死!”

“煤票用完了。”

“我那儿有,明天给你拿点来。”秀珍说着,捅了捅炉子,发现里面是冷的,“老刘,你会生炉子不?”

老刘连忙说:“会,会。”他找来柴火和煤,熟练地生起火。炉子很快旺起来,屋里有了暖意。

秀珍拉着王秀兰到里屋:“你看,人多好,有个男人,啥事都方便。”

王秀兰看着门帘外,老刘正蹲在炉子前添煤。他的背影很宽,和李建国不一样。李建国瘦,肩膀窄,但扛得起一百斤的麻袋。

“他老婆怎么死的?”王秀兰问。

“病死的,癌症。”秀珍说,“人老实,工资七十八块五,有房子,孩子都工作了。姐,这样的条件,打着灯笼难找。”

王秀兰没说话。她走到外屋,老刘站起来,对她笑。笑容很憨厚,牙有点黄。

“王同志,你这炉子该通通了,烟道有点堵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我明天带工具来,给你通通。”

“不用麻烦。”

“不麻烦,顺手的事。”

秀珍从里屋出来:“什么麻烦不麻烦,以后都是一家人。”

王秀兰突然觉得很累。那种累从骨头里透出来,让她想躺下,永远不起来。但她没躺下,她站着,背挺得笔直。

“老刘同志,”她说,“谢谢你生火。点心你带回去,我不吃甜的。”

老刘愣住了。秀珍急了:“姐,你说啥呢!”

“我说,我不吃甜的。”王秀兰重复一遍,声音很平静,“你们回去吧,我累了。”

秀珍还想说什么,老刘拉住她:“那……王同志,你休息,我们改天再来。”

他们走了。王秀兰关上门,插上门栓。炉火噼啪作响,屋里越来越暖。她走到炉子前,伸出手烤火。火光映着她的脸,一跳一跳的。

她想起李建国最后的日子。他躺在床上,瘦得只剩一把骨头,但眼睛很亮。有天晚上,他忽然说:“秀兰,我对不起你。”

“有啥对不起的。”

“没让你过上好日子。”

“啥叫好日子?”王秀兰问。

李建国想了想,说:“就是……心里踏实。”

“我现在心里就踏实。”

李建国笑了,那是他最后一次笑。三天后,他死了。

王秀兰看着炉火,忽然明白了什么。她站起来,走到镜子前。墙已经砌好了,在心里,很高,很厚,没有门,没有窗。但奇怪的是,她不觉得闷,反而觉得自由。

因为墙是她自己砌的。砖是她选的,水泥是她和的,每一块都放得恰到好处。墙里面,没有同情,没有怜悯,没有建议,没有流言,没有批判,也没有关心。只有她自己,和那些她愿意记住的东西:李建国生火的样子,枣树第一次结果的样子,母亲站在门口喊她回家的样子……

这些东西不多,但够了。

她对着镜子,试着笑了一下。嘴角很僵硬,像生锈的合页。但她坚持着,又笑了一下。这次好点了。

第二年春天,枣树开花了。

小小的,黄绿色的花,藏在叶子后面,不仔细看发现不了。王秀兰每天都要在树下站一会儿,看那些花。有风吹过,花瓣飘下来,落在她肩上。

张大妈还是常来,说东家长西家短。王秀兰听着,偶尔点点头,但那些话进不到心里去。它们撞在墙上,掉下去了。

秀珍不来了,生她的气。王秀兰不怪她,她知道秀珍是为她好。但“好”这个东西,有时候很重,重得让人喘不过气。

街道学习照常进行,老赵还是念文件,大家还是抽烟、打瞌睡、窃窃私语。王秀兰坐在角落里,看着窗外的树。树发芽了,嫩绿嫩绿的,像婴儿的手。

有天散会后,老赵叫住她:“王秀兰同志,你最近表现很好。”

“谢谢主任。”

“要保持。”老赵顿了顿,“对了,下个月有卫生检查,你家得收拾收拾。”

“好。”

王秀兰往家走,步子很慢。街上的大字报少了些,但还有残留的纸片,在风里抖动。有个孩子在墙根下玩泥巴,弄得满手满脸都是。他母亲从屋里冲出来,一巴掌打在他屁股上:“脏死了!回家!”

孩子哭了,哭声嘹亮。

王秀兰看着,忽然想起自己那三个没出生的孩子。如果活着,也该有孩子了。但没如果。人生没有如果,只有结果。

她回到家,开始打扫。其实家里很干净,但她还是扫了一遍,擦了一遍。擦镜子时,她仔细看了看自己的脸。白发更多了,皱纹更深了,但眼睛很清亮,像雨后的天空。

夏天,枣子熟了。

王秀兰摘了一篮子,红彤彤的,像小灯笼。她给张大妈送了一些,给老赵送了一些,剩下的晒在院子里。太阳很好,枣子慢慢变皱,变甜。

秀珍终于来了,带着外孙女。孩子三岁,扎两个小辫,眼睛圆溜溜的。

“叫大姨。”秀珍说。

孩子怯生生地叫:“大姨。”

王秀兰蹲下来,摸摸孩子的脸:“真乖。”她起身去屋里,抓了一把枣子给孩子,“吃枣,甜。”

孩子看看秀珍,秀珍点点头。孩子接过枣子,咬了一口,笑了:“甜!”

秀珍看着王秀兰:“姐,你不生我气了?”

“我没生气。”

“那你怎么不来找我?”

“忙。”王秀兰说,“要晒枣,要做酱,要腌菜。”

秀珍叹口气:“你呀,就是倔。”

她们坐在枣树下,孩子跑来跑去追蝴蝶。秀珍说了很多:厂里的事,家里的事,孩子的事。王秀兰听着,偶尔插一句。

“老刘结婚了,”秀珍忽然说,“找了个四十岁的,带个孩子。”

“挺好。”

“你不后悔?”

王秀兰摇摇头。她看着枣树,阳光透过叶子,在地上画出斑驳的影子。有只蚂蚁在搬枣子屑,很努力,一点一点地挪。

“我现在这样,挺好。”她说。

秀珍看着她,看了很久:“姐,你好像……不一样了。”

“哪儿不一样?”

“说不上来。”秀珍想了想,“就是觉得,你心里有底了。”

王秀兰笑了。这次笑得很自然,嘴角上扬,眼角的皱纹像花瓣一样绽开。

秋天又来了,然后是冬天,然后又是春天。

一年一年,就这样过去。枣树老了,有些枝干枯了,但每年还开花,还结果。王秀兰也老了,背有点驼,走路慢,但每天还扫地,还做饭,还坐在枣树下发呆。

有天王秀兰在院子里晒太阳,忽然想起李建国说过的话。他说要在院子里种棵枣树,等枣子熟了,孩子就在树下捡枣吃。

孩子没来,枣子年年熟。

她站起来,走到枣树前,抱住树干。树皮粗糙,硌手,但很踏实。她把脸贴在树上,闭上眼睛。

她看见了那座城。在心里,无扰的城。墙很高,很厚,没有门,没有窗。但城里有阳光,有枣树,有李建国生火的样子,有母亲站在门口的样子,有所有她愿意记住的样子。

这些东西不多,但够了。

足够让她在每一个清晨醒来,在每一个夜晚睡去。足够让她在枣子熟的时候摘枣,在下雪的时候看雪。足够让她活着,以她自己的方式。

风吹过,枣树的叶子沙沙响,像在说话。王秀兰睁开眼睛,松开树干。她抬起头,看着天空。天很蓝,云很白,一只鸟飞过,翅膀划出看不见的弧线。

她回到屋里,生火做饭。炉火很旺,水很快开了,蒸汽升起来,模糊了窗户。她看着那蒸汽,忽然想起很久以前,母亲教她做饭时说:“火要空心,人要实心。”

她一直不懂什么叫“人要实心”。现在好像懂了,又好像没全懂。

不过没关系,有些事不需要全懂。

饭做好了,她盛了一碗,坐在桌前。桌上摆着两副碗筷,一副她的,一副李建国的。这是她的习惯,从李建国死的那天开始,没变过。

她吃得很慢,一口饭,一口菜。吃完,把李建国那碗饭倒回锅里,明天热热还能吃。

收拾完,天已经黑了。她点上煤油灯,坐在灯下补衣服。针线在手里穿梭,一上一下,像时间的脚步。

补好了,她把衣服举起来,对着灯看。补丁很平整,针脚很密。她满意地点点头,把衣服叠好。

该睡觉了。她吹灭灯,躺到床上。月光从窗户照进来,照在墙上,照在地上,照在她脸上。

她闭上眼睛。

墙在心里,城在心里。无扰,不是因为外面没有打扰,而是因为她学会了在打扰中,守住自己的安静。

这很难,但她做到了。

一夜无梦。